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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颜延之(384—456)是魏晋南北朝刘宋时期重要的文学家,与谢灵运并称为“颜谢”,并以“雕绘”之功与谢灵运平分秋色,在当时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书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部分是关于颜延之里籍、门第、家世,及其生平中重要问题如绰号,如三十初仕、免官原委等的考辨。第二部分是关于颜延之散在现存各种文献中诗文作品的考证。作者对一些误题或伪作做了辨析,这项工作基本上把颜延之存世诗文的情况清理出来了。第三部分是关于《颜延之集》的研究,作者对《颜延之集》的结集、散佚、重编,以及今存颜集的版本源流做了较为细致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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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杨晓斌,甘肃天水人,文学博士,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英才计划”,陕西省“百人计划”特聘教授。兼任中国骈文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古典文献学。主持完成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颜延之生平与著述考论”“胡风东渐与汉魏文学新变”,主持完成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汉魏六朝集部文献研究著作提要”。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哲》《文史》《文献》《国学研究》《光明日报》《复旦学报》等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中多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出版的古籍整理作品主要有《皇越春秋》《西行日记》《西北历程》《续通鉴纪事本末》《阴铿诗集》等,主编、主撰《历代赋评注》(魏晋卷、南北朝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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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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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守始安的经过、时间及行事考辨
经过以上对诸家说法的分析与勘验,今在吸收前哲时贤创见的基础上,重新梳理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的时间与经过。
李学勤先生在《走出疑古时代》中谈及对古史的研究与编年时说,“用今天出土的这些材料设立几个定点,然后把其他的古书排进去”,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葛兆光先生将其恰当地称为“古籍排队”,葛兆光《中国古代还有多少奥秘?》,载《读书》1995年第11期。这一方法的提出不仅为古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也为其他学科领域中因文献材料的缺乏而造成的一些模糊问题(尤其是时间的考订或编年)的研究指引了出路。在颜延之的生平研究或编年中,对于因史料的缺乏而造成的时间和事件的模糊、甚至矛盾的问题,我们也不妨借鉴“排队”的办法,先设立几个定点,然后把其他的事件排进去,就可以基本确定其生平行事。
(一)出守的政治背景和时间
先从史书有明确记载的高祖(宋武帝刘裕)崩这一时间为起点考察。永初三年(422)五月癸亥,高祖崩,颜延之上《武帝谥议》,谢灵运作《武帝诔》。
“诔”和“谥议”的写作目的与功用是什么?或者说在什么背景下需要写“诔”和“谥议”呢?《文心雕龙·诔碑》:“大夫之材,临丧能诔。诔者,累也;累其徳行,旌之不朽也。……读诔定谥,其节文大矣。……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三《诔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12—213页。版本下同。用诔这种文体来累述亡者生前德行,其主要目的是为其定谥,因此没有浓厚的哀伤感情,这种文体的体制特点是以选录亡者生前的语录(美言)和德行为内容,既具有纪传体的体式又兼有颂文的特征,这是诔文之正体。正如谢灵运《武帝诔》的开头:“九有同悲,四海等哀。矧伊下臣,思恋徘徊。敢遵前典,式述圣徽。”除了前四句表现哀伤之情外,其馀都是赞颂,历述刘裕从隐居民间到北伐胜利、克定祸乱、承继帝位、八方来服、四海升平等功绩。其体制也是“传体而颂文”,前有序文,后有诔辞;序用散体,辞用韵语。今存诔文中,大多以哀祭或哀伤为主要内容,这是诔文的变体。再看颜延之《武帝谥议》的内容,全篇都是颂扬功德,在今存文本中没有出现“谥为”或“谥曰某”的字眼,正因为是“谥议”,其功用是要来讨论根据生前德行应该谥什么,而不是下结论,相当于草案。
皇帝驾崩,由当时齐名文坛的“颜谢”撰写“谥议”和“诔”,是符合情理的。在他们二人的撰文中,只是历述和颂扬德行,因为谢灵运的《诔》是用来定谥的依据,颜延之的《谥议》要来讨论应该谥什么。二文全篇历述宋高祖一生的德行,颂扬其功德,虽然正合“克定祸乱曰武”《宋书》卷九八《氐胡传》:“谨案谥法,克定祸乱曰武。”(第2416页)的谥法,但不能在文中就把宋高祖刘裕的谥给明确定下来,也不能在文中出现比如“谥曰武”的字眼,而是在他们撰文的基础上,由群臣讨论商定。以此推断,《武帝诔》和《武帝谥议》在最初成文时,应当没有“武帝”二字或没有标题,今传题目应当是后人加上的。最后在临葬时,由群臣上谥。故《南史》卷一《宋本纪》中载:“(永初三年)七月己酉,葬丹阳建康县蒋山初宁陵。群臣上谥曰武皇帝,庙号高祖。”《南史》卷一《宋本纪》,第27页。因此,颜延之《武帝谥议》、谢灵运《武帝诔》的写作时间应当是在武帝崩与葬之间的临丧期,即介于永初三年五月癸亥与七月己酉(八日)之间。如是,则朝廷出颜延之、谢灵运为遥郡太守诏命的发布当在七月己酉(八日)之后。
谢灵运离京赴任,作《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可见他被贬为永嘉太守的时间应当在七月八日至七月十六日之间。颜延之的出守时间要比谢灵运晚一些,确如沈玉成先生在《关于颜延之的生平和作品》一文中所说:因为谢灵运的门第、身世、名望都超过颜延之,谢灵运自负狂傲,倔强新朝,甚至蔑视皇族与皇权,政治上躁进,成为徐羡之、傅亮的主要打击对象。对颜延之则从宽发落,留在建康,以观后效,但最终未能幸免。沈玉成《关于颜延之的生平和作品》,载《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4期。
颜延之被逐出定员、出为遥郡太守的最终导火索,就是权臣徐羡之等有废立之意。宗法观念下,父死子继是正统的传承制度,而兄终弟及只是其补充,因此在位皇帝被废除者,一般都是由于政不由己出,并且年幼。当时的皇帝是少帝刘义符,十九岁,无子。于是权臣在暗中操纵,皇太后和位尊望隆的重臣在面上打点,就导演了兄终弟及的悲剧。为此,他们做了一些排除异己、扫清障碍的准备工作,主要有两种策略和一项保障:一,外放亲信大臣,使刘义符彻底成为孤家寡人。二,流放、杀害其他皇子,逐一铲除竞争者。三,调集外地军事力量入京做保障,以防不测,然后迎刘义隆入朝。当然,废除需要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景平二年五月乙酉,据《二十史朔闰表》,景平二年五月辛酉朔,则乙酉为五月二十五日。由皇太后扮演前台人物,发布了一道诏令,《宋书》卷四《少帝纪》载皇太后诏令,其中说:“王室不造,天祸未悔,先帝创业弗永,弃世登遐。义符长嗣,属当天位,不谓穷凶极悖,一至于此。大行在殡,宇内哀惶,幸灾肆于悖词,喜容表于在戚。至乃征召乐府,鸠集伶官,优倡管弦,靡不备奏,珍羞甘膳,有加平日。采择媵御,产子就宫,腼然无怍,丑声四达。及懿后崩背,重加天罚,亲与左右执绋歌呼,推排梓宫,抃掌笑谑,殿省备闻。加复日夜媟狎,群小慢戏,兴造千计,费用万端,帑藏空虚,人力殚尽。”(第65页)指陈少帝刘义符在高祖及太皇太后(孝懿萧皇后)丧期,不守居丧之礼,居处所为有过失,因此废了少帝。其实居丧无礼的不止刘义符,比刘义符更加无礼的就是即将迎立为帝的刘义隆,在居丧期间偷偷生了儿子刘劭。宋武帝崩,萧太后制三年之服,按制为二十七个月。《宋书》卷九九《二凶传》载:“帝即位后生劭,时上犹在谅,故秘之。三年闰正月,方云劭生。”(第2423页)“谅”,居丧也。宋武帝于永初三年五月癸亥(二十一日)崩,即使从当日算起,满二十七个月应该到元嘉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刘义隆在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正式即位,改景平二年为元嘉元年。据《二十史朔闰表》,元嘉二年八月甲申朔,则丁酉为八月十四日,还在服丧期,这时儿子刘劭已经出生,明显也不守居丧之礼。不得已,一直等到元嘉三年闰正月,这时不管从哪方面考虑,都是符合居丧之礼的,于是才向外界公布。故《宋书》卷五《文帝纪》载:“(元嘉三年春正月)闰月丙戌,皇子劭生。”(第74页)可能在《本纪》中史家为皇帝讳,用曲笔,因为宋文帝是刘宋一代最有作为的皇帝,元嘉之政,有口皆碑;而在《二凶传》中史家终显露了其实录精神,抑或是史家报应观念的体现(居丧生子,事出无礼,子壮弑父,殆为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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