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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史料翔实，客观公正。
2.架构清晰，论述条分缕析，易懂易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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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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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专著。作者从典型文本与典型现象入手，以韩少功、陈忠实、莫言等名家与他们的作品为例，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嬗变，揭示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状貌和特征。一方面，通过典型文本和典型现象的解读来呈现特定时期文学思潮的走向以及文学历史的基本概貌；另一方面，在解读这些典型文本和典型现象时也充分考虑到外在经济、传媒、地理等因素对它们的复杂影响，史料扎实，论述客观。本书适合中国当代文学爱好者与研究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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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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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黎明，1973年出生于河南信阳，1999年获得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2005年获得苏州大学博士学位，现为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中国当代小说、中国当代文学与域外文学关系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主持并完成省级项目3项，出版学术专著1部，合著2部，参编教材3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获省、市级科研奖励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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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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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典型文本、典型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构成
章：次文代会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
一、次文代会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
二、次文代会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新方向
三、次文代会与中国当代文学体制的形成
附：次文代会代表到底是多少人？
第二章：电影《武训传》批判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建构
一、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历史语境
二、电影《武训传》生产与批判历程
三、批判特点与范式建构
第三章：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文学命运解析
一、与《讲话》不甚一致的模糊认同
二、新文艺方向语境下的变与不变
三、在时代的激流中失去“方向”
第四章：中国作家魔幻叙事的文学历程与民族化转向
一、中国当代作家魔幻叙事的文化语境
二、文学习语：中国当代作家魔幻叙事的模仿与借鉴
三、文学创语：中国当代作家魔幻叙事的转化与创造
四、中国当代作家魔幻叙事民族化转向
第五章：海外译介与文学重构：余华作品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
一、西方接受与大众传媒规约下余华作品的跨文化传播
二、本土化想象与民族文化期许
三、困境和问题
第六章：韩少功与“寻根”文学
一、韩少功与文学“寻根”
二、“寻根”主张与韩少功的创作实践
三、“寻根”文学的价值与文学史意义
第七章：编辑与当代文学生产：以先锋文学潮流的生成为例
一、引领与扶助：文学编辑与1980年代前期新潮文学生产
二、由边缘到中心：文学编辑与先锋文学潮流的生成
三、编辑品格、文学共同体与先锋文学的互构
第八章：《烦恼人生》与写实主义的新风景
一、“新写实”小说创作缘起及其潮流化过程
二、生活流与世俗化审美
三、重估“新写实”小说的价值和意义
第九章：经典的生成与衍化：《白鹿原》接受史考察
一、经典的生成与话语的交锋
二、经典的确立及路径
三、经典的增值与衍化
第十章：“典型”莫言：叙事母题、魔幻与语言之争
一、叙事母题：饥饿与孤独
二、莫言小说中的魔幻及其复杂构成
三、精英与民间的话语碰撞：莫言小说的语言风格之争
四、复杂性：理解莫言的一种路径
第十一章：文学地理与阎连科小说的文学建构
一、阎连科文学地理意识的生成与主体呈现
二、文学地理与阎连科乡土叙事的建构
三、从文学地理的建构到对文学地理的超越
第十二章：《好人宋没用》：新世纪文学的“小人物”书写
一、小人物书写的历史与真实
二、低姿态叙事与平凡人生的光芒
三、小人物与大格局
附录：《炸裂志》：新世纪乡土书写的裂变——研究生讨论课纪实
一、寓言性与现实性：《炸裂志》的主题内涵
二、“裂变”书写：对中国乡村发展的洞见还是偏见
三、核心人物形象的隐喻性与符号性
四、“神实主义”叙事的表征及其意义
五、《炸裂志》的问题及局限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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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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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文本、典型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构成
迄今为止，中国当代文学已有70余年的历史，对于如何理解这一时期纷繁复杂的文本与文学现象，如何描述它们生成、流变的历史进程，学界有不同的方式和路径。本书试图从典型文本与典型现象入手，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嬗变，揭示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状貌和特征。
通过典型文本、典型现象与文学思潮的互动来透视中国当代文学，其中关涉论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时经常会触碰的对社会史与文学性关系的理解，也与如何重写和重评文学史密切关联。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至今已有100多年（自1922年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始）的历史，这期间尤其是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对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如何书写乃至重写的问题，曾经产生了很多的争论，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起止时间、空间边界分歧，到启蒙范式与革命范式、“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的论争，这些均在文学史重写的进程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相关的争论和分歧依然一直存在并延续，例如，《深圳商报》2014年前后在其“文化广场”栏目里开设了“重写文学史”的讨论，由于有海外、港台以及内地众多文学史名家的加入，再一次激活了对文学史如何重写的讨论。
在观察这些有关“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文章时，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80年代引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书写中的社会史与文学性的论争，依然是众多史家在描述自己文学史地图时无法回避的话题。这个似乎很陈旧的话题，在我看来仍有讨论的必要，而且也是我们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历史时必须面对的问题。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20世纪5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文学史写作难以摆脱对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史框架的依从，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或中国当代文学史成为论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合法性及其历史进程的文学史，“阶级”“革命”“民族解放”等社会史话语也成为中国现当代中国文学史的核心话语。这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不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书写者将社会史的介入视为造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困境的主因，认为“只有将社会史从文学史中分离出去，把文学史的写作重心放在语言艺术发展规律的探索上，才能建立一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1]。在质疑上述文学史模式的同时，不少的研究者试图用现代性或者审美现代性抑或文学性等概念来描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发生、发展与流变。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人们对“现代性”和“纯文学”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这些新的文学研究话语和文学史叙述模式也开始引起人们对这些曾经时髦的概念的反思，体现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就是有人开始提醒注意文学史书写要有历史意识或者社会史意识，“文学史研究是对文学历史的研究 ，所以文学史研究就应该属于历史研究范畴。”“文学史作为历史研究 ，首先就应该遵从历史研究的规律 ，就像文学研究不是文学创作一样 ，文学史也不是文学理论或者文学批评。”就连著名的现代文学史学者
陈平原先生，在反思20世纪戏剧史研究时，也强调“20世纪的中国戏剧，单是文学性与演剧性的纠葛还不够，还必须添上政治史、思想史及社会史的现代性视野，方才使得作为学术领域的中国戏剧研究，充满各种变数，孕育无限生机”[1]。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以及文学史书写中如何看待和处理社会史和文学性的问题，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及文学史的书写强调文学性似乎理所当然，这是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叙述对象的内在规定性所决定的。因为，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文学史的书写，其存在的基础和终的指归都是文学，所以对文学本身的关注和研究是它们为本分的职责。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中，文学文本是其基本的构成要素，发掘作家、作品的审美创造和文学创新，也应该成为它们的重要内容。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文学观念的调整——注重文学性和审美现代性，的确对以往僵化的文学史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强调文学的内部规律，重新解释了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内容、路径和模式均发生较大的调整和变化。例如，过去许多曾被误读的历史得以澄清，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周作人等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或者“简化者”，在新的历史叙述中再度归来，文学史的许多空白被被不断填补。（下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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