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多尔诺[1]《走向成熟的教育》[2] 的扉页中，有哈贝马斯的一句总结性评论：“如果分析的洞见——这种洞见源于对苦难的经验——的力量等于苦难，那么脆弱性和受伤性的尺度就是阿多尔诺哲学的潜力。”[3] 哈贝马斯早年写下的这句话精准地概括出了阿多尔诺哲学的核心关怀。阿多尔诺曾经在多处明确表达过这种关怀。在
《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一文中，他开门见山就指出“奥斯维辛不再重演，是对教育的第一要求”[4]。在阿多尔诺的视域中，屠杀数百万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现代文明中野蛮的一面。要求奥斯维辛不再重演，不仅是要求人们消除种族偏见及因此偏见而做出的各种野蛮行径，更是要求所有人通过“批判的自我反思”审视现代文明
[1] 对于Adorno 的翻译问题，本书并没有采用目前比较流行的“阿多诺”译法，而是采用《德语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中“阿多尔诺”的译法。
[2] Theodor W. Adorno， Erziehung zur Mündigkeit， Suhrkamp， 1971.
[3] 这句话的原始出处参见Jürgen Habermas， 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 Suhrkamp， 1984， S. 166 。
[4] Theodor W. Adorno， Critical Models: Interventions and Catchwords， trans. Henry W. Pickfor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91.
本身。对现代文明本身的批判是阿多尔诺哲学的基调。他强调：“与奥斯维辛不再重复这一点相对立的话，那么关于教育理想的每次讨论都是无意义和无关紧要的。”[1] 这句话包含着阿多尔诺全部思考的基本方向，即朝向否定的东西，也就是哈贝马斯准确指出的对苦难的洞见。
阿多尔诺之所以坚持聚焦苦难，与他的这个信念相关：在错误的生活中没有正确的生活。早在其1931 年的就职演说《论哲学的现实性》中，他就给出了非常类似的对哲学任务的规定。阿多尔诺一开始就宣称，全部的现实无法被理性所把握，言下之意就是，现实已经不再是“理性的”或“合理的”。从此前提出发，他根据主流哲学流派的失败尝试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试图从总体上把握现实的哲学都必然会失败。在后来的思想发展中，他不但没有改变这个观点，而且还把这种判断运用到了其他领域。在《最低限度的道德》和《道德哲学的问题》中，他就明确坚持在错误的生活中没有正确的生活这一主张。他断然否定当时普遍流行的观点，即道德哲学是教导人们如何过正确生活的行为手册，甚至夸张地指出，在错误的生活中仅仅是带着审美的眼光去看待自然物也是一种错误，“不再有美感或安慰，只有凝视着恐惧，承受恐惧的凝视，以及在消极的意识中始终保持着更好的可能性”[2]。
诚然，聚焦于否定的东西与阿多尔诺身处的黑暗时代相关，但是他的观点并非完全出于时代经验。上述想法与他所坚守的一些基本经验相关。在阿多尔诺看来，“我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绝对的善，什么是绝对的规范，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是人或者人性的、人道的，
[1] Theodor W. Adorno， Critical Models: Interventions and Catchwords， trans. Henry W. Pickfor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91.
[2] Theodor W. Adorno， Minima Moralia， in: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4， Suhrkamp， 1996， S. 26.
但是什么是非人性的，我们知道得非常准确”[1]。他同时也指出，非人性的很多现象并非仅仅通过直观就能被把握，而是需要理性反思的努力。阿多尔诺道德哲学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通过自我反思去澄清道德领域中盘根错节的偏见。
阿多尔诺否定的道德哲学的另一个贡献是，它并非完全只停留于苦难，或者并非完全只停留于错误的方面，仿佛人们永远不知道正确的究竟是何物。对苦难的分析与反抗是为引出正确的东西。他认为，对错误的洞见包含着正确的标志，通过清扫错误的东西，正确的东西可能会显现：“错误一旦得到确定的认识和准确的表达，就早已是正确的和更好的东西的索引了。”[2] 如果阿多尔诺的道德哲学被称为否定的话，那么否定是通往肯定的桥梁。但是与黑格尔不同，阿多尔诺不认为否定的否定直接就是肯定，“即使我们已经了解了一种被强化到荒谬的压制性意识形态的错误，在当今文化工业时代，仅仅从中读出真正的道德是不可能的”[3]。对否定之物的洞察与否定，只是为我们探求肯定的或正确的东西提供了“索引”。索引本身不能被等同于正确的内容本身。因此，阿多尔诺的道德哲学一方面宣称，在错误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法直接过正确的生活，另一方面宣称，否定的道德哲学的反思并没有从正面提供什么是正确的生活。就如霍耐特在总结阿多尔诺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的批判方式时所说，这种批判方式不直接宣称或论证某种超越当前的规范或实践是正确的，它的真理要求只能在未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衡量，即被他们所描述的这个社会中的成员是否在未来的某日同意接受他们的新描述，并且因此改变他们的
[1] Theodor W. Adorno， Probleme der Moralphilosophie， Suhrkamp， 1996， S. 261.
[2] Theodor W. Adorno，“Kritik”， in: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10， Suhrkamp， 1996，
S. 739.
[3] Theodor W. Adorno， Problems of Moral Philosoph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72.
社会生活实践。[1]
在批判理论的传统中，阿多尔诺的上述思想影响深远。哈贝马斯在描述与阿多尔诺的交往使自己获得的最大收获时曾说：“如果我想描述一下在与阿多尔诺日常交往中塑造心性的力量给我带来的意识变化，那么这就是，远离熟悉的词汇和非常德国化的——植根于赫尔德的浪漫主义——历史性的精神科学的世界观。”[2] 对哈贝马斯来说，这种远离与阿多尔诺在分析整个生活世界盘根错节的复杂性时所持有的社会学洞见相关，而这种洞见源于阿多尔诺对否定性思维的信任，他认为否定性思维的分析性力量能够解开这些盘根错节的关系。早期的哈贝马斯紧紧追随着这种否定性思维。在著名的
“实证主义之争”中，哈贝马斯完全站在阿多尔诺的立场上批判以波普尔为代表的批判理性主义。在他构建自己的道德哲学时，人们还是能寻觅到阿多尔诺的影响。虽然他与阿多尔诺不同，不再聚焦于
“什么是正确的生活”这种伦理学的追问，并且严格地把道德与伦理分开，认为道德哲学只是反思普遍的行为规范本身，或者从否定方面说，他认为正确的生活究竟是什么这类实质性的问题，道德哲学无法提供答案。尽管两人对道德哲学研究对象的理解存在着这样的差异，但是在认为道德哲学无法直接提供好生活的清单方面，哈贝马斯与阿多尔诺是一致的，都坚持道德哲学应该保持“伦理的节制”，即无法针对好生活的具体内容提供某种权威的回答。
在批判理论第三代领军人物霍耐特那里，阿多尔诺的影响也清晰可见。在《论揭示批判的可能性》一文中，霍耐特挑战了当时对《启蒙辩证法》的几种主流解读，他认为在当代的社会批判中，该书提供的批判方式并非某种先验式的批判。所谓先验式的批判就是把
[1] Axel Honneth， Das Andere der Gerechtigkeit， Suhrkamp， S. 87.
[2] Jürgen Habermas，“DieZeithatteeinendoppeltenBoden”， Die Zeit，2003，September4，No.37.
批判的标准置于超越了被批判对象（社会和文化）的高度，然后往
往通过形而上学式的论证来为这种标准正名，最后用这种先验的标
准来衡量当代文明是否偏离或违背了这类标准。霍耐特指出：“《启
蒙辩证法》的论证过程不是追求这样的目标，即建议从社会理论方
面对类历史做另外一种阐释，而是诱发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感知我们
貌似熟悉的生活世界，通过这种不同的感知，我们将会注意到生活
世界的病理特征。”[1] 沿着分析与批判生活世界病理特征的道路，霍
耐特界定了社会哲学的主要任务。这样的思路与阿多尔诺看待道德
哲学的思路保持了高度一致。在《为承认而斗争》中，即使霍耐
特试图充分挖掘社会批判背后的规范标准，但是在说明这样的标准
时，他也保持异常的警惕，一方面担忧对这种标准的说明会显得本
土化，从而可能会遭到一种保守性的指责，另一方面他又担忧普遍
的形式化标准会显得非常空洞，从而可能会陷入先验批判的路径中
去。在衡量这种两难处境之后，他选择了颇为辩证的解决方式，即
坚持一种“形式伦理学”[2]。这种伦理学虽然提供了一种较为普遍的
批判标准，但是这种标准并非某种先验的预设，而是社会成员追求
自我实现所依赖的必要条件，因此它具有伦理的属性。很显然，这
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与阿多尔诺的解决办法有很多相似之处。阿多尔诺的道德哲学对后来的批判理论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门克（Christoph Menke）、耶吉（Rahel Jaeggi ）等人，都继续讨论了阿多尔诺道德哲学在当代的现实性，都试图挖掘其中可供借鉴发挥的地方。可以说，当代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都还在积极汲取阿多尔
诺的思想遗产。
[1] Axel Honneth， Das Andere der Gerechtigkeit， Suhrkamp， 2000， S. 84.
[2] 详细分析参见杨丽：《一种形式的伦理构想：理解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关键》，载《哲学动态》2018 年第1 期。
尽管如此，总体来看，理论界对他的道德哲学的研究程度却显得并不充分。纵观国内外对阿多尔诺的研究，关于他的辩证法、文化理论和美学理论的研究非常丰富，但是对其道德哲学的研究却乏善可陈。这种失衡状况的形成有诸多原因，既有他本人的原因，也有当时时代的原因。
首先，阿多尔诺有着深刻的道德哲学洞见，却无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哲学专著。他只撰写过一本以道德为题的专著《最低限度的道德》，该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伦理学专著，并没有系统地阐述道德哲学的诸多问题，如道德判断的标准、道德行动的动机、后果，道德判断与事实判断的差异等问题。该书探讨的问题在传统道德哲学思想史中可以说是非常另类，或者说非常反道德，它所探讨的主题恰恰是道德行为在当时如何不再可能。如果非得说它是一本道德哲学的论著，其唯一的认定标准也仅在于它确实反思了与道德行动相关的生活现象。当然，这并不是说阿多尔诺没有专门讨论过道德哲学的问题，他曾分别于1956/1957 年冬季学期和1963 年夏季学期，开设了专门讨论传统道德哲学的课程。在这两门课程中，阿多尔诺专门讨论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人的道德哲学。阿多尔诺档案馆已将1963 年的课程以《道德哲学的问题》[1] 为题编辑出版。另外一门课程没有留下录音，由阿多尔诺夫人每次随堂速记了下来。根据这些材料，阿多尔诺本想打算撰写一部道德哲学论著，可惜尚未着手写作便突然与世长辞了。[2]
其次，在20 世纪60—70 年代，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开始盛行起来，受这些思潮的影响，很多人认为道德哲学是无足轻
[1] Theodor W. Adorno， Probleme der Moralphilosophie， Suhrkamp， 1996.
[2] 参见《阿多尔诺全集》第7 卷编者后记：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Bd.7，Suhrkamp， 1973， S. 537 。
重的。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道德、政治、法律等共同属于上层建筑，它们由经济基础决定，并无独立性可言，因此人们着重关注经济领域的斗争，例如如何提高工人福利待遇等实际利益问题。而在存在主义中，道德问题被简单地视为个体自由决断的问题，重要的是个体的决断行动，至于决断的理由是否有充足的道德理由作为支撑，并不是存在主义者考虑的重点。这两股思潮的兴起共同促成人们对道德理论的漠视。此外，在1968 年的德国大学生运动中，被当时德国学生运动认作是精神导师的阿多尔诺，直接站在了学生运动的对立面，是他亲手举报了占领社会研究所的学生，后来甚至公开与自己的学生对簿公堂。这导致在其逝世后的一段时期内，他的学术思想遭到了年轻一代的有意淡忘，他的思想被“第二次放逐”甚至长达二十多年之久。[1]
最后，20 世纪70 年代后实践哲学的复兴，不但没有激发起学术界研究阿多尔诺道德哲学的热情，反而使其再遭忽视。主要原因是实践哲学的复兴是以新康德主义道德哲学的面貌出现的。在德国，以《复兴实践哲学》论文集出版为标志，[2] 对话伦理学在德国悄然兴起。在美国，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则吹响了康德主义传统实践哲学回归的号角。这两种理论学说尽管差别很大，但均推崇康德的道德哲学。此时期，康德主义道德哲学研究欣欣向荣，而黑格尔主义的实践哲学研究则门庭冷落，几乎被边缘化。尽管阿多尔诺的道德哲学并非黑格尔主义的，他对道德哲学问题的深入探讨甚至主要是以康德哲学为对象，但是由于其思想形象是黑格尔主义式的，其所属的法兰克福学派也主要以左翼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标签
[1] Robert Hullot-Kentor， Things Beyond Resemblan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
[2] Riedel， M.(Hg.): Rehabilitierung der praktischen Philosophie Bd. 1: Geschichte， Probleme， Aufgaben， Verlag Rombach Freiburg， 1972; Rehabilitierung der praktischen Philosophie Bd. 2: Rezeption， Argumentation， Disskussion， Verlag Rombach Freiburg， 1974.
变得广为人知，因此实践哲学的复兴并未推动阿多尔诺的道德哲学走入当时的学术界讨论。
他的道德哲学遭受的冷遇，最典型地体现在纪念阿多尔诺80 诞辰学术研讨会上。该研讨会由弗里德堡与哈贝马斯共同主持，会议的论文集由于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1] 研讨会的专题有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社会批判理论、美学，唯独没有道德哲学。更糟糕的是，会议的基调竟是对阿多尔诺思想的全面批判。例如，由哈贝马斯主持，H. 杜比尔、H. 布鲁克霍斯特等人参与的“社会理论”高级研讨会，基本否定了阿多尔诺的社会理论。这种否定的解读模式源于哈贝马斯对早期批判理论的解读。[2] 哈贝马斯的基本观点是，阿多尔诺的社会批判是传统历史哲学的产物，已完全不适合分析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了。
直至20 世纪90 年代，有关阿多尔诺的道德哲学论著仍然屈指可数，学术界对它的冷落亦无多少改观。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此时期只有两本论文集涉及阿多尔诺作品中的道德哲学思想，即
R. 舒尔茨的《阿多尔诺之后的伦理学》[3] 和J. 格罗丁的《阿多尔诺的伦理学》[4]，可惜它们都没有全面研究阿多尔诺的道德哲学。而A. 图恩的《否定辩证法与体验》[5] 和H. 布鲁克霍斯特的《阿多尔诺：现代的辩证法》[6] 虽然均提及阿多尔诺哲学中的规范性内涵，但篇幅甚小，对之并未充分重视。
20 世纪90 年代之后，阿多尔诺道德哲学不受重视的状况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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