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雅尼娜·菲舍尔（Janina Fisher）：感觉运动心理治疗研究所的助理教育主任、眼动脱敏再处理疗法国际协会（EMDRIA）顾问，曾任巴塞尔·范德考克创立的创伤诊所与研究中心讲师、新英格兰创伤与分离治疗协会主席、哈佛医学院讲师。创伤知情稳定治疗（TIST）疗法的创始人，著有《创伤后遗症的转化》（Transforming The Living Legacy of Trauma）等。
导言 成书经历
创伤来访者具有根深蒂固的自我疏离（self-alienation）和强烈的自我憎恨（self-hatred），治疗师如果对此缺乏理解途径，往往会在努力帮助来访者时感到挫败、困惑和无力。为什么他们好像在和自己开战？或者和治疗师开战？虽然来访者来诊是希望能从创伤相关的症状、事件带来的重负中寻求解脱，但从自我疏离转变到自我同情这一任务可能让人反感、不堪重负。来访者和治疗师都找不到语言去描述来访者身心内外上演的挣扎。当今心理健康领域不认为人格（personality）和身份（identity）可能是碎片化（fragmented）或区隔化（compartmentalized）的，治疗师也未受过足够的训练以理解那些分裂，更别说去理解这些目标与本能相悖的“自我”（self）为争夺控制权而发动的“生死之战”了。
我写这本书旨在分享一种对最复杂、最具挑战性的来访者进行概念化（conceptualize）的方法，这类来访者向我们求助时通常携带着“绝症”诊断，例如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双相II型障碍（bipolar II disorder），甚至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在创伤治疗领域，30年以来，我和我的同道们是以“艰难的方式”逐步理解创伤的：来访者向我们讲述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侵入性的、压倒性的症状，以及那种活在只能等待被毁灭、被抛弃的身体里的感觉。由于缺乏为创伤来访者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法，我们都是“即兴发挥”的，自创出新的技术和干预，看看什么“管用”，然后保留那些“管用”的东西—要么因为干预有效果，要么因为来访者喜欢那种体验。
在20世纪90年代，我作为教员和督导在巴塞尔·范德考克（Bessel van der Kolk）的创伤中心工作，神经科学研究使我们理解创伤的方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还有巴塞尔的信念“身体从未忘记”（the body keeps the score；Van der Kolk，2014），这些都深深影响了我。随后，我们逐渐不再把创伤相关障碍仅仅视为事件导致的障碍，而是视为涉及身体、大脑和神经系统的障碍。神经生物学的视角也带来了另一种范式（paradigm）的转变：如果大脑和身体天生具有适应性，那么创伤反应的遗留问题反映的一定也是某种追求适应的尝试，而不是病理学的证明。
从神经生物学视角看来，在临床上被视为卡顿（stuckness）、阻抗（resistance）、无法治愈的诊断，或者性格障碍的行为的种种表现，都只是反映了人的心灵和身体适应危险世界的过程。在这个世界里，唯一的“保护来源”恰恰就是那位带来威胁的照顾者。每个症状都是身体提出的一种新解决方案，来为成长中的儿童或受威胁的成人创造某种安全的表象。现在我相信，来访者求助时提出的创伤相关问题，实际上都是一块块“红色英勇勋章”，比起个体意识层面记得的经历，这些问题更具表现力地讲述着当年发生的故事。
在我作为创伤治疗专家为人所知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来访者找我会诊，问我：“为什么我没有康复？我的治疗师和我关系很好，但我的症状却没有缓解。我选错了治疗方法吗？或者是我有什么问题吗？”一次又一次，我听了太多来访者和治疗师屡战屡败的故事，却找不出“错误”或者被误导的治疗选择。更常见的是，我从督导的角度看到治疗师和来访者都忽视了的情况：来访者是碎片化的。来访者为了适应所需付出的代价是自我和身份的分裂，并且这种分裂严重到使来访者的内心世界变成了战场。我还注意到，当我向来访者讲解“解离性的分裂是对创伤事件的正常适应”时，来访者会感到释然。我首先向他们描述了结构性解离模型（structural dissociation model；Van der Hart，Nijenhuis & Steele，2006），然后使用部分、动物性防御生存反应等结构性解离模型的基础术语来解译他们的挣扎。通常在我讲述的时候，我会观察到来访者脸上露出成功辨识的神色，仿佛我并非在讲新概念，而是终于给了他们一套语言去描述他们早已辨识却无从描述的体验而已。结构性解离模型对他们来说似乎具有安慰性，而不是污名化他们或把他们说得“更疯狂”。该模型的核心要旨，即分裂只是让他们更好地在不安全的世界中适应并生存下来，能帮助来访者体验到碎片化是在证明他们的生存，而不是进一步证明他们的缺陷，即使对那些非常骄傲、自恋的来访者来说也是如此。
当我用这种方式与许多来访者工作时，我能越来越明显地观察到，当他们“采纳”或开始爱自己那些受伤、迷失、孤独的部分时，某种意义深远的事情便发生了。他们的自我贬低（self-disparagement）、自我憎恨和切断联系（disconnection），都开始自发地为自我同情让道。由于对自己“好一点”“照顾一下”或“抱有同情”的观念会引发厌恶和回避，我会帮助来访者“看到”他的儿童部分，并给予善良与关怀。随着他们与这些年幼的自我部分建立内部依恋关系，我便能观察到他们逐渐得到治愈。
“治愈”的标准当然是主观的：对于一些来访者来说，治愈意味着功能恢复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重新掌控他们的生活。但正如我在那些与年幼自我建立有爱的依恋纽带的来访者身上看到的，治愈可能发生在更加深刻的层次。他们与孩童时的自己“建立纽带”，羞耻感和自我憎恨便消融无踪，这让我确信，每个人左脑的“成人”一侧可以与右脑的“儿童”一侧联系起来，体验那个天真年幼的自己，然后自发地激起温暖和保护欲。与失落的儿童一侧建立纽带将改变来访者的内部状态，创造温暖、有爱、让人最终感到安全的环境。最可贵的是，这项工作不仅真的能带来改变，还简便易行，来访者只需习得与内心各部分建立内部依恋关系的基本技巧即可。
本书可供各流派的治疗师和更广范围的来访者使用。在写作过程中，我希望能解决那些长期受创伤的患者面临的挑战，就像那些来找我寻求会诊的来访者一样。这些来访者不论年老还是年轻，均在艰苦奋战以求从创伤遗留问题中恢复，也困惑于为何病症并未好转，哪怕他们已经拥有良好的治疗、有效的安置、支持性的关系，乃至充实的当下生活。我还想描述一种有效的、充满尊重的与一些创伤来访者进行治疗工作的方式，这类来访者丧失了希望和社会功能，或者必须依赖医院、家庭和所爱之人的照顾，因为他们正在与自毁（self-destructive）冲动驱使的自杀、自残、成瘾或进食障碍缠斗着。尽管几十年来的研究已经证明，早期的虐待和之后的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诊断有关，但被诊断为边缘型人格障碍的来访者却很少被当成创伤患者治疗，其“边缘型”的症状也未被视为他们早年生活于不安全环境的必然、可悲的结果。感谢开明的马萨诸塞
州和康涅狄格州精神卫生部为我提供了在高风险患者身上试验本书治疗模型的宝贵机会。经过试验我发现，使用这个围绕创伤相关的分裂与区隔化组织起来的治疗模型后，这些患者开始稳定下来，能在保护机构的围墙外生活，也能理解那些对身体的攻击是自我的某个部分在尝试回避来自其他部分的痛苦的内隐记忆（implicit memory），获得短期解脱。本书也是为一些创伤来访者而作的，他们“迈过了坎”，从事着受尊敬的工作，组建了温馨的家庭，生活富裕、充实，但仍难以享受自己奋斗得来的优质生活。本书也旨在为一些人提供希望，他们的日常基本稳定，但内部感知到的生活质量仍与充满创伤的过往一样黑暗而痛苦，尽管他们外部的生活中不乏安全感、支持和有意义的事业。
本书描述的治疗范式并不局限于任一特定诊断。该范式应被用于所有创伤幸存者，不管来访者被诊断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还是与创伤相关的一般性诊断，诸如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双相障碍、边缘型人格障碍或解离性障碍，又或者从未接受过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的诊治。我的读者，如果你曾被其他人辜负、攻击、威胁、抛弃、恐吓或虐待，且仍承担着这些经历带给你的不管是情感上还是身体上的重负，或者你的工作就是帮助这样的人—我相信这本书会回应你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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