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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廓清似是而非的成见，重写生机活泼的文学。
★打破大众的固有印象，重新认识宋元以来的文学主流；展示中国古代文人的世俗生活和精神世界；追本溯源，讲说文学理论的变迁；新立文学史的框架，总结文学史的趋势。
★龚鹏程先生带您进行文学考古，拂去多年累积的尘土，还原文学真相；与您接席而坐，丕扬文学之贵重，带您走进李白、李商隐等文士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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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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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龚先生近年来关于中国文学的随笔集，书中探讨了不同历史时代中国文学的特点，不同时代文人的特点和精神风貌；重谈了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的问题与新的思路；讨论了《诗经》《文心雕龙》等作品的价值与意义；也分析了李白、李商隐、苏东坡等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人的作品、个性和精神。书中提出，宋的代表文体并不是词而是诗，清是文学繁荣的时代，道教思想对李白的诗歌影响至深，《菜根谭》是最早的鸡汤文，等等。这是一本新见迭出、奇锐精敏、大破俗说的文学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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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龚鹏程
江西吉安人，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历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美国欧亚大学校长等职。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杰出研究奖等。2004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19年就任山东大学文学院专任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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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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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时代
宋诗再想象 2
词，不是宋朝代表性文体 18
自性能生万法 29
略示元代文学真容 38
文学，清代才是高峰 52
革命始于淫乐之徒 67
书生经世有奇哀 78
近代散文之颓散 97
中国文人
中国没有贵族，如有，只能是文人 106
简单而令人不安的李白 120
李商隐学仙 140
我还在不合时宜地把玩苏东坡 159
诗终不是禅 179
没人知道该拿才华与自由怎么办，我知道 197
试把所无凭理说 208
文人的立场，世界的膝盖 216
贵重进士，其实是崇拜文学 238
文学理论
经学与文学，析之两伤，合则双美 256
文心何时雕龙？ 271
视觉本觉 285
西方修辞学起于辩论，中国则起于外交 297
鸡汤文的原型和写作模板 308
文学史
重写中国文学史 320
文学史大趋势 329
中国文学神经官能症 342
文学史怎么办？ 359
文学作品就要“文学正确”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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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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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而令人不安的李白
一、谁在读诗？
诗歌的欣赏与研究，可以有很多方法与观点。当然，由不同的方法与观点，就会看出不同的结果。
以李白诗为例。曾经接受道箓、信仰道教且不断求仙炼丹的李白，倒了大霉，碰上了一大堆不信道教的研究者。结果这些人面对李白，不是说哪些诗可能是别人伪造的，就是说哪些诗只是表面上讲神仙，实则比兴讽喻，关怀现实。其实并非李白关心现实，而是这些解诗人太执着现实观点了。他们只晓得以一种政治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诗，所以才会把一些抒发或描写私人情怀与生活经验的诗歌、超越现世而探讨形上问题与价值的作品，都解释为忠君爱国、关心社会。诗歌有时只表达个人的私密经验，与社会、国族、公众事务无关。有时记录公共生活与时代经验，描述社会、批评时政民俗；又有时忘世、逃世、超世、离世，多悟道之语，表现了诗人对另一种世界与生活的追求。对于这些“不及世”“不当世”及“超世”的作品，我们应探讨其所表现之不同人生态度与美感境界，不宜只从单一角度去掌握。
正如“诗仙”之诗，既常寄情于神仙世界，自然就表现出飞扬飘逸的美感形态，潇洒出尘，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诗圣”杜甫，则常关怀社会朝政，充满人间性，其美感也倾向于沉郁顿挫，深入人伦物理之中。超越性与社会性，颇为不同。若硬要以杜甫的标准来要求李白，或以李白的形态来批评杜甫，显然都不甚妥。
不幸，显而易见的道理，实践起来往往不易。整个李白诗的研究史，就犯了这个毛病，且也不只在研究李白时才如此。尤其是近百年的中国文学界，社会观点与写实主义当道，都反对为艺术而艺术，更反对不关心现实政治社会之艺术。
本文将指出这样讨论文学，将如古人研究李白般蛮横、偏激、不达事理，也将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说明诗人那种超越现实的眼光，才是文学创作真正的灵魂。故超越现世的文学，可能比关心现实的作品更为重要，更值得注意。
二、李白诗的诠释学史
李白诗的诠释学史，素来乏人问津。原因是李白诗本身并不晦涩，不像李商隐诗那样需要猜测，所以容易被人忽略它也是含有许多诠释问题的。同时，它又不像李商隐诗那样，有太多方向迥异的解释，或从爱情，或从政治，或从人生态度等各个角度形成了对辩，引人注意。李白诗的诠释者太一致了，他们多具有浓厚的政治社会倾向，所以也常从这一方面去把握李白，希望替李白画一幅比较像样的脸谱，证明李白不只是如王安石所说，只懂得酒、女人及任侠，更有大时代的关怀。因此他们运用想象，强言比兴寄托，牵合史事，以说其对现实政治社会的关怀，而把李白诗解释得歪七扭八。如若仍然讲不通，那就干脆说它是伪作，辞气粗鄙，见解尘陋，不值得一读。因此李白诗的诠释问题，不是方向不同，而只是在具体指实李白诗与现实事件之关系上有些差异罢了。此外，则主要发生在李白与其诠释者之间的差别上。
信奉道教的李白，其内心世界显然并未被笺释李诗者所了解。对李白感怀生命、表达超越之追求的诗篇，注者均淡漠视之，甚或曲解成了现世讽喻。这种解释，其实早见于李阳冰所撰《草堂集序》。阳冰在这篇最早的李白论中便称赞李白“凡所著述，言多讽兴”，并惭愧自己无法好好绍述其志业：“论《关雎》之义，始愧卜商；明《春秋》之辞，终惭杜预。”把李诗喻为《诗经》《春秋》，正是指其中藏有微言大义，可以使闻之者生出戒心。
其后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则具体地替李白的神仙道术思想辩饰：“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壮心，遣余年也。”这是把道教信仰完全看成边缘性的无聊遣日行为，既非真与生命相关，更是现世关怀受挫后的自污活动。但他忘了早先魏颢《李翰林集序》已说过：“白久居峨眉，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李白信崇道教，本不在金阙放归之后，岂能以自污佯狂或自暴自弃来解释？
其后杜甫的地位逐渐崛起，宋人普遍认为李白诗在讽兴时事方面不如老杜。如《扪虱新话》说：“荆公编李、杜、韩、欧四家诗，而以欧公居太白之上，曰：‘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赵次公《杜工部草堂记》说：“李杜号诗人之雄，而白之诗多在于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鹤林玉露》说：“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其视杜少陵之忧国忧民，岂可同年语哉？”这些都是从关心时代的角度，贬李白而褒杜甫。
这是对李诗价值的质疑，也是对李白地位的挑战。面对杜甫，一位饮酒、任侠、游仙的李白，乃忧国忧民了起来。他的诗，不再是表达他个人放纵不羁的生命，而是努力地关切世道政局。如《韵语阳秋》即谓：“李白乐府三卷，于三纲五常之道，数致意焉。虑君臣之义不笃也，则有《君道曲》之篇；……虑父子之义不笃也，则有《东海勇妇》之篇；……虑兄弟之义不笃也，则有《上留田》之篇；……虑朋友之义不笃也，则有《箜篌谣》之篇；……虑夫妇之情不笃也，则有《双燕离》之篇。”他们不但认为李白的神仙向往并非本怀，更试图透过对每一首诗的具体解说来指实李白与现实世界的关联。这些解释，大体是扣住李白政治生涯的失败而说，一方面指出李白哪些诗表达了他自己在政治上失败的感慨，一方面说明李白虽遭放归，仍然忠君爱国，对当时政局时事也仍保持高度之关切。顺此思路，李白诗遂紧密地与时代政治联缀起来，立意仿佛皆为时为事而作了。例如《蜀道难》，便有人说此非仅咏蜀道而已，乃确实有政治上的讽刺寄托。然则所刺者何事？诗未明言，论者遂或猜是“以刺严武”，或猜是“为房、杜危之也”。又如《雪谗诗赠友人》那样的诗，“大率载妇人淫乱败国”，并无专指。论者亦从李白的身世、政治遭遇上去猜想：“予味此诗，岂非贵妃与禄山淫乱，而太白曾发其奸乎？”（《容斋随笔》）
李白诗的笺注家，即出现于这么个时代。南宋杨齐贤最早注释《李翰林集》。元萧士赟删补杨注而成《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充分吸收了宋人这套解释观点和个别意见，建立了李白诗的诠释基调。后来明朝胡震亨的《李诗通》二十一卷，虽订正杨、萧二注甚多，然这一诠释路向并未更动。因此，我们可以说：自宋朝以后，李杜地位已判高下，“谓仙不如圣，一在学行甚正，一在流离造次不忘君国”（齐召南《李太白集辑注序》）。替李白争地位的人，要不就是避此锋锷，专从艺术性及修辞方式上去讲李杜各擅胜场、各有佳处，要不就只能勉强说李白也与杜甫一样，学行甚正，每饭不忘君。
笺注家们即于此卖弄手段，钩稽史事，参合记传，潜心体味诗中隐曲幽微之处，面对其日月花鸟诸意象，辄觉其间或有比喻寄托存焉。此等风气，至明蔚为大观。
对此能提出反省，则须迟至清朝乾隆年间的王琦。王氏《李太白全集跋》说：“诗者，性情之所寄。性情不能无偏，或偏于多乐，或偏于多忧，本自不同。……后之文士，……以杜有‘诗史’之名，则择李集中忧时悯乱之辞，而捃摭史事以释之，曰此亦可称诗史；以杜有一饭未尝忘君之誉，则索李集中思君恋主之句，而极力表扬，曰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与杜初无少异。”
批判历来注家以忠君爱国、关怀时局解释李白之谬，从无如此深著明快者。王琦何以能跳脱旧有笺释传统的窠臼，而发现李白的精神面目并非如旧注所云呢？那是因为他对佛教、道教较有了解。
诗歌作品与诠释者在阅读过程中有互动关系。当“才兼仙佛”的李白碰到一群耳目心志只盘旋纡绕在君国社会之间的儒家信徒，他那一方面的心境便长期处在一封闭的领域中，笺注者皆不得其门而入。直到有一位能够倾听这套特殊语言的注家出现，太白之精神与前注之得失才逐渐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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