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口口相传的文化中”，“存在与人之本质的关联”，显然会更为确切、更为直接，因而人更能感受到身心二者间的完整和统一。部落首领作为集“思想者和作诗者”于一身的形象，“凭借语言的各种资源来发现和揭示真理”，成功地担当了看护“语言的寓所”的职责，这无疑会使部落成员感受到心灵居所的确切存在，从而避免了心灵的漂泊，社会也会因之更加稳定与和谐。
从“巴别塔”的神话故事，引出的对书写文化之前原始文化的思考，我以为是与本论文的主旨密切相关的，因为神话就产生在书写文化之前的原始文化时期。充分认识和理解原始文化的意义与价值，才能真正了解和认识本论文的重要主题之一——神话。我还想再强调一点：对我们自己所不熟悉的文化给予充分的尊重和理解，是现代人应该具有的胸怀与气度，承认多元文化存在的合理性是现代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法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就曾经出于一个学者的严谨和公正，对现代人发出过忠告：“一种健全的人道主义不是从自我出发，而是把世界放在生活之前，生活放在人类之前，尊重他人放在自爱之前。”斯特劳斯的话现在读来不仅不过时，反而由于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而更加发人深思。当下，在西方思想界有重大影响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也表述了相同的意思：“不认识他者，就没有爱；不相互承认，就没有自由。”为了爱与自由，我们必须尊重他者文化。
英国学者沃特森认为，多元文化对现代人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身份以及由此带来的自尊，毫无疑问是其一；归属感（对一个社会、一个宗教或是一个国家）是其二；乡土情结，或者说对某个地方的认同（从一些周围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上认为是故乡的地方）是其三；而其四是历史感，源自过去、可以追寻血缘和家族的传统。”这四个方面几乎包括了构成稳定人格的所有要素。由此可见，多元文化不仅与人的现代化并行不悖，而且为现代人的性格构成提供心理与文化支持。
笔者于2008年9月中旬，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听过一次讲座，演讲者为巴黎第五大学人类语言学兼职教授、荷兰学者爱迪斯·丝苏（Edith Sizoo），演讲的题目是“文化多元性与21世纪的多元挑战（Culture diversity and the challenge of 21 century diversity）”。丝苏教授在讲演中指出，面对二十一世纪的多元挑战，人类社会必须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但联合行动的前提是对各自文明的尊重。这次演讲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丝苏教授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东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化和非洲原始文化差异进行了论述。她说：在喀麦隆语中“计划”的意思是“白人的梦想”，“发展”的意思是“制造混乱”；关于时间的观念，欧洲人认为是“线性的”，而喀麦隆人认为是“循环”的；关于我们的世界，欧洲人认为是“可见的、可感的”，而喀麦隆人认为是“不可见的、祖先的”。喀麦隆人关于“计划”与“发展”的理解，不是让我们感受到与“巴别塔”神话故事所隐含的讽喻之意相同的情绪吗？不是让我们似乎又听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类似的声音吗？喀麦隆人关于“时间”具有的“可循环性”、“世界（空间）”具有的神秘（不可见）和可复制性（祖先的）的理解也非常地发人深思。
面对西方主流文化与非洲喀麦隆的非主流文化存在的差异，作为现代人不应厚此薄彼。厚此薄彼是一种单极化、绝对化的思维模式，认为自己所熟悉的文化天下第一，其他的文化都是愚昧落后的，正是以往人类社会文化发展存在的弊端之一。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曾针对这种现象指出：“就希腊而言，我们的认识就出现了分裂，一方面我们习惯于认为他们对人的价值评价很高，这主要表现在哲学、科学、艺术和诗歌领域。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他们对身体暴力的反感限度较低，我们又觉得他们对人的价值认识比我们要低，是‘不文明的’‘野蛮的’。正是这种对文明进程实际性质的误解，这种用‘文明’‘不文明’作为种族中心主义价值判断方式、作为绝对和终极的道德判断的普遍倾向——我们‘好’，他们‘坏’，或者反过来——我们的推论就必然会陷入以上的矛盾境地。”
埃利亚斯认为，对不同的文化不能做出简单的“好”或“坏”的道德判断，而应该考虑到某一文明的具体情况，通过对社会各种“力”的分析，做出恰当的评判。埃利亚斯所提出的，对文化现象不能做简单的道德判断的观点，也正是庄子在其著作中反复强调的理论要点，正如庄子在《齐物论》中指出的那样：“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
文化只有是多元的，人类社会的精神世界才不会贫瘠，文化事业的发展才会充满生机，才会蒸蒸日上。尤其是对非主流文化，现代人更应该认真对待，比如面对喀麦隆文化，我们就应该认真地问一问自己：“计划”与“发展”的真实内涵究竟是什么？人类应该如何“计划”和“发展”？向哪个方向“计划”和“发展”？“时间”与“空间”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应该把“时间”与“空间”看作是外在于我们的客体，还是应该像喀麦隆人那样，更多地感受到时空之中历史的意蕴和文化的内涵呢？
沃特森在《多元文化主义》一书中，对多元文化主义旗帜下的一种消极倾向提出警告。他说：“我们要警惕最近才出现的浪漫的保守主义（romantic conservatism），这种主义喜欢追忆过去，并认为过去的生活质量曾经比现在要优良得多。……这种人类社会从理想的过去日益蜕化的论调是英国文学中经常的一个比喻，在那儿，乡村社会的传统永远被描述为刚刚成为过去。事实上乡村也从未像它被想象的那样，而且当前的对乡村过去的诠释，必然是对当前社会的政治性质的解释性说明。”
沃特森说得不错，对“过去的诠释”，“必然是对当前社会的政治性质的解释性说明”。因为任何人文科学的探索，都必然以现实关怀为核心，回顾历史，肯定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实。但如果把对往昔的回顾，仅仅定位为抒发所谓的“浪漫的保守主义”的情绪，从而达到抚慰自己及他人心灵的目的，那就会导致学术视野被遮蔽，理论力量被阉割。希望上面对原始文化的论述，不会使读者获得“浪漫的保守主义”的印象。因为我无意美化过去而否定现代文明。我只是强调，面对现代社会的重重危机，我们应该认真地反思历史，去掉任何形式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偏见，承认多元文化——当然包括产生神话的原始文化——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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