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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为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及深厚文化底蕴，提供有益参考
本书从历史文化继承性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性特征及其文化根源，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形而上基础、思想理念和实践路径，从学理和实践层面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中华文明，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2、从时间、空间、文明等多个维度全面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视角
本书从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维度出发，追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根源，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理念，通过古镜今鉴的方式，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时代价值，并从中抽绎概括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特征，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推动全球治理、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3、结合理论探讨和实际案例，思想内容丰富
本书通过有效结合理论讨论和实际案例，从中华文化的角度谈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具有中国特色，并且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中国特色为切入点展开论述，书中详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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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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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文化根源为出发点，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和文明价值等方面，深入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根基和文化底蕴，帮助广大读者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文化底蕴，从而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凝聚起共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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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刘余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群书治要》的研究与弘扬，是国内该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著述颇丰。多年来受邀在世界各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曾三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讲台上宣讲《群书治要》，并受到广泛好评。
聂菲璘，剑桥大学博士、博士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生，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副主任。
程丽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副主任。
刘红利，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讲师，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副主任。
申静思，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生。
谭 英，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副主任。
喻新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中共河南省委党校讲师，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副主任。
罗嘉羽，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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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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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文化根源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维度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源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理念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特征
第二章
庶教相依：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一、现实基础：人口规模巨大是国情、挑战和机遇
二、文化根脉：传统中国一以贯之的众民、化民思想
三、实践理路：对传统人口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第三章
为善致福：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一、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
二、认识共同富裕要一切从实际出发
三、敬畏天道，为善致福
第四章
富之教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一、富之：物质文明建设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二、教之：精神文明建设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三、富之教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历史密码
第五章
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一、认识上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理依据
二、实践上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路径
三、战略上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形态
第六章
从协和万邦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一、全面理解走和平发展道路
二、协和万邦理念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根基
三、走和平发展道路对协和万邦理念的传承弘扬
第七章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和文明价值
一、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底蕴和内涵
二、打破了“现代化= 西方化”的迷思
三、拓展了现代化后进国家文明繁荣的路径
四、指引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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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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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古老民族，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未曾中断的民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高贵品格和民族精神，形成了独特的价值体系，也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特点。在近代中国丧失文化自信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寻到马克思主义，用以唤醒沉睡的中华民族，激活蒙尘的古老文明。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因此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 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在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中， 中华民族“宣文教以章其化”，开创了成康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一系列盛世，享有“华夏之族”“礼义之邦”的美誉，在文化建设和道德教育方面更是拥有五千多年的经验、方法、智慧和效果，达到过“囹圄空虚，刑措不用”“民不忍欺”的治理境界，形成过“万国来朝”“协和万邦”的国际局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能够为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智慧源泉和文明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创造性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重大论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孕育和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对于统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意志、行动，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 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价值。实践证明，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这其中不乏具有独创性意义的重大表述，对于推动文化自信自强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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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以明明德、长善救失为目的，强调智仁勇，恰恰对于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忽视伦理道德教育，即使有好的制度，也难以从根本上有效解决因人的道德滑坡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甚至还会使作奸犯科之事屡禁不止，愈演愈烈。正所谓“德教失而民风哀”。
在古人看来，忽视道德教育而仅仅重视公平正义的制度，会导致以下结果。
其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论语·为政》） 即人们因为惧怕刑法的处罚而免于作恶，但是由于没有羞耻心，甚至还会以作恶后能想方设法地免于刑法的处罚而沾沾自喜，自以为聪明。在现代西方社会，很多年轻人不再相信宗教了，宗教道德教化失灵了，而它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进行安排的，结果出现了大量的“反社会行为”。狭义地讲，“反社会行为”是指没有触犯法律但却是不道德的行为，如校园霸凌、青少年吸毒、酗酒、斗殴等。鉴于孩子年纪小，达不到法律制裁的标准，往往不了了之。这些现象对社会和谐造成了不良影响。《论语·为政》云：“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要用道德教育来引导人们，用礼仪来教化人们，人们有了羞耻之心，就会打心底里不愿意去做坏事，而且还会有人格的归附。
其二，不能培养出品德高尚的圣贤君子。《群书治要·盐铁论》中说：“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法律的确可以给人以制裁，并对犯罪的人处以刑罚，但是培养不出一个人的廉洁之心；法律也能够把犯罪的人杀掉，但是培养不出一个人的仁爱之心。《淮南子·泰族训》对这句话讲得更具体，曰：“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法律确实可以把不孝的人判处死刑，但不能使人们成为像孔子、曾子那样具有高尚德行的人；法律也确实能够对偷盗的人给予处分，但不能使人成为像伯夷那样廉洁的人。后面还举了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例子，即：“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淮南子·泰族训》）孔子的徒弟出名的有七十多位，学生有三千多人，他们每一个人在家都知道孝敬父母，出门懂得尊敬长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能成为社会大众的表率。这些恰恰都是依靠教育成就的。时下社会，人情异化较为严重，官员贪腐案、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各类网络负面舆情增多，“女大学生造谣偷拍”事件、“天价彩礼”话题等时有出现。人们可能认为，上述现象还是由法律监督机制不够健全所致。然而，这类事件的发生，除了说明法律监督机制、社会舆论引导确实有需要改革的地方之外，更为关键之处，还在于道德教育缺失， 人心冷漠到麻木不仁。
其三，“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即法律条款越来越严密具体，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违法乱纪的人依然众多。这表现为监狱以人满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为忧。比如，食品安全出了问题，就有食品安全法；贪污腐败问题出现，就有反腐败法；环境受到污染、生态遭到破坏，就有环境保护法；酒后驾车的人多了，就有酒后驾车相关惩罚规定；恐怖现象出现了，又有专家呼吁要设立反恐怖法；等等。只要有什么问题出现，就有相关法规出台，所以，法律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严密，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确实可以把犯人关进监狱，但仍有一些人违法乱纪、钻法律漏洞，很显然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犯人在监狱里学到的反而是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一旦被释放，仍然会危害社会。因此，《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中提到：“不能止民恶心，而欲以刀锯禁其外，虽曰刑人于市，不能制也。明者知制之在于本，故退而修德。”倘若不能制止人们作恶的心，而仅仅以刀锯在外面执行死刑、惩罚犯人，也终究难以避免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所以，圣明的君主深谙德为“制之本”， 懂得专注于自身的道德修养，等到君主修身有成，其嘉言懿行自然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在下位者。正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其四，“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淮南子·泰族训》）如果忽视道德教育，即使国家拥有健全完善的法律监督机制，也无法有效地实行。之所以这样说，从实施者的角度而言，法律、监督机制都是由人来制定和实施的，如果人“不知礼义”，即制定和实施法制的人没有公正的美德，就不可能制定出公平合理的法律；即使能够制定出公平合理的法律，如果执行者没有公正的美德，也不可能将合理的制度实施到位。高尔基在他的名剧《在底层》中有这样一句台词：“人， 这个字眼听起来是多么的自豪。而能够让人自豪起来的显然是高尚的道德及优良的人格，就像飞翔是鸟的天职，游水是鱼的天职，绽放是花的天职一样，加强道德修养，锻造高尚人格，是人的天职。”他们都在向我们传达这样的信息，即道德是做人之本，人如果丧失了伦理道德，没有了羞耻之心，做什么事都无所谓，那么，再好的制度，对他来说也都是无能为力、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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