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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笔走皇林村

書城自編碼: 1665929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學外国随笔
作者: [法]卢岚
國際書號(ISBN): 9787511705068
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0-09-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302/305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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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情结中国”栏目中的法国作家,大抵与中国有或深或浅的关系。有较长时间作为外交官生活在中国的克洛岱尔,圣琼·佩斯;有醉心于中国文化的谢阁兰;有中国问题专家佩雷菲特;有出生于中国的博达·吕西安;有作为侵略者来到中国的洛蒂……他们以不同的角色和态度来到中国,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中国。“知见俄罗斯”一栏是俄国作家故居观访或文化游踪,也有人物、博物馆、名胜等的描画。其余绝大部分篇章,是跟踪文坛动态的读书札记。
內容簡介:
该著分为“情结中国”“与书有约”“知见俄罗斯”“作家与缪斯”“人风文风”“皇林拾叶”六部分。主要收入了作者多年的读书笔记和文化随想,颇多创见。尤其是关于法国大作家谢阎兰、圣琼·佩斯、克洛岱尔·洛蒂、瓦雷里与中国的缘分,提供了不少“近水楼台”的材料,知识性和可读性俱佳。
關於作者:
卢岚,旅法作家,196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外语系,著名学者梁宗岱先生的高足。曾任教于中山大学、广州外国语学院,20世纪70年代赴法深造于巴黎大学法国文学系。作品包括短篇小说集《把水留给我》、散文集《凡尔赛的喷泉》《巴黎读书记》,译有《故梦》《山丘之水》,整理《热爱生命:蒙田试笔》等梁宗岱著译精华六种。
目錄
自序
情结中国
 寻找中国
 圣琼·佩斯与雷雪
 中国吕西安
 克洛岱尔一领事大人高禄德
 “中国先生”佩雷菲特
 瓦莱里与梁宗岱
 洛蒂的东方情结
 中国博物馆里的意识流
与书奄约
 当《一无所知》返回巴黎
 马金尼的音乐人生
 拿破仑的文学世界
 杜拉斯,爱情是不能解释的
 风雪世界或超越命运
 不是失乐园
 地面地下,情人敌人
 故事结束故事开始
 秀才上战场
 蒙田,一个文学化的哲人
 “卡吕普索号”的梦想季节
 圣·艾克絮佩里,天上三新星
 凡尔纳,科幻王国的建筑师
 努利斯耶的新事物
知见俄罗斯
 白夜城的荡游人
 城在水云间
 一头习惯了冬天的熊
 普希金面对法兰西
 青铜骑士之城
 《碧姬典娜》,你在哪里?
 在俄国的“伏尔泰中心”
作家与缪斯
 普鲁斯特的守护神
 从马赛到福州
 屠格涅夫的法兰西岁月
 雨果阴影下的女人
 左拉的婚内婚外
 科姆湖上的司汤达
人风文风
 韩波的《醉·舟》人生
 博尔赫斯,一个现代的神话
 与历史开《玩笑》
 永远巅峰的索莱尔
 萨特总值的递减
 戈多来也不来
 福楼拜的抉择
 萨冈的多彩人生
 小欢小乐与小烦小忧
 随心所欲柯莱特
 玛利亚的身后传奇
 德翁,一个永远的怀旧者
 卡夫卡或第四维空间
 加缪,幸福的西绪福斯
 弄虚作假亦游戏
 雨果的流亡年代
 龚古尔奖和龚古尔
 撒哈拉的自由魂
皇林拾叶
 上河喂天鹅
 两重节奏的春天
內容試閱
“中国先生”佩雷菲特
记得1998年11月1日,笔者与志侠一起陪同来访法国的卫建民,一起到普罗旺城(Provin)参观,刚好在街头上看见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这位曾经在普罗旺城当了13年市长的著名人物,匆匆忙忙进入他那部停泊在路边的汽车。关好车门后开始打火,打了老半天,那辆标致牌车子一味吼叫,就是启动不起。车子太老爷了。他从汽车出来,跑到什么地方去。我们拍了几张照片后,他再次出现,进入汽车再次打火,弄得街道上马达声隆隆,青烟阵阵,汽油味扑鼻。闹了个满天神佛,汽车总算启动了。看到一位大人物也有这种狼狈时刻,心里蛮受用的。心想,我的车子还不至于老爷到这个程度呢。当了数十年高官,连汽车、司机国家也不给配一套,这个高官岂不白当了?比起来,我们的一些芝麻绿豆官,可阔气神气多了。但,1999年11月27日,这位曾经是戴高乐、蓬皮杜、戴斯坦三个时代的部长,就与世长辞了。享年七十四。
参加过1980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研讨会”的海内外中国作家,相信还记得佩雷菲特。开幕式那天,他到会发表演说。那时候,他官拜司法部长,即法国的掌玺大臣。那天,他是以法兰西学院院士的身份,来参加大会的。
佩雷菲特首先是个政客。他从国立行政学院出来后,进入外交部工作,后来的写作生涯,跟从政分不开。政治的参与,为他的写作创造了条件。十年的外交官生活,使他对欧洲问题思考良多。如东德、西德问题,波兰问题。他从过去的历史和文化着眼,探索欧洲被迫分裂的原因,及其统一的愿望。后来的欧洲,是在他的愿望底下统一了。
1973年,他率领法国官方代表团访华,三晤周恩来。之后,写了一部有关中国的著作:《当中国醒来的时候》(Quand Chine stveillera)。书名来自于拿破仑的名言“当中国醒来的时候,世界就要发抖”。这部访华见闻和观感,从秦始皇和成吉思汗的崩驾开始,着眼点放在中国的动态上,也放在过去的历史上。作品大量描写了文革时候的情况,比如毛泽东将巴基斯坦送来的一篮芒果,如何转赠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全国上下引起的狂热;中国人怎样学习愚公移山;从北京到广州,从西安到上海,所有人怎样每天唱同样的歌,看同样的戏,重复同样的口号;从军人到学者,以同样的答案回答问题,等等。这部资料丰富的作品出来后,销量达一百多万册,佩氏从此被称为“中国先生”。因着这部书,1978年被选人法兰西学院,得到文人最高的荣誉。它和《法国之病》(Le Mal Francais),是他众多作品中最成功的两部,销量皆超过一百万册。
在佩雷菲特的作品中,“信心”两字是主旋律。他所说的信心,是“非物质的第三因素”,所有思想力量的来源。无论哲学,宗教,社会,都离不开信心。它是一种启动力量,使社会发展,是它使欧洲进入现代化的。他的著作当中,就有一部《信心的感受》(Le Sentiment de cofiance)。佩氏思想严谨,主张从现实出发,没有经过实际的考察,不作判断,不付诸行动。“我们的思想判断,必须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他不喜欢梦想,不给人梦想余地。因此,法国的舆论界认为,佩雷菲特不是法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欠缺知识分子的浪漫,与其说他是个文学家,不如说是个出色的新闻工作者。
佩雷菲特从政数十年,从戴高乐时代的文化部长,到蓬皮杜的新闻部长,到戴斯坦的掌玺大臣;他从国会议员到上议院议员;他担任普罗旺市市长,直到1995年才御任。他的政治生涯,贯穿着直到如今的第五共和国的历史。然而,他在政治上的表现,颇留下一些话题,无论当文化部长或司法部长都一样。1968年5月学生暴动时,作为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既没法阻止学生罢课上街,也没法跟他们对话,之后,也就束手无策了,他本人也失踪了。他指责“职业高手和大学以外的因素”,却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以致局面越来越糟糕。当时左派十分嚣张,声称已经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可以上台掌权。在戴高乐拒绝辞职之前,局势不明朗,法国何去何从难以预料,人心慌乱可想而知。作为文化部长的佩氏,态度消极,令人失望。这种态度跟他在作品中提倡信心,可谓大相径庭。局势平定后,他提出辞职,理由是他的“怀疑”态度,有碍于“新型大学”的建立。从这次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从政的尴尬。他鼓吹信心的力量,直面现实的必要,但从政数十年,更明白政治的险恶。显然,这种复杂而危机四伏的局面,并非一个讲求理性、归顺良知的知识人所能轻易面对的。
佩氏访问中国期间,数次接触郭沫若。两个文化巨人同时身为高官,同样处身于权力的中心。有一回他问郭沫若:“你怎样给文化革命下定义?”回答说:“这是以毛泽东思想,这个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来炸毁阻止革命潮流的堤坝的运动。这种堤坝,解放后让它残存着,这种堤坝,是修正主义者试图重建的。”作品中也谈到郭沫若在红卫兵面前的自我批判,说他这个典型的旧知识分子,“比贴地还低”,“比狗屎还臭”。佩氏又问:“为什么你们总是将毛泽东主义比为星星,太阳?”回答说:“没有毛泽东主义,有的是毛泽东思想。太阳只在日间照,星星夜晚才放光,毛泽东思想是日夜照耀的。”
佩雷菲特不难发现郭沫若的尴尬。也可以理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他的尴尬的尴尬。郭沫若是在另一种政治制度下从政,但无论在任何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从政,都有他的尴尬地方。不管郭的态度是真心违心,是自觉或被迫,佩雷菲特都可以跟自己的情况联系起来,作种种比较。就知识分子的本质而言,在政治的惊风恶浪中,往往是进退维谷的。
《当中国醒来的时候》在西方世界既受赞扬,也备受批评。佩雷菲特被指责对乌托邦制度献殷勤,示好意。但佩氏却认为他们的批评,是“居于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而非中国的价值观念”。西方的政客和绅士,大抵有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来自于他们的社会制度的相对健全,相对的文明富足,相对的科技发达。佩氏谈到中国问题时,并不掩饰那种优越感。比如他说:“中国只能以专制和民族主义的制度来统治。”言下之意是,民主、自由、人权之类是奢侈品,只配西方世界拥有,落后国家不可能享用。这种说法颇投合某种旧有意识,但到底是将中国人贬低了。我们被贬低了还不自知。
西方世界也有过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政教不分,宗教审判,火烧布鲁诺。到文艺复兴时期,实行政教分家,提倡人文主义,给人的价值予最大限度的确立,以后的三四百年间,才是西方人迈向文明,走向法治的时期。西方今天的局面,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因此,佩氏给中国划地为牢而备受指责,是可以理解的。
作者谈到1966年,他到苏联访问时的一些情况。一天晚上,他与几位学者聚会,佩氏说了几句很平常的祝酒话之后,一位曾经留学法国的数学家用法语说:
我们多么高兴听到一番不是现成的陈词滥调的说话,我们在这里听到的那些陈词滥调!你引述一些使你忽然想起的作家和往事。你们不用怕监视,怕处分。多么快乐啊……而同时,我们多么可悲,我们没有文化和表达的自由!
然后作者笔锋一转:
在我们每天的旅程的讲话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向我们表达过这种对自由的兴趣。
佩雷菲特关于中国和欧洲的著作,虽然引起争议和指责,但也备受尊重。他的作品经常被引用。政客和知识分子集于一身,原来就不容易有一个和谐局面。这两种角色在佩氏身上,有某种程度的相辅相成,但只是相辅相成而已。虽说“学而优则仕”,但学人从政一如上战场,能够完好地活着回来的情况是极少的。
1999年12月
P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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