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管理学：美国视角（第六版）（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经典教材系列）》 - [美]戴维 - Meg Book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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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城市管理学：美国视角（第六版）（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经典教材系列）

書城自編碼： 1817912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教材→研究生/本科/专科教材
作者： [美]戴维
國際書號(ISBN)： 9787300142289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1-10-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450000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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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该书是一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城市管理学教材，展现了美国学术界在该领域的丰富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被美国上百所大学选为教材，在同类教材中占据支配性地位。作者从地方政府管理的视角，分美国城市管理环境、现代城市的冲突管理和物品（服务）供给、内部管理过程、城市的未来四个部分，分析了美国城市管理的环境变迁，系统地概述了美国城市的治理结构、政策过程、冲突管理、服务供给、内部管理及未来发展。该书第六版除延续自1979年第一版以来的基本主题之外，还对当前城市管理者面临的新挑战给予了特别关注，如：由于联邦和州削减了对城市的财政补助，城市必须“自谋生计”；为应对财政困境以及经济全球化、新技术应用等新挑战，城市领导者必须理解社区价值、制度惰性、政治环境和领导力资源。

關於作者：

戴维·R·摩根（David R. Morgan），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退休教授，曾任该校Henry
Bellmon公共服务委员会主席、政治学教授，曾在地方政府任职五年，担任过俄克拉荷马州Yukon市首任城市经理。
罗伯特?E?英格兰（Robert E.
England），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出版有多部著作，在《美国政治学评论》、《美国政治科学》、《社会科学季刊》、《政治与公共行政评论》等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约翰?P?佩利塞罗（John P.
Pelissero），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政治学教授，《城市、政治与政策：比较分析》一书的主编，主要从事城市和教育研究，在《美国政治科学》、《美国政治学评论》、《社会科学季刊》、《城市事务评论》等杂志发表多篇论

章节目录
第1部分城市管理环境
第1章 21世纪的美国城市管理
1.1导言：美国城市的演进与变迁
1.2美国城市变迁的历程和原因
1.3城市如何提升管理能力
1.4系统分析与地方政策制定
1.5不满足于良好的管理
1.6本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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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城市与府际关系体系
2.1联邦主义
2.2府际关系
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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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城市政治结构
3.1改革运动
3.2城市政府的类型
3.3选举类型
3.4选举系统
3.5家乡自治和城市的法律地位
本章小结
推荐阅读

第2部分现代城市的冲突管理与物品（服务）供给
第4章城市政策制定
4.1城市政策的本质
4.2行政长官
4.3城市议会
4.4官僚系统与政策
4.5市民对城市管理的影响
本章小结
推荐阅读
第5章城市规划与发展
5.1城市规划的本质
5.2政治环境中的规划
5.3规划行为
5.4城市经济发展
5.5组织和管理经济发展
5.6城市发展的政治考量
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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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决策与分析
6.1决策的路径
6.2决策工具
6.3项目分析和决策的其他系统路径
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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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城市服务供给
7.1服务供给的目标
7.2测量城市服务的效率和效果
7.3服务公平：一个政治目标?
7.4服务供给的回应性
7.5替代性服务供给
7.6实施和评估城市项目
7.7市民调查
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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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内部管理过程
第8章管理过程：理论和实践
8.1作为开放系统的组织
8.2领导
8.3结果管理：重塑政府和新公共管理
8.4城市采用管理新技术可能遭遇的潜在问题
本章小结
推荐阅读
第9章人力资源管理
9.1组织人事职能
9.2人力资源管理职能
9.3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问题
9.4劳方—管理方关系
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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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财政和预算
10.1收入筹集
10.2支出
10.3预算
10.4管理城市财政
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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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城市的未来
第11章管理城市未来
11.1 持续财政危机时代的管理和领导

內容試閱：

第1部分城市管理环境
第1章 21世纪的美国城市管理
1.1导言：美国城市的演进与变迁
《城市管理学：美国视角》（第六版）发现，城市政府处于不断的演进和变化之中，这种趋势与25年前本教材第一版出版时的情形一样。在21世纪初，城市面临很多与20世纪60年代所谓“城市危机”（urban
crisis）相同的挑战：通过政治途径管理冲突，适应人口迁移和市民偏好变迁等环境变化，将新兴社会群体整合进入治理结构，平衡自有资金与政府间财政收入，回应联邦和州的政令，与其他地方政府谈判，面向市民提供地方性物品和服务，寻求通过有效、公正、回应性的途径来管理城市的方法。
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城市管理者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与20世纪60年代的情形不同，当前城市运行所处的府际环境，可以用一种被称为“自谋生计”型联邦主义来描述。［1］今天，联邦政府已经不向地方政府提供财政帮助以平衡地方预算或提供物品和服务。面对事多钱少的局面，城市领导者被迫寻求办法满足市民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寻求通过获得更大的财税支出回报，来抵消不断减少的府际财政收入。提升生产力水平需要开拓城市管理的新途径，在人力和财政资源管理、信息技术管理（IT）以及项目管理中，大力强调结果和责任。在过去20年有关城市管理的诸多新术语中，务实模式上的“重塑政府”以及理论和学术模式上的“新公共管理”这两种管理战略被广泛运用以提升市政生产力和行政责任。
21世纪城市管理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管理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技术环境发生的变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管理信息系统（MI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已经出现较大变化。在美国很多城市，这两个系统——独立或整合运作——显著提高了薪酬和账务管理效率，提高了应急人员派遣效率，提升了基础设施修复效率。个人计算机从根本上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日常工作状态。计算机软件和硬件使财政管理具有更高的效率和绩效，人力资源部门运用计算机进行测试和管理，提升了数据存储和传递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互联网技术使现代城市演变成全球社区。很多城市都建立并维护自己的官方网页（本章稍后讨论），另外，城市有关政府、社会、经济、商业、人口、文化等方面的信息资源，也可通过互联网途径获取。
不仅本地居民可以获得这些信息资源，而且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也都可以获取。实际上，今天的每个城市都与地球上的其他城市建立了链接关系，获取和交换信息唯一需要的就是能够接触万维网（World
Wide Web）。互联网也使电子政务（e?government）成为现实。“电子村”［2］（electronic
village）方便了市政雇员之间的相互交流，市民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所在城市的政治和行政官员。互联网对城市管理的影响仍处于初期阶段。城市有必要充分利用和管理这一技术资源。
最后，令人非常悲哀的是，在本书的最新版本中，我们必须将现代城市管理与2001年的“9?11”事件联系起来。在最后一章，我们探讨了后“9?11”时代城市管理的一些特殊问题。
第1章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我们讨论了美国城市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变迁的历程和原因，主要关注财政、社会和人口的变化；其次，我们分析了美国城市如何回应这些变化，如何通过重塑政府提升管理能力；再次，我们将城市管理置于系统分析的框架之中，在介绍和解释了系统理论的基本概念（即认为市政官员为了回应环境刺激而制定公共政策）之后，我们聚焦于公众参与和电子政务的作用，它们作为重要的环境因素对现代城市管理产生着重大影响；又次，我们提出仅仅掌握如何取得成功的管理技巧并不足以胜任当代城市管理，城市管理者必须理解社区价值、官僚制惯性、政治和领导力；最后，本章介绍了本书组织架构的基本概要。
1.2美国城市变迁的历程和原因
当前，城市政府需要努力应对一系列的压力和冲突。即使是小型社区，城市管理者也必须持续回应各种社会群体、机构和实体的各种需求，它们构成了城市政体的外部世界。这些政治压力不会凭空出现：美国城市在种族、族群、社会、经济、政府等方面呈现出典型的多样性特征，对政府服务的各种需求之间存在竞争和冲突。城市管理者必须理解各种外部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复杂环境。对于一个成功的管理者来说，学会谈判、讨价还价、劝导、妥协与掌握传统的行政技巧同样重要。在这部分，我们分析了城市管理者必须面对的经济和社会情形。
20世纪60年代，在肯尼迪总统的“新边疆”时期（New Frontier）和约翰逊总统的“反贫困”时期（War on
Poverty），城市政治的研究者和学生普遍认为，城市政府将会持续发展。毕竟，在20世纪60年代，州和地方政府薪金总额在快速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这种趋势继续发展——远快于联邦政府的薪金增长。为回应新的社会需求，城市政府的职能远超过去。20世纪60年代末，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市（Claremont）的城市经理凯斯?墨尔罗尼（Keith
Mulrooney）曾这样描述他的活动：
“对抗反战示威，控制市议会会议，与嬉皮士坐在一起讨论上周的突击搜查麻醉品事件，辩论反对一项劳动提案，与黑人学生联合会签署协议帮助成绩差的黑人学生提示阅读能力。”
20世纪60年代城市管理面临的这些挑战，意味着此前阶段城市面临的问题已经远去，如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发展行政科学以提升城市管理效率。“优先考虑的问题……逐渐从物质取向转向以人为本。”
伴随着这些新问题，大量联邦款项流入城市，市政府雇员数量和服务项目显著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期间，联邦专项资助项目从132个增加到500多个，联邦资金也呈相应增长，从70亿美元增加到915亿美元。在一些社区，为了争取联邦资金，地方官员开发了很多新项目。看上去，地方政府扩展已呈不可避免之势。国际城镇管理协会（the
International CityCoun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ICMA）于197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提出，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扩张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这一观点建议在所有可以想象的领域扩大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城市人口将会增长，预算将要扩大，联邦补助将会增加，市政工作将会增加，市政府履行和落实长期责任也会导致利润增长。
但情况随后发生了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经济情况不佳，在卡特政府时期，联邦政府对城市的援助开始减少。紧接着，“里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大量削减了联邦政府的国内支出，包括削减对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援助（见第2章）。1978年，城市财政中约有16%来自于联邦资源；到1990—1991财政年度，这个比例减少到3?6%。今天，全国25个最大城市的一般财政收入中只有6%来自于联邦政府。
坚持下去，节省成为了基本规则，城市显示出更多的恢复力而不是悲观论调。城市砍去了一些支出，预算被重新平衡，很多城市增加了税收。城市学会了在有限的财政下进行管理。一些人认为，在财政危机期间，很多城市纯净了自身，比过去显得更加强大和独立。在一定程度上，城市的变化的确如此。坚强的城市官员被迫作出艰难的选择，它常常使政府雇员和顾客群体感到不安。州政府通过项目或财政形式为地方政府提供最紧迫需要的救济，显示了他们对地方政府父爱般的体贴。
在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期间，得益于国家经济的较快增长，很多城市的财政状况得到改善。到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城市摆脱了在过去十年经历的财政陷阱（fiscal
morass）。例如，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U?S?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HUD）在其第二份年度报告“美国城市状况（1998年）”中记录道，“受强劲的国家经济的驱动，城市财政和经济处于十年来最强状态”。该报告显示，在中心城市，工作机会逐渐增多，失业率呈下降趋势。城市的居住条件得到改进，很多城市中心区的旅游、体育、娱乐和艺术开始恢复。犯罪率持续下降，中心城市的住宅所有率在增加。全国城市联盟（National
League of
Cities，NLC）在1997年发布的《美国城市状况：第13份市政选举官员民意调查》也报告了类似的好消息。对这些民选市政官员的调查显示，城市金融和地方经济正在稳定发展。对美国城市状况的全面评估显示出非常积极和乐观的信息。随后，2001年发生了“9?11”恐怖袭击。
2001年1月，乔治?W?布什担任总统职务，全国经济处于挣扎状态。布什的回应是打算在未来十年破纪录地减税1?6万亿美元。尽管参议院大大削减了提议的减税数额，但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布什总统的减税方案得到了优先执行。“9?11”恐怖袭击之后，流入国库的财政收入开始减少，而一系列意外支出不断增加，包括反恐战争、在伊拉克的持续战争、为受恐怖袭击影响的商业机构提供大量贷款和援助，这些显著减少了联邦政府用于帮助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今天，在“自谋生计”型联邦主义体系下，除联邦政府外，州政府也不再像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样帮助城市。公共政策专家约翰?E?彼得森（John
E?Peterson）指出，“各州需忍受联邦税收和国内支出的巨大变化导致的财政负担……联邦预算减少意味着对州和地方政府的大量援助项目不但不会增长而且要被削减”。
那么，21世纪前十年美国城市的财政状况是怎样的情形呢？两份报告有助于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为了能够从“底层”更好地理解城市状况，全国城市联盟组织了一项对市政民选官员的年度民意调查项目。2004年的调查发现，城市领导人非常关注城市财政活力状况。
城市官员报告说，城市财政状况和总体经济形势已经变坏，这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讲都是一个问题。城市官员将城市财政和总体经济状况列为过去五年里恶化最严重的五个方面之一。
在全国城市联盟发布的另一份年度调查报告《城市财政状况（2004年）》中，类似的财政不幸情形再次被提及。这份报告主要针对城市财政局长进行问卷调查。63%的回应者报告说所在城市在2004年的财政状况不及2003年，61%的回应者认为2004—2005财年的财政状况变坏。
城市财政难以期望快速返回至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状况，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的好时光已经不复存在。大多数城市都面临着艰难的预算选择，市民持续期待提升服务，但却不愿意支付更多的税收。因此，城市必须用有限的钱办更多的事，改进市政管理就成为必须要做的事情。它要求城市管理者减少自身需求、更具有奉献精神、更胜任工作，要求城市经理在政治上反应机敏。宽泛地讲，这正是本书的基本诉求——从技术和政治视角改进城市政府的管理。除了关注财政状况外，城市领导者必须对地方人口和社会变迁敏感。随着城市空间的变化，城市的价值、期望、需求和经济基础也都会发生变化。
美国城市状况：社会和人口状况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很多大城市的人口和工作机会持续出现向外运动。［16］这些城市不仅流失了生产性人口和雇员，而且税收基础也在收缩。但大量居民仍需要特殊服务。很多城市内城社区的贫困人口仍很多，就业机会主要限于低技术劳动者。福利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中心区域，尽管服务需要持续，但资源常常十分稀缺。
社会与人口变化
影响美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中心城市人口的分散化。实际上，美国城市人口的分散化已经持续了多年。1970年具有标志意义，那一年，美国居住在大都市郊区的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任何其他地方的人口。尽管人们对郊区也有一些批评，但它毕竟为业主提供了开放的空间、清新的空气和更好的学校。民意调查显示，各种人群，不论年龄、阶层、种族、地域，都更倾向于在郊区或小城镇居住。郊区的积极引力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在很多地方，中心城市的负面问题也产生了推力。就如克利夫兰市的前市长迈克尔?R?怀特（Michael
R?White）所言，人们离开中心城区以避开犯罪、堵塞、恶化的住房条件、糟糕的服务、低水平的学校，以及有些案例显示的为了避开少数族裔的邻居。［17］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避得开：一般而言，白人和富裕家庭主导着外迁行动，而少数族裔、穷人、缺少专业技术训练者、未受教育者和老人则会掉队。
当前，美国大城市是什么情况呢？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最近的两份研究关注于大城市和郊区的社会和人口变化。第一份研究关注在1990—2000年期间美国100个大城市的种族变化，发现美国大城市人口的多样性持续增长。［18］在1990—2000年期间，全美100个大城市的白人人口数量下降了8?5%，约合230万人口。在这些城市中，现在白人成为少数群体，仅占总人口的44%，1990年的数据显示白人占52%。在阿纳海姆、里弗赛德、密尔沃基、罗彻斯特、萨克拉门托、沃斯堡、奥古斯塔里士满（弗吉尼亚州）、费城、波士顿、圣迭戈、莫比尔、蒙哥马利、哥伦布、诺福克、阿尔伯克基、巴吞鲁日、什里夫波特、圣路易斯等18个城市，白人已经从人口中的多数下降为了少数。在过去10年里，100个大城市中，有71个城市流失了2%的白人人口；有20个城市的白人人口下降超过20%。底特律的白人居民流失最多（53%），紧随其后的是伯明翰（40%），以及加利福尼亚的圣安娜（38%）。
在少数族裔中，西班牙裔人口在20世纪90年代增长最快。全国100个大城市增加了380万西班牙裔人口（增长43%）。在1990—2000年间，略微超过100万的亚裔（增长38%）迁入这些大城市，而黑人人口仅增长6%，约合81?6万人。在那10年间，西班牙裔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7%增长到23%，而黑人和亚裔人口保持相对稳定，分别占24?1%和6?6%。
这一研究得出结论：大城市种族构成的变化具有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例如，当大城市的种族和族群在规模上增长时，大城市也经历了全面的人口增长。在增长最快的20个城市里，白人人口增长了5%，黑人人口增长了23%，亚裔人口增长了69%，西班牙裔人口增长了72%。因此，这项研究提出，“城市期望获得真正的增长，需要为不同种族和族群的家庭提供吸引人的生活条件”［19］。另一项研究关注于特殊群体的服务需求：“城市必须考虑怎样的保健、公共教育和一般城市服务结构和供给方式，能够适应变化中的人口的需求。”［20］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的西班牙裔人口增长了271%，结果是，每5人中就有1人是西班牙裔。
变化的人口同样影响城市的财富。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报告显示，人口普查表明在1999年西班牙裔家庭的收入中值比非西班牙裔白人家庭低14000美元。西班牙裔人口的增长，加之白人人口的下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财政影响。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全面增长能够促进城市收入总量的增长。［21］这些竞争性的影响必须被理解、分析和管理。
最后，大城市少数族裔的人口增长意味着少数族裔候选人的选举基础也在增长：人口数量的增长可能导致更多的少数族裔市长、城市议会议员、学区委员会成员当选（第3章将对此展开专门讨论）。
布鲁金斯研究所大都市政策项目（Brookings Institution?s Metropolitan Policy
Program）主任布鲁斯?卡茨（Bruce
Katz）对美国城市人口变化进行了比较研究。2005年，在一次演讲中，他强调了大都市地区最近的发展趋势：
●郊区增长快于市区。在1990—2000年间，美国100个大城市人口增长了8?8%，而它们的郊区人口增长了17%。郊区人口的快速增长发生在各种类型的家庭之中——已婚无孩子、已婚有孩子、无孩子的其他家庭。
●少数族裔在郊区人口中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在1990—2000年间，郊区的非裔人口比例从33%增长到39%；在郊区居住的亚裔人口比例从51%增长到55%；西班牙裔人口比例从46%增长到50%。少数族裔人群在郊区的变化大于在城市的变化。在那10年，中心城市的黑人人口增长了5%，但郊区却增长了36?1%。中心城市的西班牙裔人口增长了46?2%，而郊区增长了71?9%。中心城市的亚裔人口增长了37?3%，而郊区增长了63?4%。现在，约27%（14）的郊区家庭是少数族裔。
●城市不同人群的受教育程度具有很大差异性。在全美100个大城市中，10%的西班牙裔、14%的黑人、37%的白人和39%的亚裔拥有学士学位。
●美国大都市地区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呈增长趋势，1980年为1930万，1990年为2310万，2000年为2580万。1990—2002年间，中心城市的贫困率从19%下降为17%，而郊区贫困率略有上升，从9%上升为9?1%。生活在贫困地区（依据人均收入低于大都市地区收入水平的75%进行测量）的郊区居民数量从1980年的8?4%上升为2000年的18?1%。
城市是如何应对这些与社会、经济和人口变化相联系的问题的呢？尤其是，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城市管理实践的呢？
社会变迁和城市管理
市政当局提供内容广泛的地方服务。自从20世纪60年代发生社会骚乱以来，城市政府发现有必要特别关注人的问题。对于处境不利者的这一关注，无疑会进一步加重很多大城市面临的财政问题。当城市做出新的承诺，其财政支出将空前增长。作为“反贫困”、“样板城市”（Model
City）、“领航”（Head Start）、《1973年全面就业与培训法》（CETA）、“城市发展行动补助”（Urban
Development Action Grants）、“社区发展综合补助”（Community Development Block
Grants）及其他项目的派生结果，这些经费有相当部分来自于联邦政府。在很多大城市，人口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创造了空前的社会服务需求，以援助老年人、穷人、处境不利者，这些项目发挥了救生员的作用。但当联邦政府在1980年削减国内支出后，大量的此类城市项目逐渐被取消或实质性削减，或者通过新途径提供（如以总量补助取代项目分类补助）。城市不得不寻求一些非传统途径解决城市问题。最近的文献有很多关于通过转向其他城市服务资源来压制成本的讨论。很多人将“合同外包”（contracting
out）给私人部门看做一种很有前途的选项。另有一些人主张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开展更多的合作。为应对严峻的财政困难，私人部门有可能提供一些地方政府难以提供的服务和资源。
当城市试图坚持下去勉强维持时，它们面临着新的政治压力。只要城市财政在扩大，每个人都希望获得更多。但是当馅饼缩小，不同人群试图维持原有份额而形成的竞争就会激烈。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必难以隐藏谁赢谁输：没有增长就难以收买那些失意者。［23］财政压力会使不同利益群体、服务接受者以及公共雇员产生不满情绪。这样，民选官员及其委任者就会意识到选民会通过投票表达民意。［24］出于对公众不利反应的担心，很多地方官员热衷于短期的问题解决方案。例如，削减资本预算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战略——现在它已开始出现负面影响。很多证据显示，由于推迟维护，很多城市和县的基础设施正在恶化，有的已经处于警戒水平。缩减人力成本战略也已导致很多优秀和高素质的市政雇员转到其他领域寻求发展。优秀人员的大批离去可能导致管理能力的长期下降。
面对财政约束，城市领导者必须在若干选项中做出选择：增加税收或收费，降低成本，削减支出和服务，或者改进运营生产力。税收导向的财政增收计划很少得到普遍支持。尽管公众压力有可能使成本下降，然而，公众却并不愿意削减服务内容。实际上，大多数民众希望获得更多和更好的服务。显然，城市管理者没有太大的选择余地：他们不得不致力于提升生产力水平。
有些观察者争论说，单纯提升生产力并不能够奏效。当前的严峻问题要求对城市治理方式进行变革。病人（城市）并不需要权宜性的“创可贴”（如延期的财政支出）或体检（如服务供给的系统分析）。他们需要的是改造性的外科手术——城市政府必须被改造。或者如记者戴维?奥斯本（David
Osborne）和前城市经理特德?盖布勒（Ted Gaebler）所言，我们必须“重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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