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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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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录五十余篇（部）戴季陶1909—1932年间发表的论著，按时序编排，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日关系、边疆、国家、世界等紧扣时代脉动的主题。作为晚清民国重大事件的参与者、见证者，戴季陶敏锐把握各种纷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主张和解决办法。通过梳理、阅读这些论著，不仅能够窥见那个时代中国的政局纷乱、思潮激荡以及国家民族危机的跌宕起伏，而且可以从前人因应时势的态度、做法中获得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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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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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1891—1949，谱名传贤，学名良弼，字选堂，又字季陶，笔名天仇，晚号孝园。生于四川广汉，祖籍浙江吴兴。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继而到上海、南洋等地担任报纸笔政。武昌起义后，任孙中山机要秘书。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部长、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校长，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一生著述甚多，于各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并著有《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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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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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宪法纲要（1909年12月2日—1910年3月1日）
《宪法大纲》私议（1910年8月7日）
本报阅者诸公请看（1910年8月13日）
近世之国民活动（1910年8月21日）
人道主义论（1910年10月12日—13日）
世界国民论（1910年10月14日—16日）
社会主义论（1910年12月4日）
社会党之风云（1910年12月25日—1911年1月1日）
檄告全国青年（1911年1月9日—11日）
地方分治论（1911年1月13日—16日）
无政府主义之神髓（1911年2月2日—3日）
新女训（1911年3月11日—24日）
区域问题（1912年4月9日—10日）
资力集合论（1912年5月22日—27日）
今日之两大问题（1912年5月28日—6月2日）
共和政治与政党内阁（1912年6月25日—27日）
今日之国是（1912年7月1日—10日）
指日本政治方针之误（1912年8月4日—5日）
国民国家与国民党（1912年8月29日—30日）
征蒙与拒俄（1912年10月29日—11月3日）
省长民选问题（1912年11月3日—5日）
民国存亡大问题（1912年12月4日）
民国之教育问题（1912年12月17日）
民国之省制问题（1912年12月18日—20日）
民国政治论（1913年2月10日）
理势论（1913年6月17日—19日）
中国革命论（1914年6月8日）
中华民国与联邦组织（1914年7月10日）
关于《中华民国与联邦组织》的通信答问（1914年8月10日）
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1917年12月13日—1918年1月24日）
女子解放从那里做起（1919年7月27日）
我的日本观（1919年8月1日）
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1919年9月1日）
革命!何故?为何?（1919年9月11日）
旧伦理的崩坏与新伦理的建设（1919年10月19日—11月23日）
中国劳动问题的现状（1920年2月1日）
劳动者解放运动与女子解放运动的交点（1920年3月1日）
劳动运动的发生及其归趣（1920年3月14日）
国家主义之破产与社会的革命（1920年4月25日）
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1920年5月1日）
上海的同盟罢工（1920年5月1日）
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1925年5月—6月）
协作制度的效用（1920年6月1日）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导言（1925年7月23日）
行易知难（1927年11月1日—15日）
《青年之路》序（1927年12月）
日本论（1928年4月）
东方问题与世界问题（1929年3月14日）
复兴中国文化的道路（1929年11月26日）
开展西北文化与建设新中国（1931年4月16日）
中藏思想沟通之重要（1931年6月7日）
中华民族自救之道（1932年4月18日）
戴季陶年谱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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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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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9世纪中叶以来，历史学突破了政治史和英雄系列的框架，正统精英主宰社会命运的神话被打破，历史舞台不再是少数人活动的专利，民众的思维行为日益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伴随着人物研究的边缘化，思想史也越来越离开主流中心的位置。
然而，历史毕竟有人文的一面，人物研究始终是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人的思想为人的有意识活动的重要体现，与社会有规律运动构成人类社会运行的主要轨迹。而人的有意识活动之意识的层面，最为活跃，变动不居，极难把握，对研究者的智慧是极大考验。学人不察，好用外来后出的各种观念架构组装解释，使之与自我认识相一致，结果各种说法看似条理整齐，逻辑严密，实则陷入越有条理系统，去前人思想越远的境地。
在普遍考察的同时，对于重要人物及其思想更应倾注心力。所谓重要，倒不一定是其人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大于常人，而是基于如下考虑：重要人物往往亲历各种关乎社会发展前途命运的重大事件，其思想活动能够集中反映社会时代变迁的进程实事。通常说某人的一生浓缩着那个时代的历史，就是此意。戴季陶的经历显示，他显然属于那一时代的这样一类人物。
尽管大事要人从来不曾真正离开学人的视线，可是，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至关重要的人物，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无论是海峡两岸还是域外学人，对戴季陶的研究都很不充分。后来虽然各种制约的因素已经发生变化，局面却没有完全改观。在形形色色不温故而欲知新、看似攀高实则取巧的“新史学”的冲击下，甚至更加乏人问津。而坊间传闻与媒体鼓噪则虚实真伪参半，以讹传讹，令人无所适从。
一戴季陶其人
戴季陶原名良弼，字选堂，谱名传贤，字季陶，号天仇，晚号孝园，还用过许多笔名法号。有的如“天仇”人们耳熟能详，有的则鲜为人知，如“散红”、“泣民”、“商孙”等。
戴季陶祖籍安徽休宁，后迁往浙江吴兴，高祖时迁居四川广汉。幼年读过私塾，十二岁参加科考，后进入新式学堂，1905年又到日本留学，一直读到日本大学法科肄业。那时的留日学界，是中国各种政治势力活动的中心。戴季陶虽然没有加入任何政治组织，却出席过不少大型集会，担任过日本大学中国留学生同学会会长。归国后，他短期执教于苏州，随即到上海进入新闻界，先后在《中外日报》、《天铎报》任笔政，同时为《民立报》撰稿。这使他看到了舆论的威力，后来他称报馆集中的上海四马路望平街为“中国真正之都城”，认为报馆是“真正之政府”《祝〈晨报〉周岁》，见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第1册，34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59。
，一切社会变化均由此而生。而他本人正是其中健将，“天仇”之名随着报纸的发行而声名鹊起。1911年，戴季陶因鼓吹激进变革，抨击当道而遭清朝官府缉捕，亡走南洋，任职于《光华日报》，并加入同盟会。
武昌起义后，戴季陶一度参与同盟会的北方举义，不久回到上海，参与创办《民权报》，又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从此进入国民党政治核心的圈子。他率先揭露抨击袁世凯的野心，投身于二次革命，失败后随孙中山亡走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参与编辑《民国》杂志，任浙江支部长。袁世凯倒台后，他又协助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历任广州军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大元帅府代理秘书长、外交部次长。五四运动兴起，他对劳工运动表示同情，在所主办的《星期评论》上开展讨论，协助孙中山创办《建设》杂志，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同时研读早已有所接触的马克思学说，主张以阶级调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还一度参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筹备活动，与陈独秀等人多有联系，后中途退出。
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政策，戴季陶则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保持双重党籍，对国共合作明显有所保留。在孙中山的一再催促和廖仲恺的反复劝说下，他虽然勉强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以后又兼任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但态度消极，曾两度辞职跑到上海。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戴季陶是9名遗嘱签证人之一。
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主张思想上与共产主义划清界限，政治上反对国共合作，支持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为其政权建立纲纪而呼吁。此后，他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训练部部长、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要职，积极地全面建立国民党统治的思想体系和各项法规。九一八事变后，他出任国民政府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专议对日事宜，提出以抱定国际联盟为主要方针的建议，力主对日妥协，并使其成为国民政府的国策。抗战期间，他逐渐离开权力中枢，政治上的作用与影响日益淡化，较多担任教育、文化等机构闲职。1949年因服用过量安眠药死于广州。
综上所述，1905年至1937年间，戴季陶几乎始终生活在中国政治旋涡的中心，各种重大事件均可见到他的身影，而他先后担任的各项要职，也表明其实际地位的重要。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历史，缺少对戴季陶的认识，不可能说清楚讲明白。就此而论，戴季陶的地位主要显示在三个方面：
其一，他是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核心成员。早在孙中山时期，他就是其周围的少数非粤籍要人之一。在长期追随过程中，他既受到孙中山的影响，也对孙中山有所影响，两人在思想、政治上的联系密切而复杂。通过彼此对各种事件的共识与歧见，可以印证各自的观念和宗旨。以后他又和国民党的另一要人蒋介石成为与江浙集团联系的重要桥梁，是国民党权力中心由孙向蒋过渡的关键人物。戴季陶与蒋介石的关系极为密切，超逾常人。与20世纪30年代后权力重组过程中其他国民党元老的失势不同，20世纪30年代后戴季陶在政治舞台上淡出，并非由于在与蒋介石的权力角逐中落败。
其二，他的思想文化的影响巨大。近代中国的思想流派林林总总，但以主义名家者不过两人，一是孙文主义，一是戴季陶主义。前者为戴季陶所鼓吹和宣传，后者则是他人赋予这位以孙文主义正宗传人自居者的“美誉”。戴季陶一手将三民主义神化，经他解释和宣传的三民主义，长期成为国民党及其政权的统治思想，戴季陶主义实际上也就是蒋介石政权的思想基础。不了解戴季陶的思想，很难深入认识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此外，戴季陶历任多间名报馆的笔政，又长期主管国民党的宣传、教育、考铨等事，在对外文化交流、边疆建设和宗教活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其三，他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外尤其是对日决策的要角。近代中国与列强的关系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尤其是与日本、苏俄及英、美的关系，而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的大多数时期，与日本的关系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戴季陶作为国民党内有数的国际问题专家，是对日决策及其主导思想的主持制定者，对于国民党的对日态度及其战略决策有着重大影响。
二戴季陶研究
和一般学术研究同样，研究人物的起点，也是总结前人成果和搜集整理史料。
戴季陶的重要性固然毋庸置疑，而重要人物往往也是学人关注的焦点，一般情况下，由于多人反复用力，使得诸如此类的热点领域很难长期保持足够的拓展空间。戴季陶研究则有所不同，他在海峡两岸均属于问题人物，因而成为学术领域的棘手难题。戴季陶坚决反共，消极抗日，又全力推行三民主义的禁锢式党化教育，不仅共产党对其深恶痛绝，采取批判方式一概骂倒，而且一般从国民政府时期过来的知识人对其党棍兼学阀的形象也大都嗤之以鼻。20世纪80年代以前，除少数几篇批判或介绍文字外，学术研究在这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许多大学和图书馆将有关的著述资料置于特藏室，仅供批判。借阅手续的繁琐和诸多限制使得相关研究成为难以逾越的禁区。
进入新世纪，情况有所改观。2003年、2007年，分别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团结出版社出版了两本《戴季陶传》，算是为这一重要人物长期缺席民国人物研究做了补救。后一传记的几位作者曾经写过《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该书1992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为“中华民国史丛书”人物系列之一。
在国共双方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一些在此地被打入另册的人物在彼岸却炙手可热，但是戴季陶研究在海峡另一边似也颇受学人冷落，多年来只有陈天锡所编《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年，1967年增订再版）和《戴季陶先生的生平》（台北，商务印馆，1968年），以及王更生所撰半通俗传记《孝园尊者——戴传贤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78年）和一本青少年读物《智仁勇的典范——戴传贤的故事》（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均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包办。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同仁著作中，到1990年止，只有陆宝千、黄福庆各写过一篇文章，前者为《戴传贤先生评论——由事功思想衡定戴传贤的历史地位》（见《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中研院”，1984年），后者为《论中国人的日本观——以戴季陶的〈日本论〉为中心》（见《中研院近代史所集刊》，第9期，1980年7月）。另外出版过一些诸如戴季陶与考试院之类的专题著作。与地位相近甚至稍逊的同时同类人物相比，对戴季陶的研究与其身价显得极不相称。如今民国史的研究在台湾也渐入颓势，戴季陶研究更加引不起新进学人的兴趣。
一些在两岸均不能畅所欲言和秉笔直书的人与事，往往顺理成章地成为海外学人的专利，可是戴季陶还是境遇不佳。如果说海峡两岸忽略戴季陶研究还有政治障碍作梗，那么制约海外学人的要因，则是资料的局限。虽然日本学人对于五四前后的戴季陶及其日本观等问题不乏佳作，但总的来说，关注面仍限于局部和片段。而且因为对戴季陶的思想活动缺乏全面了解，即使就事论事，也不恰如其分。
有些关键人物的言行本身就是厘清历史发展线索和破解谜团的钥匙，他们不仅在一个短时期或具体事件里扮演重要角色，而且亲历一个时代的几乎所有大事，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和影响。不过，人物愈是重要，后来附加于本事之上的成分就愈多，研究的难度相应地愈大。进一步说，人物研究上手虽易，做好却极难。研究某一人物，不过是由此进入社会历史的门径或基点，要想恰当认识和论述特定历史人物的思维行为，须对相关的一切人物事件、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礼仪人情、相互关系等等，均有全面而深入贴切的了解。
更有甚者，思维的层面最难征实，人物研究对此却难以回避，如何才能深入本心而不加附会，须在博览群书之上有入木三分的见识。或谓学人才智若在研究对象之下，又不能以对象同类的观念意识反诸其身，则所论大抵非皮相即臆想。重要人物历经大浪淘沙而凸显历史画面，无论大智大勇还是大奸大恶，或明君，或良相，或能臣，或名士，或奇人，或枭雄，甚至几朝元老的政坛不倒翁，无不是出类拔萃之人，其心计的繁复缜密，不仅弄人于掌股之上，令当局者迷，而且常常让自以为是的研究者大上其当还自以为洞若观火。
三相关资料
戴季陶研究的欠缺，除了人为因素的制约，很大程度受资料条件的限制。有关戴季陶的资料，分散于日本、中国台湾和大陆，没有各方的通力合作，难以汇集。陈天锡穷多年之力而不能搜集完整戴季陶的文字，便是明证。而日本方面保存的资料，多为片断，在中国本土资料的发掘研究尚未展开的情况下，不易充分显示其价值和意义。同时，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互相敌对的形势，使双方对两党要人的研究很难进入学术化的轨道，严肃的学人不愿虚耗精力在诸如此类政治功用过强的课题之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两岸情势和相互关系明显变化，相互交流增多，这使得戴季陶研究的条件有所改善。
戴季陶当年是有名的才子，运笔如风，文思泉涌，又经过较为系统的西学和国学教育，钻研过佛学、法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等，发表过不少长篇专论，因而一生著述极为丰富。其文字除随时刊诸报纸杂志外，很早就结集出版。有关戴季陶文集的编辑出版情况，以1949年为界，大体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从1912年《天仇文集》开始，可查实的至少有专集和专著21种，与他人合集2种，详如下列：
1?《天仇文集》，上海，《民权报》发行部，1912年11月。
2?《中华民国与联邦组织》，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14年7月。
3?《中国独立运动的基点》，广州，民智书局，1925年8月。
4?《季陶小文集》，广州，民智书局，1925年8月。
5?《季陶论文集》，广州，民智书局，1925年8月。
6?《日本革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广州，民智书局，1925年8月。
7?《商会制度之改革》，广州，民智书局，1925年8月。
8?《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广州，民智书局，1925年8月。
9?《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1925年7月。
10?《戴季陶先生最近讲演集》，第1编，何思源整理，林霖等笔记，国立中山大学事务管理处出版部，1927年1月。
11?《青年之路》，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2月。
12?《日本论》，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4月。
13?《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年5月。
14?《党国要人戴季陶最近言论集》（上下编），上海，大东书局，1928年11月。
15?《戴季陶言行录》，时希圣编，上海，广益书局，1929年6月。
16?《戴季陶集》（上下卷），上海，三民公司，1929年11月。
17?《关于西北农林教育之所见》，“孝园丛书”之一，南京，新亚细亚学会，1934年7月。
18?《戴季陶最近言论》，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宣传部编印，1927年。
19?《戴先生三民主义讲演集》，王贻非选编，南昌，江西省三民主义文化运动会，1941年。
20?《学礼录》，重庆，正中书局，1945年5月。
21?《戴季陶先生的文存》，中国革命书店发行。
22?《西北》，“中国边疆丛书”之一，南京，新亚细亚学会，1931年10月。收戴季陶的文章5篇。
23?《孙文主义讨论集》，陆友白编。收戴季陶文章3篇。
以上各书篇幅一般不大，字数较多的是：《天仇文集》20万字，《季陶论文集》20万字，《青年之路》15万字，《戴季陶集》27万字。其中有些文章系重复收录。编辑出版的目的，主要是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
1949年后，中国大陆很长时间几乎没有开展对戴季陶的研究，也未注意搜集整理和出版有关资料。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了《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封面题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书中的“说明”指明由林茂生、林章惠编辑，是从1949年以前出版的13种文集、专著以及《星期评论》中选录48篇与戴季陶主义有关的文章，共27万字。注明为校内用书，目的在于批判，印数仅850册。
中国台湾方面，长期担任戴季陶秘书的陈天锡从1954年至1962年，以9年之功从事搜讨，先后编辑出版了《戴季陶先生文存》（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59年3月）、《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67年5月），共277万字。其中后者本来有127万字，适逢孙中山诞辰百年庆典，将大部分分别编入《革命先烈先进阐扬国父思想论文集》和《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余下的才单独成书，次年又出《戴季陶先生文存再续编》。1970年戴季陶八秩初度冥诞，陈天锡在钟贡勋等人协助下，搜得逸文共12万字，连同纪念文字辑为《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71年10月）。后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还出版过《戴季陶先生墨迹》1册。
尽管陈天锡编辑的文存各编多达290万言，但限于条件，仍有不少缺漏，尤其是1920年以前的文字，缺漏最多。1990、1991年，《戴季陶辛亥文集：1909—1913》、《戴季陶集（1909—1920）》分别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前者为全录，后者为选编，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弥补了以往这一时期有关戴季陶著述的主要缺漏。1920年以后的文字，散见于各报刊而未经收录的也不在少数，虽已经编辑成稿，因故迄今未能刊出。此外，戴季陶与日本关系密切，先后有不少文章或谈话刊登在当时的日文报刊上，神户大学的久保纯太郎博士对此有所用力。
关于戴季陶生平活动的各种记载，台湾出版过一套戴季陶生平传记资料，收集了大量回忆录，《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中有一半的篇幅是纪念专文。大陆出版的各种文史资料和若干专题资料中，多有涉及戴季陶的活动，还有一些极具史料价值的未刊稿。与其他资料相互印证，有助于证出戴季陶活动交往的史事，为理解其思想提供必要条件。
四本书主要内容
本书取材大体包括以下方面：其一，宪政与政治。其二，社会主义与社会问题。其三，三民主义。其四，民族、边疆与国际问题。这些内容，虽未必能够涵盖各个时期戴季陶思想的各个层面，但至少可以兼顾主要领域。而各方面虽然可以分立，但相互还有交叉，不宜孤立看待。
戴季陶留学期间，进入日本大学习法科，受业于日本著名法学家笕克彦，归国后又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讲习法学和宪法学。这些法政学的学理知识，不仅是他后来议政论政的重要凭借，也是使之成为国民党有数的理论家的主要基础。尽管任教于苏州时他一度在国权与民权之间游移，可是自1910年到上海投身报馆任笔政起，鼓吹民权，抨击政府，主张人民本位，就成为其文字的鲜明色彩。他目光如炬，思想敏锐，辛亥年之初便准确地预见到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内阁将是皇族内阁，民初又率先高揭反袁的旗帜，提出根本改革民国政治之道，在于排除腐败官僚政治，扫清数千年专制流毒，并从法理、宪法、政治方针、政策等层面详说共和与专制之战的道理办法。继而主张反对独裁政治，保障国民权利。其民权论的所有思想、方针、政策，无不以法政学的学理为依据，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后来他主持或参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法制法规建设，也算是渊源有自。
宪政与政治和社会民生问题密不可分，社会程度愈低，国家专横愈甚，因此还在戴季陶刚刚进入舆论界之时，社会主义便引起他的高度关注。其目光后来始终注视各国的社会主义活动，包括组党、政纲、罢工等等，并且以社会主义为破除专制专横、构建国民幸福生活的社会秩序的必由之路，进而希望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五四时期，戴季陶深切关心和悉心研究劳工运动，迎受并且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欢呼实行马克思主义式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俄国十月革命，甚至参与过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党活动。
不过，戴季陶倾向社会主义以至迎受马克思主义，还是有所保留的。说到底，他对阶级斗争心存疑虑，对革命式的专政尤其感到不安，更多地赞成主张社会调和与合作的社会民主主义。可是，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各国也是道路分歧，不易取舍仿效。如何在民主自由和社会平等之间趋利避害，使得戴季陶最终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取向，回到他认为与社会主义一脉相通的三民主义的轨道上来。
国民党改组之前，戴季陶可谓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面见孙中山之后，很快成为后者的机要秘书，长期追随左右。虽然他与孙中山之间有过意见分歧，甚至行动上也一度出现过若即若离的倾向，但总体上还是服膺孙中山的人格及其三民主义。他在报刊上发表的诸多文字，主旨都是不遗余力地宣传、解释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思想及主张。由于戴季陶长期跟随孙中山，许多文字还可以直接间接地反映孙中山的思想言行。如孙中山任铁路督办时，戴季陶担任其党政机要秘书，每天早上8时即到孙中山的寓所，“敬聆讲授建国之道，并奉命记之，百余日间，成《民国政治纲领》及《钱币改革要义》两书，凡数万言”《宋子文先生五旬晋二寿序》（1945年12月），见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第4册，1444页。。前者以《民权报》增刊的形式发表，题为《民国政治论》，实际上全面表述了孙中山的政治观念和主张。
戴季陶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向往社会主义，也与孙中山的认识密不可分。孙中山一开始就认为社会主义与三民主义是同道，只不过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主义，并非苏俄式的社会主义，而是欧洲各国盛行一时的社会民主主义。令人困惑的是，正是在与社会主义相关的问题上，戴季陶罕见地前后两度与孙中山发生意见分歧，甚至导致行动上的若即若离。而且两次分歧的取向似乎截然相反。前一次是参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经过孙中山的再三训斥劝阻，才没有继续往前走得更远；后一次则是反对孙中山实行容共政策，在孙中山及廖仲恺等人的一再劝说督促下，虽然勉强回到孙中山身边，态度却一直消极。
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在短短几个月里便出版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以道统论、民生哲学重新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及国共合作，形成名为“纯正三民主义”的戴季陶主义，成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统治思想。从积极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回归传统，除了思想上前后的内在联系，国民党即将主导国民革命取得全国政权，由打天下转为坐天下，由革命党变成巩固政权的党的时势变化，当为一大要因。这再度显示出戴季陶敏锐的政治预见性，戴季陶主义顺理成章地成了为蒋介石政权建立纲纪的思想武器。只是如此一来，这位国民党的理论家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战线的头号敌人。
戴季陶是国民党内有数的国际问题专家，又因为信佛而参与宗教活动，进而与边疆民族事务颇多联系。从进入舆论界之始，他就不断对国际、边疆和民族事务发表评论，后来又主持或参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相关方针政策的制定。国民政府处理边疆民族问题，虽然历来认为不利于民族自决，受到批评甚多，其实是延续清朝的一些成法，并非一无可取之处。而戴季陶在国际事务方面，影响尤为重要，特别是对日决策。
戴季陶的日本观是前人研究的重点，成绩也较为突出。戴季陶写有《日本论》，他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知日三白眉”之一，《日本论》与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周作人的散文集鼎足而立，甚至被推为其中最好的一本。问世以来，已有多种日文译本。但是，国人内部的反应却差若天渊。出版之始，在国民党上层和知识界的部分人士中还博得一些好评，很快就随着戴季陶处理九一八事变时的妥协退让，而为民族情绪空前高涨的民众所弃置。直到20世纪70年代，台湾大学政治系许介麟教授撰写《近代日本论》时，还坦言其目的是一箭三雕。“所谓三雕，就是第一戴季陶的《日本论》，第二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第三美国赖谢和所代表的《日本现代化论》。”《近代日本论?序论》，台北，故乡出版社，1987。该书1979年用日文出版，1987年台湾出版中文本，1989年2月中国文史出版社以台湾原版丛书总目《谁最了解日本》为题再版。
他对戴季陶的《日本论》，特别是日本方面对戴著的高度评价予以激烈抨击，认为戴季陶在明治维新、军国主义、天皇制等日本近代史的关键问题上，存在许多错解，进而找出其论点与林房雄、赖谢和等人的内在联系，揭示他们所以受到好评的社会政治原因。
戴季陶的《日本论》至少蕴涵两重意义：其一，一位近代中国的特殊人物对日本的独特认识；其二，从中日关系演变史的角度来看待日本，即认识对象是日本，言说对象却是国人。因此，既不能单从对日本社会发展的认识深度来评估，也不能视为“总括的代表中国人的日本观”，更不能静止和夸大地看待《日本论》所表达的戴季陶的对日观。
对戴季陶《日本论》的分歧看似对立，但若仔细体察，认识方法如出一辙，即都将《日本论》视为戴季陶对日观的恒定表述，忽略了戴季陶对日观形成、发展、变化的长期复杂过程，以及对此产生作用的各种相关因素，没有将《日本论》置于这一过程的一定阶段加以考察；都从一定的政治或理论立场出发，仅仅依据戴季陶的一两种相关著述阐述和发扬各自的观点，而忽视了《日本论》也是戴季陶在一定的背景下为特定目的和对象而作，不能涵盖其对日观的整体。结果，围绕《日本论》而展开的争议，实际上成为各种观念分歧的延续，对于《日本论》的解读和认识深化，反而作用不大。
《日本论》是由1919年8月发表于《建设》杂志的《我的日本观》增补改写而成，两文相较，行文与结构，《日本论》几乎是移植《我的日本观》，前14节只是略有增补，第15节至第24节则为后来加写。而《我的日本观》又是对1917年至1918年发表于《民国日报》的《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一文的补充。按照戴季陶自己的讲法，后者“是关于日本这个题目的一部分，侧重于日本最近的政局及其十年来的亲善政策”，而《我的日本观》则着重从历史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对日本进行深入剖析。“日本和中国有什么冲突，为什么会冲突，冲突点在什么地方，我前年所著《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和去年所著《我的日本观》两篇文章，自信把这个问题的根底已经解析了许多。并且在那两篇文章上，把‘国际间的日本’的意义，自信也加了一个较为充分的说明。”戴季陶：《满蒙山东与东部西比利亚》，载（上海）《民国日报》，19200101。由于目的各异，《日本论》并未收录《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的内容。
戴季陶日语极佳，留学期间，由于修习政法专业，关注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政治和法制建设，读了不少相关书籍，并注意日本政局和社会的动向。到上海任记者后，日本及相关问题就成为戴季陶笔锋所向的重点之一。目前已经搜集到的1920年以前戴季陶的1000余篇文字中，专论日本问题的长文31篇，短评32篇，附带论及的41篇。除了前面提到的各文外，要全面探讨其对日观的形成发展，应当仔细梳理这些长文短评的本意和演化，其中不乏精彩见解。如1911年3月12日《天铎报》所载《排外与亲外》一文论道：“排外者，手段也，政策也，利害关系也；亲外者，事实也，人情也，世界之趋势也。吾国之国民，既不能不人人有排外之能力，亦不能不人人有亲外之思想。唯能排外，然后可作强国民；唯能亲外，然后可作大国民。”这庶几可为理解戴季陶对日观复杂性的关键。
1920年以后，戴季陶仍不断发表关于日本问题的著述言论，如1925年的《日本革命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以及《日本论》发表前后撰写的《东方形势之日本与中国》、《反对日本暴力压迫与中国国民自强的基本工作》、《日本之对华政策与其政治组织》等重要文章，其中谈到认识日本问题的态度与方法。即使在《日本论》问世之后，戴季陶对日本的观察也并没有就此停止，随时准备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调整、修改、充实具体的观念主张。
时序变动而外，还要考虑戴季陶就日本问题发表意见的背景、动机、对象、目的等各种因素。在基本框架形成之后，随着条件的变更，表达的重点和方式也会相应有所改变。如戴季陶从来认为日本及中日关系与列强及东亚全局密切相关，因此必须了解他对各方面相关问题的态度主张，才能准确认识其对日观。此外，应当特别注意，不要将别人的评论与戴季陶的对日观相混淆，作为论说的依据。
戴季陶曾向胡汉民征询其对《我的日本观》一文的看法，后者认为文字尚佳，但主观过重，“好像有心说人家的坏话，人家有些好处，也说成坏处了”。戴季陶佩服此评语“一语道破”。他写《日本论》，就是想“改正从前偏执成见的毛病，全以平心静气的研究”。胡汉民读后掩卷叹服道：“大抵批评一种历史民族，不在乎说他的好坏，而只是要还它一个究竟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季陶先生这本书，完全从此种态度出发。”《日本论》，胡序，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
然而，这种态度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在不同方面引起的反应大相径庭。姑不论各方意见的是非正误，应当看到，戴季陶在对日问题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既是冷静客观的学者，又是国家民族的法统代表和国民党对日国策的决策人，其身份矛盾决定了他的态度必然因时因地而异。就前两种身份而论，戴季陶的观点大体不错。他很早就明确指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必然性，断定政府的更替不可能改变或扭转其基本趋势，中日两国间大规模的冲突不可避免，而日本永远不可能令中国彻底灭亡。同时他又认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是明治维新后国力膨胀的结果，带有全民性，想要扼制或与之对抗，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像日本那样发展现代化，实现中国自身的富强，并以中国传统文化弥补日本式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弊端。
民国成立后，一方面中国改变了单纯模仿日本的做法，比较参照先进各国的优劣短长，另一方面，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和争霸大陆的野心，激起中国人日益强烈的反日情绪。戴季陶试图综合排日与亲日两种倾向而克服各自的偏颇，可是，当他将这种态度运用于制定对日政策时，却助长了对日妥协。以戴季陶的某些言论为日本的侵略扩张辩解，或因此而否定其基本认识与估价，都是简单化的曲解。戴季陶对日观的症结，在于他面对日本的武力进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外妥协，纵容和刺激了日本的侵华野心。这虽然是国民党高层的共识，并为一部分知识分子所赞同，却遭到其他党派和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的反对。作为对日国策的主持制定者，戴季陶难辞其咎。他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曾将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原委过程概括记录，为自己的言行留一辩辞。
将戴季陶关于日本问题的著述言论及其与日本有关的活动联系全部汇集起来，按时序梳理编排，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依据。在全面掌握戴季陶对日观的不同表述，尤其是他与日本各界的交往联系以及与中国对日决策相关人士的关系的基础上，重新考察其对日观，当有更加深刻而贴切的认识。近年来在这方面努力较多的是东京大学博士张玉萍。只有全面细致地把握戴季陶与日本的关系，才有可能恰当理解其对日观，这也是认识理解戴季陶所有思想的不二法门。
本卷的核校，主要由门下朱凤林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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