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幼壮，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美国俄亥俄大学哲学博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问学者，英国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终身研究员，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国家社科基金专家评审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汉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汉学》主编、《外国文学研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主编、《基督教文化学刊》编委会成员、Critical
Research on
Religion编委会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文论与比较文学、艺术史与艺术哲学、跨学科研究与文化研究。杨慧林，男，1954年2月生，汉族，北京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69年参加工作，199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3年晋升为副教授，1999年晋升为教授，2005年任文学院院长，2009年5月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专家评审组成员等。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宗教学领域的研究，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课题以及国际合作项目。多部学术著作被收入《中国学术年鉴》、《中国宗教学研究年鉴》等，国外学术刊物也有专文介绍其学术研究。
时隔半个世纪之后，我们可以在成中英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之本体诠释学解释：身份与愿景》（“An Onto-Hermeneu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hilosophy: Identity and Vision”）中发现另一番景象，尤其是其中的最后一部分“一场伟大对话的开始及其未来前景”。 自1919年之后，欧洲与中国哲学家并没有太多直接的对话。杜威（John Dewey）于1919至1921年在中国度过了两年多的时间，罗素（Bertrand Russell）于1921年在中国度过一年，德国哲学家杜里舒（Hans Driesch）于1922年来到中国。柏格森（Henri Bergson）曾受邀来华，但由于资金问题而未能成行。倭铿（Rudolf Eucken）本来有望来中国度过一段更长的时间，但终因年龄和疾病而未能遂愿。以梁启超为核心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到法国旁听巴黎和会，在此期间，他们见到了许多政界名流和文人学士，以及柏格森这样的哲学家。然而，这些的名人会见了这充满好奇的年轻中国文人，在他们眼中，中国与东方的智慧新奇有趣，但也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海市蜃楼。这些中国文人对欧美哲学界似乎也有些失望。梁启超形容他们的欧洲同行说，他们“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它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 西方同行们对划分新的世界格局更感兴趣，而非与中国进行真正的、可能取得成功的对话。
王国维、梁启超、冯友兰的眼界及愿望虽然令人钦佩，他们的时代却缺乏中西方直接对话的条件。在他们之后，情况好转了许多。在哲学领域，经过了20世纪20年代的自由氛围，30和40年代出现了明显的限制。在短时间内，世界哲学来到了中国（大约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主要是哲学史，以及一些长短不一介绍自文艺复兴开始到那个时代的不同哲学家的文章。如果说这一切在欧洲都是有机和自然的，那么在中国则不尽然。这种做法总是伴随着不合理的见解，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在“冲击—回应”过程可能带来的误解了。
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一样，总在建构并重构其系统—结构性实体；构成这些实体的是各个作者、学派、哲学“主义”的作品，以及其民族、地方的联系或与国外的亲近性。至于其内容，其中一条主轴可谓是“水平的”，主要取决于受到外来影响的文明中的新元素之传播（来自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外来因素）；另一个主轴则可谓“垂直的”，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地方的传统系统与结构。
哲学具有这种系统—结构性构造，因而比其他学科（比如文学）更容易接受外来影响。一般说来，它的创造性不及文学，但更具选择性，其认知深度使之可以影响一小部分接受者。从“冲击—回应”的角度研究哲学，就必须阐明其“外部”的系统—结构性实体及其规则。我年轻时曾对这一问题有过阐述。那时候，我提到了本体论、认识论、科学逻辑（处理科学方法论的部分），价值论、哲学史、社会学、逻辑学与美学，研究目的则是探索德国思想史（Geistesgeschichte）对现代中国的影响。 如果将成中英在前述信中所列举的哲学分支领域与我的进行对比，其中的差异可见一斑；而如果考虑到他所说的“一场伟大对话及其未来前景”，这种差异就更为显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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