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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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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首先对世界各国贫困线的制定和适用进行了经济学层面的探讨，指出亚洲国家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符合实际的贫困线标准；然后探讨了亚洲的减贫和返贫问题，指出因病返贫、因天灾返贫以及返贫的脆弱性问题；*后则延伸讨论亚洲减贫问题需要有多维度的考量。全书得出的结论是：过去几十年，亚洲尤其是中国在减贫工作中取得了重大进步，但减贫更重要的是还要多维度的制度设计和社会保障安排，避免因其他方面的脆弱性因素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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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雅克西尔伯（Jacques Silber），芝加哥大学博士，以色列巴伊兰大学经济系的荣誉教授，测量收入不平等、贫困和隔离等领域的专家，发表过100多篇科技论文及出版过众多书籍。他同时是《经济不平等期刊》的主编，还担任过多本学术期刊的特刊主编。
万广华，男，江苏江都人。现为亚洲开发银行主任经济学家，云南财经大学教授。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后由教育部派往澳大利亚留学，获新英格兰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在新英格兰大学和悉尼大学任教，2002-2008年在联合国发展经济学研究院担任中国项目部主任、高级研究员和进修与实习部主任。同时兼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应用计量经济学、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城市化、农村发展等。已在国外发表100多篇学术论文和5部专著，其中有50多篇在SSCI和SCI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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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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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ⅰ
前 言／ⅴ
第一部分 亚洲有特定的贫困线吗？／1
第一章 亚洲贫困线：问题与方案／3
1.1 引言／3
1.2 亚洲式贫困线的优、缺点／4
1.3 构建亚洲地区贫困线的方案／7
1.4 一些初步结论／14
第二章 视参照群体确定贫困线：某些亚洲国家贫困程度的影响／19
2.1 引言／19
2.2 视参照群体确定贫困线：一种公理化方法／21
2.3 幸福感，生活的自我标准和参照群体／22
2.4 综合贫困线下的贫穷程度：亚洲国家的情况／25
2.5 总结／32
第二部分 亚洲的贫困和脆弱性／35
第三章 关于贫困脆弱性及其他问题的概念和测量：文献综述／37
3.1 引言／37
3.2 贫困的脆弱性／38
3.3 其他领域的脆弱性／54
3.4 结论／57
第四章 测量脆弱性对贫困规模的影响：一种实证研究的新方法／64
4.1 引言／64
4.2 背景／67
4.3 规范框架／69
4.4 积性模型下方差的估算／73
4.5 实证分析／75
4.6 结论／80
第五章 气候变化与贫困脆弱性：印度尼西亚农村的实证分析／91
5.1 引言／91
5.2 印度尼西亚的气候变化和灾害／93
5.3 数据和汇总统计／95
5.4 方法／99
5.5 实证结果／102
5.6 讨论／110
第三部分 亚洲的多维贫困／115
第六章 运用定序变量测量三个东南亚国家的多维贫困／117
6.1 引言／117
6.2 多维贫困计量方法的回顾／119
6.3 亚洲三个国家的实证应用／131
6.4 结论／154
第七章 贫困与营养：泰国和越南农村家庭的案例研究／166
7.1 引言／166
7.2 概念框架／167
7.3 描述性分析／171
7.4 计量经济学分析／182
7.5 总结与结论／189
第四部分 贫困和不平等／197
第八章 亚洲国家的贫困与族群／199
8.1 引言／199
8.2 数据／201
8.3 方法／204
8.4 族群贫困差距的测算／211
8.5 解释族群贫困差距／225
8.6 结论／236
附录 亚洲的贫困：深度考察／257
1 引言／257
2 设立一个适合亚洲的极度贫困线／263
3 粮食安全与贫困／271
4 贫困和脆弱性／284
5 亚洲地区的贫困：重新评估和预测／303
6 总结和政策建议／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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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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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近几十年，得益于经济快速增长，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在减少极端贫困（以每人每天1.25美元的传统贫困标准线衡量）方面成效显著。1981年，亚洲还有15.9亿人处于贫困状态（即贫困率达69.8%），而到了1990年，亚洲贫困人口的数量已下降至14.8亿（贫困率降至54.7%）。事实上，截至2005年，亚洲的贫困率已经降低到26.9%，比1990年下降了近一半。到了2010年，极端贫困率已经下降到20.7%以下。
如果没有亚洲，要提前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中的全球范围内极端贫困减半目标则几乎不可能。尽管发展中国家的整体贫困率从1990年的43.1%下降到2005年的25.1%，2010年降至20.6%，但是，如果将亚洲排除在外，根据全球千年发展目标，贫困率要从1990年的24.9%降低到2010年的20.5%。很显然，其他发展中地区的贫困率无力在1990年的水平基础上降低一半，更不用说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从绝对量上来看，1990年到2010年，亚洲贫困人口规模下降了7亿4542万，而全球仅下降了6亿9347万。因而，其他发展中地区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实际上增加了5195万，这部分要归咎于人口增长。如果采用每天每人2美元的一般贫困线，情况也大致相同。亚洲的一般贫困人口在1990年到2010年下降了5亿6631万，但同一时期内，世界其他地区的一般贫困人口反而增加了9773万。
然而，亚洲各国极端贫困水平的下降并非步调一致。东亚的成绩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在20年时间内，东亚地区的极端贫困从1990年的60.2%下降到2010年的11.6%，其中中国的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了5亿2764万。中亚和西亚（39.4%）以及东南亚（31.0%）的减贫成绩也非常显著。南亚的极端贫困率下降19.8%，太平洋岛国极端贫困率下降10.9%。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这一时期印度的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4亿8260万，也值得强调。
不管以每天1.25美元还是2美元的贫困线来衡量，亚洲的贫困率都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贫困不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本书旨在阐明，一方面亚洲在减贫方面成绩斐然，另一方面仍是未竟之业。更客观来讲，亚洲的贫困问题在许多方面依然形势严峻，至少要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ⅵ亚洲的减贫奇迹：成就斐然还是未竟之业？
第一个因素，1.25美元的贫困线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来说可能偏低。一方面，主要是它低估了穷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成本。如果以1.25美元作为贫困线，在世界上15个最贫穷的国家中，只有两个是亚洲国家。此外，1.25美元的贫困线是根据1988～2005年的消费数据设置的。因为消费模式在地区间并不统一，且会随时间变化，有鉴于此，应重新划分和更新贫困线。事实上，一些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为了便于制定相关政策，最近都提高了国家贫困线。
另一方面，在过去的20年里，许多研究表明，个人福利取决于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因此，确定贫困线时，必须考虑到相对收入，因为个人生活满意度依赖于某些相关参照群体的生活水平。Duesenberry1949曾提出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个人效用会受到其他人收入更高的负面影响。要确定相关参照群体存在一定的难度。例如，一些学者设想将工作的同事作为相关参照群体Senik，2009，Ferrer-i-Carbonell2005假定年龄、教育程度和居住区等方面特征相同的人组成参照群体。也有学者采用空间基准收入方法，即调查个人生活的地区和圈子里同一种群的平均收入Kingdon
和
Knight，2007。
本书的第一部分的两章内容，目标在于探讨为适应亚洲新的生活标准而修改1.25美元贫困线的必要性，以及在确定贫困线时考虑相对收入的思路。
第二个因素，对精准扶贫非常重要，就是脆弱性问题，即是否在面对自然灾害、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经济危机以及其他类型的冲击面前不堪一击。诸如地震、极端天气事件、工作损失、疾病等意外冲击，使那些事发前还生活富足的人们一夜之间陷入贫困的深渊，这样的案例也随处可见。近年来，由自然灾害所引发的脆弱性问题无论是在发生频率还是严重程度方面都与日俱增，尤以东亚、南亚和东南亚为甚。事实上，世界上10个最脆弱的国家里有7个在亚洲。许多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高出极端贫困线不多，因而在一次意外的冲击之后很容易陷入贫困。然而，这在传统的贫困评估中往往遭到忽视。在亚洲，正规的保险并不多见，减贫政策应该考虑到这些脆弱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包括三章，归纳了亚洲地区脆弱性的各项特征，其中特别强调将各种冲击或者风险纳入设置贫困线和评估亚洲贫困脆弱性的方法中。前言ⅶ
本书的第三部分对贫困程度的评估，试图跳出传统的货币计量贫困线，考虑到福利受到多方面影响，因而贫困本质上也是多维的。这也是第三个因素。许多研究表明，货币计量方法无法全面反映个人和家庭的福利，应该予以考虑其他维度见Baulch和Masset，2003;McKay和Lawson，2003;Carter和Barrett，2006;Hulme和McKay，2007。在市场失灵或者失踪时，金钱也会有一定的局限性。
许多研究表明，货币收入与人类其他方面的福利之间的相关性往往相当低Baulch
和 Masset，2003; McKay和Lawson，2003;
Gnther和Klasen，2009。非货币性的贫困通常比货币性的贫困更加持久。例如，一旦孩子发育不良，即使当个人的收入状况改善之后，这种营养不良的影响也往往是不可逆的。教育方面，也大体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因为辍学造成人力资本的贫困，即便是将来发家致富以后也于事无补Baulch
和Masset，2003;
Stifel等,1999。
然而，采取多维方法来评估贫困，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见Kakwani和Silber，2007, 2008a,
2008b。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意味着要选择贫困指标及其权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推出了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MPI）。这种创造性的比较贫困法是一项有趣的尝试，它使用一种所谓的二次分解法（Alkire和Foster，2011），第一次分解定义家庭是否在一个特定维度上处于被剥夺状态，第二次分解确定一个家庭是否通过了剥夺贫困的阈值，也就是定义多维贫困。尽管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完善（Dotter和Klasen，2014），但计算亚洲特别版的MPI还是可行的，即便亚洲内部的差异很大决定了这不会是一个简单的任务。本书第三部分的两章试图呈现亚洲多维贫困的相关例证。
第四个因素，由于近几十年来亚洲贫困水平空前下降，调查这种福利的提高是否惠及所有人，或者经济机会是否与性别、种族、民族等特征挂钩，也同样重要。这一问题因亚洲地区存在较大的种族多样性而显得意义重大。因此，我们预测居住在偏远地区的亚群体大多是弱势群体，他们在获得适当的教育和基础设施时长期被排斥在外，在劳动力市场上遭受种族隔离和工资歧视。评估族群贫困差异的程度至关重要，对于希望缩小这种差距的政策制定者来说是最高关切，也是本书第四部分的主题，仅有论述亚洲国家的贫困和族群问题的一章。
各章简介
本书的第一章题为亚洲贫困线：问题与方案。作者Stephan
Klasen从亚洲独特的经济现状来考察发展亚洲版的贫困线是否有利于弥补1.25美元贫困线的一些缺点。作者回顾了确定亚洲版贫困线的各种方法，包括根据亚洲国家的贫困线扩展而来的亚洲版国际收入贫困线（运用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美元）。他的基本建议是，利用国家货币制定的国家贫困线来取代购买力评价调整美元的贫困线，更适用于亚洲。Klasen认为，在制定贫困线时，考虑相对贫困也非常重要，这反映了亚洲社会崛起的愿望。最后，Klasen还讨论了设置亚洲版多维贫困指数的可能性，这一指数考虑了亚洲社会的特定生活条件。
第二章的标题是视参照群体确定贫困线：某些亚洲国家贫困程度的影响。作者Satya
R. Chakravarty、Nachiketa Chattopadhyay和Jacques
Silber一开始提出并定义了一个混合贫困线，这是一条对绝对贫困线（比如每天1.25美元）和参照收入（比如收入的平均值或者中位数）进行加权平均后的贫困线。接着，他们运用混合贫困线，计算了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贫困规模。他们依据绝对贫困线和参照收入的相关权重，对不同的情景进行了检验。他们还选定了一条每天1.45美元（比1.25美元要高）的绝对贫困线对贫困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这条阈值线看上去更适合亚洲的案例。本章对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情境进行了检验，评估了贫困率、收入贫困差距和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
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是本书的第二部分，从不同视角检验亚洲的脆弱性。第三章主题为关于贫困脆弱性及其他问题的概念和测量：文献综述。Tomoki
Fujii回顾了脆弱性方面与日俱增的文献。他首先归纳了脆弱性在文献中的各种概念，即福利主义、贫困预期与公理化方法。然后，他回顾了一些有关亚洲贫困脆弱性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在中国。最后，作者简要评论了其他领域的脆弱性研究，如气候变化、非货币支出（如营养支出）等方面的脆弱性。本章最后讨论了脆弱性分析的部分政策含义。
第四章标题为测量脆弱性对贫困规模的影响：一种实证研究的新方法。Satya
R. Chakravarty、 Nachiketa Chattopadhyay、 Jacques Silber和Guanghua
Wan等人检验了根据脆弱性的程度确定贫困线的可能性。其基本思路是在存在脆弱性的情况下，修订后的贫困线能够使个人效用在当前贫困线和调整后贫困线下一致。运用脆弱性加法模型的结果表明，如果效用函数被假定为具有绝对恒定的风险厌恶，那么修订后的贫困线就是当前贫困线的简单的、绝对的放大而已。另外，在脆弱性乘法模型中，假设相对风险规避程度恒定不变，修订后的贫困线就是当前贫困线的简单的、相对的增加。由于不确定性起到核心作用，本章中有一节专门评估不确定收入这一干扰变量。最后，本章对亚洲多数国家的案例进行了详细的实证阐述。前言ⅸ
第五章标题为气候变化与贫困脆弱性：印度尼西亚农村的实证分析，Tomoki
Fujii近距离考察了气候变化对脆弱性的影响。更确切地说，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海面温度上升、海平面升高，剧烈的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及其他现象频发。作者调查了气候变化如何潜在地影响贫困脆弱性。他的分析以印度尼西亚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重点放在干旱和洪涝这两大当地最常见灾害的影响方面。Tomoki
Fujii的仿真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导致的贫困脆弱性在印度尼西亚可能会大幅度增加。
第六章和第七章是本书的第三部分，讨论以多维方法研究亚洲贫困问题的必要性。在标题为运用定序变量测量三个东南亚国家的多维贫困的一章中，Valrie
Brenger利用了最新在定序变量计量基础上改进的贫困测量方法，考察了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三个国家贫困的演变。在本章中，她还比较了Alkire和Foster2011提出的多维贫困指数与由Chakravarty和DAmbrosio2006和Rippin2010等人提出的方法以及Aaberge和Peluso2012等提出，Silber和Yalonetzky2013加以扩展的方法，并发现这些方法的优势在于对人际间贫困规模的分布比较敏感。Brenger的实证分析是以柬埔寨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印度尼西亚1997年、2003年和2007年的，菲律宾1997年、2003年和2008年的人口和健康调查为基础，分析的重点放在了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方面的贫困上。
第七章的主要内容涉及多维贫困问题，由Hermann
Waibel和Lena
Hohfeld撰写，标题为贫穷与营养：泰国和越南农村家庭的案例研究。泰国和越南的货币化减贫成效非常显著，本章分析了营养与贫困的联系。这两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目前的贫困率低于10%，而且还会进一步降低。尽管收入贫困的降低令人印象深刻，作者还是质疑这两国人民（尤其是儿童）的营养状况是否也随之有相应的改善。他们得出结论，营养不良仍然是越南和泰国都面临的难题，两国儿童的体重不足率分别为27%和19%，远高于传统的贫困率。作者调查了影响营养支出的因素后，发现尽管贫困和收入会影响到营养支出，但是其他如母亲的身高、教育、迁移和卫生条件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作者的结论是，即使在高增长的假设前提下，不久的将来仅靠收入增长将无法减少营养不良。ⅹ亚洲的减贫奇迹：成就斐然还是未竟之业？
本书的第四部分即第八章，论述贫困及通常所谓的横向不公平问题。本章的标题为亚洲国家的贫困和族群，由Carlos
Gradn撰写。作者根据健康和人口调查的数据，比较了某些亚洲国家的弱势族群贫困高发生率的程度和状态。作者首先评估了代表经济地位的综合财富指数，然后分析了不同国家和族群之间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水平的差距量级，接着作者运用以回归为基础的反事实分析，比较了将弱势群体置于优势群体的分布之中后仍然保留的贫困差距之间的实际差异。这一实证调研的结果显示，族群贫困差距的程度、演化和状态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在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印度，族群贫困差距高达50%以上。族群弱势群体之所以更为贫困，主要是因为在教育（如在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方面长期的、持续的不平等，或者地区发展差异（如在菲律宾），又或者持久的城乡差距（如在巴基斯坦）。
2013年8月18日，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接受《预测》杂志的采访中，强调了如下观点：
要判断一个国家的作为不能只看人均收入。印度的人均收入曾经比孟加拉国高50%，现在要高出100%。但是同一时期，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的人口生命预期比孟加拉国要高出3岁，而现在印度人口的生命预期要比孟加拉国低出3～4岁。印度现在的人口生命预期是65岁到66岁，孟加拉国是69岁。疫苗接种率：印度是72%，孟加拉国则接近95%。男女入学的比率也存在类似的情形。所以我们要在所有这些方面考察国家的能力，即引领健康的、受教育的、安全的生活（疫苗就是使人对某些可预防的疾病产生免疫能力），培养男女都具备读写的能力。
保障和拓展人的能力是政策制定的核心思想人的能力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本身，人的能力拓展还是亚洲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经典方式之一。这一理念始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认识到我们日本人与欧洲人或者美国人并没有什么不同，落后的唯一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像他们那样受到良好的教育，于是，日本大力普及教育，进而广泛推动医疗保健。他们发现，健康且受过教育的人是经济增长的有力保障。
这篇长引文意在说明我们选择本书主题的一些思考。很显然，就减贫而言，大多数亚洲国家成绩斐然，但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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