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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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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学术讨论的视角展开，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具体讲述面对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双重效应和在特殊时期我国的制度环境变迁前提下，企业应该如何走好贸易之路，其中需要清楚地认识城镇化水平、制度环境与微观企业出口行为的关系，从中寻找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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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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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强，就职于北京建筑大学。研究领域是运筹学。2010年以后，从事应用经济学方向的研究工作，涉及的研究问题包括，集聚经济，制度经济，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产品管理策略等。前期的数理基础，为后期的经济学理论模型的构建与推导，分析指标的构建，数据的统计分析，数值模拟等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在相关领域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8篇CSSCI收录期刊，包括《经济研究》《科研管理》等经济管理学顶级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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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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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二、背景与意义
三、相关贸易理论基础
四、方法、数据与思路
五、概念界定
第二章 文献梳理与空间态势
一、文献梳理
二、发展态势
三、本章小结
第三章 统计理论依据与实证方法
一、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及其假定
二、板数据
三、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四、二元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五、Tobit模型
六、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
七、本章小结
第四章 城镇化与出口依赖度
一、问题背景
二、经济学理论机制
三、实证模型
四、实证分析
五、稳健性检验.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七、本章小结
第五章 城镇化与企业出口决策.
一、问题背景.
二、经济学理论机制.
三、实证模型
四、实证分析
五、稳健性分析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七、本章小结.
第六章 法律制度背景下的城镇化与出口.
一、问题背景.
二、经济学理论机制
三、实证模型
四、数据来源与说明
五、实证分析
六、稳健性检验
七、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八、本章小结
第七章 行政制度背景下的城镇化与口
一．问题背景
二、理论框架
三、实证模型
四、数据来源与说明.
五、实证分析
六、稳健性检验
七、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八、本章小结.
第八章 主要观点与政策启示
一、主要观点
二、政策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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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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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巨大拉动作用有目共睹。改革开放以来，凭借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形成的人口红利和积极参与全球贸易而带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我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并逐步成为了全球的贸易大国，2013年，我国贸易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对外贸易总量迅猛攀升的同时，贸易的内涵逐渐有了质的变化。然而，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我国依靠对外贸易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中潜在的风险也逐渐地显露了出来。从国际看，受经济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引致我国贸易外部市场需求缩减，并且个别国家意图打破现行的国际贸易规制体系对中国推行极端贸易保护，使我国的对外贸易面临着空前的压力与挑战；从国内看，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成本上涨，我国对外贸易的传统优势正在减弱，人口红利渐失引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2015年受多种因素叠加影响，我国货物贸易额出现继2009年后的再一次下降。2016年以来，我国货物贸易虽然回稳向好、触底趋势明显，但仍存在持续下降态势。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进而，如何实现由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驱动转变，成为了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也是政府决策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城镇化一直被认为是扩大内需、繁荣消费的重要载体。为了带动城市消费扩大城市市场需求，中共十八大将城镇化定为国家重点推进的新四化之一，希望通过加速推进城镇化来提振内需，减弱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进而缓解或规避外向型经济模式隐藏的系统风险。然而，一个亟待解答的问题是：是否通过推进城镇化发展从而带动内需可以降低我国对出口的依赖？这一问题受到了理论与经验上的双重挑战。在理论层面，城镇化的推进带动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因此，企业高层不一定会做出降低产品出口规模的战略决策。在经验层面，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我国的出口依赖度并没有显著地降低。城镇化的发展具有双重效应，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空间流动，为城市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并且带动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降低城市企业的用工成本和生产成本，加大贸易比较优势；二是生产资料的城乡分配不均衡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伴随着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限制了内需的有效释放。城镇化进程具有阶段性，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MNortham研究发现城镇化发展需要经过初级阶段、加速阶段和稳定阶段三个阶段，在城镇化的不同阶段，对出口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表现，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除了城镇化自身的特点，法律制度环境和行政制度环境等制度因素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外部治理机制，通过调整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等手段，将影响城镇化进程和企业运行。法律制度环境为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支持，也为城镇化充分发挥释放市场需求的作用营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法律制度环境作为外部治理机制在提高契约执行效率，加强信息披露，减少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突出贡献，进而对降低企业的合同执行成本、信息成本和制度差异等不可观测的贸易成本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够完善，各级政府通过各种途径随机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当前限制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体制性问题，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2013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并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其目的就在于破除企业运行束缚，为贸易发展和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那么，面对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双重效应和在特殊时期我国的制度环境变迁，企业应该如何走好贸易之路，这需要清楚地认识城镇化水平、制度环境与微观企业出口行为的关系，从中寻找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因此，本书将系统地进一步解答以下问题：第一，我国城镇化进程是否降低出口依赖度？第二，我国城镇化进程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抉择，是否降低了企业的出口规模？第三，地区法律制度环境与地区行政制度环境是否影响企业的出口抉择与出口规模？第四，在不同的法律制度环境和行政制度环境背景下，城镇化进程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具有怎样的差异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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