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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卷收入的著作，多数是全文辑录，但也有少数因篇幅过大而不得不作部分摘录。属于此类的有《我们的意见分歧》仅选了其中的“代
序：给拉甫罗夫的信”、《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仅选了第五章和“结论”部分等。
本卷所选文字，都录自现有的各种中文译本，如《俄国民粹派文选》、《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跨进20世纪的时候一一旧论文集》、《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在祖国的一年》等。这些译本出版于过去几十年间的不同时期，在文字上、政治上往往带有那些时期的风格特点，例如《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的译文，现在看来已经稍嫌古旧。有些译本的某些译文则明显有舛误。在这种情况下，本卷作了以下的处理：
第一，在基本沿用原有译文的前提下，在一些有较大问题的地方对文字做了修改主要集中在较早的几篇著作中。
第二，对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著作名等专用名词，尽可能依据现在的通常译法予以统一。
第三，原有的编者注释和译者注如《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俄文版编者注，今天看来在技术上仍有价值，有助于读者加深理解，所以大多予以保留；但原来是篇末注的，现在一律改为脚注，用“原编者注”或“译者注”标明。至于那些带有过分强烈的时代政治色彩的指责性和批判性文字，则做了省略处理。这并不意味着本卷编选者绝对否定这些原编者注或译者注的意见，而只是为了便于读者独立地对普列汉诺
夫的观点作出判断。此外，本卷编者还新加了一些注，用“编者注”标明。没有注明的，则是普列汉诺夫本人的注。
第四，对于大量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引文，本卷编者核对了新的中译文并做了相应的修改。修改依据的标准大致为：首先
依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11995年中文版；上述选集中没有的，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已经出版的各卷；再次则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但有少量引文由于上下文的关系无法修改，在这种情况下仍保留原译文，在“参见”的字样后面标出新的中译本的出处，供读者对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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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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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编者说明
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俄国社会主义的任务1879年
社会民主主义“劳动解放社”纲领1883年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1883年
《我们的意见分歧》代序：给彼拉。拉甫罗夫的信1885年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纲领第二草案1887年
在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889年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节选1895年
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1898年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03年
不该这么办1903年
集中主义还是波拿巴主义?1904年
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1904年
论我们对待自由资产阶级反沙皇制度斗争的策略1905年
分开走，一起打1905年
“农夫们在暴动”1905年
在斯德哥尔摩统一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06年
略论“全面划清界限”的好处1909年
赞“地下工作”1910年
论战争·第一封信1914年
谈谈列宁的提纲以及为什么有时梦话值得注意1917年
在前线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7年
雇佣劳动同资本的斗争1917年
八月十五日在莫斯科国事会议上的演说1917年
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19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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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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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俄国社会主义的任务1879年
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人们认为进行社会变革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只要密谋策划，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然后向自己的臣民抛出一系列施恩
的法令即可告成。同时还认为，人类“根据长官命令”能够认识任何真理并付诸实现。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不限于革命者。这是由对社会现象
的一种普遍观点产生的。根据这种观点，一切社会现象都是由某个或某些掌握“政权”人物的意志决定的。每个民族的历史上都可以举出不
少这类可笑的立法者。他们幻想根据他们在办公室里炮制出来并经当局批准的种种方案去改造国家。这是社会学发展史上的神学阶段。在
神学观点统治时期，在自然科学方面，一切自然现象都被解释为某个或某些神祇的旨意，在社会学方面，则认为社会发展的进程完全取决于立
法当局的作用。
随着社会学的发展，对社会现象的更为正确的观点必然会排除上述社会更新的理论。而目前，只有少数革命者才持有这种较为正确的观点。
当人们确信，历史是由人民和政府的共同作用创造的，并且人民的作用更大时，大多数革命者便不再幻想夺取政权了。他们懂得，当变革
自下而上进行时，往往更为可靠。这样就出现了许多详尽备至的社会体系，并打算在群众中广为宣传，以便训练他们去实现革命者向往的社会变革。
马克思的一名最有才能的学生和普及者说：“大家知道，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社会主义著作家，制定了许许多多旨在造福于大多数民众的未来社会的合作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认为，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采取任何一种他们认为合适的劳动组合形式。”
鉴于这些观点反映了革命者旧公式的变化，即从“一切为了人民”演变为一切通过人民，因而它们是社会主义者观点上的一大进步。但即便如此，这些观点也并未赋予社会发展规律以应有的地位。上面我们援引的作者接着指出：“人们忘记了，社会制度的形式是既不能臆造出来，也不能使之倒退，正如不能直接从个体手工业超越手工业工场跳到工厂，或从工厂倒退到手工业工场一样。这一形式是由生活本身提供的。”而30年代和40年代的社会主义者是对生活不予重视的。他们设想的社会形态被认为适用于任何社会，不管其经济发展的阶段如何。
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改革幻想的限度。形而上学的实质就在于，宣传被认为是能够任意改变历史进程的。思想就是一切，生活是微不足道的。对于那些造成上述社会生活后果的社会变革的因素，社会主义者只是在不久前，才予以认真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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