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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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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创新与服务业发展》、《在“东方讲坛”的演讲》、《教育体制改革的公共经济学思考》、《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演讲》……在《跷跷板上看天下——陈宪公开演讲录》中，作者在论述中闪耀的智慧，清晰的文字表达，恰当的案例引用，让读者在参与思考、紧跟时代脉搏的同时，产生渐入佳境、豁然开朗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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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经济全球化及全球化逆转，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经济服务化，后金融危机时代……在这样宏大的社会背景下，我们每个人该怎么做？
《跷跷板上看天下——陈宪公开演讲录》是献给我们每一位经济“生活者”的一本书。作为一名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知名的经济学家，作者以敏锐的触角、机敏的话锋、深厚的学养，为社会公众呈现了14堂精彩的公开课。
社会发展的调谐器在哪里？公平与效率能不能兼顾？
为什么说公共政策首先是用来对问题排序的？
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怎么样才能走向均衡？
通货膨胀与失业，真的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失范的行为会造成哪些严重的破坏？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修复到底指的是什么？
对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和深沉思考，体现了作者的一份社会责任和担当。在《跷跷板上看天下——陈宪公开演讲录》中，作者在论述中闪耀的智慧，清晰的文字表达，恰当的案例引用，让读者在参与思考、紧跟时代脉搏的同时，产生渐入佳境、豁然开朗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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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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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宪经济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院执行院长。业余爱好之一是撰写时评、政论和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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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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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辑一公共政策是用来对问题排序的
市场自由、政府干预和“中国模式”
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
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政府的性质与税制改革
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
公共政策是用来对问题排序的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市场与组织关系中的民间组织
在“民间组织与和谐社会”研讨会上的演讲
辑二服务经济发展与中国的选择
服务业演进的历史与逻辑
在上海外贸学院的演讲
服务经济发展与中国的选择
在2007年上海学术年会上的演讲
服务革命与现代产业发展
在《中国服务经济报告2009》首发式上的演讲
创业、创新与服务业发展
在“东方讲坛”的演讲
教育体制改革的公共经济学思考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文化，下一个要素，下一个产业
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
辑三跷跷板上看天下
思想的经济学与科学的经济学
在上海大学的演讲
跷跷板上看天下——一个经济学者眼中的世界
在“东方讲坛”的演讲
全球经济的结构性修复和可持续发展
在南通大学的演讲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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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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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金融危机在引发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刻调整的同时，也促使我们重新认识若干经济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其中，市场自由与政府干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等问题，再次成为热点问题被提了出来。围绕金融危机的成因和治理，可以发现分析和研究这些问题的新视角。今天我们以美国金融危机为背景，并结合美国和中国政府在危机后的作为，对政府干预出现的新综合，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模式”的讨论，做一梳理和阐述。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不绝于耳。一种颇有市场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是自里根一撒切尔时代以来，美英等国政府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进而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事实上，这一观点不完全能成立。我们可以这样设问：中国和前苏联等一批国家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以马克思主义为其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但最终都因效率低下而不得不放弃计划经济，进而向市场经济转轨，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这一实践的失误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类似的问题还有，怎样看待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经济学成功的年代，是被称为“黄金时代”的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当时西方国家“混合经济”创造的经济稳定和增长速度是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此后，经济机制再次出现故障，“繁荣一萧条”周期又开始了。“黄金时代”以“滞胀”结束。“滞胀”是一种通胀上升和失业上升同时并行的现象。人们把这场灾难归罪于凯恩斯革命本身。有人要求，“回到市场自由”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卷土重来的。然而，包括凯恩斯本人和以后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凯恩斯经济学是萧条经济学，它说明萧条是怎样发生的，以及提出应对萧条的政策主张。如果越出这个范围，滥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导致出现其他什么问题，那是不能把账算在凯恩斯主义身上的。
任何理论都是在一组假设条件下解释某种现象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都概莫能外。我们来看看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假设是什么。它的第一个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即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利用捕捉到的信息，有能力使他的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达到最优。它的第二个假设是完全竞争假设，即各类市场内部都能实现充分竞争，一旦市场出现供求失衡，价格和工资就会迅速作出调整，进而认为，市场机制具有自动调节功能，可以使经济总是在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下运行。
在经济人假设中内含着完全信息假设，也就是说，经济人能够达到最优结果，是以获得“完全信息”为前提的。如果说放松经济人假设还存在较大争议，那么，完全信息假设已被彻底放松，信息不对称是现实经济的常态。市场制度能够使信息自动对称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由此就提出了非市场制度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经常这样解释“制度”：制度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一种合同安排。这些合同安排的重要作用就是使信息对称，或者是当信息不对称存在时，制度规范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行为。
完全竞争假设也同样存在条件过于苛刻的问题，如产品无差别，因此，现实的市场都是不完全竞争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竞争是不充分的，价格和工资的调整经常是滞后的，经济经常是偏离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的。这就提出了通过政府干预解决非均衡的问题，尤其当非均衡状态比较严重时，一如当下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更是如此。
在一组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新自由主义解释经济现象的主要结论是，自由选择是经济活动最基本的原则。应当自由地拥有私人财产，自由地交易、消费和自由地就业，自由选择的程度越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就越高；市场的自动调节是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租充分就业均衡的唯一途径；只要有可能，私人活动都应该取代公共行为，政府不要干预，即使不得不干预，也是越少越好。然而，这些结论是建立在这些假设都成立的条件下的，如果这些假设不成立或需要放松，那么，情形当然要发生变化。由此可见，市场自由在于给出了市场机制和市场运行的基准。基准的作用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它也可以作为目标、标准，或者是经济运行效率的一个参照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并不可能，也不应该终结市场自由。
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是指当市场不能自动出清时，即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和刺激有效需求，以帮助市场恢复均衡。凯恩斯将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归结为心理因素，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和流动性偏好。因此，政府干预是在增加需求的同时，帮助人们恢复对市场的信心。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政策的不当操作引起的，就像“大萧条”的起因，有研究指出，是货币政策不恰当的收缩，导致“大萧条”的爆发。而且，经验事实告诉我们，后续的政府干预似乎总是对上一轮政府干预的纠错。由此可以部分地反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尽量少的政府干预是有道理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其他条件的变化是很快的、复杂的，如全球化及全球化逆转的问题，又如社会公正的问题。因此，面对今天的世界，我们要从“新综合”的视角研究政府干预。
首先，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被人们在不经意间做了扩展。扩展就是一种综合。第一个扩展是将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运用到有效供给不足时，即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形。我们知道，凯恩斯经济学是为经济衰退、萧条开药方的经济学。然而，后人将凯恩斯的政策主张用到经济繁荣时，进而交替地刺激或抑制需求，使之成为政府干预的两个方向。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中，综合这两个方向的政府干预被称作反周期。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如此的相反操作，是否是可行的、有效的？在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膨胀互相推动的今天，就更是如此。
第二个扩展是指相对于市场自由而言的政府干预，即在市场不能有效定价的地方，实行政府定价。例如，当垄断形成后，垄断厂商就会操纵价格，以谋取超额利润，政府则要通过某种规制决定或影响价格的形成；又如，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或具有非排他性的共有资源，抑或具有非竞争性的自然垄断，都有市场不能定价的问题，政府要么提供没有价格的公共物品，要么如上所述，通过某种规制决定或影响与自然垄断、共有资源有关的价格的形成。这是因为，市场的基本功能就是定价。一旦当一种产品或服务不能由市场定价了，即出现市场失灵，此时，就需要一个外部力量，通常是政府，来帮助市场定价，或者设计一个机制，来恢复市场定价的功能。在屡屡发现政府定价也存在失灵的情况下，人们发现，后者是一个更好的方法。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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