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001》 - 郑纳新 - Meg Book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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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博文001

書城自編碼： 1795304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化→文化评述
作者：郑纳新
國際書號(ISBN)： 9787540750169
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1-07-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175/140000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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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极具爆炸力的思想和批评，富有穿透力的记忆和分析，一篇篇来自我们熟知的文化名家刘瑜、易中天、周有光、周云蓬、胡舒立、甘阳、刘再复、林贤治、钱理群等人的最新力作，交织成对这个时代、社会和人生的深度解读。
2.今年以来备受关注的议论、热点问题尽在其中，一些历久弥新的回忆和评述如关于领袖华国锋、戏剧家曹禺、文艺总管周扬、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等等的文字，令人耳目一新！
3.值得读，留得下来。《博文》的每一篇文章都具有文字简洁流畅、清新可读的特点，编者试图让最广泛的社会公众喜欢这样一个有见解、有主张、有人情又有文采的作品。
4.最具有表达力和映衬性、阐释性的插图，来自世界各地著名的画家或珍稀图片，使得全书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內容簡介：

《博文001》，以开放、自由、平等、谦卑的人文姿态，秉承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原则，通过对当下社会百态的深度关注，来寻思文化思想与制度的关联，见证当下人的生存与精神状态。在网络信息大爆炸的今天，我们更加呼吁书桌前的独立思考，多种角度的审视，更呼唤对于社会的关心，一种富有生命实感与力度的人生意识。因此，摆在读者面前的第一期博文，是由刘瑜、易中天、钱理群、甘阳、欧阳江河、刘再复、韩钢、张鸣、范曾、周云蓬、胡舒立、林贤治等风格迥异、不同声音结集而成的最新力作，听听他们对当下社会的新锐探测，和他们一起徜徉在史海钩沉，共同缅怀流金岁月。“博，大通也”，这不仅是我们创刊之际持有的心态，亦是对阅读本书之后理应有的期待。

Contents
郑纳新卷首语
观点
刘瑜
民意与伪民意
毛颖颖
万亿国富如何化为国民幸福
蔡慎坤
中国消费者为何去海外抢购
钱理群
呼唤学术自省意识
单士兵
北大会商学生，我们会商北大
人民日报评论部
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
人物
甘
阳
邹谠教授
周保松
苏格拉底式的一生——纪念诺齐克
欧阳江河
重读鲍勃?迪伦的抗议民谣
田本相
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
老
愚
“瞎子阿炳”的真相
往事
刘
擎
回顾马丁?路德?金抄袭事件
韩
钢
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王
晓
揭秘河北省委大院：程维高曾安排特殊岗哨护院
王金昌
王洛宾逸事
王俊义
军阀刘镇华为什么善待鲁迅
记忆
南方末编辑部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1999年新年献词）
经历
范
曾
我的自述（大学时代）
林贤治
读热烈的书
张
鸣
一个不合时宜的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事
【美】奥尔布赖特
读我的胸针
【美】霍华德?舒尔茨、乔安?戈登拯救星巴克
情感
周云蓬
老爸成小孩
杰
伊
等你回来刺痛我最美的伤口
访问
胡舒立
钱颖一：冷静认识自己，客观看待世界
李怀宇
江平：我的中国梦就是法治天下
浩
宇
周有光：纵论辛亥革命
灵
子
何兆武：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一场“文革”
林夕、朱耀伟
让流行歌词绵里藏针
专论
易中天
劝君免谈陈寅恪

內容試閱：

民意与伪民意
刘瑜
在我听到的各种为大跃进辩护的言论中，有一类是这样的：当时人民的积极性很高啊，大炼钢铁一拥而上，人民公社热火朝天，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那是民意！
对，还有人在给大跃进辩护，话说这是21世纪。
同理当然也可以运用于反右，“文革”等。如果我们能穿越时空隧道，跑到1957年10月的中国做一个民意测验，问民众要不要引蛇出洞揭批反动右派，测验结果多半会是“要”。或者穿越到1967年1月去做一个民意测验，问民众应该不应该修理
“走资派”，给他们戴高帽游街批斗，估计民意也会万众一心地说：应该！岂止“应该”，他们还会在调查表里找有没有“再踏上一万只脚”这一选项。
不奇怪。1936年到苏联去，大清洗也是民意。1939到德国去，打波兰也是民意。
现在，假设我们是一场选美大赛中的裁判。主持人指着台上光芒四射的美女宣布：“你们有三个选择：你可以选择A，或者A，或者A。”
哇，琳琅满目耶。
什么？你想选择B？好的，谢谢你选择A。什么？你想选择B？好的，谢谢你选择A。
有一种民意叫伪民意。在一个多元意见、选择自由不可能的环境里，民意只能被认作是伪民意。即使它是真民意，你也无从知道它是不是真民意。
伪民意未必是假民意。它未必是数据舞弊，比如把35％的支持率用橡皮擦擦掉，改成95%。它也未必全然是政治恐吓的产物，虽然恐吓往往是其要素之一。在特定时刻，人们可能是真心地想要大炼钢铁、搞人民公社、支持大清洗、支持军国主义。1958年，当公社社员坐在堆出来的麦地上拍丰收卫星的照片时，观察他们脸上的笑容，笑得那可是货真价实。1966年，当红卫兵们将皮鞭抽向地富反坏右时，他们眼里的熊熊怒火，肯定也不是伪劣产品。
鉴定民意的真伪，标准不在于民众选择的那一刻是不是真诚，而在于他们在形成意见时讨论是否自由、观念可否多元、信息是否充分。没有自由讨论基础的民意，就像一年四季只吹西北风的树，长歪了毫不奇怪。如果美女A盛装在镁光灯下从观众面前惊艳地飘过，而美女B只能带着口罩站在舞台后方黑漆漆的角落里。就是百分之百的观众百分之百真诚地选择了美女A为选美冠军，那能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个镁光灯质量不错，以及那个口罩还挺严实。
最近我读到一篇关于“中国人民主观”的文章，就给我这种印象。这篇文章告诉我们，调查显示，中国人的民主观是“家长式”的，而不是“自由式”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看来，领导为老百姓着想，那就是民主了，民众自己犯不着参与到政治决策过程当中去。民众自己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去，那是“自由式”民主，咱们不吃那一套。
既然是民意调查的结果，那数据肯定错不了。问题在于，如果被调查者天天生活在家长式民主里，每天听到的都是家长如何可亲可信可敬，却从未见过其他式民主长什么样，信息不对称不充分，这样的调查能说明什么呢？你说，让你选你爱吃猪肉还是爱吃恐龙肉，你怎么选呢？
小说《美丽新世界》里，福特纪元的统治者发明了一种“睡梦教育”，就是在本国人民睡着时不断地向他们广播重复信息。比如，“苹果是个坏东西”、“苹果是个坏东西”、“苹果是个坏东西”……等睡梦中的人们醒过来时，他们会伸着懒腰揉着双眼，喃喃自语：苹果是个坏东西。
当然制造伪民意不仅仅依靠宣传，还可以依靠贿赂：凡是选择A的，可以得到夏威夷浪漫之旅机票两张哦。还有煽情也很重要：从前，有一个美女叫A，她来自于一个贫苦家庭，而另一个丑女叫B，她的爸爸叫李刚……
1953年9月的政协会议上，梁漱溟发言批评政府的农村政策，说工业化大刀阔斧，农村却被忽视，毛主席听了很不高兴，说梁是野心家、伪君子以及“用笔杀人的杀人犯”。不知好歹的梁漱溟较起真了，非要把事情讲清楚，说要看看毛主席有没有把话听完的雅量。毛主席还没彻底表态呢，台下群众不答应了：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停止他的胡言乱语！……梁漱溟赖着不走，不肯下台去，固执地跟毛主席要“雅量”。最后，会议只好用举手表决的方式来决定他是否有说下去的权利。
表决结果是什么呢？

万亿国富如何化为国民幸福
毛颖颖
岁末年初，盘点性数据一一出炉并引发热议。先来看“国”。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77390亿元，增速2倍于GDP。有媒体随之算出：如再加上非税收入—国土资源部官员不久前曾披露，2010年国内土地出让金总额达2.7万亿元，同比增长70.4%—去年一年，我国政府总收入超过10万亿元。
再来看“民”。本周，央视财经频道发布“2010经济生活大调查”报告，称在8万余份有效问卷中，44.7%的人感到生活幸福及很幸福，11.1%的人感到不幸福和很不幸福。而让大家感觉“不幸福”的因素颇有普遍性，即收入、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
财政收入增长、国力日益增强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但当“国富”再一次得到有力印证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44.7%的“国民幸福率”。这个数字虽然依旧未必十分契合人们的感受，但较之此前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在当地民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单方面操作出的所谓幸福指数，多少还是客观了一些，至少调查报告里有一句话说到了点儿上、说到了多数人心里，那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幸不幸福，怎么才幸福，只有公民自己说了才算”。
今时今日，“幸福感”已经成为民意的出口，而GDP、财政收入、外汇储备等等具有象征意义的“国富”数据最终也几乎会导向同样的话题：做大的蛋糕如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缓解普通国人对生活保障与自身权利的焦虑？在社会资源与资金出现向政府集中趋势的情况下，政府如何让利于民？在“不差钱”的情况下，政府又当如何更正义、更透明地“收钱”、“花钱”，巨大的社会财富能否避免成为楼堂馆所、落后项目乃至少数人的津贴福利？
正如对幸福越来越敏感一样，今天，面对巨大的“国富”，普通国人的纳税人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社会舆论对普惠性减税、化税为薪的呼声高涨，在车船税法草案征求意见中，54.62%的网民要求修改草案、降低税负就是最好的证明。但值得忧虑的是，“让利”、“减税”说之频频，动之却殊为不易。比如日前就传出消息，酝酿十年之久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最终结果还是“小步慎行”，在物价上涨显著加剧的情况下，起征点之争依然被淡化处理，代之以减少纳税层级的方式“软性减税”。如果这个消息得到证实，那么无疑给普惠性减税的希望泼了一盆冷水。
而比相关改革进展缓慢更值得忧虑的是，某些不公平的社会规则进一步阻隔了“国富”化为国民幸福的路径，相对的剥夺感和弱势感既成了激化收入、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的催化剂，也成了加剧不幸福感受、扭曲社会心理的原因。可以说，因为“上大学被顶替”、“公务员住保障房”、“机关事业单位量身招聘”等事件引发的许多人精神上的贫穷感、无助感与不安全感，以及许多人对“关系”与“门路”的追逐与迷信，比少数人暂时的不幸福、不富裕更危险，更值得警惕。
国家发展的目的是增进国民的福祉，而“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期待”、“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已成为社会共识。“国富”化为国民幸福如何能落在更多、更大、更积极的行动上，政府又如何在发展过程中建立更公平公正的规则，这比单纯的承诺和纸面上的目标重要得多。

邹谠教授
甘　阳
1999年8月7日，邹谠教授（1918—1999）以八十高龄去世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院，芝加哥大学特下半旗致哀，以纪念他在芝大政治学系五十余年的奉献以及他对北美中国研究的开创性贡献。这本《中国革命再阐释》是邹先生临终前遗留下来的一部文集，邹先生原想为这本文集撰写一篇长篇导论以集中阐述他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看法。但遗憾的是，由于邹先生的猝然病逝，这个导论终于未能完成。
邹谠教授执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半个世纪以上，在这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的全部思考可以说都致力于一个问题，这就是如何理解20世纪中国这部极端复杂的历史。邹谠教授本人一生无党无派，属于在美国学府中度过大半生的典型学者，但是像20世纪的所有中国人一样，邹先生也有他自己的“中国故事”。邹谠于1918年出生于广州，父亲邹鲁（1885—1954）是著名国民党元老政治家并曾著有《中国国民党史稿》，历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中山大学校长，以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常委、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等职，最后于1949年随国民党败走台湾；这一比较特殊的家庭背景无疑使邹谠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治有比一般人更深的感受，但也因此有更多的疑惑与问题，而最困扰他的问题显然是，为什么曾经相当强大的国民党最后会败于起初相当弱小的共产党？这一问题自然迫使他必须更深入地理解国民党，同时也更深入地理解共产党，而最后则促使他把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置于20世纪中国革命和中国政治的更大历史视野中来把握。此外，邹谠毕业于中国抗战时期的最高学府—西南联大，他曾说：“我做学问的态度是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我对政治的基本看法也是和抗战期间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但西南联大的经历同时也对邹谠提出了另一个大问题，亦即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最初本是中国亲美派知识分子的大本营（联大170余名教授中有100名以上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在抗战初期亦基本支持国民党政府，但如费正清所指出，自从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就“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和忠诚”，而在抗战结束后没多久，联大师生从反内战的立场出发日益疑虑美国的对华政策（西南联大学生在1945年11月率先发表《西南联大等三十一校全体学生告美国人民书》以及《致美国政府书》等，而当时的联大教授费孝通等亦发表《美国你不应该这样》等文章，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实有助长中国内战之嫌”）；当邹谠1946年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深造时，他自然无法忘怀1945年12月国民党血洗西南联大的“一二?一惨案”（联大四学生被杀），而1946年联大著名教授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等事件，更是对邹谠这一代知识分子刺激极深。
从1946年到1951年邹谠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这几年，同时也正是中国内战爆发，最后国民党退守台湾、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大变动时期。不难想象，在这一他本人思想形成的关键期，邹谠的基本问题意识正是上述这两个问题，即国民党为什么会败于共产党，以及中国知识阶层特别是青年学生为什么会在四十年代后期从亲美转向反美。这两个问题事实上也正是他日后写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这部名著的原初问题意识。虽然《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由于最初是受由美国政治学巨擘摩根叟（Hans
Morgenthau）主持的“美国外交军事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and Military
Policy）委托的研究计划，因而从学科和体裁上讲是一部严格的美国外交史专著，并被摩根叟盛赞为“既是宏大的史学也是最佳的政治学”（both
history in the grand style and political science at its
best）。但对邹谠教授个人而言，这部著作首先是他自己力图透彻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一步，并由此初步形成了他日后研究20世纪中国的基本出发点。第一，他特别强调，研究20世纪中国必须具有国际政治的视野。因为20世纪中国的国内政治强烈地受20世纪国际政治经济大变动的影响，特别是受美国、日本、俄国在东亚争霸形势的制约。他不同意单纯从中国内部因素来分析20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取向，认为这种取向忽视了20世纪国际政治形势的消长往往直接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消长。他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首先就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东亚的基本格局已经明朗化为日本与美国的对峙，如果美国能够较早采取有力手段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在东亚的扩张，从而阻止或推迟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那么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可能将相当不同，亦即国民党政府将会有更多的时间来维持和巩固其统治。事实上我们今天都知道，毛泽东本人在1961年的一次谈话中就坦承，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根本改变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得到新的发展机会并最终夺取政权。换言之，日本的全面侵华直接影响了20世纪中国政治形势的消长。而邹谠认为，由于当时中国的极端贫弱，日本是否发动全面侵华并不取决于中、日关系，而主要取决于日美关系。

一个不合时宜的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故事
张鸣
一辈子，自打1982年大学毕业，一直就在校园里待着，期间也再为冯妇，做过学生，读研和读博，但还是被人称为老师的时间多。余生也愚，行事总是赶不上点，大家都奔东的时候，我即使不往西，也会待在原地不动，因此，一辈子被视为怪人。自我解嘲，所谓怪人者，无非像苏东坡的爱姬朝云姑娘说东坡的肚皮—不合时宜。
不过，不合时宜的我，虽然时时碰壁，总是跟领导弄不来，但自我感觉，上课也好，带学生也好，还算认真。从来不讨好他们，碰到我认为不可容忍的错处，也会大光其火，一口气训上半小时。尽管如此，在任何一个学校，我都被学生算做好老师那一小堆里的，能教他们点什么我保证不了，但可以保证绝不占学生的便宜，不吃请，不收礼，如果学生有难，还能帮上一把，并不需要他们还钱。
好为人师是所有做老师的人改不了的毛病，毛病的表现之一，就是总想着多教点东西给学生，喜欢说，而且说得多。现在想来，其实这样唠唠叨叨，还真够人烦的。能教点什么，还真不好说。眼下，真假错乱，是非颠倒，你说的，无论怎样，都脱不开四个字：不合时宜。说实话，自己感觉有用的地方也不多，但是，我相信，天下有老师心肠的人，碰到学生，大抵还是会这样多嘴下去，而且从来不求回报。
但是，不求回报的老师，如果碰上势利眼的学生，还是会不舒服。这样势利眼的学生，从80年代开始，几乎历届都有。在大学里，院系里的领导，一般来说，都是教授。有领导资格的教授，实际上是学官，尽管有的是学而优则仕，但当官之后，也没有心思放在学问上，更何况好些人其实是仕而优则学，有了官衔，才有了学衔，学问就更谈不上了。但是，没学问的学官教授，大多受学生的欢迎，尤其受报考研究生博士生的人的欢迎。一朝做了学官的学生，走起路来都比别人神气不少，多少都会沾一点官气的光，有机会，出国交换什么的，他们优先。至于身为现任官员的兼职教授，就更是走俏，好些学生挖空心思往里钻。尽管这些兼职教授，既无学问，也没时间指导，但是，只要做了他们的门生，就等于国民党时期的黄埔生，毕业找工作无需发愁了。
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虽然已经没有了民国时节追名师的狂热，但如果遇上好老师，总是会保持最大的尊敬，照毕业照的时候，如果自己心仪的老师没来，是会上门去请的。但是，等到轮到我们做老师的时候，也许是我们水平太低，没有老一辈的名头，学生也没了那份尊重。毕业照相，只消领导在场，学生也就都妥帖了。多少次我这个他们部分人眼中最好的老师不在场，也没见人有过抱怨，去找就更休谈了。去年青年政治学院传媒系展江没出现在毕业照相现场，学生全体高呼“展江，展江！”让我既感动，又嫉妒。
作为一个老师，最感痛心的，倒不是学生对你淡漠，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里求学之风日息，而功利之心日涨。认真求学，喜欢读书的学生虽不见得一个没有，但比起1980年代，的确是少了。很多学生，宁可围着领导转，也不围着老师转，对公认有学问的老师，虽然还有几分残存的敬意，但多半敬而远之。最常见的是两类学生，一类是大多数，上学无非混个文凭。用点功，成绩好的，混个高分文凭，不用功，成绩差的，混个低分文凭。他们和他们的家长，对学校的期待，就是这个。还有一类比较聪明，一入学就死抓住领导，先混干部，再混党员，把学校里的好处全拿到。即使混到硕士博士，学问对他们也全无意义。所以，老师有没有学问，对他们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有学问的老师的课，他们一般都是避之唯恐不及，你就是想教他们点东西，都没门。
几年前我们学院有好事者办了一个博士生的论文研讨会，让临毕业的博士生，把自己的学位论文拿到会上晒晒，让同学和老师批一批，也好有所提高。当然，批的时候，一般都会比较狠。这种事，在国外是司空见惯寻常事，在香港教书那年，因为我批得比较狠，有博士候选人为了让我批，还特意请我吃饭。可是，这事放在我们这里，却成了得罪人的“弊政”。不仅学生不干了，连带学生的导师也不干了，认为打狗还要看主人，我们批了他们的学生，就是看不起他们。我们白尽义务，帮人提高论文水平，居然落得这个下场。
在一个号称是所谓985大学的学校里任教，每每得用尽各种办法，逼学生读书，逼学生提问题，其实心中很苦，也很无聊。这些年，反倒是那些号称是你的私淑弟子的人，问学的劲头反而大些，在学校的学生，即使那些比较爱读书之辈，也比较被动。在一个衙门气息越来越重的大学里，衙门气，衙役气和铜臭味，早就盖过了书香。一个不合时宜的老师的拼力挣扎，其实也无力回天，有时，连自身也难保。整个学校，整个教育界，乃至整个国家都很功利，我们能有什么办法让学生不功利？领导和大批的教授都势利眼，怎么可能让学生不势利眼？
记得看《白求恩》这部电影时，有个情节是白求恩来华时跟一个美国商人对话，白求恩告诉对方自己的事业就是，用小小的手术刀，把美国人成吨卖给日本人的钢铁，一点点挑出来。我觉得，像我这种不合时宜的老师，在当今大学里所做的事，也类似。

劝君面谈陈寅恪
易中天
不该热的热了起来
已故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辞世多年后，忽然成了文化新闻的热点人物，似乎是一件没什么道理的事情。
史学不是显学，陈先生也不是文化明星、大众情人。没错，这些年文坛银屏上是有不少“历史”，而且上演得轰轰烈烈，风头十足，好像全国人民都有历史癖，也没患过健忘症似的。然而最走红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又是什么呢？《还珠格格》和《雍正王朝》。前者已自己坦言是“戏说”，后者则被史学界斥为“歪说”。历史在文艺作品中能不能“戏说”或“歪说”，这是另一个问题（比如《西游记》就是戏说，《三国演义》则是歪说，或不乏歪说成分）。但戏说、歪说不等于实说、正说，总归是一个事实。它们与陈先生以及陈先生所治之史八杆子打不着，也是一个事实。所以，历史小说和历史剧走红，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也会走红，也该走红，何况那历史小说和历史剧还是戏说和歪说？事实上历史学家无论生前身后，多半都是很寂寞的。唐长孺先生曾自撰墓志铭曰，“生于吴，殁于楚，勤著述，终无补”，说的大抵是实话。一个历史学家可能会因其学术成就而成为文化名人，却很难因此而成为热点人物。如果成了，那就一定有别的原因，比如吴晗。
陈寅恪也不同于其他一些文化人。他不是金庸，不曾写过从政治家、科学家到打工者都人见人爱的新派武侠小说，也没那么多门徒和拥趸。他的著作，选题既很专门，文字也很古奥，感兴趣的人不多，看得懂的人也不多，感兴趣又看得懂的更是凤毛麟角，哪里会弄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也不是余秋雨，不曾炮制过“香喷喷甜津津有点嚼头，完了还能吹个泡泡”的“文化口香糖”，亦不曾发表过声讨盗版集团的《告全国人民书》。他的著作才不会被盗版呢！没有哪个小女生或小男生会去买《元白诗笺证稿》或《柳如是别传》。柳如是？柳如是是谁？是王菲吗？还是田震？陈寅恪又是谁？是汪国真、赵忠祥吗？
陈寅恪还不同于吴晗、梁漱溟。他不曾被指控为“文艺黑帮”的头子，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上下口诛笔伐的对象。他也不曾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公然向伟大领袖叫板，以后又在“批林批孔”时公然对抗，宣称“只批林，不批孔”。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基本上是冷清寂寞默默无闻的。他甚至不同于钱锺书。钱先生和陈先生一样，也是学贯中西博通今古，也是淡泊名利不事张扬。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也没多少人看得懂。但钱先生毕竟写过《围城》呀！还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还拍得挺成功。这就举国皆知，人人趋之若鹜了。那么，陈先生可曾与大众传媒缔结过良缘呢？没有。
所以，我赞同骆玉明教授的说法：“陈寅恪最不应该成为公众人物。”
然而，“最不应该成为”的最终还是“成为”了。而且，还弄到了人人都拿他来附庸风雅，谁不说陈寅恪谁就狼心狗肺缺心眼儿的程度。至于这些说词究竟有多少符合历史事实，又有多少最得逝者之心，那就只有天晓得了。正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冷和热。最不该热的热了起来，就一定有原因。
事出有因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比如国内民众的关心，便多半带有好奇心理。的确，像陈寅恪这样可以公然不参加政治学习，不接受思想改造，不宗奉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在五六十年代还真没几个。然而陈先生不但做到了，还基本上安然无恙。他这颗“刺儿头”不但没被剃掉，反倒是中共高层还对他关怀备至，礼遇有加。就连饮食起居这类生活小事，也有劳身为“封疆大吏”的陶铸亲予过问，又是送牛奶，又是派护士。在那个就连陈毅元帅都吃不到苹果的“三年困难时期”，陈家居然“鸡鱼等肴馔甚美甚丰”，让前来探视的老友吴宓感慨不已。这才真是怪了！于是人们就很想知道，陈寅恪这“瞎老头”受此优待，究竟凭的是什么？
疑团很快就因史料的披露而冰释。原来这陈寅恪并非等闲人物。他的祖父陈宝箴，未出道时就为曾国藩所器重，后来官居湖南巡抚，是戊戌变法时推行新政的风云人物。父亲陈三立（散原先生），早年和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一起，号称“晚清四公子”，晚岁则以诗文著称，被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评价为鲁迅之前中国近代文学成就最高者。在一个重血缘、重门第、重承传、重渊源的国度里，这已经足够让人肃然起敬了。何况陈寅恪本人也十分了得。他十二岁时就东渡日本，以后又游历欧美十数年，回国后与赫赫有名的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而1925年吴宓举荐他任此教席时他才三十五岁。他学问大得吓人，据说外语就懂十几门（也有说二三十种的）。名气也大得吓人，据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还专门问起。英国女王也曾来电问其健康。这些都让人啧啧称奇，哎呀连声。如此之多的光环加之于身，被推介给大众也就不足为奇。
但这些显然不是我们关心的。
海外学人的关注则难免带有政治色彩。他们看到的是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生活的另一面：衰老病残，冷清寂寞，心情郁闷，晚景凄凉，最后被迫害致死，死不瞑目。对此，他们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极大的愤慨和深深的惋惜，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一样么！然而海外某些先生（如被李敖称之为“国民党同路人”的余英时），硬要有意无意地要把陈寅恪塑造成国民党政权的“前朝遗老”，认为他留居大陆后不久就后悔自己的选择，甚至对自己的“晚节”感到愧耻，为“没有投奔台湾而悔恨终身”，便未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有些想当然甚至自作多情了。反倒是身为台湾当局“国防部长”的俞大维，由于对陈寅恪知之甚深，其悼念文章便丝毫不从政治取向上着墨，因为原本不必“多此一举”么！
没错，陈寅恪在1949年以后是不怎么积极合作，更不要说“靠拢组织”。他身为全国政协常委却从不进京，对思想改造之类的运动更是语多讥讽，能不理睬就一概不予理睬。但这只是他的“独立立场”使然，与他对国共两党的爱憎好恶毫不相干。他要当真喜欢国民党，当初怎么不跟着到台湾去？事实上陈寅恪的心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不论哪一个政府我也没有关系，只要是能够继续让研究古物”。这话虽然是冼玉清说的，却很能代表陈寅恪的心声。早在谈到王国维之死时，陈寅恪即有“非所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的说法，他自己当然也不会囿于“一党之恩怨，一府之兴亡”。看来，准确的说法是：陈寅恪和国共两党都没有关系，也不想有什么关系。他只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人，进行自己独立的学术研究。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违背先生的心愿，把他扯进政治斗争中来。事实上正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陆键东所言，政治这个范畴“已难以覆盖陈寅恪的文化意蕴，也无法盛得下陈寅恪的人文世界”。
那么学术呢？陈寅恪在学术上的意义又如何？他的学问、学识、学养、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无疑是顶尖级和超一流的，要不怎么被称作“教授中的教授”郑天挺语），公认为史学大师、文化巨匠、旷世奇才？早在20世纪中叶，陈寅恪便已“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其学术成就则涵盖了历史、宗教、语言、文化、文学诸领域，被视为一座丰富的文化矿藏。但学问大不等于成就大，成就大也不等于意义大。陈寅恪的学术意义究竟有多大，我可没有资格来妄说，而且也认为并不重要。因为陈先生的学术意义再大，也不是他成为热点人物的原因。史学毕竟不是显学么！对柳如是、再生缘感兴趣的人想必也不会太多。这些课题，跟我们又有什么相干，犯得着大家都来过问？
陈寅恪如果有意义，那意义一定是超学科甚至超学术的。上海学者夏中义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陈寅恪的意义不在具体的学问、学术，而在学统。所谓“学统”，也就是“一种把学术作为生命意义来追求的学人传统”。这玩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先天便很缺失，直到乾嘉学派那里才算有了点眉目，再到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时才算理清了思路。但“竖看百年中国学术史，从晚清、民国到共和国，能真正自觉地用生命去践履”，并“使自身化为学统之链所以历代未绝的悲怆一环者”，那真是舍陈寅恪而其谁（《九谒先哲书》）！也就是说，正是由于陈寅恪认准了这一条道儿走到黑，那个来之不易又命若游丝的“现代学统”，才总算没有断了香火。
这当然比只谈学问深刻多了，但仍然可疑。可疑之处就在于，如果那“学统”并无意义或失去了意义，还要不要坚持？如果我们有了意义更为重大的事情，这“学统”可不可以放弃？依我看，那个“学统”既然是乾嘉学派和梁启超他们搞出来的，又只有百把年历史，不坚持也罢，天塌不下来；而陈寅恪的一些弟子门生（比如汪篯）之所以和先生分手，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建设新中国，解放全人类，显然比坚持什么“学统”意义重大得多。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谈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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