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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颠覆”逐渐成为主流的当下，日本女人却始终乐于进行完全女性化的表达，并用温柔的方式，真正主导了日本社会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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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尽管有一代人的延迟，但日本女性并非注定要去追赶“西方模式”。
她们将从其自身历史出发，
在一个女性生活条件获得改观的现代背景下，创造出专属于其自身文化的社会与两性关系模式。
显然，问题总是相似，而答案并非唯一。如果美国女性解放的关键词是“竞争”与“两性战争”，法国女性解放的关键词是“男女混合”，
那么日本女性解放的关键词就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角色分工”。
用专属于自己的角色，去换取专属于自己的幸福，日本女性用温柔的方式进行了一场必然胜利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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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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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安，作家、记者、远东文化研究专家。现任法国大使馆商务部《Connexion》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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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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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中国读者的话
前言
引言
第一章 新趋向
日本女性与她们的“自我”：一场在传媒贪婪注视下的演变
我们将深屏呼吸，潜入女性杂志世界。那里，女性的幻想与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
享乐主义的到来
我们将看到一群注重身心培养，为享乐而消费的中年布尔乔亚女性。
离开一周还是永远
我们将跟随年轻的日本女游客前往夏威夷，她们在那里做着幸福与解放的梦。
没有太多模式，创造性地寻求身份认同
日本先锋女性们如何拒绝陈规角色，创造新面孔。
第二章 现状
工作：可以，但是在怎样的条件下
我们将看到在五家大型企业中女性就业的不同状况，包括三井公司、日本电气公司、丰田、资生堂及三菱银行。
权力道路上的折叠座椅
我们将看到三名女议员给四面围墙的议会带来一缕新风。
要孩子还是要自由
年轻的母亲打破教条：孩子在三岁前只能由母亲抚养。
结婚：当然，但不再是不计代价
我们将和一所女子大学的学生们一起梦想如何协调家庭幸福与个人目标。
男人们：抛家到几时
我们将看到生活在日本城市郊区的女人们，白天泡在女子会所里，晚上去俱乐部看男人跳脱衣舞。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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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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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98年春天，电话里传来两条自相矛盾的消息。在日本危机的紧要关头，佐佐波杨子（Sazanami
Yoko），一名65岁的大学女教授被选举为负责向不良银行体系注入新鲜公共资金的委员会主席。与此同时，日兴证券（Nikko
Securities）公司正在通过一家子公司试图解雇1500名雇员，全部为女性，她们约占其雇员总量的15，女雇员总量的一半。
一方面是妇女参与决策的显著信号，另一方面则清楚地揭示出与经济危机的背景相关联的退步。
那么，究竟是日本被女性拯救，还是女性成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首批牺牲品？是否还应该相信日本第一大经济日报《日本经济新闻》所鼓吹的由女性所主导的“静静的革命”，宣称女性正在一个带有欺骗性的、僵化的日本内部引发一场社会地震？是否还应该相信那些民意调查机构所公布的，声称女性在近十多年始终在新潮流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调查结果？是否还应该去听一听街头的闲言碎语，听一听对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身上张狂的对个人主义的赞赏或批判？
或者是否应该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对女性就业的“冰冻期”——经济危机的必然结果
——感到悲哀？我们应该关注到——就如同1997年首相府有关部门发表的《性别平等白皮书》所陈述的那样——同其他国家相比，日本仍然不能给予女性同男性公平竞争的可能性，女性参与决策的途径仍大受限制？
现实是有细微差别的。为了衡量日本女性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所经历的变化，我做了18个月的调查，通过非指导性的，延续几个小时的日语交谈，收集了一百多位女士、男士（115名女士、12名男士）的证言。
为建立起我的样本，也出于我对变化的兴趣，我尤其关注那些尝试着过一种更接近其个人渴望的生活的男性或女性。我再将这些证言同我在这些变化的代表性场地——幼儿园、女性诊所、夏威夷的酒店、女子大学、大型企业集团的人事部门、娱乐俱乐部等——所作的系统调查相比较。并且，为了抵消东京的影响，也为了作出更好的评判，我还在北海道（Hokkaido）的郊区社区度过了许多天，走访了十几个中产阶级家庭。
这些对生活的描述被夹叙在由专家（社会学家、作家、心理分析学家）点评的调查中。我并不奢望我的调查样本具有科学效用。确切地说，我只是做了一名记者的工作，我并不寻求去论证什么，而只是想让人们去看、去感觉、去思考。
调查的挑战之一是如何衡量媒体对女性解放的论断与绝大多数日本女性的真实生活。调查中，我始终注意超越事物的本身来理解其阻滞或是跃进的缘由。我尽力去抓住每个人的个体敏感性与其社会代表性的框架。我希望能够理解给予其生活意义和理由的东西。因而在对话中，我能够更好地确定出那种使我们更为人性化、使我们能够超越文化与社会差异的东西，确定出各种文化究竟是怎样孕育出不同的束缚、局限与烦恼。
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我的外国女性身份对我搜集到大量的素材发挥了作用。在某些时刻，人们可以更为容易地对我说出知心话，因为我只是一名路过的外国女士，我有权，或者说我可以无知地去问一些天真的、并不审慎的问题。
很快，在我的调查中显现出四个大的趋向，女性在其中占据着先锋位置。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对此进行了研究。这些趋向包括个人主义（但究竟是哪一种呢）、享乐主义、国际化以及创造性的崛起。这些趋向并不仅仅局限在日本，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都是如此。菲斯?鲍普康恩（Faith
Popcorn）在《走向成功（Clicking）》一书中谈到“女性思维”，《法国透视（Francoscopie）》编辑团队也谈及法国“价值的女性化”。但是在我看来，在一个儒家传统的国度里，这些趋向有着特殊意义。
为了将这些新的趋向定位于一个更为普遍与系统的框架内，我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叙述了妇女地位的演化所直接产生影响的各个领域，包括：工作、权力、子女、婚姻及男性与女性关系。
在进入我的主题之前，我想解释一下本文标题：《日本女人，温柔的革命》。
为什么说是“革命”？因为对日本女性而言，事情在一代时间里发生了巨变。我的所有对话者，当她们将自己目前的情境与她们母亲的情境相比较后，都承认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将莱博若（Takie
Sugiyama
Lebra）女士在20世纪70年代末所作的杰出调查作为参照的话，今天的女性要比二十年前的女性拥有多得多的生活选择与机遇。Okusan女士变成了Sotosan女士；日本女性走出了家庭的深处；原子型家庭取代了传统的大家庭，甚至还在最近几年让位于孤独的个人，使其成为社会构成的基础单位，这一点正如同社会学家落合惠美子（Ochiai
Emiko） 所指出的那样。在就业领域，一部关于男女平等的法律被通过，即便仍然存在许多瓶颈，尤其是在等级的高层。
日本女性通过她们的肚子、信用卡、护照进行着革命。她们消费、健身、自我陶冶、旅游或移民国外。她们将头发染成红褐色，戴着蓝色的隐形眼镜。她们更晚结婚，更多离婚，生更少的孩子，偏爱要女儿。她们夺走文学大奖，成立摇滚乐队，拍摄电影，设计低租金住房。她们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咬紧牙关，或从事非全日制工作，或为自己打工，或在大型企业中任职，因为她们仍然继续承担着几乎全部的家务劳动。当然，她们也有不能容忍的时候，最终选择了离婚，即便已经很晚。
在今天的日本，我们可以看到某些个人主义形式的崛起。大型企业越来越不能保障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的终身职业。强迫迈向个人主义的这一步并非没有遭遇过阻挡，也并非没有造成破坏，但这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与日本男性相比，日本女性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来批判日本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模式（集体主义，儒家思想）。作为长期以来这一儒家体系的牺牲品，她们失去得更少。通过消费，她们直接接触到有关快乐的言论。她们，至少她们之中的某些人，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和更多的机会到国外去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最后，她们必须要面对生活中的不同时刻、面对更多的选择、更多的角色以及更多不同的人。
与被困窘在工作中、几乎没有时间自我思考的男性相比，女性会更多地给自己提出那些将会导致真正的个人主义“革命”的问题：我是谁？怎样才能以一种更为满意的方式使自己活得更舒适？怎样为自己保留自由空间？怎样使自己受益于做女人这一事实？
为什么是一场“温柔”的革命呢？因为我为她们谈话中温柔的、“女性的”（即在传统的日本“女性”语言的意义上）嗓音而惊讶。即便是身处很高的职位，女性通常仍要在讲述其个人的成功与业绩之前，继续感谢她的领导、良师及赞助人。
在我看来，日本女性所进行的革命是“温柔”的，至少表面上如此，并且是以一种不同于美国和法国的方式进行着。比较美国、法国与日本的女性解放，如果需要找一个词来修饰的话，我会参照定居在美国的历史学家米歇尔?萨尔德（Michèle
Sarde）的杰出著作《法国女性观察》一书说，如果美国女性解放的关键词是“竞争”与“两性战争”，法国女性解放的关键词是“男女混合”，那么日本女性解放的关键词就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角色分工”。无论昨天还是今天，属于男人的是kanji汉字、公共事务、历史、男人们依附其上的大型组织、结构、僵化与硬件；而属于妇女的则是kana（假名，从前专属于妇女的文字）、烹饪、诗歌、私人事务、敏感、灵活、新理念及软件。
在我看来，女性在权力高层数量的弱小并不应掩饰日本中产阶级女性在社会中所占有的越来越为中心的地位，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消费与选择的权力等价于生产与领导的权力。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男性在使自己不被边缘化的同时，希望选择不同于日本公司所建议的唯一模式。在这一点上，日本女性武装得尤为充分，她们有更多的时间与选择机会，更多的活动余地与创造性，更多的个体找寻的品位与释放自我的意愿，从而能够领导这场变革。
我以为，尽管有一代人的延迟，但日本女性并非注定要去追赶“西方模式”。她们将从其自身历史出发，在一个女性生活条件获得改观的现代背景下，创造出专属于其自身文化的社会与两性关系模式。显然，问题总是相似，而答案并非唯一。
第一章 新趋向
﹥日本女性与其“自我”：一场在传媒贪婪注视下的演进
“银座（Ginza）春天”位于东京中心地带，是一家它所处的商业街上的写字楼女雇员们经常光顾的大型商厦。总裁是一名女性，小巧的身材，棕褐色的头发，优雅的举止，柔和的嗓音，上身前倾，形成传统日本女人的优美曲线。她就是石井千惠子（Ishii
Chieko），61岁，从16年前这家女性消费殿堂建立之日起就领导着它。拥有这家商厦的大荣集团（Daiei）的老板中内先生（Nakauchi）选择将经营权交给一名富有经验的、对同性的需求更为敏锐的女性，以便能够俘获它的目标——那些令人垂涎三尺的对象：购买力超群的单身办公室女士。
石井千惠子在她位于顶层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一名男性助手——公共关系部负责人
——也在谈话时安静地坐在一旁，不时会加入一些数字和补充。这种感觉很奇怪，因为在这个商务世界中，我通常会看到截然相反的场景。
下午刚刚开始，“银座春天”已成为女人们的专属领地。售货员与顾客几乎是清一色的女性。四层楼的商厦里精心展示着日本和外国的顶级品牌，每个小厅的空间装饰都各有不同。
“我”的风格
为了吸引顾客的眼球，石井千惠子选择了“我”的风格。“我们的顾客确实改变了。”她向我解释道。她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什么适合她们，她们拥有美丽的感觉。但是她们也想要价钱合理的东西。我们的雇员和她们一样。所以是由她们来选择并摆放商品。品牌仍然很重要（如普拉达、古奇等），但是如果顾客们经济上无法负担，她们也可以将就选择一些追随潮流的、较不昂贵、较不知名的商品。我们向她们提供全部追随“潮流”的系列产品，包括鞋与内衣。
促销手册上明确写道，“我”的风格意味着“给予对标新立异的渴望以重要地位，鼓励女性拥有个人生活的风格，寻求适合她们并且也只适合她们的东西”。基础理念很简单，总裁女士给我们做了概述：“我们想帮助活跃的城市女性获得建立在某些概念上的有品质的生活，这些概念包括年轻、唯一、将智力上的愉悦和在轻松、安静的聚会中享受的快乐混合起来。”总而言之，就是通过消费，认识自己，享受生活。
“成为你自己”与“享受生活”
近几年，含有享乐、消费、自我陶醉内容的个人主义的短语风头正劲，如“成为你自己”，或是“享受生活”。在一个安宁与富足的社会中，日本女性愿意用忠诚、为他人牺牲等传统道德来换取个人快乐的美味与自我找寻的审慎冒险。
伴随着女性个人主义的崛起，媒体和广告还贪婪地注意到，女性正在逐步走出家庭的牢笼。
广告信息的演变非常明显。20世纪70年代初的广告经典语句通常是这种风格：“因为我是内人，我很少被邀请”，或者是“你被人宠爱吗，内人”。那时，女性还没有走出家庭。1974年出现了“要大胆”这样的信息。1975年国际妇女年呼吁“妇女们，不要关闭电视，不要合上周刊”。朝向外部世界的窗户已经打开。1977年政府发起了改变妇女命运十年计划，最终在九年后通过了两性就业机会平等法律。通往外部世界的门已经打开。1978年出版了年度最畅销作品《她忘记丈夫的三个小时》和《职业女孩》。女性已经离开了家庭的羁绊。1979年广告上出现了“女性时代”的语句，人们确信，“很快，女性的能力就将超越男性的能力”。1985年，人们听到了“我是一个女人，我需要一个妻子”。工作的女人在重负下已直不起腰来。1988年，“妇女时代”达到高潮，随着“在这个国家中，只有女人才是新鲜的”这一口号的出现，大声地、有力地肯定了这一点。报纸上充斥着连篇累牍的文章，有的是关于那些和男同事一起喝着维他命饮料或是清酒、吃着泡菜的职业女性的；有的是关于外出的家庭主妇的，她们将晚餐放到微波炉中一走了之；有的是关于退休丈夫的，他们被像垃圾一样对待。
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的破灭与经济的不景气引发了横扫日本的诸多问题，女性未能幸免，她们成为失业的首批受害者：年轻的女大学生中有7.5%失业（数字显然被低估）。人们甚至将1995年至1996年称之为女大学生就业的“冰川时代”。随后这种趋势逐步加快。1998年4月，女性失业率达到4.2%（男性为4.3%），20~25岁年龄段的女性失业率为7.9%（男性亦为7.9%），在25~29岁年龄段女性失业率为6.7%（男性为4.7%）。然而，如果日本女性不是更相信有关她们可以在日本公司规定的条件下实现成功并获得与男性绝对平等的论调，她们也就不会步男性的后尘。
女性价值的来到
下重晓子（Shimoju
Akiko），61岁，她是日本电视界的先行者，也是这种带有个人主义腔调的、公开的“女权”论的代言人之一。她在20年的时间内出版了许多针对妇女的畅销书。她的第一本书名为《颤抖的二十四年》，开始描写处在犹豫与烦恼中的年轻女性，她们最终获准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此后，在出版商要求下，下重晓子写了许多关于女性幸福方法的书，这种幸福更接近于个人渴望，适合生命中的各个年龄阶段。她的最后一本书名为《快乐做女人》。此外，《毫无困扰的，更为真实的生活原则，或如何寻找到个人风格》一书，也属于这一类型。她的论点主要有：“为自己而活”，“今天的女孩在个体上更为有意义”，“让女性的任务更为惬意”，“你们有更多的机会”，“成为自己决定命运的女人”，“我的身份，我确认”。真是个宏大的计划！
下重晓子的信息很简单，在今天的日本，女性正意气风发。她们学会了享受生活，享受自己作为女人的身份。当女人工作已成为习惯时，她们就不再满足于模仿男人。她们希望能够将女人价值与男人价值联结在一起，以便创造一种更为平衡的、更为自然的新的生活方式。今天，时过境迁。整个社会都在满足女人的需求，而那些想要为自己而生活的男人却无法实现这一点。在新一轮幸福的追求中，女人比男人武装得更为充分，因为人们并不期待女人优先服务于国家或是一个大型组织。
像一名19岁的日本女大学生一样贪婪、挑剔
毋庸置疑，下重晓子的论点在新一代野心勃勃的小女孩中得到回应。她们梦想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既不同于家庭妇女的模式，也不同于职业妇女的模式。
真理子（Mariko）是一名就读于庆应义塾大学——一所精英大学——的19岁大学生，全身着黑，举止优雅，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我肯定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且很贪婪，就像人们经常谴责我们这一代的一样。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必须要在我的私生活和工作之间作出选择。我在创造时机，我并不想放弃二者中任何一个。”
真理子在庆应义塾大学读“空间规划”专业，因为这个学科综合了各门课程（法律、设计、经济学）。“当初，我曾想到外国去学习建筑。但偶然间，我通过了庆应大学的考试，于是就决定留在日本学习，以便更好地了解我们的文化。”
进入大学的考试对她似乎并不难。“日本社会鼓励临时抱佛脚，但是我拒绝向压力妥协。我仍做我喜欢做的，如英语、写作。我从来没有学习到午夜，我去游泳，甚至在考试前还去电影院。快乐的原则，确实管用！”
未来，真理子希望能够成为“第二代”职业女性——一类正在日本发展的新职业女性。她的父母已经离异，然而她却感到自己正因此具备了优势。多亏了一位积极而富有爱心的母亲，以及一位善解人意的哥哥，她获得了必要的激励与实现个人目标的自信。“我尊敬我的母亲，她虽然一直都在工作，但是个非常细心的母亲。父亲则显得要消极一些。5年前，他们离了婚。在我家里，母亲始终是最强的角色。”
协调一切，不牺牲任何东西
目前，真理子正和一名与她同龄的男学生热恋。她希望能够尽早结婚。“28岁至35岁的职业女性曾认为，要同男性在职场上竞争，代价只能是牺牲掉私生活，我并不赞同。女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她们有月经，她们会怀孕。期望各种形式的平等，绝对的一致，这是错误的。传统上，男人们会关照女人，我希望这一点能够继续。”但请不要搞错，如果说真理子希望被男人保护，但她并未因此放弃个人独立：“我希望积极地参与社会，有我自己的工作，赚钱谋生，贴补个人需求。为了我想建立的家庭的幸福，我也要努力工作。”
真理子坚持要与大学中她的那些女权主义同伴针对男孩的口头攻击划清界限。“我要的是团结，不是战争。女人们在外工作得越久，她们就越需要在家中得到男人的爱与关怀，这是一种男人保护女人的现代方式。这与谁来做饭、谁来准备洗澡水无关。”她的眼睛有挑衅性地眨了眨，接着说，“我，为了得到爱与关心，我愿意向我的祖母伺候她们的‘家庭暴君’
一样来伺候我的丈夫，为他放洗澡水，或是给他做饭，即便我每天工作10个小时……更何况我已经为我哥哥做过这样的事情！”
一个男人，一个真正的男人
真理子在赞赏日本变得对女人更有利的同时，也对当前男女关系的演变感到遗憾。“今天，男人丧失了他动物性的一面，而女人则失去了她忠诚性的一面。我们正在走向单一性别的社会，这真令人遗憾。”真理子还抱怨校园里的男生都缺乏男子气。“在电脑绘图系，男生们只知道敲打他们的机器。他们从不做体育运动，却出入迪斯科舞厅。他们有不少钱花，热衷于吸食冰毒。他们骨瘦如柴，却自我陶醉；他们染了头发，穿上奇装异服，就以为标新立异。其实，只要去一下表参道（Omotesando）或原宿（Harajuku），就可以看到一群群像他们一样的自以为愤世嫉俗的人。其实他们只不过是些孩子气的学生而已。”
幸运的是，真理子找到了一个男人，一个真正的男人，她伟大的爱情彻底改变了她看待事物的态度。“从前，像大学里34的女生一样（在中等规模的女子大学里，比例可能会刚好相反），我认为婚姻是愚蠢的，应该将工作放在优先位置。但是这个夏天，当我陷入爱河后，我改变了看法。我想和男朋友建立一个真正的家庭，成为他的女人。我不想要一种盲目的、昙花一现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激情。我需要的是一种长久的爱情，一个人会想着另一个人，会伴随着他（她）长大。”当然，真理子目前还不想结婚。“我的男朋友是搞音乐作曲的，他的生活节奏很不规律，我不想过一种等待他的生活。”
首先是自由
因为在真理子以及所有她这一代人的眼中，自由是最为基本的价值。“自由，意味着能够选择生活的方式，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经常去令我们快乐的地方，过愉悦的生活。但这并不容易。家庭、工作都产生义务，必须要完成这些义务才能不至于被落下。一个有智慧的存在却找不到它的位置，这才是最令人悲哀的事情！”
不过，真理子还是有着勃勃雄心的，她希望从庆应大学毕业后能找到一份自由职业，攒些钱好到国外继续学习；之后，能够在一家日本公司里工作几年以增强自己的能力；最后则是建立起自己的公司。“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对自己要成为什么、住在哪里有明确的想法。我希望住在宽（Hir?）社区，那是东京的高尚中心社区。我希望每年在国外待上几个月，还希望能够对空间进行装饰，使它表达出人们自身所有的东西。”
真理子认为日本当前的空间很漂亮，却是金属的，非人道的，缺乏表现力。“我尤其希望能够创造出戏剧性的空间，它能够表达出情感与自然的、生命的力量，而不应是一种信息化的空间。我希望能够创造出对身体健康的、良好的空间。”
真理子对日本人太过使自己适应周围的人颇有微词：“人们在选择穿着时就好像是认为自己应该在某一地点、某一场合，在一天中的某一时刻穿着某身衣服。再深入点说，人们所表达的只是那些看起来适合环境的情感，他们绝对不可以使自己成为唯一思考某事的人。但一切都变了，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出我想要的东西，即便会让人感到惊奇。”
寻找深层次的“我”
博报堂生命与生活研究所（Hakuhodo Institute of Life and
Living）是日本第二大广告集团博报堂集团的子公司，是日本研究人类行为最好的研究所之一。研究所所长关泽英彦（Sekizawa
Hidehiko）肯定了今天在日本年轻女性身上出现的个人主义。“20世纪80年代，个人主义还仅仅是停留在表面上，年轻的女孩只要买一个路易?威登的包，就可以满足地认为她已表现出个性。但是今天，消费产品已经丧失了其神秘的功能，重新回归为简单的物品、一种工具，而对自我的找寻已经扎了根。日本女性会问自己关于存在的问题：为什么我活着？我是谁？她们会在自我的脾性中，在自我无意识中搜寻。这是一种更属于精神层次上的、具有自恋特征的搜寻。”
“自从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的年轻女性更倾向于重视无形资产，她们或陶冶身心，或使外表光鲜，或投身于宗教。”作为例证，关泽英彦援引了《苏菲的世界》（这本书吸引了那些寻找意义的年轻日本女性）的畅销、美容厅的风行，以及日本女性不断增长的对内心旅程的兴趣。
关泽英彦还补充说：“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相比，在日本，这种对身份的找寻很少通过找心理医生咨询的途径来完成。当日本人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通常更愿意去寻求新兴宗教的帮助，就像奥姆真理教丑闻所表明的那样。在日本，容格比弗洛伊德更为有名，由于佛教在他的研究中占有地位，目前存在着对他的作品的迷恋。”
关泽英彦认为，日本人更愿意通过行动和经验来更好地了解自己。最近，奥林匹克马拉松女子冠军有森裕子（Arimori
Yuko，29岁）感动了日本的年轻人，她在胜利后大喊：“我希望能够感谢我自己。”这种自我赞赏、自我重视的意愿吸引了日本社会的男孩女孩们。因为在传统上，这个社会更重视团体，更重视垂直关系，并且激起周围人的道德压力。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上取得自由滑金牌的里谷多英（Satoya
Tae）在获胜后一口气喝完了一瓶两升多的香槟酒，甚至在奏响日本国歌时还戴着帽子，这让日本奥委会愤怒。
男女之间的鸿沟扩大
关泽英彦认为，这种对身份的找寻并不只局限在年轻人身上，这已经是整个日本女人的一种趋向。“那些三十多岁的已婚女性，孩子已有三岁多，因而也就有了一点儿相对富余的时间，她们也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她们会完全投入到孩子的教育当中吗？她们是否还将投身社会且将怎样投身社会呢？工作，重新学习，或是加入社区的一个团体？这种找寻更为具体，但与那些更为年轻的女性相比，却更不以自我为中心。这个年纪是做第一次（人生）总结的时刻。这种趋向在40岁到50岁的女性当中还会延续下去。”
相反，关泽英彦认为男性在这方面显然是落后的。“近十多年，日本社会所有的新趋向都首先出现在女性身上，男性提出的问题相对较少。一旦他们选择了一项职业或是一个企业，他们几乎就没有什么其他选择。他们的问题只是在快要退休，就是说在很晚的时候才提出来。从55岁开始，男人们开始重新关心他们的家庭和女人，建议退休后一起娱乐或一起学习，但这已经太迟了。女人们通常会拒绝，但这并不仅仅是为了报复——差距已经太大了。女人们无疑会因为在社会上遭遇到的障碍而痛苦，但也正因此对生活思考得更多。她们学会了了解什么可以使她们快乐，也逐渐构建起她们自己的网络，有了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因此，比如说，当她们的丈夫在退休时要求她们给自己启蒙歌剧，她们才不会让自己被人烦呢！”
社会模式的转变
无疑，女性在这种身份的找寻中起到了领导作用。随着其发展朝向对日本社会契约更为广泛的质疑，这种找寻也更为迅速地扩展开来。从危机爆发之刻起，那种从前在遵守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在大小、强弱之间结成的团结，就开始运转得越来越不顺畅。日本的公司越来越不能保障安全，确保从前的社会契约：安全和保护换取自由与私生活质量。近期大型金融集团的破产就是明证。1997年年末，山一证券（Yamaichi）公司破产。几乎在突然之间，公司职员处在完全的困惑之中，他们为了这家公司牺牲了个人的自由与私生活，而现在他们却被抛弃了。
像山一证券公司的工薪族一样，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被迫去独自面对，结果往往是身心疲惫。大部分人都还没有这种习惯，他们所受的教育中没有任何东西曾让他们为此作准备。最坚强的人发生转变，并从危机中摘取最好的果实，而社会契约的破裂却使许多人陷入迷惘。
阻力
在向个人主义的被迫前行中，还伴随着阻力、痛苦与悲剧性的质疑。在心理医生与日式治疗师的诊疗室中挤满了人。危机甚至还在家庭的核心产生回响，改变了夫妻关系。信田沙代子（Nobuta
Sayoko）是一名心理分析学家，担任着她所创建的私人心理咨询机构——“原宿咨询中心”——的主任。她每天都在体味着这一点。
信田沙代子身材修长，棕红色的头发，穿着三宅一生（Issey
Miyake）品牌的衣服。她同时还兼任着团体心理医生协会与分析心理剧促进会的主席。她的诊所每天诊疗500多人，其中有70%是女性。信田沙代子足够极端，只要她的顾客有离婚的愿望，她就会毫不犹豫地帮助她们。
“近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发展出一种封闭与令人窒息的制度。”信田沙代子谴责道，“这种制度要求一种绝对的适应能力，压制各种选择的可能与个人的自由。我们始终生活在父母、学校、他人的监视之下，这一切都损害了个人特性的绽放。除此之外，还有企业运转过程中的种种限制性规矩需要遵守。日本的年轻人一生都被要求去遵循建议给他们的狭窄的道路。那些上了正轨的人不会遇到任何问题，而剩下的人却将体验到各种艰辛：心理问题、行为混乱……”
信田沙代子认为，当前的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之中，这使人们重新质疑社会平衡与夫妻关系。“危机的爆发使男人们失去了目标与工作的意义，女人们则承受了其后果。我所看到的夫妻并不知道表达与交流他们的情感，他们过着不同的生活，当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即丈夫成功的时候，这种体制还能运转良好。但当共同目标消失的时候，夫妻二人就发生了偏离，各自走向一边。”
信田沙代子毫不犹豫地鼓励女性离婚。“事实上，我看到女性在离婚后，她们会找到一份工作，就会盛开。她们虽然失去了经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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