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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当代作家群体为何如此口碑不好？他们是如何变成这个样子的？
◎他们在检讨交心时的思想感情是怎样的？
他们的检讨是如何影响到文学的？
导致他们检讨并最终完成思想转变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
这都是学界需要也应该做出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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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当代作家群体为何如此口碑不好？他们是如何变成这个样子的？
如果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关注点自然要落在1949年以来“极左”政治所推行的思想改造这一历史现象上。
孟繁华就此总结说：“自50年代初期始，检讨之声不绝于耳，思想能力的丧失是20世纪下半叶知识界最令人震惊的景观。”
贺雄飞说：“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文人历来是统治者的工具，得意的往往是御用文人。尤其在20世纪下半叶，反思历次重大历史事件中，中国文人的表演，我们不难惊醒地发现：中国文人是一群缺钙的软体动物”。
事实表明，这个群体在历史转型的大考验中交出了一份令人困惑、失望以致绝望的答卷。从当事人的众多事后回忆和“忏悔”的文字来看，在当年的“改造——检讨”运动中，确有那么多的人是真诚的，真诚到坚贞不渝，至死不悔。当然，“假诚”的自然也有，但却少之又少，且大概都深埋于泥土里，以致不知道还能不能重见天日。但不论真诚与“假诚”，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在持续的思想改造后，他们基本放弃和丧失了独立思考以及担当社会良知的使命，甚至欣然成为委身于权力的工具和“文奴”，扮演着“帮忙”、“帮闲”及“帮凶”的角色。因此，道德失范、人格堕落、价值迷失等现象演化为作家们的生存常态，与整个社会一起进入一种欺人与自欺、整人与被整的模式中，并一直延续和潜伏下来。既如此，这其中有一些关键问题就需要提起注意，即“五四”以来形成的虽不算多却也不算少的现代文人群体，在1949年后思想改造的大环境中是如何生活、思考和工作的？
他们在检讨交心时的思想感情是怎样的？
他们的检讨是如何影响到文学的？
导致他们检讨并最终完成思想转变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
这都是学界需要也应该做出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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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商昌宝（1973
～），男，吉林敦化人。1996年毕业后留校任职于延边大学多年，2005年考取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学者李新宇教授，200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任职于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曾先后在《二十一世纪》、《鲁迅研究月刊》、《文艺评论》、《扬子江评论》、《粤海风》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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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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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二、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三、本文的目标、思路及方法
第一章 检讨：特殊时代的文化现象
一、检讨的内涵与溯源
二、思想改造与检讨浪潮
三、检讨的文化意蕴
四、检讨书的主要特征
第二章 “反动作家”：在检讨中退场
第一节 朱光潜：思想的折戟与学术的转向
一、时运不齐：检讨之先河
二、命途多舛：向“人民”投降
三、退却中的“防守”
第二节 沈从文：在沉默中“谦退”
一、“雨未来，风满楼”
二、转行：被动中的主动选择
三、在沉默中检讨
四、经受住实践检验
第三节 萧乾：两栖思想的重创
一、归来的“未带地图的旅人”
二、十字路口的选择
三、“带上地图的旅人”
四、在“阳谋”中被流放
第三章 “进步作家”：在检讨中转化
第一节 巴金：在主动与被动之间转向
一、生活的转变
二、欣然接受改造
三、在颂歌与遵命文学中
四、说真话与补写检讨
第二节 老舍：在积极紧跟中迷失自我
一、并非艰难的选择
二、思想转变的必然
三、顺应时势，自觉检讨
四、“做的”比“说的”好
第三节 曹禺：“摄魂者”的舞台人生
一、新、旧角色的转变
二、渐入戏境
三、戏我两忘
第四章 国统区左翼作家：在适应与不适应中检讨
第一节 夏衍：在“惑”与“不惑”之间
一、在“左”与“右”的漩涡中
二、“足以为训”三、在“未死”与“方生”间
第二节 茅盾：尴尬人的尴尬境遇
一、尴尬的角色
二、尴尬的遭遇
三、评论、创作两尴尬
第三节 胡风：“误入歧途”与悲怆之旅
一、在被动与主动之间确定角色
二、在“两条战线”中艰难迈进
三、退却：“有所为，有所不为”
四、自我批判与暴力清场
第五章 解放区作家：反复检讨为哪般
第一节 丁玲：由高峰跌入低谷
一、从两种心境中走来
二、两种角色的倾情演绎
三、在个性与党性的两难中
第二节 赵树理：“方向作家”的受挫
一、赵树理与“赵树理方向”
二、问题的根源
三、找不到方向的“方向作家”
四、守不住的“农民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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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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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讨的内涵与溯源
1、检讨的内涵
关于检讨的界说，1950年代权威的《人民学习辞典》曾给出过定义：“检查思想或工作上的错误，并且深究根源所在，叫做检讨”。“检讨是比较深刻的批评、自我批评。”
显然，这样的定义太过笼统，完全不能再现“检讨”这一特定文化现象的深层内涵。沙叶新在《“检讨”文化》一文中给出了富于个性化色彩的解释：“我所说的检讨，也不是真正犯了错误而应该做的那种诚恳的自我批评”，而是“特指在集权体制形成之后，在洗脑剖心的思想改造中，在捕风捉影的政治运动中，在上纲上线的党内斗法中，即在强大的专制压力下，而不得不违心地向上级的领导机关、向单位的革命群众所作的‘认罪服罪’、‘改造自己’的检讨。”它是“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强奸、人格的蹂躏，它剥夺你的尊严，妖魔你的心灵，让你自虐、让你自污，让你自惭形秽，让你自甘羞辱，让你精神自焚，让你灵魂自缢，让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让你自己唾自己的面孔，让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最丑陋、最最卑下、最最错误、最最必需改造的人！”
邵燕祥也以自身的体验为检讨做了诠释：“所谓检讨交代，即‘自我批评’或‘自我批判’，其实就是第一人称的‘大批判’。分寸容有不同，口径并无两样。”“大批判，就是要‘摆事实，讲道理’，而它最突出的特点恰恰是不顾事实，蛮不讲理。”“这既有苏联从对‘反对派’斗争发展到莫斯科审判的轨迹，又有从中国皇朝至民国年间的臣宰、太监、阿Q们口称‘奴才该死’，自打耳光的馀绪。”
可以说，沙叶新、邵燕祥等“过来人”对概念的理解和体悟是非常深刻的，但作为概念来理解，显然过于情绪化。尹昌龙从政治性话语生产方式的角度对检讨作了学理性的阐释：
检讨既是一种主流话语调控的产物，同时又是主流话语运作的策略。通过来自“他者”的检讨，主流政治和主流话语便得到了证明，并巩固了其“真理性”。检讨是非总体化因素转入总体化进程的一个仪式，同时又表明总体化无所不能的力量。出于这样一种策略的需要，在话语权威所控制的话语媒体中，便流通着这样一种来自“他者”的顺服的话语。
当然，考察历史可知，检讨通常也用“自我批评”来表述，特别是作为书面用语时常用它作替代。1950年代编著的《新知识辞典?续编》中收录了“自我批评”的词条，并将其解释为：“自己检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并‘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短处’。马克思说过：‘自我批评乃是巩固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列宁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这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这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这错误的方法：这便是郑重其事的政党的标志。’”
《人民学习辞典》将其解释为：“一个人或是一个集团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分析、检讨自己的错误或缺点，并且自己把它暴露出来，叫做自我批评。”
与检讨和自我批评意义相近、使用频率较高的是自我批判。相比于批评，批判在语气、力度以及感情色彩上都较强一些。不过，这写都只是一种大体的描述，由于特定政治环境，它们之间的意义差别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严格限定，三者间相互混用的现象很普遍。
2、检讨溯源
检讨最初称为自我批评。自我批评的源头虽然可以追溯至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但作为一种较为成熟和普遍应用的党内斗争的方法，则归功于列宁和斯大林，尤其是斯大林。1928年，斯大林在《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一文中提出：“自我批评是一种特殊的方法，是以革命发展底精神一般来教育党底干部和一般工人阶级的布尔什维克的方法。”他还进一步明确说：“自我批评底开端是在我国布尔什维主义出现开始时起的，即在布尔什维主义作为工人运动中一种特别的革命派而诞生出来的最初几天起的。”
《真理报》在社论《论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甚至特意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共产党的工作方法，是激发群众的创造性，提高工作水平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苏维埃社会的特殊规律和动力，这是天才的斯大林同志所发现的。”
随着苏联和“第三国际”的革命输出，自我批评被舶来中国，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相生相伴，并在1940年代初，正式成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说：“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着重指出：“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他强调说：“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
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和推广下，自我批评被广泛运用于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中，某种意义上说，自我批评也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1945年“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还说：“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这样，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自我批评得到极大发展，且日臻成熟。
自我批评与检讨作为党内民主的方式之一，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党内最早形成规模的自我批评与检讨运动形成于1940年代之初。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逐渐取得了党内核心领导权。为了肃清所谓“第三国际”在党内所造成的教条主义思想和异己势力，毛泽东上任后即开始了党内整风工作。1941年著名的“九月会议”上，张闻天第一个检讨说：“我个人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极严重，理论与实际脱离，过去没有深刻了解到。自己虽是对这个问题说得、写得都很多，但了解并不清楚。原因是行动方面夸夸其谈，粗枝大叶漫画式、一般的了解问题，而不是很具体清楚了解后再提问题，所以得出的结论是主观的。”他接着说：“我们的错误路线不破产，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便不能显示出来。”最后他说：“我过去处境顺利，自视太高，钉子碰得太少，经过毛主席的教育与帮助，使我得益极大。今后应当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不能希望一下做得很好，但是要向这个方向坚定去做。”
可以说，张闻天一开始便将检讨上升到一定高度，堪称后来的检讨典范。随后，博古、王稼祥、李维汉等主要领导也都作了检讨。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林彪、邓颖超由重庆回延安，在欢迎大会上，秦邦宪、李维汉、张闻天相继作第二次检讨。周恩来也于27日作了整个会议中内容最细、时间最长的整风补充检讨。即便是拒不认错的王明也由其夫人孟庆树代笔、本人签名作了书面检讨，其中写道：“关于过去已经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同志指示我的错误和缺点问题，虽然我现在没有精力详加检讨和说明，但我认为有向此次政治局会议作原则上的明确承认之必要……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此后，自我批评随着党内运动的开展被广泛内地运用于普通干部和一般群众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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