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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新颖的视角 生动的细节 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
《收获》专栏著名作者、2006年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散文家、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2010年十大好书《传奇黄永玉》”作者李辉以文学拓展历史书写空间，以《时代》杂志封面人物为引，重新讲述现代中国的光荣与挫折，并在历史的缝隙里忠直地解析人心和政治的风云。
走进历史深处，追寻真实的细节，客观、冷静、沉着、从容，史料和人物命运融化而出，凝固成1946-1952年那段惊心动魄、波云诡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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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集中叙述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二年之间的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上的中国人物，其中包括陈立夫、蒋介石、毛泽东、吴国桢等。短短六年，从战后国共谈判，到内战爆发；从国民党失败到共产党胜利；从联合国大会外交风云，到朝鲜战争战火再起、中美交战……这六年，堪为二十世纪中国一个最令人眼花缭乱、也最惊心动魄的历史阶段。作者以几位历史风云人物为轴，借《时代》报道的细节，还原出一个又一个当年画面。读下来，有思考，有怀旧，也有深长的叹息。
这是一个美国刊物与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之间的故事。但在更大程度上，它也是中国历史自身的故事，一个如何被外面的世界关注和描述的故事，一个别人的描述如何补充着历史细节的故事。他她什么时候出现?为什么选择了他她？他她又是如何被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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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辉：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
1982年在北京《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1987年11月至今，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记者。
以传记、随笔写作为主。主要作品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沧桑看云》、《和老人聊天》、《巴金传》、《李辉文集》等。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中国作协举办的首届鲁迅文学奖。
2007年在《收获》开设个人专栏“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获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6年散文家”奖项。同年，《封面中国（1923—1946）》一书，被评为“2007年十大好书”之一。2010年，《传奇黄永玉》被“新浪读书”评为“2010年度文学十大好书”之一。2011年，在《收获》开设个人专栏“绝响谁听——八十年代的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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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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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总序
说明
《时代》与中国的历史渊源
创造媒体帝国的人走了
在中国出生的“《时代》之父”鲁斯
教育梦：西方传教士的历史尴尬
TIME的译名——“时间”还是“时代”?
封面人物走过来
中国人物串起中国情结
《封面中国》:一九二四— 一九四六年速览
一九四六 — 一九四七 更能消，几番风雨
封面中国，再翻一页历史
走出囚禁
未名湖，诗意中的梦想
泥沙与疾病
来了，司徒雷登
一九四七 天平的倾斜
“毛的一家”
乐观中再来中国
天平倾斜
筱快乐与“米蛀虫”
滑旱冰的陈立夫
一九四八 溃败
Gloom，Gloom
“黑马”李宗仁
“地震之人”
蒋经国“上海打虎”
青岛，美国海军的终曲
一九四九 数风流人物
二十年间起与落
“华盛顿的天气太冷了”
最后一瞥
风流人物，烘托而出
“新中国将是我们的！”
一九五○ 台湾海峡，江河再延伸……
别了，司徒雷登！
海峡水深深几许？
麦克阿瑟握手蒋介石
“秩序专家”
江河再延伸……
一九五○ — 一九五一 “三八线”南北
“蝗虫”与“纸老虎”
成功湖畔，联合国第一时间
斯大林站在红场上
高岗，一个身影的起落
伤痕何止在战场？
“反美”——且歌且行
附录
“历史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在“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颁奖大会上的致辞
以文学拓展历史书写空间——答《南方都市报》记者问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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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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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 天平的倾斜 “毛的一家”
105 乐观中再来中国 114
天平倾斜 122 筱快乐与“米蛀虫”
131 滑旱冰的陈立夫 137
“毛的一家”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一日出版的《时代》，“外国新闻”栏目中的中国报道，有一则简短通讯——《毛的一家》。该通讯依次报道了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从莫斯科飞抵延安的消息以及毛泽东的婚姻情况等，并配发了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的一张合影照片。将中共领袖的家事集中报道，可算别出心裁。
首先是毛岸英的出场：
延安空中飞来苏联的运输机，尽管这里一直高调否认与莫斯科有任何正式联系。飞到中国共产党首都的飞机，运来医疗设备，两名俄国医生，还有一位高个子的中国青年，他叫毛永福——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次子。
毛青年穿着长统发亮的俄国黑色皮靴，羊毛紧身外套剪裁得体，与延安同志身上鼓鼓囊囊的棉衣形成鲜明对照。他今年二十四岁，有一半时间生活在俄国，在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从中部地区向西北长征期间，他就前往了那里。他的哥哥目前仍留在苏联首都。
（《时代》，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一日）
《时代》此处写得不准确。实际上，这位抵达延安的高个子的中国青年，应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他于一九四五年年底随两名苏联医生回国。毛岸英曾用名“杨永福”，而非“毛永福”，他是在一九三六年到法国，一九三七年到莫斯科。毛泽东的次子是毛岸青，到一九四七年才回国，曾用名“杨永寿”。
毛岸英返回中国，是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重庆终于签订“双十协定”之后。然而，此时，停战协定形同虚设，国共之间“打打停停”，和平希望渺茫却又没有完全破灭。在这一背景下，毛岸英自苏联归来，对外国记者来说无疑有了另外一层意味：
美国记者在舞厅遇到青年毛，为什么回国？答曰：“目前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时期，我要回来站在父亲一边。”对于疲倦、头痛、年长（五十三岁）的毛来说，家人团聚无疑是一剂补药。
（《时代》，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一日）
斯大林送毛岸英回到毛泽东身边，选在一个历史关键时刻，可谓用心良苦。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抗战爆发后，蒋经国被斯大林当即送回中国的同样举措。两者相隔约十年，人物不同，背景不同，也许是某种巧合，但如果参照比较，其中奥妙，颇耐人寻味。
蒋经国被蒋介石送往苏联留学，是在一九二五年冬天中国大革命掀起高潮、在苏联顾问指导下国共合作之时。然而，不到两年，蒋介石与中共转而血刃相见，他与斯大林及苏联的关系也一度破裂。从此，蒋经国滞留苏联长达十二年。公开报道中，是蒋经国主动宣布与蒋介石断绝父子关系，但其“人质”身份不言而喻。十二年里，斯大林与蒋介石的关系忽远忽近，扑朔迷离。在与蒋介石博弈的过程中，蒋经国一直是斯大林手中一个颇有价值的筹码。蒋经国迟迟未能被放回中国，相反，每到特殊关口，斯大林便会公开蒋经国的信息，借此而对蒋介石施加影响。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均是如此。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再次合作，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斯大林终于同意送蒋经国回到中国，回到他的父亲身边。在这样一个重要历史时刻，这无疑是斯大林送给蒋介石的一份厚礼。（参见“封面中国”第八章《输赢之间》，载《收获》二○○六年第二期）
与滞留苏联十二年的蒋经国相比，留学苏联八年的毛岸英，对于斯大林显然没有“人质”含义，而是更具有支持中共的象征意义。在抗战爆发前的那些年里（包括后来的几年），苏联一般公开表示，他们与中共从没有官方关系。而正是在发表这些声明的同时，毛岸英毛岸青以及众多中共领导人的孩子们，一直生活在苏联，哪怕在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之后最艰难的日子里，斯大林依然安置他们，尽其所能确保他们的安全与成长。这一决策与努力，显然为斯大林与中共的合作基础，在政治利益、国家利益之外，增添了更为重要的人性与情感元素。随着战后局势的发展，我们不能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斯大林的确是一个战略家。
当毛岸英身着苏式服装，走下飞机，与父亲团聚时，他自己不会知道，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他也是斯大林送给毛泽东个人的一份厚礼，就像一九三七年斯大林对蒋介石所做过的事情一样。
众所周知，在此之前，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关系一直显得微妙。从三十年代初开始，斯大林在中共党内全力支持的不是毛泽东，而是王明。然而，在一九四一年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面临存亡危机的斯大林，已经顾不上东方遥远的延安，更无力像以往那样借共产国际之手直接介入中共事务，当然也无法左右王明的命运，不让其受到崛起的毛泽东的批判。于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曾经权倾一时的王明不再显赫，而是在一九四五年的中共七大上退出了中共领导核心。《剑桥中华民国史》在叙述抗战期间斯大林与中共、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演变时，曾有一段很有概括性的叙述：
整个战争期间，中共或者称颂和维护苏联，或者保持沉默。但显然毛是独立行事的，并且有理由对俄国人的许多做法深为不满：战争初期只援助国民党，一九三九年德苏条约，一九四一年对日中立条约，继续并只是偶尔批评地承认蒋介石。他或许怀疑斯大林确实对他本人作为第一个未经克里姆林宫帮助和认可而获得权力的中国共产党领袖，对他的政策，以及首先对中共的胜利前景心怀疑虑。在无疑是毛精心作出的决定中，中共七大几乎完全无视苏联和斯大林。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第八二二页）
王明淡出，毛泽东崛起，斯大林对之显然不会感到高兴，但是历来推崇实用的斯大林，不能不接受这一巨大的现实存在。此时，将一个健康的、已经成为小伙子的毛岸英，率先送回到毛泽东身边，应该有斯大林的深思熟虑。我猜测，他在做出一种姿态，欲以这种典型中国式的情感策略，来缓和或修补他与毛泽东的个人关系，从而赢得毛泽东的回报，使他能对中共继续施加影响，进而在未来争夺中国的世界博弈中，战胜冷战的对手——美国。
随着时间推移，事实证明，斯大林又走了一步好棋。
四年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毛泽东前往莫斯科为斯大林七十周岁祝寿，并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条约》；一番艰难的谈判努力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结盟，从此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一系列亲近苏联的举动，令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为之震惊而失落。有的专家本来曾寄希望毛泽东有可能成为“远东的铁托”，像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一样，具有社会主义大阵营里的独立性，敢对斯大林苏联说“不”。他们的预测落空了。或者说，属于过于提前的预测。毛泽东真的成为另一个“铁托”，敢于对苏联说“不”，并且关系破裂，发展到刀枪相见的程度，要到十年之后的六十年代。
这里，我愿意把审视历史的目光，从大事件延伸到小的、容易被忽略的场面。在一九四九年年底完成的中苏结盟，改变了世界格局，决定中国未来发展，而在这一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演进过程中，除了世界局势的考量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之外，其水到渠成的情感脉络，或许可以上溯到毛岸英在延安机场走下飞机的这一场景。
在《毛的一家》报道中，接着出场的依次是江青、杨开慧、贺子珍：
毛家的另一个成员，秀丽、苗条的毛泽东夫人，计划离开延安，到重庆去治疗牙齿，问她是否会与蒋介石夫人见面，毛夫人笑笑，说：“我希望能见面。”八年前，她一直生活在国民党的地区，当时她是上海名叫蓝萍的女演员，一位中国的电影明星。她为政治
放弃电影，决定前往延安。一九三九年，在延安，她成为毛主席的第四任妻子。
这位共产党领袖的第一任妻子，是父母在他十四岁时为之挑选的一个农村姑娘，他后来没有接受。第二任妻子是教授的女儿、忠诚的杨开慧，在莫斯科念书的两个儿子的母亲。第三任妻子是军队宣传员、身体虚弱的贺子珍，据说她为毛生了五个儿子，内战期间，为了安全，把他们都留给了农妇们照顾，从此与他们失去了联系。一九三八年，毛与贺分居，后来离婚。为安慰前妻贺，她被送到莫斯科。
（《时代》，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一日）
据查阅，这应是江青在《时代》上的初次亮相。自延安结婚之后，一直到“文革”前夕，在很长时间里，江青并不公开参加政务活动，西方媒体关于她的报道并不多见。因此，《时代》这则报道虽然简短，却也属难得史料。版面上配发了一张毛泽东与江青的合影。两人站在延安山坡前，毛泽东一身深色棉衣便装，右手拿烟，平和而带笑意，注视着江青。江青一身浅色棉装，双手插在裤口袋里，面对毛泽东，她笑得甜而开朗。这张合影，是当时外国记者喜欢使用的一张。一九四五年，曾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和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华记者的冈瑟?斯坦（Gunther
Stein）,在美国出版《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红色中国的挑战
一书，书中选用的也是这一张，发表时间早于 《时代》。
《时代》一九四六年发表这张合影时，对两人关系的说明极为简略：Mao No.4
毛和第四任，简略得连“夫人”一词都未用。照片下面，另有一句则涉及毛岸英的回国：“莫斯科是这个家庭的避难所。”
江青自这次在《时代》上出现后，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成为封面人物，《时代》在报道毛泽东时，也一直把关注目光放在江青身上，她的照片也时而相伴出现。
她成为报道主角，则是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的《时代》。这一次，江青继宋美龄之后成了《时代》的第二位封面中国女性。该期封面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毛的妻子讲述她的故事——从女演员到女皇》。半年之前，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十月六日，江青作为“四人帮”的主要成员之一而被捕。一九八○年，她被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首犯受到审判，并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江青自杀身亡。《毛的一家》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发表时，《时代》记者或者鲁斯，无论什么人，谁都不会预测到她未来的历史命运，将会有如此大的起落。谁能想到，“文革”刚刚结束的新闻背景下，江青竟会在以另外一种身份走上了《时代》封面？
想不到的故事，留待日后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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