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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的压力与责任
这一本书，是近两年作者为报刊所撰或为普罗大众讲演整理发表出来的谈论中共党史或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通俗文字。作者在书中说，除最后附录的一篇（《60
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外，没那么学术，没多少考据，也没讲什么深奥的学理，因为宏观的议论和观点探讨较多，因此可能有不准确、不周延和容易引起争议的地方。但是，相对于许多不习惯阅读学术研究，更习惯于从宏观的角度来了解历史的读者来说，它们还是有些价值和意义的。做这些文字或参与这些活动，对我们这些做学问，还要上课，还要带学生的老师来说，要耽误很多时间。已经有朋友建议我应集中精力完成计划中的专著。我之所以仍未停止做这些看上去浪费时间的工作，实在是有一种莫名的担心。因为，今天能系统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人本来就少，能用史学方法来研究的人就更少，如果仅有的这么几个人再不出来把我们的研究转化成普通读者或听众能懂的文字讲出来，社会难保不会又回到1980年代后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郑惠先生领着我们创办《百年潮》前那种读者被半真半假的纪实文学所吸引、所控制的局面中去。今年的情况就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这不是不可能的。
生长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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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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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的著述历来以史料发掘和实证研究见长，但本书展现的，却是他对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特别是对中共党史的一些宏观思考。从书中那些娓娓道来、看似通俗的访谈和演讲的文字中，读者会看到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个性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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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杨奎松：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著有《“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2）、《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内战与危机（1927-1937）》（《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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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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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的中共党史研究问题
百年革命的反思
--有感于历史与现实的所想所思
近代中国的道路选择问题
五四运动有多重要？
中共早期历史研究的一个困难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概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问题
关于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西安事变为什么会发生？
--兼谈苏维埃革命的政策问题
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失败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
建国后的中共党史研究问题
中共土改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谈建国史研究
为什么要研究建国史
国史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道路”的推广与夭折
中国革命对新中国外交的影响问题
中共党史研究的状况与方法
中共党史研究为什么应该更开放些
……
从历史看现实
附录一 60年来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
附录二 悼念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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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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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前言
为什么要编这个集子？下面这件事可以让读者明白我的想法。
前不久，我接到一位电视台编导的电话，希望我能参加他们台里一个电视片的策划讨论会，对中央电视台某编剧提交的创作策划书提些意见。我请他把策划书的稿子发给我看一下，然后再来决定是否有必要去参加。
读过这个策划书稿后，我实在不知该说些什么。我当即回信给该编导，告诉他：去跟这种对历史无知到极点的编剧提意见，还不够生气的呢。
为什么说这位编剧对历史极端无知呢？请看他在策划书里写的几段文字：
“辛亥革命，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反帝反封建。”
“孙中山因为他的文化基因是华侨，他出生在美国，他不是所谓儒学正统文化中培养出来的，他是属于异类。他推翻异族异种的满清，发动辛亥革命，是因为他对满清是没有感情的。后来之所以被袁世凯打败，也是因为他是外支。”
“北伐到上海……共产党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共产党就组织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准备争夺上海的主导权，抢占这块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和大本营。但是蒋介石看到共产党的行动，他率领着北伐军拒绝进入上海，不给工人起义提供支持和援助。工人起义遭到工部局的镇压，引发了五卅惨案。”
“共产党对于国民党是真心的拥护，是真心的相助，一直以为能够找到共同的相处之道。从四?一二之后才彻底决裂，只有这个时候天真纯洁的共产党人才真正的吃了大亏了，与国民党结下了血海深仇。”
“共产国际是一种精神上的乌托邦，他们的成员实际上都是国际盲流，是欧洲的所谓资本主义阵营中的游离者，有着暴力倾向和暴力情绪的人。他们和帝国主义在骨子里面都是一丘之貉，在骨子里他们对东方民族都带着傲慢与偏见。”
“如果你想从对方身上得到什么，一定要和当权者对话。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一生都想访问华盛顿的原因。因为他知道非当权者解决不了问题。”
老实说，这个策划书还只是一个讨论稿，外人可以不必求全责备。但是，作者并非普通人，而是著名编剧，把这样一个错误百出、近乎胡言乱语的历史叙说拿来给专家们讨论，说明作者并不认为自己的历史知识等于零，而是颇为自信。这就不能不让人要对之评头品足了。
说辛亥革命是“反帝反封建”；说孙中山出生在美国，是“异类”，发动革命是因为对满清“没有感情”，失败也是因为他是“外支”；说北伐到上海，中共为抢夺上海的控制权发动工人起义，蒋介石及北伐军不支持，导致工部局镇压，引发五卅惨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作者连普通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都没有读过。
如果说上面的胡说还只是知识方面的问题的话，那么作者斥责共产国际只是“一种精神上的乌托邦”，其成员“实际上都是国际盲流”，是些“有暴力倾向和暴力情绪的人”，骨子里和帝国主义“是一丘之貉”云云，那就不只是在斥责共产国际，而是直接在斥责作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而成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斥责像宋庆龄、陈翰笙等一大批当年共产国际直接发展的党员的人格了。这和作者所称，要展现中国共产党人“是一群有理想、有管理能力、管理经验、有执政能力的一群人”，只有他们有能力荡涤帝国主义、封建残余、军阀黑帮等一切黑恶势力和污泥浊水，国民政府等等都注定是短命的、要被放逐的之类的策划书主旨，根本就是背道而驰。真不知这位获奖无数的著名编剧在想什么？！
这位编剧所以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除了历史知识欠缺外，显然受了某些纪实文学作品的误导。我没有去查作者对辛亥革命、对孙中山、对五卅、对北伐等近乎无知的荒唐说法是从什么书里抄来的，但他对共产国际的看法显然一多半都是从金一南先生的书里来的。作者甚至在策划书里直截了当地讲了他读金书的心得体会。说：“《苦难辉煌》是金一南先生的著作，也是当代党史研究重要的新突破。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中国革命的新视角，同时也是一个新的美学标准。”他表示，他的整个策划和创作，其实都是围绕着金书的内容和主题来展开的。
我在报纸上公开评论过金书，全文已收在《读史求实》一书里了。我评论金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因为担心许多不研究历史的读者，许多研究历史不研究党史的读者，甚至许多研究党史却不知道用历史学的方法来研究的读者，把金一南纯粹只是当做文学来创作的一本书，当成是什么“当代党史研究重要的新突破”，然后口口相传，甚至以讹传讹地写到自己的书里，再去误导更多的人。有读者不理解我一个历史研究学者，去跟一本纪实文学较什么劲？原因就在这里。写纪实，搞创作，甚至抄错写错，那也是人家文学评论家的事，只要他别像过去那些剪刀加浆糊以挣钱为目的的有组织的“写手”，大段大段地搞抄袭大搬家，研究学问的人确实没必要去和他们叫真儿。但有时候情况不是这样。十几年前，我就两度点评过纪实文学作家。头一次是与黎汝清先生商榷，原因是因为黎先生写小说，写纪实，却跨界写了一篇很长的后记批评党史学界读不懂历史，实际上黎先生自己也没有读明白。第二次是与叶永烈商榷，原因是当代所的程中原先生批评叶书中的史实错误，叶先生把程先生告上法院，要程赔偿100万元，我也撰一短文，指出叶书中几处重要的硬伤，是为打抱不平。
评论金书有点不同，我在文章中讲得很清楚，纯粹是因为金书突然间被炒作起来，竟然被许多人当成历史书来读、来抄、来信了。什么叫“三人成虎”？金一南先生初始动机未必有错，但后面人一个跟一个以假为真，再层出不穷地帮着越传越假就麻烦大了。要知道，虽然我没有读完金书，但是，就我读过的几章，金一南先生固然对共产国际颇多微词和不满，但似乎还没有直截了当地把共产国际及其成员视为“国际盲流”、“有暴力倾向和暴力情绪的人”，似乎也没有说过共产国际的人和帝国主义分子一样是“一丘之貉”。如果我的印象是对的，那就说明，以讹传讹是会成虎成龙的，其后果不堪设想，历史学者很难听之任之。
想当年，郑惠先生邀我一起创办《百年潮》杂志，我们当时的出发点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担心：太多的地摊文学或曰纪实文学作品，会不会把本来就假说太多的党史、革命史，推向另一个极端，这会让真正以求真为目的的学术研究成果更加不受重视，历史的真相势必将更加难见天日了。我在《百年潮》杂志做了将近4年的时间，做了不少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成为通俗历史文字的工作，因此也愈加珍惜许多志同道合者共同打开来的今天这一小片求实求真的天地。今天读者的层次已经明显地高于当年了，我们已经不用太多做这样转化的工作了。但是，金书成虎成龙这件事再度提醒我们，今天依旧有许多读者还不习惯阅读未经转化的学术研究成果。
本书所辑文字，都是这两年我为报刊所撰或为普罗大众讲演整理发表出来的谈论中共党史或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通俗文字。除最后附录的一篇外，没那么学术，没多少考据，也没讲什么深奥的学理，因为宏观的议论和观点探讨较多，因此可能有不准确、不周延和容易引起争议的地方。但是，相对于许多不习惯阅读学术研究，更习惯于从宏观的角度来了解历史的读者来说，它们还是有些价值和意义的。做这些文字或参与这些活动，对我们这些做学问，还要上课，还要带学生的老师来说，要耽误很多时间。已经有朋友建议我应集中精力完成计划中的专著。我之所以仍未停止做这些看上去浪费时间的工作，实在是有一种莫名的担心。因为，今天能系统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人本来就少，能用史学方法来研究的人就更少，如果仅有的这么几个人再不出来把我们的研究转化成普通读者或听众能懂的文字讲出来，社会难保不会又回到我们创办《百年潮》前那种读者被半真半假的纪实文学所吸引、所控制的局面中去。今年的情况就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这不是不可能的。
杨奎松
于上海虹桥怡景苑
2011年12月12日
百年革命的反思
——有感于历史与现实的所想所思
中国现实之具象
前晚，和几个朋友吃饭，不期然又听到几则值得记述下来的事情。
一是，一位在座都熟悉的友人意外摔伤胳膊，当场尺骨粉碎并穿透皮肉，血流不止。几名大汉紧急护送至某地著名大医院急诊室，发现那里伤者众多，痛苦不堪，护士不闻不问，全靠伤者亲属自己搀扶护驾，挤来挤去，拍片和检验。友人露着骨头、淌着血，万幸几名大汉眼疾手快抢到了急诊室中唯一一张活动推床，才免添在人群中拥挤碰撞之疼。然而，拍片检验之后两个小时过去，始终不见有医生或护士召唤入内检查治疗。不得已，陪同的朋友电话找到某领导的秘书，辗转找到市领导，再经某市领导找到市卫生局领导，再由卫生局某领导电话找到该院值班领导，这才引起急诊室医生护士的重视，从字纸篓里捡出被揉成团扔掉的检验单，对友人的伤口做了处理，并把人安排进特需病房。但此后为等手术，又等了两三个小时，眼看友人因失血及疼痛几近虚脱，而排队手术的人层层叠叠，陪同的朋友不得不再打电话催促相关领导，又一层层转至手术室，这才安排加塞儿给做了手术。托了这么硬的关系，友人还是得照惯例给主刀医生、麻醉师及护士等送礼并送红包。
一是，某县级市一领导为升迁，照例让司机给某省领导及秘书送红包，一个50万元的一大包，一个100万元的一小包，对司机说得清清楚楚，大包送秘书，小包送省领导。司机不知什么原因弄反了，大包送了省领导，小包送了秘书。回来后该领导发现气得不行，不得不再补送一包给省领导。
一是，某友人代表国营公司到西南某省位于山区的大工厂任职，无意间在山里发现时至今日仍有一家五口只有一条能够外出的裤子的贫困农民家庭。于是，该友恻隐之心大发，回去募集了一大批衣物，用车运至该村，想要分发给缺衣少盖的村民。不意，许多村民并不买账，还气吭吭地质问道：“光发衣服，钱呢？”
还是这位友人，发现厂子附近一村小学至村子之间几百米，没有路，坑洼难行。他便买了几车沙石和水泥，运到该村，想请村长安排人工把路修起来。不料村长张嘴便问：“多少钱？”友人解释不要钱，只是想要帮助村里为孩子做点好事。村长摆摆手，说：“我问卸一车你给多少钱？”
一顿晚饭，吃了两个小时，大家讲的几乎全是这类事情，从医界，到政界，到军界，到司法界，社会私欲与腐败泛滥之迅猛，即使见怪不怪者，也不免有些心情沉重。有朋友于是得出结论说，在中国，千万不能搞民主。大国、小国条件根本不同，现在放点儿权就这样乱象横生，真搞民主肯定全乱套了。
今之乱象所由来？
从毒咸蛋、毒奶粉、黑大米、地沟油，到“我爸是李刚”，竟至发展到佛山女童小悦悦事件，中国今日社会人心可谓乱象纷呈。此乱由何而来？今人说法不一，但似乎都和辛亥扯得上一点儿关系。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近百年来之乱象，根本上是迷信革命的结果。中国革命自辛亥始，故辛亥革命实为始作俑者。
另一种说法类似，相信梁启超“人民程度未及格”，不能实行民主之说。认为中国近代之乱，根本上与盲目学西方，引入民主政治有关。说凡动乱年代，大多都是中央集权缺位之时；凡社会稳定之日，一定是强权专制稳固之年。故辛亥革命导致中央集权垮台，难辞其咎。
再一种说法，则肯定辛亥革命不仅无害，而且有功。他们将一切中国之乱，都与改良或革命不彻底挂起钩来。认为辛亥以后中国所以会陷入混乱，不是因为革了命，而是因为革命不彻底。共产党彻底革命，就有了统一、强固的新中国。今日所以会再现乱象，也是由于放弃了革命暴力的威慑作用和革命专政的统制方法，没有坚持中国特色。
比较清朝统治期间的大一统局面，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确实陷入到严重的混乱之中。只是，把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政治之乱，与今日中国的社会之乱混同起来，实不相宜。
中国之“乱”，素有两种：一种是政治之乱，一种是社会之乱。前者就像辛亥革命之后，国家四分五裂，任谁都统一不了中国，一切都取决于实力，而实力又依赖于对地方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控制，结果就形成了地方军阀割据和凭借枪杆子“打江山、坐江山”的政治乱象。
但是，政治变乱，未必会带来社会之乱。社会紊乱，也未必是步政治之乱而来。
比如，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内乱外患不知凡几，民间统系、秩序等级、人伦关系、乡规民约、道德传统等，始终传承延袭，很少因政治变乱而发生剧烈变化。这也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两千年来时分时合，却总能够维系其大一统政治文化格局的一个重要社会条件。即使是发生了辛亥革命，国家变得动荡不居，四分五裂，中国基层社会形态虽也渐趋恶化，多半却还是维系着传统的结构和秩序。这种情况，读黄宗智、庄孔韶、李怀印、王先明等人写中国农村的书都不难有所了解。即无论国家层面的政治如何混乱，相对于基层，尤其是相对于广大农村来说，哪怕是到了抗战前后，许多地方社会及人心的改变并不大。农民仍旧延袭着世代相传的传统规约、道德和习惯，纵使是农村中那些有权力及有声望者，因为维护传统制度运作需要民心的缘故，胡作非为者也还是会有所顾忌。
反过来，社会及人心的紊乱，也未必一定相伴于政治的变乱。早年欧洲资本主义，私欲横流，道德沦丧，弄成贫富悬隔，阶级对立，各国政治本身却未必都发生了变乱。同样，今日中国政治之统一、国力之强盛，为百年来所未有，政治并未紊乱，却禁不住社会及人心乱象滋生蔓延。故简单地否定辛亥革命，认为用暴力的方式推翻帝制与集权政治，导致了中国
后来各种乱象的说法，未必站得住脚。而简单地断言大国国民道德伦理与社会关系的好坏优劣，取决于政治控制的宽严强弱，认为根除私欲、贪腐和黑恶势力，只能借助暴力与专政的观点，更是不知从何谈起。
辛亥革命隐与忧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认为中国革命应分三步来进行。第一步是要推翻满人统治，即实行所谓“民族革命”；第二步是要成就共和宪政，也就是所谓政治革命，孙中山又叫做“民权革命”；第三步是要在政治革命胜利的同时，“毕其功于一役”地实现限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目标，实行所谓社会革命，孙称之为“民生革命”。严格说来，辛亥革命只完成了孙中山计划中的一步多一点。即只是推翻了满人统治，并建立了共和制度，不仅他所主张的民主宪政，以及民生革命的目标未能达成，就连使中国在汉人统治下变成统一、独立的民族国家的目标，终其一生也未曾实现。
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政治进程显然不尽人意。说不尽人意，是肯定它把中国推向了共和之路，又遗憾它并未能带来西方共和政体所赖以确立的民主宪政。梁启超在辛亥前五六年就预见到这样一种结果。他断言：“凡因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尤其是那些历史上长期专制的国家，“一旦以武力颠覆中央政府，于彼时也，惟仍以专制行之，且视前此之专制更加倍蓰焉。”因古来相传之国宪尽毁，革命之后难免使人民四分五裂，党争层出不穷，最终非“有一非常之豪杰，先假军队之力，以揽收一国实权”不能解决问题。只是，“此篡夺者既已于实际掌握国权，必尽全力以求得选。当此全社会渴望救济之顷，万众之视线，咸集于彼之一身，故常以可惊之大多数，欢迎此篡夺者。而芸芸众生，不惜举其所血泪易得之自由……委诸其手。”结果，“此篡夺者之名，无论为大统领、为帝王，而其实必出于专制。”届时民众若再想获得失去之自由权，“舍再革命外，无他途也。”
历史研究的价值，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显现。证之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专制复专制，革命复革命之经历，我们不难发现梁启超确有超乎同时代人的先见之明。他所以能够做出如此准确的判断，是因为那个时代许多欧洲学者深入考察过法国革命及其随后的历史，梁启超从中获益非浅。但是，那个时代还没有汉娜?阿伦特以及苏珊?邓恩那样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人们还很少注意到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在追求平等与自由问题上的重大区别。简单地把法国革命的政治革命性质与社会革命性质混为一谈的结果，使梁启超相信依靠下层会党闹革命的孙中山等人，与鼓动法国穷人造反的罗伯斯庇尔等人，没有什么两样。
实际上，孙中山与梁启超一样并不主张鼓动穷人来搞均贫富，他也不赞成马克思关于消灭私有制的主张。他的政治革命，其实仍旧是精英革命。他的社会革命，也只是意图限制私人资本，使之不能左右国计民生；同时主张用和平赎买的方式，将土地逐渐收归国有，并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使耕者有其田，避免在中国重演贫富悬殊现象而已。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中既不含有剥夺富人财产的想法，也根本反对破坏传统的社会秩序与道德人伦关系。
这也即是说，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愈益混乱与分化，或可怪到孙中山政治革命的主张与坚持上去；但中国百年来所发生的社会与人心之巨变，却未必能与孙中山的革命扯上多少关系。
南橘北枳不足怪
在网上读到邵建教授去年发表的一篇文字，里面提到：“为什么同盟会用革命求共和，企图解决专制问题，结果是另一种专制旋踵而至？”他举出梁启超的说法给出了回答：“革命无以产生政治改良，只能产生专制政治。”他进而指出，即使辛亥革命后中央政权不落到袁氏手上，“按照孙中山划定的步骤，军政之后是训政，训政本身就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中国也还是脱不开专制的格局。
历史很难假设。因此，说孙中山主持的南京临时政府如果能够执政，中国还是会搞一党专政，恐怕很难让所有人都认同。不要说当时的孙中山等能否迅速组成一个具有独裁性质的执政党，就是以当时各省派系、军阀日渐形成壮大，而南京既无兵又无饷的情况，我们也很难想象孙能够推行其所谓军政、训政的步骤方案。更何况，孙还有一个宪政步骤在训政之后，并且在他的计划里也不主张训政要训太长时间。照他的方案和实力，他就是搞训政，理论上搞几年也必须要宣布实行宪政了。
但是，邵教授的说法也有其道理。因为，力倡共和宪政的孙中山，未必真的愿意按照西方现代民主共和观念来行事。西方现代共和民主观的核心，是要维护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权利，为此要以国家根本大法，即宪法的形式，确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国家侵犯，并制约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孙中山接受共和观念，对民主、自由、平等的主张却并不认同。
概括言之，孙中山相信人生来就有优劣高低之分。他指出，人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的区别。人类社会的进步，只能靠那些“先知先觉”者提出思想、制定方案，灌输给部分“后知后觉”者，由他们去领导大批生生世世都“不知不觉”者，如会党分子，来冲锋陷阵、贯彻落实。因为有此差别，要成就事业，就必须要把权力全部集中到“先知先觉”者手里，建立领袖个人专断体制，绝不能讲自由、讲平等。这也是邵教授所说国民党后来“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思想，根本来自于孙中山的原因。
孙中山对此也有很明确的说法。他说：自由、平等只能用于国家和团体，不能用于个人。“个人有自由，则团体无自由。”自同盟会成立之日起，他就规定凡中国人都必须要加入该组织，服从组织。后来成立中华革命党，他更要求党员要印手模，宣誓效忠领袖个人，明文规定将来要依党员加入革命早晚划分公民等级。只有起义前入党者革命成功后才有参政、执政的权利；革命成功入党者只有选举权，没有参政、执政权。他甚至宣称：“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除我之外，无革命之导师。”“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
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党人当中，是比较多地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一个。他不仅最早主张中国要学美国，力倡“共和”、“宪政”，而且一度时常表示最推崇美国总统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一说，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知道写上“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之类的话。然而，在思想深处和实际行动上，他又不免会受到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坚决地主张个人专断和精英政治。孙中山尚且如此，同时代其他一干人等往往还不如孙中山，也就不难想象了。
由此或可说明，辛亥革命不能在中国成就一个真正的共和民主政体，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个主要政治领导人性格、人品、知识能力上的不足，或归结为其所依赖的政治势力不够强大，也不能只是从当时政治人物或政党的政策策略上去找原因，历史的背后往往另有更深层的原因在起作用。
民主落地为何难
中国为什么不易实行民主？不仅梁启超，就是孙中山也一样相信中国存在着“民智未开”和“人民程度未及格”的问题。孙中山所以强调要经过军政——训政——宪政这三步过程，才有可能实行民主宪政，正是他相信长期生活在专制制度下，文化程度低下，对权利义务缺少概念的大多数中国人，必须要经过一个教育、训练和被引导的过程。回顾历史，近百年来，不管在野时如何主张，一旦走上执政舞台，任谁都会强调这种必要性。这既奇怪，也不奇怪。
唯物史观强调存在决定意识，相信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条件、文化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政治主张，乃至于也就会产生出什么样的政治家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因此，有学者就特别强调说：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经济基础是最重要的。换言之，中国所以民主政治不能顺利落地开花，根子是中国当时的经济还处在小农经济的水平上，不可能真正形成政治民主的社会需求。因为，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看问题，必须经济先发达到相当程度，专制主义束缚经济贸易自由的问题变得尖锐起来，经过一个思想启蒙的过程，社会正义变成广泛社会要求，然后才可能逐渐开始有所谓政治民主的制度建设发生。
但这样的解释未必完全合理。现实的情况是，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所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早已超过自身100年前的发展水平，而且也远远超过了法国、美国1789年创立共和民主制度时的发展水平，但它们中不少国家既没有能产生一个思想启蒙运动，也没有成就一个政治民主的制度建设。
从历史上看，无论共和，还是民主，也不纯粹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伴生物，它们从古代希腊、罗马时起就有其雏形了。最早奠定西方民主政治基础的英国大宪章形成于1215年；欧洲最早的民主政治制度——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确立于1689年；日本形成君主立宪体制是在明治中期，它们那时国内的资本主义也都还没有发展起来。
摩尔根早就发现，人类的民主政治形式在原始部落状态就已经产生出来了，它和现代个人自由、权利平等之类的观念没有任何关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很详尽地描述了摩尔根在这方面的发现和研究，即古代氏族部落如何通过议事会，经过所有成年男女平等表决的方式，选举或罢免酋长，以及决定部落中其他重大事务。一些邻近的部落如何会出于避免过度争夺或相残而组成部落联盟，由各个氏族的酋长和军事领袖组成部落议事会，来决定宣战、媾和以及其他共同事务。
无论是古雅典的直接民主制，还是古罗马的代议民主制；无论是古罗马共和国，还是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其实多半也都是从部落民主的历史传统或经验中沿习演进出来的政治管理方式。而所有这些共和或民主制的共同特点，就是强大的专制王权的缺位，各种不同力量之间存在着平衡和协调各自利害关系的需要与条件。包括1215年世界上最早演生出来的作为英国后来立宪制基础的英国大宪章，也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国王与贵族力量既相互对立，又相互需要，谁也不能消灭了谁，必须通过妥协的方式来达到相互制衡的目的。
欧洲式的力量均势所以会对整个制度发生影响，也和它们那里国王与贵族关系的历史传统有密切关系。欧洲（也包括日本）历史上国王和贵族不是天子与属臣的关系，国王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少贵族都与国王沾亲带故，国王多半只是贵族中的领袖，国王的地位是靠贵族拥戴才形成和巩固的。国王没有全国性的军事力量和由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税收及警察系统，各地的土地、租税、农民，包括日常治安和战时的武装力量，基本上都掌握在各个贵族手里。这是贵族与贵族之间，以及贵族与国王之间容易形成力量制衡关系，最终容易走向民主政治体制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由上可知，民主共和政治形成的要件首在分权，而分权的前提是要存在力量均势和相互制衡的条件与需求。即使是法国通过激烈革命建立起来的共和民主政治，辗转曲折最后所以能够生长起来，也是因为它那里形成了一个“第三等级”。它足以和君权、贵族势力相抗衡，同时又不能完全吃掉对手，最终肯于与对手妥协。在这里，“人民程度”及格与否，并不特别重要。
政治文化难改观
中国与欧洲的最大不同，恰恰在于它们的历史传统互异。除了春秋、战国或魏晋南北朝中十六国阶段，不论汉人统治还是非汉人统治时期，中国基本上都是大一统的局面。皇权至高无上，它的统治，通过官僚、税收、警察和军队，遍及国家的每一个地方，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挑战或制衡皇帝的权力。这样一种天下观并且形成为一种文化观念，深入人心，即使到辛亥革命以后，皇权不复存在，国家事实上已经分裂，大一统的天下观却并未改变。
有学者指出，辛亥革命后，特别是袁世凯去世后，中国也曾经出现过足以形成民主政治的客观条件。如果不是苏联势力的介入和孙中山国民党坚持武力统一与一党独裁的革命方式，中国完全可能走上“联省自治”，亦即美国式的“联邦制”共和国的道路。
这样的看法或许有一定道理，但是，共和民主政治不仅需要力量均势，而且需要克服大一统的传统观念。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做不到。辛亥革命后，包括袁世凯去世后，各方依旧互不相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放不下大一统的政治文化观。掌权的北洋集团，包括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不仅互争正统，而且都不接受地方分治的可能，结果只能靠战争或革命来争正统地位，也就只能着眼于恢复具有独裁性质的大一统政治了。
中国之所以难走民主政治之路，还因为中国人缺乏契约文化传统和信用精神。在欧洲的历史上，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协议就具有法律效力，不论谁吃亏，谁占便宜，签了就得认账。只要协议各方不重签或共同宣告废弃，哪怕是后代子孙，也还要受协议的约束。中国的情况却全然不同。
熟悉辛亥革命历史的读者都清楚，辛亥革命成功后形成的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契约，就是1912年3月11日颁布实施的，史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是，无论制定该法的孙中山，还是承诺遵守该法的袁世凯，没有谁是真心想要实行该法规定的条款的。
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中国商业文化气息淡薄，缺少信用意识和精神有关。中国人道统至上，妥协往往被视为退让，被引为耻辱。因此，通过妥协来取得利益上的交换不仅不足取，还极易受到非议。从道统、义理的观念出发，是君子不仅应舍利取义，而且应该敢舍小义而取大义。因此，中国的政治家对道德、信用并不看重，视其为小利小义，他们更习惯于把目的看成一切，相信操之在我才有正义，只有在实力不足时才会同意妥协谈判。并且他们从来都只是把谈判或协议看成是一种斗争的策略手段，会暗自提醒自己要以屈求伸、韬光养晦、卧薪尝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故力量对比一旦转化，他们马上会翻云覆雨，不仅视妥协契约为屈辱，弃如敝履，而且必欲夺回历史上因妥协而“损失”的利益。
由此可知，孙中山当临时总统时，通过政府组织大纲，规定总统可总揽一切权力；当他不得不让位给袁世凯时，马上另订约法，限制总统权力；袁世凯取得大位后，不仅处处不照约法行事，而且很快通过新约法等，全面改行总统制，并宣告总统一任10年，还可无限期连任，都并非偶然或个别现象。
查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的政治史，各派人物几乎都是如此行事。表面上也进行过各种谈判，签订过这样或那样的约法、宪法、条约或协定，实际上大家都是各怀暗胎，损人自益，鲜有人会信守承诺。这些白纸黑字的文件最后不是被束之高阁，就是被撕毁破坏。因为任谁都相信，只要义理在自己一边，目的就是一切。中国共和民主建立不起来，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形不成信用契约关系，这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
人心变乱最可哀
政治上的无信用，损人利己，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能简单地责怪那些政治家们，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文化现象的一种折射。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的社会，小农经济的文化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自私、短视。所谓“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就是中国传统小农社会文化意识的一种典型写照。传统中国用来维系小农社会和谐与秩序的，是宗族血缘关系、道德伦理、乡规民约和风俗习惯。中国人虽多无宗教信仰，但社会秩序有儒教的纲常礼法捆着，人际关系有儒教的礼仪民俗管着，纵使不识字者，也讲尊卑，守本分，敬鬼神，怕报应；但能读书，从幼童起就得学修身、齐家之说。一直到1930年代，多数国小还必须要上修身课。而所有这一切规范、教育的基础，民国以前，几乎都是在乡间创造出来的。上千年来，中国基层社会一直是由最熟悉且最需要遵从这一切礼俗规矩的士绅阶层管理和维系着的。他们从非官方的宗族组织的角度，与代表着官方的保甲长，共同承担着劝善惩恶，教化村民的作用。换言之，人性可善可恶，中国小农文化中自私特性可能导致的种种恶果，千百年来被层层叠叠的礼法民俗禁锢在魔盒里。此中虽生出种种压抑，盖亦有其不得不然者也。
但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步伐注定要打破传统的社会统制形式，只不过，最早破坏这一切的并不是革命，而是改良。清末新政兴西学，遣留学，废科举，改官制，办实业等等改良措施，从20世纪初年就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学而优则仕”不可能了，有能力的士绅和青年纷纷转去城市或出洋留学，农村人才渐渐干枯，人口素质大幅下降。逐渐地，即使像江浙这样农村基层文化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省份里，很多保甲长连学都没有上过，土豪劣绅越来越多，农村中的矛盾大量地演化为“绅民冲突”。加上民国年间战争不断，政府军队横征暴敛，一些地方的农民生存艰困，民变不断，土匪遍地。共产党武装夺权，打土豪夺田地，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就了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
社会革命极大地解放了穷苦的民众，但也释放了人们的私欲。韩丁在《翻身》一书中记述的部分农民解除了血缘、道德等等束缚之后，为追逐财富，不畏鬼神、泯灭亲情的狂热场景，令人过目难忘。当年，许多农民为分得财产，不惜与同村亲友撕破脸；因为不满足于本村富裕户财物太少，农民们不仅成千上万地涌到县城，乃至大城市里去抢夺地主在城里的店铺、工厂和房屋，甚至到处拆毁寺庙，破坏神像，掘人祖坟，扒骨扬灰，仅只为多找到一点儿意外之财。改革开放后屡禁不止的盗墓潮和坑亲杀熟以取财的求财狂热，恐怕都可以从早年历史运动中找到它原来的影子。
俄国人口比例中农民的比例要比中国人口中农民的比例小得多。但当年的列宁也同样要面对大量自私自利的农民兄弟。他的觉悟似乎要早许多。革命一成功，他就注意到俄国小私有者意识可能带来的阻碍和危害。他很清楚观念的改变需要有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做基础，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他发现，抑制私欲，必须让国人重新“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
政治革命，推倒一个政权，另建一个政权就可完成。社会革命则大不同。破旧易，立新难。人们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传统的社会关系、交往方式，乃至列宁所重视的“起码的公共行为规则”被破除，人们生存、交往、思维的环境条件和习惯模式却无法根本替换。樊篱尽毁后，得到释放的私欲就烧不尽，且吹又生了。没有哪一个社会真能按照执政者主观设计出来的所谓新道德和新文明迈上历史新台阶。
尤为甚者，在中国，把国人从过去对祖宗、对鬼神的敬畏观和讲尊卑、守本分的礼俗观中解放出来，反而使原本就缺乏宗教信仰的国人行为处事，不是变得更为“集体”，而是更加自我。从小所受到的“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意识教育和现实熏陶，磨灭了国人原本就所剩不多的道德心、同情心、仁爱心，乃至于羞耻心，却释放了原来被限制在魔盒里的动物本性。一旦市场化大潮席卷而来，人人被抛进适者生存的竞争急流中来，社会礼崩乐坏，道德恶化，私欲膨胀，贪腐盛行，难免会愈演愈烈并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
如果说辛亥革命所造成的政治变乱，或如梁启超所言“一非常之豪杰”横空出世，即可一统而定，那么眼下这积久而成的社会人心之乱，就远非一时一世人力之可为了。
附录二
悼念高华
（一）
最早知道高华病危的消息，是读到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黄凯平12月2日夜里的来信。信称：高老师现在每周需换三次血，他家人说，他已是到了病危之时，来日不多了。想到高老师正是学术成熟期，很多思考都未付诸文字，和高老师的学生商量后，希望能有一两位同辈学人与他长聊几次，每次都录下声音，既为高华老师留下他的思考，也为学界少些遗憾。因此，他们分别联系了秦晖和我，秦晖老师已经答应尽快前去南京，想知道我近期是否方便来做这件事情。
凯平的来信让我很吃惊。因为不久前我还和高华通过电话，一两周前他还表示想要我帮他在华东师大再招一位他认为很不错的博士考生。因此，我有些疑惑地答复凯平说，我很愿意来做这件事，但一、我要弄清楚这个消息是否准确。二、我要知道这是否是他和他家人的想法。
我所以没有马上承诺去做凯平他们希望的这件事情，不是怀疑高华病危的消息有假，而是内心里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我曾经两度照顾过病危的患者，我非常清楚身为家属在亲人病危时的心情。越是危重的病人，就越是需要休息和避免交叉感染的危险，太多外人的探视，特别是长时间的交谈，只会给病人带来更大的危险。做家属的，总是希望会有奇迹出现，事实上我也亲历过这样的奇迹。因此，当凯平第二天来信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时，我在回信中特别写了这样一句话希望他了解。我说：“说到底，高华固然是我们大家的，但最主要还是他的亲人的。”
的确，这是我由衷的想法，而且我真的不觉得他会这样快离去。
（二）
接到凯平的来信后，我就开始联系去南京探视的事情。高华在电话里的声音依旧很洪亮，他还在关心那个准备跟他读学位的学生，“你来，我正好可以和你说说那个同学的情况。”
由于华东师大这边的几位高华的老朋友也都想去看他，因此必须要协调时间，而大家的时间一直凑不到一起，最后拖到12月16日才成行，主要还是我们前次探视时的几位：我、沈志华、李丹慧和张济顺，仍有一两位教授因事当天无法同往。
病床上的高华同我们上次探视时几乎没有两样，虽因黄疸面色略黄，人稍显削瘦，却仍旧谈笑风生，两眼炯炯有神。据他和太太讲，癌症的控制一直非常好，至今都没有发现有转移的情况，这次住进来主要是肝的功能出了问题，出现了黄疸，连输了三次血之后，黄疸已经明显消退了，目前的治疗主要是保肝，即设法使肝功能恢复正常。
25年前我因感染急性肝炎不仅住过院，出过黄疸，而且一度还发展到病危的程度，当时浑身上下像是涂了厚厚一层黄色粉末，一碰都会往下掉似的，因此看到高华当时黄疸的情况，真的觉得他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阶段。
因为两年前我们在香港开会时，太太曾给高华拍过几张很不错的照片，这次来的时候，太太特别要求过来再拍几张，为高华做一个相册送给他。但看到半躺在床上的高华，我还是多少有点犹豫，因此小声问高华的太太小刘：“能和高华合个影吗？”
没想到高华听到了，大声说：“可以。”说着，便侧身要坐起来。我连忙问：“行不行？”高华笑得很开心，说：“没问题。”他接着指挥小刘把床头摇起来，后面塞上枕头，挺直身子坐起来，并且一边叫小刘帮他把头发梳梳好，一边对小刘介绍我太太说：“她技术很好的，非常专业。”开始拍照时，他还特别叮嘱道：“不要把被子照进去，只照上半身就好。”
每拍一张，太太都会拿相机的显示框显示给他看，他总是赞不绝口地给予肯定。他特别叮嘱我太太，记得把香港会上的照片一块发给他看。小刘也再三说：你们回去从电脑上把照片发过来就可以了。
临走的时候，我最后一个和高华握手道别。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好起来，我们还等着你一起来做当代史呢！”
离开病房的时候，大家的心情比来时都多少有些兴奋。以至于小刘送我们到电梯口的路上，我们没有一个人问小刘大夫私下里是怎么说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还有下次……
（三）
16日去探视过高华后，我17日就去了北京，18日晚上在参加《看历史》的一个颁奖晚会上，见到了高华的老朋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原负责人熊景明。景明也多时没有见到过高华了，因此她向我仔细地询问了高华的情况，并为我们看到的情况感到宽慰和高兴。然而，她不经意间讲出的一句话却让我非常吃惊。她说：这次高华住院后大夫曾估计说，高华最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听到这句话，我才意识到凯平月初来信所言并非高华学生的猜测，而是有大夫讲过这样的话。想到当年住肝病医院时，同病房和隔壁病房先后去世的两位病友，前两天还好好的，过两天人就不在了，不禁又开始担心起来。尤其是想到高华夫妇很想要看到那些照片，就更是有点不安。
19日，我和太太按计划去了香港，24日晚上回到上海。第二天我就叫太太赶快加工冲印高华的照片并订做相册。太太忙了近两天，到26日傍晚才弄好。27日一早，我们就叫了快递员上门，准备抓紧把相册发出去。
上午9点刚过，快递员按响了门铃，而我书房里的电话也几乎同时响了起来。我叫太太去开门，自己进书房接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我是高华的学生，高华老师……去……”。我的头“嗡”了一下，没有听清对方说的是什么意思，直到听到里面说：“30日上午举办告别仪式……”，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当时的我，一边听着电话，一边想起太太正在把相册交给快递员，一时间变得不知所措。
放下电话，我在书桌前闷坐了好长一段时间，脑海中总是会浮现出高华那俊逸方正、微微带笑的面孔，更总是觉得自己做错了些什么：没有把他未发表的思考录下来；没有让他看到他特别想要看到的照片……？
说到高华的病，我内心里最感纠结，甚至会感到愧疚的，还不是这些，而是高华的工作调动问题。
（四）
我是2003年到华东师大来做特聘的。来后，我一直很注意为华师引介人才。第一个引介的是沈志华，第二个就是高华。
对于沈志华来华师，我做的具体工作不多。但对高华，我一直在两边做联系和推动的工作。
因为我多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参加民国史研究较多，和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民国史的人比较熟悉，知道他们内部人事关系较复杂。高华在南大取得博士学位后，也算是民国史研究队伍中人，却始终融不进南大民国史研究的圈子，正高职称的问题解决得也不顺利。尤其是他的“红太阳”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各种意见纷纷嚷嚷，一时争议不断，在重视民国史研究，轻视中共党史研究的南大历史系，他的处境就更显尴尬。
鉴于我初来华师时，现当代史研究力量薄弱，高华的能力、学问和声望，肯定极有助于华师现当代史研究地位的提升，因此我便主动联系高华，尝试动员他转来华师。对于高华当时面临的种种困难，我则一一设法向校方探询可能的解决办法。在当时任党委书记的张济顺教授的全力支持下，这件事很快就顺利运行起来。记得当时为他孩子的问题、太太工作的问题，包括他来上海临时住所的问题，我每件事都直接请示张书记和学校的有关部门领导，然后挨个部门去跑。光是他的临时住房，从最初房管处提供的一室，换成他所希望的两室，我就跑过好几次。就是房子确定后内部设置、水电煤气的具体情况，我也专门去房子里一一检查过。
还记得一切谈妥后高华夫妇一起到华师来的那一次，我领着他们去看了在华师二村定好的临时住房，两口子当时可以说是发自内心的感到高兴。我也以为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为了最后落实高华夫妇调来华师工作的事情，那一年我推迟了去日本的访学。事情办妥后，我即前往日本，并且停留了半年时间。这期间，我得知小刘已经在华师大正式上班；南京大学也同意高华调来上海了；在学校帮助下，高华家已在新校区附近买好了新的房子……
然而，当我再从日本回到上海，却意外得知，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高华无法调入上海，他的工作调动被迫停止了。
我这里不想复述我所得知的导致“不可抗拒的原因”的理由是否成立，我只想说的是，这个消息对华师、对我来说，再难接受，也不致造成怎样的创伤，而对高华来说，这一消息则不啻一种沉重的精神打击。无论我们再做多少补救的工作，如保留他在华师的教职、招生及相关待遇等等，都无法挽回此次挫折对高华身心所造成的伤害。
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高华原来就患有慢性肝炎，并有过部分肝硬化的情况。同时，高华虽然性格刚毅耿直，对名利地位乃至生死看得很开，但如许纪霖所言，他个人及家庭过去的经历，决定了他仍旧会对一些事情看得较重，甚至会感到紧张。尽管事情发生后，他当面还会开解我们说“没关系”，他的一些表现还是让我清楚地感觉到了他内心承受的压力实际很大。这不仅因为这件事证明了他在政治上的处境，而且因为他的工作调动早就成了一些人热炒的话题，个别人甚至在网上对他冷嘲热讽，进行人身攻击。如今调动不成，自然更容易被人风言风语，这对他本来就有病灶的身体显然极为不利。
果然，就在他重回南大上班不久，他就被查出可能患上了早期肝癌！
谁能说我在这件事情上不是帮了高华的倒忙呢？！
（五）
在中国，成了争议人物，有时会莫名地引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即使是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人也不例外。高华之成为争议人物，包括他的工作调动也会被一些人拿来“诛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高华成为争议人物，源于他那本“红太阳”的书。其实，中国历史研究中许多看起来敏感的事情，多半都是有时间性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讨论陈独秀“右倾”是“投降主义”，还是“机会主义”的文章，都不能公开发表，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即使是为陈独秀做翻案文章，否认陈独秀“右倾”，也不再有敏感问题了。
涉及到毛泽东的历史问题，今天固然还会有一些敏感与不宜的政治禁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年出了太多像张戎《鲜为人知的故事》那样同为大陆出身的人写的批判书之后，今天大概很少还有人会认为高华这本书太过激烈了。
我和高华都是七○届毕业生，都在工厂干过8年，都是在“文革”后的1977年第一批考入大学读书；我们有着大致相似的家庭背景和生长环境；他本来是学历史出身，又是在历史学界中工作，却转来做中共党史研究，我是学党史出身，转到历史学界工作，却仍旧坚持做中共党史研究，我们两人不论在历史学界，还是在党史学界，都属于边缘人，因此，我们之成为好朋友，多少有那么点儿“惺惺相惜”的味道。
但是，细心的读者能够发现，我和高华其实在毛泽东研究或中共党史研究上，也并不就是完全一致、看法相同的。我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出在他的“红太阳”一书的前面，一直到高华再版他的书，他都很少直接提到我的书，也没有针对我书中内容相同但叙述不同的史实进行过讨论。我们不是没有交换过意见，其中在香港中大那一次我们在中大图书馆下面的咖啡馆里足足讨论了两个小时之久。注意到他修订后的版本仍旧没有多少改变，我很直率地说明了我的看法，即我不认为他对当年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个人动机、情结和心计所作的许多“深描”，有足够的实证依据。他也一一解释了他的思路和逻辑。以后，围绕着和他书中个别史实有关的资料问题，我们还有过几度讨论。
高华“红太阳”一书无论有多少可以或值得商榷之处，它都是一本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我们可以同意，甚或称赞他的叙述与观点；也可以不同意，甚或批评他的叙述与观点；同样也可以部分欣赏、部分否定他书中的研究，但是，这都不应该妨碍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把他的观点和他的书放在学术研究的范围里评价和看待，不应该把这样一种学术研究上的分歧简单地和所谓左右问题扯在一起。
实际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红太阳”一书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困扰。
（六）
和今天大多数人不同，我对高华的了解和认识，不是因为他的那本成名之作，而是因为他在“红太阳”一书出版前后发表的一系列涉及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术论文。
上个世纪末，我才刚刚开始对新中国建国史研究发生兴趣，对建国以后党史、国史的许多情况都不熟悉。国内这时研究建国以后党史、国史的机构和一般研究人员，也多不做实证研究，更鲜有微观史研究。哪怕是当时已经出版了大量回忆史料，国内、国外认真阅读、考证和研究者，也寥寥无几。不用说，国内外历史学界，那个时候更没有人会来研究这种当代史问题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高华可以称得上是领风气之先和国史研究的开拓者。我最早读到他的一篇论文，是1998年发表在《二十一世纪》上的释读前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回忆录的文章，题为《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这篇文章做得非常漂亮。他结合江渭清回忆所涉时段的各种文献史料与史实，把江的回忆与其他相关领导人的回忆资料详加比照考辨，用他最善长的悟性与敏感，把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故事、小问题串联起来，进而把中央政争与地方大员之间的复杂关系梳理得清清楚楚，让人叹为观止。
我时常在想，以高华的研究经历和出色的研究能力，他原本决不应该只留给我们“红太阳”和“革命年代”这样两本著作和二三十篇研究论文。他所以成果如此之少，除了他做学问态度严谨和对自己文字的要求太高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也是因为他选择的这个中共党史，材料的获取和成果的发表都太过困难的缘故。
为什么他当初不选择去做那些风险较小，又容易出成果的其他方面的历史研究，偏要转到这个极为敏感，获取资料和发表都极端困难的党史、国史研究领域中来呢？
对此，高华在“红太阳”一书后记里是这样讲的。他写道：基于父辈的经历和历史的阅读，他始终能“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始终“将其看成是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然而，“文革”前后的种种经历、对诸多人间惨剧的耳闻目睹，对大量与时俱变、真假难分的“路线斗争”说法的极端困惑，又使他产生了太多怀疑与不解：为什么革命会变成这样？！正是因此，他“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
这也恰恰是我们今天仍旧在这一行里继续坚持着的不多的几个同龄人最能感同身受的一点。
改革开放、上大学、读历史、留校做教学研究工作，最终为高华打开了这扇可能通向历史真实的大门。只是，即使是在后毛时代，即使历史已经发展到今天，对于像高华这种坚持要用自己的方法思考历史的学人来说，这条道路依旧坎坷难行，甚至随时都有因一本书，甚或一篇文章遭遇更大困难和灾难的危险。
高华走了，带着他的困惑和遗憾。
中国会有年轻一代的高华跟上来吗？
精彩语录：
中国之“乱”，素有两种：一种是政治之乱，一种是社会之乱。前者就像辛亥革命之后，国家四分五裂，任谁都统一不了中国，一切都取决于实力，而实力又依赖于对地方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控制，结果就形成了地方军阀割据和凭借枪杆子“打江山、坐江山”的政治乱象。
但是，政治变乱，未必会带来社会之乱。社会紊乱，也未必是步政治之乱而来。
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政治进程显然不尽人意。说不尽人意，是肯定它把中国推向了共和之路，又遗憾它并未能带来西方共和政体所赖以确立的民主宪政。梁启超在辛亥前五六年就预见到这样一种结果。他断言：“凡因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尤其是那些历史上长期专制的国家，“一旦以武力颠覆中央政府，于彼时也，惟仍以专制行之，且视前此之专制更加倍蓰焉。”因古来相传之国宪尽毁，革命之后难免使人民四分五裂，党争层出不穷，最终非“有一非常之豪杰，先假军队之力，以揽收一国实权”不能解决问题。只是，“此篡夺者既已于实际掌握国权，必尽全力以求得选。当此全社会渴望救济之顷，万众之视线，咸集于彼之一身，故常以可惊之大多数，欢迎此篡夺者。而芸芸众生，不惜举其所血泪易得之自由……委诸其手。”结果，“此篡夺者之名，无论为大统领、为帝王，而其实必出于专制。”届时民众若再想获得失去之自由权，“舍再革命外，无他途也。”
辛亥革命不能在中国成就一个真正的共和民主政体，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个主要政治领导人性格、人品、知识能力上的不足，或归结为其所依赖的政治势力不够强大，也不能只是从当时政治人物或政党的政策策略上去找原因，历史的背后往往另有更深层的原因在起作用。
中国之所以难走民主政治之路，还因为中国人缺乏契约文化传统和信用精神。在欧洲的历史上，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协议就具有法律效力，不论谁吃亏，谁占便宜，签了就得认账。只要协议各方不重签或共同宣告废弃，哪怕是后代子孙，也还要受协议的约束。中国的情况却全然不同。
政治上的无信用，损人利己，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能简单地责怪那些政治家们，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文化现象的一种折射。
如果说辛亥革命所造成的政治变乱，曾有梁启超所谓“一非常之豪杰”横空出世，一统而定，眼下这积久而成的社会人心之乱，就远非一时一世人力之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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