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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是专业哲学家面向一般大众的讲演。作者查尔斯?泰勒是享誉世界的加拿大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晚近英语哲学的关键人物之一，社群主义的主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泰勒以其对黑格尔哲学的再解读、对原子主义式的消极自由的批评、对社群价值的强调、对西方文化中自我认同观念发展的梳理、对承认的政治的研究以及对文化多元论的论证，强烈地影响着西方思想界，其思想亦备受国内关注。
本书是大师就当代的人性危机对公众的演讲，深刻，但易懂，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普通读者在阅读中，会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种种困境原来是如此地来自于这个现代社会中的关系和价值，并对积极生活对人生的根本意义有全新的认识。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刘擎教授新增七千字左右的中文版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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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查尔斯·泰勒在本书中探讨了当代文化和社会的三个重要特点：个人主义、工具理性的统治，以及人们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无助感。他指出在这些问题背后有一个真正值得挽救的道德理想——本真性（authenticity）。泰勒认为，在面临当代社会的窘境时，全盘否定这个道德理想和完全沉湎于这个理想的低级实现形式都是错误的，人们并非无能为力。
像帕斯卡（Pascal）关于人类所说的那样，现代性可以用高贵、也可以用可悲来刻画。只有一种怀抱两者的观点才能给予我们未加歪曲的洞察力，去透视我们需要奋起应付其最伟大的挑战的时代。
——查尔斯·泰勒
面对现代个人主义的困境，西方思想界的争论由来已久，也从未停息。但泰勒试图在这场“口齿不清”的混战中另辟蹊径。他通过分析批判两种流行的误解——貌似深刻的文化悲观论与肤浅乐观的放任主义，探讨如何才能恰当地理解和维护个人自主性的理想，致力于从幻觉与误会中拯救这一现代性的伟大成就。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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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享誉世界的加拿大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在政治哲学、社会科学哲学和哲学史等领域卓有建树，曾担任牛津大学齐切利（Chichele）社会与政治理论讲座教授。1986年入选美国文理学院外籍名誉院士，现为加拿大麦吉尔大学退休教授。主要著作有《行为的解释》、《黑格尔》、《黑格尔与现代社会》、《自我的根源》、《哲学论证》、《今日宗教种种》、《现代社会想象》、《世俗时代》等。
程炼（译者）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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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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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幻觉的个人自主性（中文版导言）刘擎
1．三个隐忧
2．口齿不清的争论
3．率真性之源
4．不可逃避的视野
5．对认同的需求
6．滑向相对主义
7．继续战斗
8．更微妙的语言
9．一个铁笼？
10．反对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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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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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个隐忧
我在此想谈谈现代性的某些隐忧。我说的隐忧指的是我们当代文化和社会的一些特点，尽管我们的文明在“发展”，人们仍视这些特点为一种失败或衰落。有时人们觉得，严重的衰落发生在刚过去的岁月或年代里——例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或50年代以降。有时候，人们在更为长远的历史区段里感受到这种失败：从17世纪至今的整个近代屡屡被视为衰落的时间段。即使时间跨度变化很大，衰落的主题仍有某些重合。这些主题总是围绕几个主旋律的变奏。这里我想挑出两个此类核心主题，然后添上第三个大可从前两个推导出的主题。这三个主题决没有穷尽我们的话题，但它们确实触及到让我们对现代社会感到困扰和迷惑的大部分问题。
我将要谈论的忧虑是耳熟能详的。不必向任何人提醒这些忧虑的存在；它们一直在各种媒体中被讨论、被惋惜、被挑战、被辩驳。这似乎是用不着进一步谈论它们的一个理由。但是，我相信熟悉掩盖了混乱，我相信我们并未真正理解使我们忧虑的那些变迁，我相信围绕它们的常见争论事实上错误地表达了它们——因此使我们错误地相信我们能对它们做些什么。给予现代性明确含义的那些变迁既是众所周知的，也是非常复杂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值得更多地加以讨论的原因。
（1），忧虑的第一个来源是个人主义。当然，个人主义也被许多人冠以现代文明的最高成就之名。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人们有权利为自己选择各自的生活样式，有权利以良知决定各自采纳哪些信仰，有权利以一种他们的先辈不可能控制的一整套方式确定自己生活的形态。这些权利普遍地由我们的法律体系保卫着。原则上，人们不再受害于超越他们之上的所谓神圣秩序的要求。
没有什么人想要背叛这项成就。实际上，许多人认为它仍是不完全的，认为经济安排、家庭生活模式或传统的等级观念仍限制着我们成为自己的自由。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也是暧昧的。我们从较古老的道德视野中挣脱出来才赢得现代自由。人们过去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较大的秩序的一部分。在某些情况下，这是一个宇宙秩序，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人类在自己的位置上与天使、天体和我们的世人同侪一起共舞翩跹。宇宙中的这种等级秩序曾反映在人类社会的等级结构中。人们过去总是被固锁在给定的地方，一个正好属于他们的、几乎无法想象可以偏离的角色和处所。借助于怀疑这些秩序，现代自由得以产生。
但是，这些秩序限制我们的同时，它们也给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行为以意义。我们周围的事物不仅仅是我们的计划的潜在原材料或工具，这些事物在存在之链中的地位也给它们以意义。鹰不仅仅是另外一只鸟，它也是整个动物生活领域之王。同样，社会的礼仪和规范并不限于工具性的意义。对这些秩序的怀疑被称为世界的“去幻”（disenchantment）。有了去幻，事物就失去了它们的一些魅力。
关于这是否是一个板上钉钉的好事，激烈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但这不是我在这里想要关注的事情。我想考察的是，一些人认为什么对于人类生活和意义是最为重要的。
人们反复表达一个忧虑，那就是，个人失去了某个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与行动的更大的社会和宇宙视野相伴随的。有人把这表述为生命的英雄维度的失落。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在上个世纪，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有时也这样说，他指出人们在民主的时代往往寻求一种“渺小和粗鄙的快乐。”
换句话讲，我们受害于激情之缺乏。齐克果（Kierkegaard）借此看到“这年头” （the present
age）。尼采的“最后的人”处于这种衰落的最低点；他们的生命中不再留有任何抱负，只有“可怜的舒适” 。
目标的丧失是与一种狭隘化相联系的。人们因为只顾他们的个人生活而失去了更为宽阔的视野。托克维尔说，民主的平等把个人拽向自身，“导致个人将自己完全封闭在内心的孤独之中的危险。”
换句话讲，个人主义的黑暗面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使我们的生活既平庸又狭窄，使我们的生活更贫于意义和更少地关心他人及社会。
这个忧虑近来再度浮现在对“放任社会”的苦果、“我这一代”的作为、“孤赏自恋”的风行的关切中，这里只列举三个人所共知的当代表述。生活被平庸化和狭隘化，与之相联的是变态的和可悲的自我专注，对所有这些的感受已经以当代文化所独有的形式回潮了。以上勾勒了我想讨论的第一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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