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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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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学术著作，为近十年来作者关于宋代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的专题论文集。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理论编，主要从科举、贬谪、地理文化等视角考察宋代文学，旨在揭示宋代文学所涵盖的广泛的社会内容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下编为考证编，主要对宋代重要作家的生平事迹、流传本事和作品进行了考证、辨析和辑佚。是书材料丰富，新见迭出，当有功于宋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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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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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建状，1971年生。浙江大学文学博士，厦门大学博士后，现为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学术著作有《南宋初期的文化重组与文学新变》、《宋史文苑传笺证》等，曾在《文学遗产》、《文献》、《中华文史论丛》、《浙江大学学报》、《厦门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主持过省、部级课题各一项，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曾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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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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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编
糊名誊录制度下的宋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科举与宋代文人的期集
科举与江湖派诗人的漫游
科名之崇与文字之传
南宋进士分科考试制度的形成契机
——兼论宋代科举史上的“经义与诗赋”之争
贬谪文化在北宋的演进及其文学影响
——以元祐贬谪文人群体为论述中心
南渡词人的地理分布与南宋文学发展的新态势
考证编
宋诗人黄亢、萧贯、刘潜、张即之生卒年考辨四则
苏轼元祐三年科场舞弊辨伪——兼论李廌落第原因
黄庭坚“两首乡荐”考
米芾初授官考辨
李公麟登科年考
围绕赵明诚“诸子”与李清照生平创作的几个问题
宋词人曹勋、蔡伸传笺证
《东坡词》误收之《青玉案》作者考
“福唐独木桥体”考辨
以《全宋文》补《全宋诗》20则
宋徽宗朝停废科举真相辨证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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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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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名誊录制度下的宋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一 问题的提出：行卷之风在宋代长期存在
进士行卷风尚，是唐代科举与文学紧密联系的重要纽带，也是唐代科举正面促进文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前辈学者程千帆先生在其名著《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说：
进士科举，则又是唐代科举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以文词优劣来决定举子的去取。这样，就不能不直接对文学发生作用。这种作用，应当一分为二，如果就它以甲赋、律诗为正式的考试内容来考察，那基本上只能算是促退的；而如果就进士科举以文词为主要考试内容因而派生的行卷这种特殊风尚来考察，就无可否认，无论是从整个唐代文学的发展契机来说，或者是从诗歌、古文、传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来说，都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这就是本书的一个极其简单的结论。
程先生这一观点，自其发表之后，曾引起几代学人的共鸣与认同。从这一观点出发，程先生认为：“行卷之风的消失，就使得宋以来的应举的人，除了习作历代朝廷规定了程式的文章外，无须再从事其他文学创作以谋取科第。这样，科举制度就只能桎梏人的思想并败坏人的文笔，而不能再对文学的发展发生任何好的作用。”并指出行卷之风消失，其原因在于，赵宋帝国建立之后，为了适应新政权的需要，将科举制度做了一番修改。“试卷上的姓名既糊没，笔迹又因重行誊录而无从辨识，因而采取誉望、事先加以推荐的方式，就不再有存在的可能性，而行卷的风尚也就自然消失。”由于著书体例的限制，程先生没有就进士行卷风尚在宋代自然消失的原因展开过多的论述，也没有就宋代进士行卷之风究竟消失于何时作出明确的论断。这就给后来的中外学者继续开展此一方面的研究留下了空间。因此，继程先生之后，日本学者东英寿系列论文《从行卷看北宋初期的古文复兴——以王禹偁为线索》、《北宋初期的古文家与行卷——从科举的考前活动看古文复兴的开展》、《欧阳修的行卷——着眼于科举的考前活动中与胥偃的关系》，日本学者高津孝《宋初行卷考》一文，以及祝尚书先生《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一文，皆力图以较丰富的材料来填补《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中所留存的研究空间。这些学者普遍认为，宋代进士行卷之风的消失，与糊名誊录法实施密切相关，其时间下限当在宋代初期。“糊名法的实行对行卷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淳化三年（992以后，几乎再也见不到有关行卷的记录资料就是证明。”“包括宋人别集、总集在内的宋代文献，几乎没有仁宗以后举子为解试、省试行卷以求公卿‘品题’‘延誉’的例子。……说明仁宗以后行卷风已经止息。”
行卷之风的有无，既然是关系到科举对文学促进与否的重要史实，那么，行卷之风在宋代何时消失，就显得相当重要。我们注意到，中外学者选择宋代进士行卷事例进行考察时，特别注意将其与唐代进士行卷的典型事例进行类比，而对唐宋时期因历史条件的变化所导致的变异现象重视不够。这种求同略异的研究方法，使得一些对研究宋代进士行卷并非不重要的材料，和我们失之交臂。
首先，糊名誊录制度推行以后，誉望与宋代科举取士并非毫无关系。
例证一。明道二年（1033），举子士建中投文于郓州通判李若蒙。李氏“一见称服”。建中通过郓州发解试后，郓州观察推官石介代李若蒙作《荐士建中表》，以士建中不工时文为由，乞请不送礼部试，特召令试策。然朝廷未予应允。故石介又前后作《上范致远书》、《上蔡副枢书》，并随信附士建中秋赋所投文等若干篇，请范讽、蔡齐予以留意。景祐元年（1034）礼部试，士建中遂及第。宋代解试中实行封弥，始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至明道二年，弥封制已广泛推广至地方州郡，而省试中誊录制实行已久。士建中不工时文，却能顺利通过秋试、春闱，这一结果，固不能绝对排除偶然性，但揆之事理，石介、李若蒙的延誉与襄助，才是士建中月中折桂的云梯。
例证二。文同《都官员外郎钱君墓志铭》载，庆历间，钱去私（名衮）文名颇著于乡里，但自谓尚欠火候，不肯应发解试。“太守集贤林侯概力起之，且缓期以待。去私为出，并诸生试，侯取去私为第一人。明年，遂中甲科。”林概不惜违规，推延考试日期以待钱衮，又取其为解元。至少在文同的叙事逻辑中，钱衮独占秋魁，胜在誉望。
例证三。陈亮《与吕伯恭正字书》曰：
廷试揭榜，正则、居厚、道甫皆在前列，自闻差考官，固已知其如此……正则才气俱不在人后，非公孰能挈而成之？
淳熙五年（1178），吕祖谦为殿试考官。取故人叶适（字正则）为进士第二人，徐元德（字居厚）进士第四人，王自中（字道甫）亦在前列。据吕祖谦《与陈同甫》书，此次殿试，前五名试卷呈孝宗亲览，并调整名次。而陈亮却说：“自闻差考官，固已知其如此。”又代叶适向吕祖谦致意。其潜台词不能不耐人寻味！
例证四。《林下偶谈》卷四“东莱以誉望取士”条载：
淳熙间，永嘉英俊如陈君举、陈蕃、蔡行之、陈益之六七辈并起，皆赴太学补试。芮国器为祭酒，东莱为学官。告芮公曰：“永嘉新俊，不可不收拾。”君举访东莱，东莱语以《春秋》题，且言破义。就试，果出此题。君举竟用之，且以语陈蕃叟。蕃叟，其从弟也。遂皆中榜。此盖以誉望取士，犹有唐人之意。
按，乾道六年（1170）吕祖谦为太学博士，芮烨为国子祭酒，是年秋，陈傅良入太学，始与芮烨、吕祖谦等相识。吕祖谦是否漏题给陈傅良，未敢必是。然考之吕祖谦本集、《陈傅良行状》，陈傅良入太学之际，吕氏“雅闻公名”，二人曾“相聚甚款”当是事实。乾道八年（1172），吕祖谦为省试考官，陈傅良亦在是年登科。因此，所谓“东莱以誉望取士”，至少代表了当时士人解读科举的一种态度——即在“誉望”与“举子中程”之间，是有着某种潜在联系的。
例证五。真德秀《知黎州兼管内安抚高公崇行状》载，高稼、高崇参加嘉定七年（1214）殿试。“对大问，海内人士望二高风采，恨不先睹。真希元德秀为人言：‘使二高不为举首，是盲有司也。’时任伯起希夷尝为庙堂言：‘政事与议论自为两途，不必循人言以摇国是。’于是任为详定官，而蜀士皆不在前列。故公与仲兄各以进士出身得官。”
在真德秀看来，二高在蜀士中誉望至高，理当置之前列。而任伯起不以为然。任氏为殿试考官，而二高果仅以进士出身得官，未能名在前列。一切似乎都在考官的掌控之中。这又是一起“自闻差考官，固已知其如此”的科场案例。
例证六。周辉《清波杂志》卷三“宏词取人”条载：
族叔初试宏博，以所业投汤岐公，时季元衡南寿待制亦投文字，汤尝师之。初许其夺魁。一日谓季曰：“近有一周某至，先生当处其下。”既奏名，季果次焉。
设立于南宋绍兴年间的博学宏词科，在考试之法、应试资格诸环节上，与进士科考试有重合之处（详见下），可视为进士科考试之变异。其关防之法，一如进士科。而汤思退在考试之前，胸中已有取舍，其奏名之次序亦若合符契。若准此例，则在宋代，行卷与及第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没有因糊名誊录法而自然取消，兼取誉望的唐代遗风仍潜存科场。
以誉望取士，本来含有考其素业以取舍人才之意，不具有贬义。但在宋代，特别是糊名誊录制全面推行之后，“公正”、“公平”的价值观深入人心。以誉望取士，必然与“谋私”联在一起。《庆元党禁》载，庆元三年，言者论曰：“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其党。所谓状元、省元与两优释褐者，非其私徒，即是其亲故。”由庆元三年（1197）上推三十年，正在乾道、淳熙年间。联系吕祖谦屡掌文衡的事迹及上引陈亮致吕氏书，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具有攻击性的论言中，其实包含着一定的历史事实。而这样的结论，虽然不能推翻前辈学者的大判断，至少亦是有价值的反证。
其次，自北宋中期以来，行卷的风尚并没有自然消失。
张耒《跋吕居仁所藏秦少游投卷》曰：
余见少游投卷多矣，《黄楼赋》、《哀鏄钟文》，卷卷有之，岂其得意之文欤？……此卷是投正献公者，今藏居仁处。居仁好其文，出予览之，令人怆恨。大观丁亥仲春，张耒书。
张耒跋中所云“正献公”，指“吕公著”，公著字晦叔，谥“正献”，为吕本中（按，本中字居仁）曾祖。关于秦观的这次投卷，吴曾《能改斋漫录》也有记载。《漫录》曰：“李公择尚书初见少游上正献公投卷诗云：‘雨砌堕危芳，风轩纳飞絮。’再三称赏云：‘谢家兄弟得意诗，只如此也。’”“雨砌堕危芳，风轩纳飞絮。”系秦观《春日杂兴》诗中语，今全诗尚存集中。另，今传《淮海集》中存有秦观向吕公著投卷时写的书信，题为《上吕晦叔书》，大略谓：
五月日，进士秦某，谨再拜献书知府大资阁下。……比者天幸，阁下来守是邦，而某丘墓之邑实隶麾下。是以辄忘贱陋，取其不腆之文，录在异卷，贽诸下执事，又述其愿见之说，为书先焉。……傥阁下不赐拒绝而辱收之，请继此以进。
此书之写作时间可确考。书中秦观自称“进士秦某”。宋承唐制，凡应进士科考试之举人，皆称进士。秦观元丰八年（1085）已登第。故此书作于元丰八年前。又吕公著知扬州日，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元丰七年正月癸丑：“吕公著以资政殿大学士自定州徙扬州。”据此，秦观投卷之时必在元丰七年（1084）五月。徐培均笺注《淮海集》附录《秦观年谱》，系此文于元丰七年五月，是。
宋代的科举考试，进士、诸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元丰八年为北宋科举考试的大比年，秦观在元丰七年八月将要参加扬州发解试。此年五月将包括《黄楼赋》、《哀鏄钟文》、《春日杂兴诗》在内的一定数量的作品编辑成卷轴，投献给知扬州吕公著，显然系为觅解而进行的文学活动。是年秋试，秦观果然获解。或与这次投卷有一定的干系。
秦观在元丰七年秋获解之后，是年冬又为参加省试而精心编辑文集。其《淮海闲居集序》叙述自己编辑文卷时动机说：“元丰七年冬，余将西赴京师，索文稿于囊中，得数百篇。辞鄙而悖于理者，辄删去之。其可存者……次为十卷。”序中所谓
“西赴京师”，指的是参加元丰八年春的省试，而精心挑选诗文，编辑成集，明显与应省试有关。虽然《淮海闲居集》究竟投献于京师何人，不得而知。可这种在特定的时间（科举大比前）所进行的有目的的文学行为（删汰作品，编辑文集），显然是一种典型的进士行卷。秦观于元丰八年进士及第，《淮海闲居集》所起的效果有多大，不敢逆推。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北宋元丰年间，进士为应举而向社会上、政治上、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行卷，仍是一个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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