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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以严谨求证的态度，剖析那一场场击鼓传花式的王朝更替，觥筹交错的剪影中，承载着一个民族鲜活的记忆。
中国通史的写作，迄今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
——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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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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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本国史》是吕思勉先生在历年教学讲稿和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内容框架由绪论和五篇构成，在每一篇里又分若干章，详细叙述了从远古时代到民国十一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中国历史，既有政治史事又有社会经济、文化现象，而且还叙述了东南亚中西亚各国、各民族与中国的关系。这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具有完全意义的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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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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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汉族，我国近代著名史学家。他是易中天最为崇拜的史学巨匠，也是钱穆最为敬重的授业恩师，与陈寅恪、钱穆、陈垣并称“史学四大家”。他的一生史学著作丰富，尤其以《白话本国史》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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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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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第一篇 上古史
第一章 汉族的由来
第二章 古史的年代和系统
第三章 三皇五帝
第一节 三皇五帝时代社会进化的状况
第二节 黄帝和蚩尤的战争
第三节 尧舜的禅让
第四节 禹的治水
第四章 三王时代
第一节 羿的代夏和少康中兴
第二节 夏殷的兴亡
第三节 商朝的事实
第四节 商周的兴亡
第五节 西周的事迹
第五章 春秋战国
第一节 春秋
第二节 战国
第六章 汉族以外的诸族
第一节 獯鬻
第二节 东胡
第三节 貉
第四节 氏羌
第五节 粤
第六节 濮
第七章 中国古代的疆域
第八章 古代社会的政治组织
第一节 古代社会的阶级制度
第二节 封建
第三节 官制
第四节 教育和选举
第五节 兵制
第六节 法律
第九章 古代社会的经济组织
第一节 农业
第二节 工商业和货币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的变迁
第十章 古代的宗教和文化
第一节 古代的哲学和宗教
第二节 文字的起源和变迁
第三节 东周以后的学派
第二篇 中古史（上）
第一章 秦始皇帝的政策
第二章 封建政体的反动
第一节 豪杰亡秦
第二节 项羽的分封和楚汉的兴亡
第三节 汉初功臣外戚宗室三系的斗争
第三章 汉初的休养生息
第四章 汉朝的武功
第一节 句奴
第二节 西域
第三节 朝鲜
第四节 闽粤南越和西南夷
第五章 前汉的衰亡
第一节 汉武帝的内政
第二节 霍光废立和前汉的外戚
第六章 社会革命
第七章 后汉的兴亡
第一节 光武的中兴
第二节 后汉的武功
第三节 后汉的外戚和宦官
第八章 秦汉时代的政治和文化
第一节 官制
第二节 教育和选举
第三节 赋税
第四节 兵制
第五节 法律
第六节 学术
第二篇 中古史（中）
第一章 后汉的灭亡和三国
第一节 后汉的乱源
第二节 汉末的割据和三国的兴亡
第二章 两晋和五胡
第一节 晋初异族的形势
第二节 八王之乱
第三节 西晋的灭亡
第四节 胡羯的兴亡
第五节 鲜卑的侵入
第六节 东晋内外的相持
第七节 苻秦的盛强
第八节 肥水之战和北方分裂
第九节 拓跋氏的兴起
第十节 宋篡东晋和魏并北方
第三章 南北朝
第一节 宋齐的治乱
第二节 北魏的盛衰
第三节 东西魏的纷争和侯景乱梁
第四节 周齐的兴亡和隋的统一
第四章 军阀和异族
第二篇 中古史（下）
第一章 隋朝的内政外交
第一节 隋文帝的内治
第二节 回族的起源和分布
第三节 高车和柔然
第四节 突厥的起源
第五节 突厥的盛强和隋朝与突厥的交涉
第六节 朝鲜半岛三国和中国的关系
第七节 隋唐的兴亡
第二章 唐朝的初盛
第一节 唐太宗灭突厥
第二节 藏族的兴起
第三节 印度阿利安人入藏
第四节 唐朝和朝鲜、日本的关系
第五节 从魏晋到唐中国和南洋的关系
第六节 武韦之乱和开元之治
第三章 从魏晋到唐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情形
第一节 官制
第二节 教育和选举
第三节 兵制
第四节 刑制
第五节 赋税制度和民生
第六节 学术和宗教
第七节 门阀的兴废
第三篇 近古史（上）
第一章 近古史和中古史的异点
第二章 唐朝的分裂和灭亡
第一节 安史之乱
第二节 唐中叶后的外患
第三节 肃代到穆宗时候的藩镇
第四节 宦官的专横
第五节 黄巢之乱和唐朝的灭亡
第三章 五代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第一节 梁唐晋的争夺
第二节 契丹的兴起和侵入中国
第三节 周世宗的强盛和宋朝的统一
第四章 北宋的积弱
第一节 宋初和辽夏的交涉
第二节 宋初的政策和后来腐败的情形
第三节 王荆公的变法
第四节 神宗的武功
第五节 元祐绍圣的纷更和徽宗的衰侈
第五章 北宋辽金的兴亡
第一节 女真和金室的起源
第二节 辽朝的灭亡
第三节 北宋的灭亡
第三篇 近古史（下）
第一章 南宋和金朝的和战
第一节 南宋初期的战事
第二节 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翦除
第三节 海陵的南侵和韩侘冑的北伐
第二章 南宋金元的兴亡
第一节 蒙古的由来
第二节 蒙古征服漠南北
第三节 金朝的灭亡
第四节 南宋的灭亡
第三章 蒙古的武功
第一节 大食盛强以后西域的形势
第二节 蒙古的西征
第三节 蒙古和朝鲜日本
第四节 蒙古和南方诸国
第四章 元朝的衰亡
第一节 汗位继承的纷争
第二节 元朝的政治
第三节 元朝的灭亡
第五章 宋辽金元四朝的政治和社会
第一节 官制
第二节 学校选举
第三节 兵制
第四节 刑制
第五节 租税制度（上）
第六节 租税制度（下）
第七节 钞法
第八节 学术风俗
第四篇 近世史（上）
第一章 明朝的对外
第一节 明初的武功
第二节 瓦剌的强盛
第三节 蒙古的再兴
第四节 倭寇和丰臣秀吉
第二章 明朝的内治
第一节 宦官的专权
第二节 权臣和党祸
第三章 清朝的兴起
第一节 清朝的先世
第二节 建州女直的盛衰
第三节 海西女直的南迁
第四节 清太祖的兴起
第五节 辽东西的战争
第四章 明朝的灭亡
第一节 流寇和北都陷落
第二节 福唐桂三王的灭亡
第三节 郑氏和三藩
第五章 清朝的盛世
第一节 满洲内部特殊势力的消灭
第二节 清朝对待汉人的政策
第三节 顺康雍乾四朝的政治
第六章 近代的蒙回藏
第一节 种族和宗教的变化
第二节 黄教的盛行和天山南路的回教
第三节 卫拉特的盛强和清朝征服蒙古
第四节 清朝平定西藏
第五节 清朝平定卫拉特
第六节 清朝平定回部
第七节 清朝征服廓尔喀
第七章 近代的西南诸族
第一节 湘黔的苗族
第二节 滇黔的濮族和金川
第三节 两广的粤族
第八章 近代的后印度半岛
第一节 平缅麓川的灭亡和缅甸建国
第二节 清朝和缅甸的交涉
第三节 黎莫新旧阮的纷争和清朝讨伐新阮
第四节 暹罗的建国
第九章 清朝的中衰
第一节 乾隆时的衰机
第二节 嘉庆时的内乱
第四篇 近世史（下）
第一章 中西交涉的初期
第一节 西人的东来
第二节 基督教初入中国的情形
第三节 中俄初期的交涉
第四节 西南最初对待外人的情形
第五节 五口通商
第六节 英法兵攻破京城和东北的割地
第二章 咸同时的大内乱
第一节 太平军
第二节 捻军
第三节 回事
第三章 藩属的丧失
第一节 英俄的亚洲侵略和伊犁交涉
第二节 安南和缅甸暹罗的丧失
第三节 中日甲午之战和朝鲜的丧失
第四节 教士保护权的变迁和德据胶州
第四章 清朝覆亡和民国的兴起
第一节 革新的原动力
第二节 咸同光三朝的朝局
第三节 戊戌政变和庚子之乱
第四节 满蒙藏的危机（上）
第五节 满蒙藏的危机（下）
第六节 清朝的末运
第五章 明清两代的政治和社会
第一节 官制
第二节 学校选举
第三节 兵制
第四节 法律
第五节 赋税制度（上）
第六节 赋税制度（下）
第七节 币制的变迁
第八节 学术思想的变迁
第五篇 现代史
第一章 从武昌起义到正式政府成立
第一节 武昌起义和各省光复
第二节 临时政府的成立和北迁
第三节 大借款宋案和赣宁之役
第四节 正式总统的举出和国会解散
第二章 俄蒙英藏的交涉
第一节 俄蒙交涉
第二节 英藏交涉
第三章 五月九日的国耻
第一节 五口通商以来外交上形势的回顾
第二节 日占青岛和二十一条的要求
第四章 帝制复辟和护法
第一节 帝制运动
第二节 对德宣战和复辟
第三节 护法战争和南北议和
第五章 南北分裂后的变故
第一节 皖直战争
第二节 军政府的绝续和北方下统一令
第三节 赣豫陕的战事和川湘鄂之争
第四节 直奉战争
第五节 北方黎徐的更迭和南方广州之变
第六节 各省的纷扰
第七节 裁兵废督和自治的潮流
第六章 最近的蒙藏
第一节 蒙古的取消独立和再陷
第二节 六年后的英藏交涉
第七章 最近的交涉
第一节 巴黎和会的失败
第二节 华府会议的参与
第三节 鲁案的解决
第四节 共同出兵和中东路
第五节 松黑航权和尼港事件
第六节 中俄的新交涉
第七节 中国和德奥的新交涉
第八节 日本在东北的形势
第八章 最近的财政
第一节 民国时代的财政情形
第二节 中国的内外债
第三节 新银行团的复活
第四节 最近的关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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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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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上古史
第一章 汉族的由来
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总得知道他最初的民族。现在世界上，固然没有真正单纯的“民族国家”。一个国家，要想自立于世界之上，究竟民族宜乎单纯，还宜乎复杂？假如说复杂，可以复杂到怎样的程度？自然也还是一个问题。然而一个国家建立之初总是以一个民族为主体，然后渐次吸收其余诸民族，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然则要晓得一个国家最古的历史，必须要晓得他最初的民族，也是毫无疑义的了。
建立中国国家最早的民族，就是“汉族”，这个也是讲历史的人没有异议的一件事。（近来有人说：汉字是一个朝代的名称，不是种族的本名，主张改称“华族”或“中华民族”。殊不知汉字做了种族的名称，已经二千多年，譬如唐朝用兵，兼用本国兵和外国兵，就称“汉蕃步骑”，这就是以汉字为种族之名的一证，而且现在还是一句活语言——譬如现在称汉满蒙回藏，岂能改作华满蒙回藏？况且“种”、“族”二字，用起来总得分别。汉族不能改作“华种”，若称“华族”，这两个字，有时候当他贵族用的，不免相混。若称“中华民族”，四个字的名词，用起来怕不大方便。而且现在“中华”做了国号；中国又是五族共和，这四个字，用到最近的时代，意义也容易混淆。总而言之，把臆定的名词，来改通行的语言，极难妥当。所以本书仍旧用汉族两字。）
然则汉族还是从“有史以前”久已在中国本部的呢，还是从他处迁来，入“有史时代”，其形迹还有可考的呢？这便是“汉族由来”的问题。
关于这一个问题的回答，要算是“西来说”最为有力。近来人关于这一个问题的著述，要算蒋观云的《中国人种考》（在《新民丛报》里。）最为详博。但是他所举的证据，还不尽可靠，我现在且举两种证据如下。（这两种证据，似乎都还严谨的。）
其一，古书上说昆仑的很多。《周礼?大宗伯》：“以黄琮礼地。”《郑注》：“此……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者也。”典瑞：“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郑注》：“祀地，谓所祀于北郊，神州之神。”疏：“案《河图括地象》，昆仑东南万五千里，神州是也。”入神州以后，还祭“昆仑之神”，可见得昆仑是汉族的根据地。然则昆仑究在何处呢？《尔雅》：“河出昆仑墟。”《史记?大宛列传》：“《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隐蔽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说文》：“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原注海。”《水经》：“昆仑墟在西北，去篙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河水出其东北陬。”《山海经》：“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隅。”都以河所出为昆仑。河源所在，虽有异说，然都起于唐以后，不能拿来解释古书。要讲“古代所谓河源”，《史记?大宛列传》所谓“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而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其说自极可靠。那么，如今于阗河上源一带。一定是汉族古代的根据地了。（《书?禹贡》：“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释文》：“马云：昆仑，在临羌西。析支，在河关西。”《疏》：“郑玄云：衣皮之民，居此昆仑、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郑以昆仑为山，谓别有昆仑之山，非河所出者也。”这一个昆仑，在如今西宁县的西边青海地方，和前一个昆仑无涉。所以孔疏特地申明一句道：“非河所出。”郭璞《山海经注》也说：“言海内者，明海内复有昆仑山。”这个“海”是夷蛮戎狄谓之四海的“海”，不是海洋的海。）
其二，汉族二字，是后起之称，古代汉族自称。他族称汉族，或说“华”，或说“夏”。《左传》戎子驹支对晋人，“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襄十四年。）《国语》：“裔不谋夏，夷不乱‘华’”，都是个证据。近人因此附会到《列子》上头的华胥之国，固然不甚可靠。（列子这部书，本来真伪夹杂，这一段又是寓言。凡寓言里的人名、地名，以至一切物的名，都不宜求其物以实之。）然而西史的巴克特利亚（Bactria），史记上称他做大夏，似乎是这地方的旧名。（因为汉时西域诸国，譬如安息、大夏等，都能证明他是译音。）《吕氏春秋?古乐篇》：“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自古大夏之西，乃之阬隃之阴，取竹于嶰谿之谷。”似乎就是这一个大夏。那么，阿母河流域，似乎也是古代汉族的居地。（参看近人《太炎文集?论种姓》。）
以上两种说法，如假定为不谬，则汉族古代似居今葱岭帕米尔高原一带。这一带地方，据人种学历史家考究，原是各大人种起源的地方。汉族入中国，所走的大概是如今新疆到甘肃的路。近来人多说“汉族沿黄河东徙”，这句话似乎太粗略。现在的黄河上源，在古代是氏羌人的根据地。（见第六章第四节。）
总而言之，“汉族西来”，现在虽没有充分的证据，然而蛛丝马迹是很多的。将来古书读得更精，古物发现得更多，再借他国的历史参考，一定可以大为明白。这就要希望诸位的努力了。
第二章 古史的年代和系统
研究历史，“年代”是很紧要的。因为历史的年代，好比地理的经纬度。然而古史的年代，大概是很茫昧的，然而咱们现在既然要研究历史，无论如何茫昧，总得考究他一番。
请问从何研究起呢？那么，自然总要以一种传说为凭。古书上记得最整齐的，就是《春秋纬》。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引道：
自开辟至于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修飞纪；八曰回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流讫纪。《尚书序正义》引《广雅》，作二百七十六万岁。修飞作循飞，流讫，毛刻本作疏仡。
这种数目字，一看已是宏大可惊了。据现在史家所考究，埃及等开化最早之国，历史也不满一万年，中国如何得独有二三百万年呢？不问而知其不可信了。然则请问从何下手呢？有了！古人的时间观念，很不发达。所传述的事情，都没有正确的年代。所以读后世的历史，可以按着年月，考求事实。读古代的历史，却只能根据事实，推求年代。而古人所传说的事实，又总要把他归到一个“酋长”或者“半神半人的人”身上。所以考求古代君主的系统，便可大略推见其年代。
那么，古书上所说最早的君主是什么人？不问而知其为盘古了。
徐整《三五历》：“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太平御览》卷二。
这一段神话，似乎纯出想象，其中并无事实。近来又有人疑心盘古是苗族的神话，汉族误把他拉来算做自己的，其说亦颇有理，见第三章第二节。盘古以后的君主，又是什么人呢？那也不问而知其为三皇五帝了。
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氏……十一人……亦各万八千岁。人皇氏……兄弟九人……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原注是“天皇以下，皆出《河图》及《三五历》也。”案这是司马贞所列的或说，其正说同郑玄。
《尚书大传》：“燧人为燧皇，伏羲为戏皇，神农为农皇也。”《风俗通?皇霸第一》引。《风俗通》又引《礼纬含文嘉》同。又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谯周《古史考》，都同此说，见《曲礼正义》。
《白虎通》：“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也。或曰：伏羲、神农、祝融也。”
《礼记?曲礼正义》郑玄注《中候敕省图》引……《运斗枢》：“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
《史记?秦始皇本纪》：“令丞相御史曰……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索隐》：“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当人皇也。……”
以上是三皇的异说；五帝的异说，也有两种。
《史记正义》：“……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谯周、应劭、宋均皆同。”
《曲礼正义》：“其五帝者，郑注《中候敕省图》云……黄帝、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实六人而称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
咱们现在所要研究的，有三个问题：其一，三皇五帝，到底是什么人？其二，他们的统系是否相接？其三，三皇五帝以前有无可考的帝王？
关于第一个问题：除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所列的或说，似乎也是苗族的神话，汉族误拉来的不算外，（见第三章第二节。）《白虎通》的第一说和《尚书大传》本来相同。《尚书大传》：“遂人以火纪，火，太阳也，阳尊，故托遂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纪，故托戏皇于人……神农悉地力，种谷疏，故托农皇于地。”可见得三皇是取天地人的意思；与《史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以及《索隐》“泰皇当人皇”的说法正合；伏生就是秦博士之一；这两说一定是一说。《补三皇本纪》：“女蜗氏，亦风姓，代宓牺立……一曰：女蜗亦木德王，盖宓牺之后，已经数世，金木轮环，周而复始；特举女娲，以其功高而充三皇。……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原注“按其事出《淮南子》也”。按见今《淮南子?览冥训》。）则女娲就是祝融；《白虎通》第二说，和郑玄的说法相同。五帝的两说，就是后一说多了个少昊。（还有《尚书伪孔传序》，把伏羲、神农、黄帝，算做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算做五帝；这是无据之谈。皇甫谧和造伪孔传的王肃，是一路人，所以他所做的《帝王世纪》，和他相同。这其间的关系，只要看丁晏的《尚书余论》就明白了。所以现在不列这一种说法。）咱们要辨别这两说的是非，就要入于第二个问题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黄帝以后，世系都是明白可考的。是《大戴记?帝系》：“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黄帝产玄嚣，玄嚣产蟜极，蟜极产高辛，是为帝喾；帝喾产放勋，是为帝尧；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蟜产牛，蟜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及产象傲；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这是《史记?五帝本纪》所本。
一种是把其间的年代说得极为辽远的。就是《曲礼正义》：“《六艺论》云：燧人至伏羲，一百八十七代。宋均注《文耀钩》云：女娲以下至神农，七十二姓。谯周以为伏羲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娲；女娲之后五十姓，至神农；神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又《祭法正义》：“《春秋命历序》：炎帝，号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黄帝，一曰帝轩辕。传十世。二（闽本宋本作一。）千五百二十岁；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则穷桑氏，传八世，五百岁；次曰颛顼，则高阳氏，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次是帝喾，传十世，四百岁。”案古人所谓某某生某某，不过是“本其族姓所自出……往往非父子继世”。（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据了《大戴记》的《帝系篇》，就说他《五帝德篇》的五帝，是及身相接，原不免武断；然而后燧人到帝喾，其间的世次年代，也决不会像《礼记正义》所引诸说那么远。《五帝德》：“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可见古人对于年代的观念，全然和后世不同；（照孔子对宰予的说法，是连死后也算进去。）这许多数目字，全然不足为据。我们现在没有别的法子想，只好把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姑且算他是及身相接的；（就是不及身相接，其间相去的年代，也必不远。）燧人、伏羲、神农，姑且算他不是及身相接的；（这几个君主，本来没有紧相承接的说法；而介居其间的君主，却有不能不承认他存在的，譬如女娲氏。司马贞说他在伏羲、神农之间，似乎不能就相信；然而《淮南子》既然记载他和共工战争的事实，《礼记》的《祭法》，又有“共工氏之霸九州也”一句，就是一个旁证；《白虎通》三皇的第二说，又列一个祝融；把《淮南子》核对起来，祝融和女娲就是一人；就又是一个旁证；有这两个旁证，就不能不承认了。）
三皇五帝，既然得了一个勉强的算法，就可以进而考究第三个问题了。《补三皇本纪》：“自人皇已后，有五龙氏、燧人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卷须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浑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斯盖三皇已来，有天下者之号；但载籍不纪，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处；而《韩诗》以为自古封太山、禅梁甫者万有余家，仲尼观之，不能尽识；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识，十有二焉；首有无怀氏；（案以上一段说法，系根据《庄子?胠箧篇》，《史记?封禅书》。）然则无怀之前，天皇已后，年纪悠邈，皇王何昇而告，但古书亡矣，不可备论，岂得谓无帝王耶？”案这一段议论，自极通达；然而《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故圣王生则称天子，崩迁则存为三王，绌灭则为五帝，下至附庸，绌为九皇，下极其为民；有一谓之三代，故虽绝地，庙位祝牲，犹列于郊号，宗于代宗。”所谓“宗于代宗”，似乎就是“封太山”，《周礼》：“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礼，凡都祭祀，致福于国。”《郑注》：“都，或有山川及因国无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疏》按“《史记》，（这《史记》不知道是什么书。）伏羲以前，九皇六十四民，并是上古无名号之君，绝世无后，今宜主祭之也”。“绝世无后”，就是董子所谓“绝地”；那么，六十四民，就是董子所谓下极其为民；然则管子所谓七十二家，正就是这些上古无名号之君了。所可疑惑的，周朝时候所记得古代的君主，何以能有如许之多，而且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恰合于九九八十一之数，恐怕是宗教上的理由，不能当历史了。（据《春秋繁露》所说，分明是随意推算。）就算不是如此，司马贞所举五龙氏、无怀氏……一大篇君主的名号，也大概是无事迹可稽的，况且只有一个五龙氏在燧人以前，咱们现在也只得姑且截断，把古史的年代系统，姑且推到燧人为止了。
《史记》确实的纪年，起于共和元年：从此以前的年代，都不可靠。咱们现在，姑且用《汉书?律历志》所推，夏四百三十二年，殷六百二十九年，周八百六十七年计算。（因为别种书所载数目，也差不多；这部书，究竟是以历法推古代年代最古的。）共和元年，在民国纪元前二千七百五十二年；在此以前，周朝还有一百二十二年，再加上殷朝的六百二十九年，夏朝的四百三十二年，共是一千一百八十三年，就在民国纪元前三千九百三十五年；尧舜两朝，用《史记》的尧九十八年，舜三十九年，加上居丧三年计算，共是一百四十年；其余帝喾、颛顼、黄帝三代，用尧舜年代的平均数——七十年去算，就加上二百一十年，从燧人到伏羲，姑且用荣伊说黄帝的例子，算每人三百年，（其间间代之主，就都包括在这三个人里头。）又加上九百年；那么，燧人氏的元年，就在民国纪元前的五千一百八十五年了。这种算法，固然极为可笑，然而现在实在没有别的法子想，也只得姑且如此，总算是“慰情聊胜无”罢了。
第三章 三皇五帝
第一节 三皇五帝时代社会进化的状况
既然知道中国可考的古史起于三皇五帝，那么，咱们现在讲历史，就可以暂时从这里起了。
要知道一个时代的历史，总得先知道这个时代的社会是什么状况。三皇五帝的事迹，散见在古书里的很多，关于社会状况的也不少，但是苦于没有一个条理系统，而且不尽可靠。且慢，我现在找着两种书，说这时代社会进化的状况，却是很明白的。一种是《白虎通》的论三皇，说：
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蔽前而不能蔽后；《北堂书钞》引《五经异义》：“太古之时，未有布帛，人食禽兽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后。”卧之詓詓，行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苇；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谓之神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谓之燧人何？钻木燧取火，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谓之燧人也。
三皇的次序，应当从《尚书大传》，燧人在前，伏羲次之，神农最后。
八卦是中国古代的宗教，（见第十章第一节。）燧人的时候还在“渔猎时代”，所以要教民熟食。渔猎时代，还没有“夫妇之伦”，（一群的女子，都是一群的男子的妻，参看严复译甄克思《社会通诠》。）所以“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渔猎时代，还没有“所有权”，（所有权，是到畜牧时代，因为畜牧要花劳力起的，也见《社会通诠》。）所以“饥即求食，饱即弃余”。到伏羲时候，便进入“游牧社会”。游牧社会，人民便从山谷之中分散到各处平地；“家族制度”，就从此发生，所以有“夫妇之伦”。从游牧时代，变到耕稼社会，总是因为人民众多，地力不给，所以神农才要“教民农作”。《白虎通》这一段话，无一句不和现在社会学家所说相合的，可见得真古书的可贵。
一种是《易系辞》说伏羲以后的创作，说：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正义》自此已下，凡有九事，黄帝制其初，尧舜成其末，故连云黄帝尧舜也。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云垂衣裳也。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重门击柝，以待暴客。……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耕稼时代，人民四处分散，更不能如游牧时代之“列帐而居”。一切需用的东西都不能取诸近处，所以“商业”就随之而起。商业既兴，“水陆交通”就随之便利。
农耕时代，人民的生活程度渐高，所以“衣服”、“住居”、“器用”、“葬埋”，都比古人讲究。农耕时代，人民就都“定住”，而且都有了“储蓄”，就要防人“掠夺”。所以“战争”、“守御”的事情，也就随之而起。生活程度既高，“文化”自然发生了，所以就有“文字”。这一节所述，于社会进化情形也是很对的。
第二节 黄帝和蚩尤的战争
三皇时代，君主的传统，还不可考；到五帝时代就不然，（就不是紧相承接，也必相去不远。）可见得五帝时代的历史，更比三皇时代明白。咱们现在，就得要提出几件五帝时代的大事来讲讲。其第一件，便是黄帝和蚩尤的战争。
这件事，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载，是：
黄帝者，少典之子，《索隐》：“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又按《国语》云：少典娶有虫乔氏女，而生炎帝，然则炎帝亦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氏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案，阪泉，《集解》引服虔，只说是地名，涿鹿，服虔说是山名，在涿郡；似乎是的。有许多人说在如今的涿鹿县，恐怕是因汉朝在此置了一个涿鹿县，所以附会上去的。
近来的人说，蚩尤是三苗的酋长，三苗，就是现在所谓苗族。他占据中国本部，在汉族之先，后来给汉族驱逐掉的。黄帝和蚩尤的战争，就是其中的一事。这句话不很精细。三苗是古代的一个国名，不是种族之名；他的民族，却唤做“黎”；黎族的君主，起初是蚩尤，后来才是三苗。（《书?尧典》：“窜三苗于三危。”《释文》：“马王云：国名也；缙云氏之后为诸侯，盖饕餮也。”《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三苗，盖谓帝鸿氏之裔子浑敦，少昊氏之裔子穷奇，缙云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谓之三苗。”又《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释文马云少昊之末，九黎君名。”《礼记?缁衣》：“甫刑曰：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正义》：“案郑注《吕刑》云：苗民，谓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弃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变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居于西裔者为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恶；尧兴，又诛之，尧末，又在朝。舜时，又窜之；后王深恶此族三生凶恶，故著其氏而谓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见仁道。”据以上几种说法，三苗究竟是饕餮，还是浑敦、穷奇、饕餮三族之后，虽不能定，然而的确是个国名——就是氏族之名，并不含有人民、种族的意思。《高注》：“一曰：放三苗国民于三危也。”就是郑注所谓著其氏而谓之民，也并不是指人民。蚩尤，马融说：“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郑玄说：“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上效蚩尤重刑。”则蚩尤还在少昊以前，似乎郑说为是。）这一族人（君主虽是蚩尤三苗，人民却是九黎。）和汉族竞争，从黄帝时代起，直到尧舜时代止，（看上文所引《吕刑》郑注，就可明白。）不可谓不久；然而曾到黄河流域与否，毫无证据。（《吕氏春秋》：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也只到今汉水流域。）他的占据江域和汉族的占据河域，孰先孰后，也史无可征；怎能武断说他占据中国本部在汉族之前呢？
这一族人，现在称他为苗，乃是蛮字的转音，和古代“三苗”的“苗”字无涉；试看古代“三苗之国”亡后，历代都只有所谓蛮，并无所谓“苗”；从元明清以来方渐次改称为“苗”，就更无所谓蛮可知。蛮是中国人通称南方异族之名，他种族的本名，实在是“黎”字。后世都写作“俚”或又写作“里”；《后汉书?南蛮传》：“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注》：“‘里’，蛮之别号，（其实是本名。）今呼为‘俚人’”是也。这一族人，似乎本来住在中央亚细亚高原，后来沿长江东徙的，何以知道呢？《后汉书?南蛮传》：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万镒，邑万家，又妻之以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后，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后，因自相夫妻……今长沙武陵蛮是也。
近来有人说：这槃瓠就是盘古，关于盘古的神话，都是苗族所传，汉族误把他拉来，算做自己的；这话很奇而很确。为什么呢？（一）槃瓠、盘古，声音相同；（二）关于盘古的神话、思想和中国别种神话不同；（三）汉族古帝，都在北方；独盘古则祠在桂林，墓在南海；（见任昉《述异记》。）（四）汪宝《晋纪》，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都说：“苗人杂糅鱼肉，叩槽而号，以祭槃瓠。”（《文献通考》引。）近人笔记，说广西岩洞中，往往有崇宏壮丽，榜为盘古庙的；庙里奉祀的，是盘古和天皇、地皇、人皇；阴历六月初二，相传是盘古生日，远近聚集，致祭极虔。（见《地学杂志》。）照此说来，不但盘古是苗族的古帝，连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所列后一说的三皇，也是苗族的古帝了。《遁甲开山图》说天皇被迹在柱州昆仑山下，地皇兴于熊耳龙门山，人皇起于形马。（《御览》卷七十八。）柱州，以昆仑山高若天柱然，故名；形马，山名，旧说在蜀。（《通鉴外纪》。）据此看来，天皇、人皇，实在是从如今的青海到四川的。（昆仑，见第一章。熊耳山，在如今河南的卢氏县，龙门山在陕西韩城县、山西河津县之间，也和四川的山脉相接。）所以《华阳国志》也说“蜀之为国，肇自人皇”。到三苗时代，就进到左洞庭、右彭蠡的地位了。（《史记?吴起列传》。）《书?尧典》：“窜三苗于三危。”《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史记集解》（《夏本纪》。）和《通典》（卷一百七十五。）引《郑注》道：“《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记此山水所在，今中国无之矣。《地记》曰：三危山，在鸟鼠之西南，与岷山相连。”则黑水就是如今的金沙江，（一者，黑水祠在淇池，滇池是金沙江流域；两者，金沙江古名沪水，“沪”就是“卢”，也就是“玈”，就是“黑”。）三危山，就是如今的巴颜哈喇山脉。三苗是江域之国，把他窜到这个地方，一定因为三苗是九黎之君，三危是黎族的根据地，叫他去治理，却很相宜，所以史记说：“以变西戎。”（《禹贡》：雍梁二州，都以黑水分界；是雍州的西南界，到如今青海木鲁乌苏北岸；梁州的西界，到如今川边这一条水的东岸；断乎没有两条黑水的。入于南海的“海”，是“夷蛮戎狄谓之四海”的海，不是“洋海”的海。当时道金沙江，实在还没到他和岷江合流之处，所以就把岷江算做长江的上源。后人凿定了海是洋海的海，就生出许多异说来；却又因为哈刺乌苏，译言黑水，就把来附会禹贡的黑水；殊不知哈喇译言黑，是句“蒙古话”；这个名词，一定是蒙古人侵入青海之后才有的。古人所说的山，都是所包甚广，和现在地理学上所谓“山脉”、“山系”相当；断没有像志书上所说，仅指一峰一岭的。《水经注》：江水“东过江阳县南——如今四川的沪县——雒水从三危东，道广魏雒县南——如今四川的广汉县——东南注之”。可见得三危二字，所包甚广。《括地志》把他凿定在“敦煌县东南四十里”，就又生出疑问来了。《括地志》这句话，是跟《山海经》“三危在敦煌南”——《水经注》三十一卷引——来的；殊不知《山海经》下文，还有“与岷山相接，南带黑水”两句，所谓在敦煌南，和《说文》说“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一样；因为中国郡县极尽于此，只得如此说法；并不是说他在敦煌境内，或者极近的地方；不然《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敦煌郡下，为什么都不说有三危山呢？照第一章所考据，于阗河的上源有昆仑，河曲的东面，又有昆仑；这两个昆仑，其实原是一山，不过因为一处是汉族发祥之地，一处为西戎所据，所以分出“海内”、“海外”罢了。这也是古人所说的山，所包甚广的一个证据。这一条例子，讲古代的地理，用处甚大，请诸位牢牢记着。）
第三节 尧舜的禅让
颛顼、帝喾两代，据《史记?五帝本纪》，没有什么实事可述。（《史记》系根据《大戴礼》。）大抵这两位君主，功业本不及黄帝、尧、舜，所以《易系辞》也把他略掉。
尧舜时代，第一个大问题便是“禅让”；咱们现在且把他提出来研究研究。这件事据《史记》所记，是：
《五帝本纪》尧曰：嗟四岳，肤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以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汝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怿。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太祖也。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预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之丧毕，禹乃亦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
（《夏本纪》）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
儒家的话，几千年以来，就把他算做历史；然而到底有个刘知幾，明目张胆攻他；（《史通?疑古篇》。）还有造《竹书纪年》这类书的人，也是对于儒家的话怀疑的。（《五帝本纪正义》：“《括地志》云：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现在的《竹书纪年》，却又是明以来的伪书。）咱们现在，且引几句非儒家的话看看。
《韩非子?外储说》：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
又燕王欲传国于子之也，问之潘寿，对曰：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
又《忠孝》：瞽叟为舜父而舜放之，象为舜弟而舜杀之；放父杀弟，不可谓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谓义。《淮南子?齐俗训》昔有扈氏为义而亡。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
《韩非子》说得好：“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显学篇》。）非儒家的话，自然不足以服儒家之心；咱们现在，且再就儒家的话，校勘校勘。
（一）前文所引的《史记》，和《尚书》、《孟子》，都相同的。《史记?孟子列传》“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赵岐《孟子题辞》“通《五经》，尤长于《诗书》”。那么，《孟子?万章上篇》所说，一定都是《书》说了。（史公、孟子，似乎同用的书说；《史记》上和《孟子》相合的话，是同源异流的。史迁未必曾见过孟子。）然而把《尚书》古文家言和今文家言核对，就有不符的地方。《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尚书大传》“舜耕于历山，尧妻之以二女，属以九子也”。（《初学记?帝王部》引。）这是《尚书》今文家言。《书?皋陶谟》（伪孔分做《益稷》。）“无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珍厥世”。《释文》“傲，字又作奡”。《说文》奡字下，“《虞书》曰：若丹朱奡，读若傲”。又引“《论语》曰：奡荡舟”。这是古文家言，非儒家言，只有《淮南子?泰族训》“尧属舜以九子”，和《孟子大传》相合。此外《吕氏春秋?去私篇》就说“尧有子十人”。《求人篇》说“尧妻以二女，臣以十子”。《庄子?盗跖篇》又说，“尧杀长子”。《韩非子?说疑篇》“其在《记》曰：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皆父子兄弟之亲也”。丹朱被杀，别处都没有征验；然而尧杀掉一个儿子，似乎是真的；这个儿子，恐怕就是奡。（参看《癸巳类稿》卷一《奡证》。）
（二）《小戴记?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各种书都同的。（《大戴记?五帝德》，《白虎通?巡狩篇》，《淮南子?修务训》，《汉书?刘向传》，《三国志?薛综传》、《吕凯传》。又《小戴记?祭法》“舜勤众事而野死”，《国语?鲁语》同，郑玄韦昭，都把葬于苍梧之野解释他。）独有《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这句话，不知哪里来的。案《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索隐》引《尚书大传》“贩于顿丘，就时负夏”。史公、孟子，似乎也是同用书说的。（“迁于负夏”的迁，作懋迁解。）《史记》下文“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一定是后人窜入。（《史记》这部书，给后人窜乱的地方极多；请看近人崔适的《史记探原》。）苍梧零陵，到了如今湘粤的边界似乎有被窜逐的嫌疑，（刘知幾就很疑心他。）所以今文家把他讳掉。（这个“今文家”三字，是指经学真有传受的人，并不是指古文既兴以后的今文家。请看末一段。）然而鸣条也是南夷的地方，舜禹果然“雍容揖让”，如何舜会死在这里，讳了半天，似乎还是不能自圆其说。（赵岐《孟子》注“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这个“海”，是“夷蛮戎狄，谓之四海”的海，正是注释《孟子》“东夷之人也”这一句。《吕氏春秋?简选篇》“殷汤登自鸣条，乃入巢门”，《淮南子?主术训》“汤困桀鸣条禽之焦门”，《修务训》“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可见得鸣条和南巢历山相近，正是所谓“东夷之地”。参看第六章第五节。——《书?汤誓序》正义引“郑玄云：南夷地名”，已经微误。至《书序》“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这个陑，本来是无可考的，伪孔硬说汤都偃师，桀都安邑，《正义》勉强傅会，才生出“陑在河曲之南，鸣条在安邑之西”种种曲说来，参看第四章第二节自明。还有舜封象于有庳一事，也极为可疑。孟子答万章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能自圆其说。顾炎武就说“上古诸侯之封万国，其时中原之地，必无闲土可以封也”。（《日知录》）然而古人所说万国、三千、千八百，实在是个虚拟之词，并不是真有这些国度（参看第七章）。有庳苍梧，地极相近；舜放象的地方，就是后来自己逃去的地方，这个疑团，更无从解释了。）
（三）《新序?节士篇》：“禹问伯成子高曰：昔者尧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尧授舜，吾子犹存焉，及吾在位，子辞诸侯而耕，何故？子高曰：昔尧之治天下，举天下而传之他人，至无欲也；择贤而与之，至公也；舜亦犹然，今君之所怀者私也，百姓知之，贪争之端，自此起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见，是以野处也。”这一段，竟说禹有私天下之心，和孟子答万章的话，大相反背。刘向是个博极群书的人，《新序》又是杂采古书而成的，自然不能谨守家法。这也是今古文家，互相违反的一证。（《书?甘誓序疏》：“……盖由自尧舜受禅相承，启独见继父，以此不服，故伐之。”这个说法，也必有所本。）
（四）以上都是儒家说话可疑之处，还有他不说话的地方，也很可疑。《史记?伯夷列传》：“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太史公这一段文字，是深苦于载籍上的话，和《书》义不合，（《尚书》：虞夏同科（见义疏），太史公说“虞夏之文”，是指尚书而言可知。“尧将逊位……然后授政”是述书义；“尧让天下于许由……何以称焉”，是述非儒家的载籍，“示天下重器……若斯之难也”，与“此何以称焉”句相呼应。）既不能一笔抹杀，（因为有许由冢等实迹可证。《五帝本纪赞》：“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可见得太史公的学问，极注重实验，他亲眼看见了一个许由冢，又听见许多传说，然而六艺无征，自然要委决不下了。）而又六艺阙然，无可考信的意思。然而据清朝宋翔凤所考究，许由实在就是伯夷。他说尧舜时候的四岳，一共有三起人：第一起就是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个；第二次分做八伯，四个是驩兜、共工、放齐、鲧，余无可考。第三起就是伯夷等八人。（见《尚书略说》，原文……“《周礼疏序》引郑《尚书》注云：四岳，四时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时，主四岳者，谓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驩兜、共工、放齐、鲧四人而已。其余四人，无文可知矣。案上文羲和四子，分掌四时，即是四岳，故云四时之官也。云八伯者，《尚书大传》称阳伯、仪伯、夏伯、羲伯、秋伯、和伯、冬伯，其一阙焉。《郑注》以阳伯为伯夷掌之，夏伯弃掌之，秋伯咎繇掌之，冬伯垂掌之，余则羲和仲叔之后，《尧典》注言驩兜四人者，郑以《大传》所言，在舜即真之年，此在尧时，当别自有人，而经无所见，故举四人例之。……案唐虞四岳有三：其始为羲和之四子，为四伯；其后共驩等为八伯；其后伯夷诸人为之。《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先王老臣不名，亲与先王戮力共治国，同功于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书》曰：咨尔伯，不言名也。案班氏说《尚书》，知伯夷逮事尧，故在八伯之首，而称太岳。《春秋左氏》隐十一年，夫许，太岳之胤也。申、吕、齐、许，同祖，故吕侯训刑，称伯夷禹稷为三后，知太岳定是伯夷也。《墨子?所染篇》、《吕氏春秋?当染篇》并云：舜染于许由伯阳，‘由’与‘夷’，‘夷’与‘阳’，并声之转。《大传》之阳伯，《墨》《吕》之许由伯阳，与《书》之伯夷，正是一人。伯夷封许，故曰许由。《史记》：尧让天下于许由。（原注“本《庄子》”）正附会咨四岳巽联位之语；百家之言，自有所出。《周语》太子晋称共之从孙四岳佐禹。又云：昨四岳国，命曰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吕尚，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际，封于吕，姓姜氏。此云四岳，皆指伯夷：盖伯夷称太岳，遂号为四击，其实四击非指伯一人也……”）据他这个说法，尧让天下，就是让之于四岳；和《尧典》“咨四岳，联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联位”的话正合；然而四岳里三个，倒就在“四罪”之中（《尧典》（伪古文的《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岂不可骇。儒者于此，没有一句话疏通证明；让国的许由，也不提及一字，一任非儒家去传说，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又《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正义》：“《列女传》云：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业是皋陶。”据此，则益是皋陶的儿子，禹要行禅让，而皋陶死后，任政于益，反有世及的意思，这一层也很可疑。）
以上所举几条，不过是彰明较著的；要是仔细搜寻起来，一定还有许多证据。总而言之：“唐虞揖让”、“汤武征诛”，都是为公而不为私。（孟子所谓“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实在是儒家的学说，并非实有其事。所以儒家是这样说法，别一家却并不是这样说法。就是儒家里头，古文家也还时时露出马脚，只有今文家弥缝得完密——这是因为今文家的老祖师，都是亲受口说于孔子，纯粹是儒家的学说；古文家却有些不纯粹的古书做根据。请看近人井研廖氏的《今古文考》，南海康氏的《孔子改制考》，自然明白。咱们因此可以悟到两种道理：
其一，儒家的学说，都是孔子所创造，并没有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等的圣人。后世实行儒家之学，便是实行孔子之学；其“功罪”、“祸福”，一大部分，应当由孔子负其责任。（且勿论其为是为非，为功为罪；孔子这个人理想的博大；他这学说组织的完密（看《孟子?万章上篇》便见；这一篇的话，都是孔门的“书义”，上文已经说过了）却很是可惊；所以当时有一部分人，很佩服他；说他是“集大成”，是“生民所未有”。一小部分的责任，后世的儒家，也应当分负的。）
其二，世界究竟是“进化”的，后世总比古人好。譬如“政体”，断没有后世是“专制”，古时候反有所谓“禅让”之理。（其余各事，都是如此；一部历史，都要用这种眼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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