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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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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周恩来》真实记录了周恩来一生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展现了周恩来在南昌起义、遵义会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重庆谈判、新中国成立、万隆会议、反冒进、批判极左思潮、力促邓小平复出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讴歌了周恩来总理不计个人得失，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全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可读性强。结构安排错落有致，繁简得当，行文流畅，文字练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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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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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
青年时代的人生抉择一、南开毕业时的选择
二、初到日本：苦闷几乎达到极点
三、“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四、五四运动的激流中：“觉悟”的宣言
五、被捕入狱：“思想是颤动于狱中”
六、赴欧求学：用什么主义救中国
七、坚定信念：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第二章 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
南昌起义前委书记一、血色背景下的历史性决策
二、“第一枪”为何在南昌打响
三、七位元帅，四位大将，为何却“非周莫属”
四、起义总指挥贺龙不是共产党员
五、起义时间三次更改
六、８月１日：红色的旗帜，红色的灯光，红色的海洋
七、南征受挫：保存了人民军队的火种
八、永远飘扬的八一军旗：
“历史就是历史，篡改历史不是死心就是野心”
第三章 生死攸关的转折：
遵义会议的召开一、长征的名单上没有毛泽东
二、通道转兵：公开支持毛泽东
三、黎平会议：战略转变的关键
四、到达猴场：取消李德独断的军事指挥权
五、遵义会议召开的积极支持者和组织者
六、推举毛泽东：
“军事方面领导我们最合格的领导人”
七、从“三人团”的团长到毛泽东的助手
第四章 民族存亡的时刻：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初会张学良：西北的“三位一体”
二、复电西安：“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三、漫天大雪：能把抗战推进一步就很好
四、初到西安后的20个小时
五、与宋氏兄妹谈判：六项主张
六、高桂滋公馆：蒋周会面
七、三哭张学良：看《连环套》中毒了
第五章 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关键时刻：
重庆谈判的前前后后一、胜利后的中国，将走向何处
二、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
三、“看我出去谈判如何再决定”
四、九龙坡机场：“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
请到这儿来拿吧！”
五、双方谈判代表团的人员构成剖析
六、谈判桌上：复杂而艰难的斗争
七、曾家岩桂园：签署《会谈纪要》
八、毛泽东的安全问题
九、并没结束的谈判
第六章 开国运筹：
共和国首任总理一、“周恩来是当总理最合适的人选”
二、筹建首届“内阁”：真是“周”总理
三、政务院成立了
四、经济上的“淮海战役”
五、关系到千百万人民生死的大问题
六、“有信心地稳步地重新组织中国经济结构”
七、“新的人民的中国已经确定地生长起来了”
第七章 度过严峻的困难岁月：
在“大跃进”的洪流中一、毛泽东批评说：“你不是反冒进吗，
我是反反冒进的”
二、“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
三、面对“大跃进”的浪潮
四、严重的困境
五、粮食调度的总指挥
六、“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
我都有责任”
第八章 大树参天护英华：
面对“文革”的爆发一、“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二、“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
三、安排到中南海“休息”
四、一月夺权狂涛中
五、登上天安门：“五一团结会”
六、“谁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
七、给周总理贴大字报
第九章 改变世界的日子：
“乒乓外交”一、“拿到敲门砖了”
二、小心翼翼的试探
三、“我们信守诺言，参加第31届世乒赛”
四、意外的相遇：“你们能不能也向我们美国队
发出邀请呢”
五、“从今天起，我们展开了新的外交攻势，
首先从中国乒乓球队开始”
六、美国乒乓球队访华：A Whole New Ball Game
七、基辛格北京48小时
八、尼克松访华前的准备
九、伸过世界最辽阔海洋的握手
第十章 最后的政治安排：
四届人大“组阁”之争一、力促邓小平复出
二、不走，不倒，不死
三、联合国特别大会代表人选
四、告别西花厅
五、主持国庆招待会
六、“四人帮”接连发难
七、长沙决策
八、四届人大会议召开
九、最后的嘱托
附录
胡锦涛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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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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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度过严峻的困难岁月：在“大跃进”的洪流中
一、毛泽东批评说：
“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1957年秋天，国际上波匈事件已经过去，国内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又着重考虑到建设方面的问题，要想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就必须在全党统一思想，加快建设速度。在毛泽东看来，前一段反冒进的思路是一个大的障碍，必须彻底解决反冒进的问题。
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向全会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的报告，他充分肯定建国以来我国在劳动就业、工资制度和劳保福利方面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对于我国人口多、底子穷的情况了解不透，在某些方面存在不切实际和不合理的现象。然而，这些并不是毛泽东关心的焦点。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总结性发言。他以尖锐的语言指出：“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多快好省扫掉了，不要多了，也不要快了，至于好省就附带扫掉了。”他还说：“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企图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上的发言记录》，1957年10月9日。他批评1956年扫掉的另外两个东西，一个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个是促进委员会。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地、没有点名地对“反冒进”问题提出批评。一些人也以为，只要人有胆量、有意志，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就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宇宙都能探索，何况地球上的事？
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反冒进的呼声在党内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反“反冒进”。会上通过仍然具有冒进色彩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高指标又重新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
会后，毛泽东于11月2日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在同苏共领导人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这使毛泽东十分兴奋。他以豪迈的语言回应：“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毛泽东在同英国共产党负责人波立特、高兰谈话中了解到，再过十五年，英国钢的年产量可从现在的两千万吨增长到三千万吨，而中国再过十五年可能达到四千万吨。毛泽东觉得可以探索一种更高的发展速度，把群众发动起来，而且是全国发动起来，生产一定会大跃进。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4页。
毛泽东从莫斯科给国内打电话，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说以后再也不要提反冒进了，搞社会主义就要冒一点。11月下旬，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连续召开会议讨论他正在思考的如何取得更高发展速度的问题。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主要代表人的周恩来，自然地成为毛泽东批评的主要对象。
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技术革命问题等。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脾气，周恩来等提出过的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受到严厉批评。毛泽东后来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柯庆施）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
但是，杭州会议并没有取得令毛泽东满意的结果。随后，毛泽东在召集一系列更大范围的会议时，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
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的重点本来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及长远规划等问题。可是，南宁会议一开始，与会者就更为清楚地感觉到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把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反冒进”的批评推向高潮。会议第一天的晚上，毛泽东单刀直入地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指头认清楚，10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
毛泽东做事，不做则已，一做到底。在他看来，反冒进的思路必须打掉，“反冒进”这个词都是极不入耳的。12日上午，毛泽东进一步从“政治问题”上来清算反冒进问题，他还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这些措辞严厉的批评使会议从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9页。
1月13日，周恩来到机场送走来访的也门王国巴德尔王太子的当天傍晚，乘飞机抵达南宁。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周恩来不在场。但毛泽东的话很快就传到了他的耳中。16日上午，毛泽东拿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说：“我写不出来。”与毛泽东相呼应，康生、柯庆施等人在会上也大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
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回忆：
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639页。
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和到会的副总理们坐卧不安。顾明：《历尽艰辛创四化》，《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8页。当年随周恩来一起到南宁开会的他的经济秘书顾明后来回忆：“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二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那时，会议的形势很紧张。”
1月19日，会议从晚上八点多一直开到深夜一点多，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对“反冒进”问题承担了责任。他说：“反冒进”这个问题，一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他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在南宁会议上，周恩来能不能进一步抗争呢？应该说，抗争是有可能的，但却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在方针性的问题上，公开暴露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甚至在毛泽东思路明朗化的情况下，与毛泽东顶着干，效果肯定会适得其反。
周恩来也不是不清楚，如果迁就毛泽东的思路，必然会助长南宁会议的反“反冒进”之风，以至促进党内急躁冒进思想的进一步膨胀。但是，由于党处在特殊的环境中，组织生活又不健全，他只能如此。二、“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
1月23日，周恩来返回北京。但换了个环境却并没有减少他心中的郁闷。
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主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2月22日，周恩来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回到北京。这时，北京正在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精神，继续批评“反冒进”问题。这时，像周恩来这样受到严厉批评的一些领导人不能再发表什么不同的意见。他们必须顾全大局，不能不郑重地考虑毛泽东不久后所说的：“搞得不好，我们党会分裂，一分为二。”
1958年3月，刚刚60岁的周恩来在考察完长江三峡后，来到成都出席3月8日至26日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当着与会的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的面，毛泽东再一次直截了当地批评周恩来。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对周恩来的检讨，毛泽东说：“如果从经验上、从方法问题上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3月22日。
3月底，周恩来等人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周恩来从南宁会议以来一直处在痛苦的思想斗争中，他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坐下来认真地总结一下这几年来的经济工作，如果错了，究竟错在哪里；认真思考一下南宁会议以来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批评。经常去周恩来那里的人们发现，一向最为忙碌的周总理和总理办公室，开始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当时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的梅行后来回忆道：
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他见我去了以后叫我等等，一会儿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跟我谈工作，十几分钟就完了。谈完以后我就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置被免了。总理因为做惯了工作了，没有工作他会很难受。梅行：《纪念许明》，《真理的追求》，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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