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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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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状况究竟如何？存在哪些突出问题？在全面社会危机的背景下，统治阶级是如何认识的？采取了哪些政策调整？取得了什么效果？而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最高统治阶层，以及作为社会精英的文化界，他们的思想、心态发生了什么变化？面对社会危机进行了哪些思考？在今天有哪些借鉴价值？陈连营所著的《帝国黄昏——徘徊在近代门槛的中国社会》收录真实史料，以供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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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陈连营所著的《帝国黄昏——徘徊在近代门槛的中国社会》内容简介：
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中，仅仅4000人的英国远征军，就横扫广大的中国沿海地区，迫使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以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发达的中华帝国竟然一步步开始滑向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帝国黄昏——徘徊在近代门槛的中国社会》中在我们后人反思这一痛苦的历史经历时，总是震惊于大清帝国的腐败无能，大骂清政府的投降卖国，却往往忽视了中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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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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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连营，男，1965年10月生，汉族，河南省唐河县人。中共党员，历史学博士。现为故宫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先后发表《明末农民战争期间河南地主土寨初探》、《清代河南农业生产述论》、《略论嘉庆帝的用人思想》、《略论嘉庆帝的守成思想》、《关于清中期的吏治腐败问题》、《略论刘墉》、《和坤现象与清中期政治》等学术论文二十多篇，出版《康熙皇帝的治国艺术》、《戴名世与南山集案》、《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合作、《和坤的权力之梦》、《纪晓岚的“风流”人生》、《宰相刘墉的一生》合作等著作十多种。目前研究兴趣：清代中期政治及学术文化史、宫廷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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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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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 傲慢的“英国佬”——由中英礼仪之争说开去
一、清政府的尴尬
二、西方的底气
上篇 帝国的困境——鸦片战争前中国面临的几个社会问题
一、经济发展的迟缓与民生凋敝
（一）经济的缓慢发展
（二）民生问题的日渐严重
二、民族危机的出现与鸦片问题
（一）民族危机的出现
（二）鸦片问题的日渐严重
三、吏治腐败与国家统治能力的衰退
（一）吏治腐败问题的严重化
（二）封建财政制度的崩溃
（三）军备的全面废弛
四、阶级对立与社会动荡局面的加深
（一）社会矛盾的滋长
（二）起义斗争不断
中篇 令人纠结的改革——嘉道时期统治政策的调整
一、嘉庆维新
（一）铲除和坤专权势力
（二）倡导务实之政
（三）政治维新难期
（四）腐败根深蒂固
二、整理钱粮亏空
（一）“徐徐办理”难为继
（二）亏空愈清愈多
三、整理旗务
（一）八旗生计问题的严重化
（二）整理旗务的具体措施
（三）解决旗人生计的根本出路
四、治河、理漕与海运之争
（一）治理黄河
（二）整理漕务
（三）河运与海运之争
五、矿业限制与禁止民人出关
（一）对矿业生产的限制
（二）限制民人出关
（三）矿禁、关禁与民生
六、文化专制政策的调整
（一）文字狱政策的停止
（二）严禁不经小说
（三）严禁天主教的蔓延
七、关于稳定与变革
下篇 士人的觉醒——嘉道时期文化思想界的变动
一、“汉宋之争”及其演进
（一）乾嘉汉学及其成就
（二）“汉、宋”之争局面的出现
（三）会通“汉、宋”学风的形成
二、今文经学的复兴与经世思潮的兴起
（一）今文经学的复兴
（二）经世思潮的萌动
（三）龚自珍的经世思想
（四）魏源的通经致用思想
三、学术与时代
（一）学术与时代
（二）学术与经世
附录一 略论刘墉——兼论清中期的政治人物
附录二 和珅发迹与清中期政治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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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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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对鸦片战争结局深感震惊，原因就在于国人习惯于接受周边国家的称臣纳贡，从没有经历过外部势力的真正挑战和割地求和的屈辱，更震惊于中华帝国的不堪一击，文明大厦的轰然倒塌。其实，中西势力的转换，早在清代鼎盛时期的乾隆年间即已经显现。最最形象的体现，就是早期中英关系史上的两件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交流事件：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和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访华。
提起清代的历史，人们不由自主地想起清代的康雍乾盛世，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位伟大的皇帝统治中国的百余年间，由于他们的励精图治，使东至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北到外兴安岭、南到曾母暗沙的现代中国版图得以最终确定。幅员辽阔的疆域，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最终形成、长期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以及相对繁荣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大发展，无不昭示着一个封建时代的昌盛。
根据经济史学家的估计，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口已达近四亿人，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到世界生产总值的40％，是当时亚洲头等强盛的封建大国，周边国家无不称臣纳贡，即使是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势力已经来到东方，并开始在亚洲疯狂进行“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①的殖民掠夺，而对于大清帝国这一庞然大物也不敢贸然采取行动。尽管早在明清之际，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就开始了对我沿海地区的骚扰和烧杀抢掠，但一再被中国政府击败和驱逐，更不用说有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想法了。
然而短短40余年的光景，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年），清政府为了杜绝白银外流、遏制英国等国肆意输入毒害中国人的罪恶的鸦片走私，厉行鸦片贸易禁令，这本来从道义和法理上，都是正义之举，却引起英国殖民主义势力的极大不满，悍然掀起对华战争，即鸦片战争。仅仅4000人的英国远征军，就横扫中国沿海地区，迫使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以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发达的中华帝国竟然一步步开始滑向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里程。
在我们后人反思这一痛苦的历史经历时，总是震惊于大清帝国的腐败无能，大骂清政府的投降卖国，却往往忽视了中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这是不符合马列主义历史辩证思想的。列宁早就指出：“在分析任何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那就要估计到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具体特点。”②具体到中英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固然有其腐败无能的因素在，但如果一味大骂其投降卖国，导致鸦片战争的失利，似乎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即使是最高统治者，如非白痴，也绝不可能自愿“举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如果片面强调政治腐败在鸦片战争中的影响，我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当时有大批奋起抵抗侵略、英勇捐躯的爱国将士们。
因此说，导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两国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军事实力的巨大差异。一支近百年不经战火洗礼的中世纪的军队，面对着一支利用近代科技装备、近代军事理论和技术武装起来的相对现代化的军队，其胜负早已命中注定。
一、清政府的尴尬
清政府开始取代明朝建立全国政权的时候，西方即开始海外殖民活动，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已经在亚洲掀起殖民狂潮，并把侵略魔爪伸向东方，葡萄牙利用欺骗的手段攫取了我国的澳门，而西班牙和荷兰则先后占据我宝岛台湾，后被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对沿海地区的烧杀掠夺则无时无之。因此清朝统一全国后，沿袭了明代的限制贸易政策，将对外贸易活动限定在广州、福州等5个地区，而且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更以“民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由，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三处商口，仅留广州一处对外通商。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还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五条，加强了对外商的管理。为了进一步限制和垄断对外贸易，清政府后来还在广州设立了十三行制度，由官府授权的十三家外贸商人垄断对外贸易。这种贸易体制自然不能满足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对海外市场的贪婪需求，引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极大不满。
中英之间的交往并不是始于清代，早在1582年和1596年，伊丽莎白女王曾在两次委托英国商人致中国皇帝的信件中，就表示要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但未能实现。最初英国为西班牙海上势力所阻，向海外发展受到很多限制。1588年，西班牙称雄海上的“无敌舰队”被英国打败。此后，英国逐渐成了海上霸主。166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它在加紧入侵南亚和东南亚的同时，也将触角伸向中国。18世纪后期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使英国迅速发展为资本主义工业强国，急需扩大海外市场，英国的资产阶级狂热地要求扩大殖民地。而在北美大陆，美国独立战争使英国失去了北美东海岸十三个殖民地，这标志着以北美为中心的殖民体系的结束，加强在东方的殖民扩张成为必要。它们不满足对华贸易的现状，因此要求英国政府以外交手段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对华贸易，决定派遣使团访华，通过与清王朝最高当局谈判，目的是取消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中的种种限制和禁令，打开中国的门户，开拓中国市场。同时，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估计中国的实力，为英国资产阶级下一步的行动提供依据。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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