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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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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集的主题为“当代中国的社会规范与社会秩序：身边的法”，旨在通过具体的事件、细致的观察、微观的调查描述人们行为有实际约束力的规范，讨论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秩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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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围绕“身边的法”，高其才主编的《当代中国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身边的法》探讨集中，主题丰富，规范多样，地域广泛，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当代中国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的样貌。
本文集集中探讨身边的法，主题丰富，包括婚姻规范、丧葬规范、岁时节令规范、人情往来规范、办酒和送礼规范、纠纷解决规范等内容。许多文章讨论乡村社会秩序的现状和变化，有的文章分析单位管理规范和内部秩序，有的文章注意到电视媒体纠纷解决机制等新兴的社会现象及其可能包含的规范，有的则专注于地方规范的功能、社区秩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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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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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其才，清华法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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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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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爱在合同中
——90后择偶爱恋规范的个案思考 文翀翊
一位北京女孩的择偶标准陈靖
民间彩礼习俗的发展演变及其原因
——以浙江慈溪三个时代的三场婚礼为对象 张锦燕
集体婚礼!集体婚礼? 洪露申
哀思与慰藉
——记我所经历的一次重庆合川丧礼何怡婷
湘赣边境地区的丧葬制度 贾磊
家庭保姆与雇主
——以四川成都一个家庭为样本 陈安琪
渐行渐远的村庄
——记家乡南通兴东的过年习俗 朱佳
约定俗成：广西贵港六贡村的酒席礼俗
——记我家的两次升学酒黄小筝
一份“学子宴”礼单的背后 多绥婷
“出礼”：变味的份子钱许哲源
1974年瑶族盘振文的检讨书 高其才 罗昶
乡村的计划生育秩序
——以湘北和村为对象 陈政
现代农村权力结构透析
——以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响水镇关村为例 冯志云
“跳”丧、“哭”嫁——悲喜无常的习惯法及其调节的乡村社会秩序
——基于湖北省成丰县甲马池镇新场村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 杜敏
老百姓眼中的法律
——记家乡山东潍坊山村的几件小事 宋湘平
民间借贷的乡土性质
——对江苏省某县级市一对民营企业家借贷关系的观察与思考 张宁
网络购物规范思考韩哲
父亲单位2011年的分房规则孙彤
一米之遥两个世界
——“制度距离”的法社会学分析葛江虬王彪
舅舅打官司 王倩
2012年我所参与的到法庭打官司 高其才
内蒙古呼伦贝尔黎明村纠纷解决机制的田野调查 秦静静
规范与力量
——关于鄱阳湖湖区权益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调查报告 刘蒙
电视媒体纠纷解决机制在当代乡村社会的适用性
——关于“钱塘老娘舅”的思考 张锦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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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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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文集的主题为“身边的法——当代中国的社会规范与社会秩序”，旨在通过具体的事件、细致的观察、微观的调查描述对人们行为有实际约束力的规范，讨论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秩序的形成。
民众自愿地遵守社会规范，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这种社会规范是他们的规范，是他们作为其中一员的社会共同的规范。民众的内心认同是社会规范具有意义的基础，是形成社会有序状态的前提。因此，民众的法、身边的法、世俗的法、生活中的法才是真正的法，才是需要全力关注和十分重视的法，才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法。
认识身边的法有助于全面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理解当今中国人的社会状态，知晓当代中国社会的日常秩序维持，明了现今中国社会的社会规范。这对分析现实中国的社会权威、探讨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思考中国社会的法治建设方向极为必要。在当代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的背景下，更要重视“礼失求诸野”，眼睛向下，问道于乡野，求法于民间，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寻求定分止争之规、立身安命之道、中华文明发展之路。
身边的法是民众生活智慧的结晶。民众从满足自身的欲望出发，“俗成”与“约定”具体的行为规范，调整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以应付实际生活的需要。身边的法是顺应现实的社会、文化条件，总结日常生活中的规律性现象，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协调相互之间的人际冲突而逐渐形成的，为内生的规范，是自然生长的结果，易为民众所接受和遵守，具有生活性、本土性、文化性，因而拘束力极强、生命力极为旺盛。
身边的法是宏大命题思索的基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离不开对现实国情的把握，法治应当以生活为最终目标和唯一目标，宏观的法治规划如果缺乏微观的法的基石将注定成为空中楼阁。远大理想的实现依赖于每天脚踏实地的迈步，否则就会出现“欲速则不达”的悲剧。法的宏大叙事固然有价值，但若无视具体的规范、身边的法，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身边的法是我国历史上法的投射。民众都生活在历史的影子里，我们需要思考传统社会的制度力量、文化力量对当代社会的影响。中华文化具有水的特性，表现出超常的韧性，固有规范对现实中国社会的影响绝不可等闲视之。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社会从本质上讲仍然为传统中国社会的一脉延续，变化的仅仅为表面因素。当然，我们需要注意中国文化、中国社会规范的某些变化，社会的变迁总会给社会规范以一定影响。
理解身边的法需要从最微小的事件出发，描述最平凡的人、最平凡的家庭、最平凡的事情的很琐细的侧面，记录人们日常生活的具体情态，观察民众本真的对待规范和运用规范行为。我们希望从琐碎的乃至庸俗的生活中总结新鲜的规范素材，提供给关心当代中国实际社会情态人们进行进一步的思考。我们强调的是“当代”的规范和秩序，即1949年以来的中国人的生存样貌，这是一种“活”的规范和秩序。
如何总结民众身边的法，我们着眼于“六常”：常人、常事、常行、常情、常规、常态。常人即是普通人，作为凡夫俗子他们没有辉煌的事迹，平平凡凡的生女育儿、词作家地传宗接代、养家活口、生老病死；常事为平常事，这些事为涉及民众的柴米油盐、婚丧嫁娶、节令岁时之事；常行是惯常行为，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互助劳作、钱物往来、吵架争斗行为；常情乃通常之情，人具有常性，民众的嬉笑怒骂、喜怒哀乐为其本性的流露和反映；常规为日常规范、日常规矩，民众按照伦常处理社会关系、安排自我行为，大家遵循常例行事；常态是时常姿态、时常秩序，在常轨下自然而成的状况，民众在通常规范下的经常行为而形成的经常秩序、正常状态。
探讨身边的法，我们尽量突出参加人角度的观察和思考，希望通过作者的亲身经历、田野观察给读者以现场感、真实感。我们致力于细节的描绘，进一步增加和丰富事实，尽可能突出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事实的完整性、具体性、现实性。
二
本集的二十五篇文章紧密围绕主题，内容各有特点。
恋爱也有规范？爱与合同有关？爱情需要合同？“爱在合同中——90后择偶爱恋规范的个案思考”一文，通过一对金童玉女间关于爱情的故事或许能给“爱在合同中”这一种解读以更多的诠释。更进一步，假如爱的“合同”也如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合同，从订立到履行都受到种种规范的约束，这个故事或许能给这些规范，特别是对于90后新一代所认可所遵循的规范一个脚注。
择偶标准在一定程度下决定这个家庭今后的发展方向和生活质量，择偶标准反应这一个社会背景下的婚姻家庭文化，其中婚姻文化的提高是夫妻关系逐渐文明化的体现。择偶标准的日渐清晰化，是社会群体逐渐重视夫妻家庭关系和谐的体现；是人们越来越重视家庭关系中“幸福”的重要性、越来越关注婚姻的质量的价值取向。“一位北京女孩的择偶标准”文作者的父母为其制定的择偶标准有如下几项：可靠的人品、优秀的学历背景、本地人、与对方家庭门当户对、对方家有不止一套房产。而她自己的择偶观是这样的：顺眼、感情基础、人品个人潜能、健康、门当户对以及相应物质条件。
彩礼为订婚时男家赠与女家的财物，“民间彩礼习俗的发展演变及其原因——以浙江慈溪三个时代的三场婚礼为对象”文，对20世纪80年代的彩礼、20世纪80年代的彩礼、20世纪80年代的彩礼进行了分析，指出彩礼的发展脉络从注重实用转变为注重形式，彩礼对财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作者认为，从女方的角度分析，彩礼可以视作其保证金；从男方的角度分析，彩礼反映了男方对婚姻的重视程度。彩礼的现实存在不仅是受“封建陋习”的影响，也是婚姻生活的需要。彩礼或许庸俗，却能给婚姻生活奠定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集体婚礼！集体婚礼？”文对2011年4月29日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学校组织的集体婚礼——“百年清华，百年好合”进行了叙述。作者认为，拒绝集体婚礼的原因不仅仅传统的羁绊，既包括自我、个性、仪式感、参与感等心理上的需求，也涉及着人际、金钱等现实上的问题。集体婚礼会以其自身独有的特点作为人们对于婚礼择选下的一个理性的选项，借助着其在宾客与资金等方面的共享，必然也会创造出许多在传统婚礼下无法看见的新创意、新景象，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中国人向来重礼，红白喜事总是礼俗繁多。“哀思与慰藉——记我所经历的一次重庆合川丧礼”文描述了净身穿寿衣、“寿终正寝”与灵堂的设置、道士做法、入棺、出殡、送礼与斋饭等过程和规范。许多规范带着或多或少的迷信色彩。代代相传的习俗表达对逝者的哀思与悼念，也是对逝者亲属的些许慰藉吧
“湘赣边境地区的丧葬制度”一文以实例形式介绍了包括倒头与小殓、报丧与吊丧、大殓和封殡、大殓和封殡、送葬等丧葬制度内容，并分析了丧葬制度的强制力。作者认为湘赣边境地区至今依然严格地执行着以“五服”为基础的丧服制度，而萍浏醴地区虽然继承了传统丧葬礼俗中的跳丧习俗，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跳丧礼俗对于人们的强制力正在不断地弱化。
“家庭保姆与雇主——以四川成都一个家庭为样本”以自己所在的四川成都一个由祖孙三代人四个家庭组成的大家族为对象，对雇佣保姆的目的、雇用保姆的过程（寻找、签订合同等）、雇佣合同关系及与权利义务内容、非合同关系等问题进行的调查，对雇主与家庭保姆之间的规范、秩序作了初步的揭示。雇主一般通过三种方式寻找保姆：（1）雇佣农村亲戚做保姆；（2）通过中介寻找保姆；（3）通过熟人介绍。在作者看来，保姆在家里的实然地位类似于准亲属，形式上与亲戚享受同等待遇。在心态上，雇主希望保姆对家庭有一种附从感，做到亲近而有分寸，听从雇主安排；雇主自己作为家长，应将保姆视为家庭内部成员，对保姆承担一定合同外的照顾和帮扶义务。保姆希望一种平等、尊重的对待，获得一种归属感；保姆自身则应该履行忠实义务，尊敬家长，爱护家庭成员，维护家庭利益。
“渐行渐远的村庄——记家乡南通兴东的过年习俗”文，作者访问家中长辈，一一记叙江苏南通兴东的腊月初八、腊月二十四、年三十、年初一、年初五的习俗，从饮食到节礼，从举止到服饰，感慨渐行渐远的村庄、渐行渐远的我们、渐行渐远的传统中华文化。
“约定俗成：广西贵港六贡村的酒席礼俗——记我家的两次升学酒”文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对广西贵港市五里镇六贡村酒席习惯规范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讨论，指出人们办酒席一方面是缘于“喜事越闹越喜”的习惯规范和荣宗耀祖、兴旺门庭的朴素观念，另一方面也是四邻八乡加强联系、加深交流的机会和途径，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套有组织、有条理、有秩序、考虑周全的酒席礼俗和规范。文章强调，约定俗成的各种酒席类型规模的礼俗，统筹安排、分工负责的习惯，菜式菜量的讲究，酒席过程中先由同族兄弟烧炮后其他宾客才能进场的俗习、迎客接待惯例、安排特别熟识的哥们死党在最后到场而起到撑场面和补漏子的经验，酒席后退礼的规矩等，生动的体现了乡民的生活经验和生存智慧，折射出的是乡土社会伦理差序、亲缘地缘的强大力量，鲜活地制约着当今村人的所思所想所为，维护着现实的乡村秩序。
“一份‘学子宴’礼单的背后”文记述的是作者本人在2007年高考考取南开大学后，黑龙江齐齐哈尔家里举办的“学子宴”的随礼情况。文章对礼单中的人物与主人如关系亲属、朋友、同事的简单梳理，表面上勾画的是当代中国在“礼尚往来”中的一角图景，展示了“礼”作为不成文的社会规范是如何渗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而“礼”所覆盖的范围，往往就是“关系”延伸的范围，“礼”是人际交往中具体的可见的甚至可以落实为一份礼单的现象，而“礼”背后的“关系”似乎更接近我们社会制度的内核。
“‘出礼’：变味的份子钱”一文在对江苏滨海升学宴等的“出礼”即随礼现象进行观察的基础上进行了反思，认为人情消费让普通家庭难以承受、叫苦不迭。从官方到民间，人情的货币划分都非常严重，已经陷入一种投资回报的运作模式；随礼已经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现在的随礼（尤其是城市里）已经失去了它最本真的意义。越来越多的人一面抱怨人情淡薄，缺少纯粹意义上的朋友；一面烦恼为人情所累，还了旧人情又欠下新人情，在人情社会循环往复的投资回报之中疲于应付。
中国社会经常出现检讨自己错误的情况，检讨书成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1974年瑶族盘振文的检讨书”文展示了这一特殊的具有一定历史痕迹的社会治理手段。检讨书写于1974年4月20日；在金长（金秀至长峒）公路修建期间，盘振文因与未婚的苏玉珍乱搞所谓的男女关系而作检讨。那个年代正是通过深挖错误思想根源、认真进行自我批判、坚决保证今后不再重犯方式进行社会控制。写检讨书、开批判会成为我国社会基层单位、集体组织进行管理的重要方式，试图通过思想控制进而实现行为一致，达致社会的有序化。
计划生育是中国在20世纪进行的最伟大的社会改革实验之一，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乡村的计划生育秩序——以湘北和村为对象”文从实证出发，采用实地调查研究（半开放访谈）和法规等文献资料分析方法，对该湘北和村计划生育法规的实施情况进行法社会学的考察。文章论述了我国计划生育的法律体系和确保实施的组织体系；从和村的生育观念出发，论述计划生育法规在和村如何推行，并对实施过程中的“应付检查”灰色秩序进行实例分析；探究“应付检查”的行为逻辑，得出和村的计划生育秩序：国家计划生育法规等正式制度是塑造和村计划生育秩序的主要原因，但和村生育观念、乡村人情网络、村委自治选举等非国家法因素也对计划生育秩序形成影响，并导致了“应付检查”状况的形成。
“现代农村权力结构透析——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响水镇关村为例”文的作者通过与村民的访谈和调查，了解到关村的传统权力结构即是由科层式权威、传统权威、神异性权威等三种权威模式构成，并相应地表现为以村两委为核心的科层制权力、宗族精英权威（传统权威）以及村庙权威（神异性权威），三者的依据和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相对独立又紧密相连，通过彼此间的互动作用，共同构成了当地的权力关系。
新场村为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甲马池镇的一个行政村，全村总人口3894人，有汉、土家、苗、侗族等共12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7.6%。“‘跳’丧、‘哭’嫁—悲喜无常的习惯法及其调节的乡村社会秩序——基于湖北省咸丰县甲马池镇新场村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文指出新场村的社会规范由少数民族既有习惯法、村委会制定的各项村规民约、国家制定法等的构成；整体而言，新场村的社会秩序有条不紊，治安较好；习惯法仍然发挥作用，调节社会关系的功能呈减弱趋势。习惯法正在发生变迁，整酒的事由增多；礼尚往来，现金当道；互助生产，无偿转有偿；婚丧礼俗也出现了变化。
“老百姓眼中的法律——记家乡山东潍坊山村的几件小事”文通过抓“挖沙贼”和“偷树贼”热潮、兔子事件、姑姑家的树木纠纷等事例，讨论了山区老百姓对法律或者法制的认识。在作者看来，谈到法律，乡亲们想到的是处罚，是大盖帽和监狱。遇到法律问题，乡亲们想到的是花钱，是托人找关系。除了我那倔强的姑父，这三年以来，我未曾在我身边的乡亲身上感受过那种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意识。隐约中我觉得我可以认为，在这些老百姓的眼中，法律就是为了“管人”的，是当官的用来维护自己的“权力”的手段和工具。
民间借贷为我国的传统而又现实的问题，“民间借贷的乡土性质——对江苏省某县级市一对民营企业家借贷关系的观察与思考”文反映了我国现阶段民间借贷的部分状况。民间借贷有投资方向、过程监控、双方的家庭联系、圈子文化等几种风险控制方式。民间借贷植根于熟人社会，具有明显的乡土性质。民间借贷这种融资方式古已有之，到了现代社会结合现代社会的特征得以发展，并且在固定的社区内拥有了约定俗成的手续、利率水平和保障机制。社会规范和社会次序自发的调节借贷关系，使得民间借贷能够在意思自治下一定程度的合理运行。作者认为，我们应该反思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顺应风俗习惯和社会规范。一方面，出于民间借贷的性质和保障自由，追求效率的需要，应该推动民间借贷的放松管制。另一方面，寻求现阶段下法律和风俗习惯的契合点，充分尊重个人私域和乡土习惯，将民间借贷纳入合法有序的轨道。
2011年，中国网购的人数则突破了2亿人，达到了2.12亿人，而网络购物市场的交易规模接近8000亿元，达到了7735.6亿元，较2010年增长了67.8%，其中BTOB电子商务交易额同比增长27%，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更是同比增长的74.6%，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3%。“网络购物规范思考”文针对网络购物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加强网络购物的立法，不能以现行的网站内部和快递公司内部的规章制度来强制要求消费者被动答应，在大的框架上有法可依，改变消费者在网购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地位；网络公司和软件开发公司也应该联手，开发出更多的检测病毒和反病毒的软件，确保上网环境的安全性；快递公司也应该完善规范并应给予权限对部分产品有检测的及要求消费者当场验货的权利。
1949年后出现的单位制度被认为是典型社会主义组织模式，单位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几乎所有生活需求。“父亲单位2011年的分房规则”文对2011年作者父亲所在的某国家机关的分房规则进行了介绍，为我们提供了单位分配福利的规范及其具体运作状况；并且通过作者父母亲的解读了解到这一分房规范的好处和存在的问题。这一文章对我们了解单位内部管理规范颇为有益。
“一米之遥两个世界——‘制度距离’的法社会学分析”文的作者通过对北京成府路中关村东路路口交通秩序与邻近的成府路易初莲花超市门口自行车管理秩序的观察、实验以及访谈、问卷调查，指出绝大多数人在经过成府路中关村东路路口时选择了无视信号灯的做法；促使自行车主缴纳费用的最重要原因即是并没有合法依据的“执法者”的在场——制度距离的问题在这个秩序中，是不存在的。摆放整齐的自行车与熙熙攘攘的行人，这两个在空间上仅相距一米不到的“世界”，在秩序上是完全不同的。作者强调对中国人而言，制度是否真切的“活着”有着不同于别的社会环境中的地位，“清晰而可能的惩罚”和“执法者在场”作为“制度”是否活着的重要体现元素，是决定所谓“制度距离”的核心因素。即中国语境中，如果一个制度或秩序的能够对违法该秩序者进行“清晰而可能的惩罚”，或者能够设置“执法者”在场，将大大缩短该制度与中国人的“距离”，我们也能顺从地遵守该秩序规范了。文章对“秩序是如何形成的”、“秩序怎样才能被人遵守”、“秩序如何操作才更为有效”问题进行了身边“细节”的实证探讨。文章对认识中国社会的社会规范、社会秩序颇有启发意义。
“舅舅打官司”文记叙的是作者的舅舅2011年为41.6万元价款而打官司的过程，涉及到找律师、找熟人、找关系、找法官、找院长的有关情况，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院长向当事人索要案件标的的20%好处费到最后拿到5万元。在作者看来，老百姓上法院打的不是官司，而是一场战争，双方金戈铁马两败俱伤，胜者不是原告或被告任何一方，而是法院，他们不动声色就赢得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并不能说明其高明，而应该为整个社会的司法现状感到担忧甚至悲哀。
“我所参与的到法庭打官司”文叙述了作者陪同成为被告的堂弟到人民法庭应诉的全过程。作者找了一位在当地镇政府工作的同学和两位在法院工作的同学，并通过他们与法庭庭长和承办法官事先进行了沟通，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案件最后以调解结束，作者堂弟对即刻解决问题比较满意，最不满意的是代理人收取的代理费用过高。通过此文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中国人的打官司找熟人、打官司找关系的心态。
黎明自然村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东北部阿荣旗霍尔奇乡横道村，“内蒙古呼伦贝尔黎明村纠纷解决机制的田野调查”文描述了黎明村40余年的纠纷解决情况。作者指出，纠纷不断的产生，黎明村村民们选择当时有力的一种或数种方法如武力、法律等去解决。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是纠纷双方、司法部门、政府部门和民间力量之间的博弈，不同等级矛盾有效、快捷的解决是维持安定的社会秩序的关键。过往的纠纷以及解决方式成为现在秩序的基础，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首先需要以法律精神为内在的支撑，还需要融合多元化手段、各方力量。
江西鄱阳湖湖区权益纠纷的问题在“维稳”的政治任务影响下，带有了浓烈的政治意味。“规范与力量——关于鄱阳湖湖区权益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调查报告”文通过典型案例分析了鄱阳湖湖区权益纠纷情况，权益纠纷内容超出水面捕捞权、草洲业权的范围，出现围绕着湖面农业承包合同、湖面发包权权属、围湖造田以及湖田发包权权属等新类型的权益纠纷。作者认为影响纠纷解决的最为重要的两种因素，一为规范，一为力量。其中，力量不仅仅指纠纷当事人双方的力量对比，也包括了第三方的力量。在鄱阳湖湖区权益纠纷的语境下，规范即是“习惯”，力量则包括宗族力量和政府力量。鄱阳湖湖区权益纠纷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所适用的规范本身就是民间自发竞争的结果，是力量对比的产物。
近些年电视媒体上调解类节目增加很快，收视率越来越高。
“电视媒体纠纷解决机制在当代乡村社会的适用性——关于‘钱塘老娘舅’的访谈”文对此进行了专门的讨论。“钱塘老娘舅”是浙江电视台于2009年推出的一档民间纠纷解决节目。节目以“夫妻二人闹别扭，儿女不孝老人愁，邻里矛盾起纠纷，试试找个老娘舅”为口号，从民间寻找热心公正、敢于直言的“老娘舅”，为致电的观众解决纠纷。文章分析了“钱塘老娘舅”的纠纷解决模式，讨论了“钱塘老娘舅”的兴起原因，认为这一纠纷解决过程中存在个人隐私前台化的现象，眼球经济可能会导致纠纷解决演变为作秀。尽管电视媒体正高调地介入乡村的纠纷解决之中，但其现行模式在乡村社会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
三
围绕“身边的法”，本文集探讨集中，主题丰富，规范多样，地域广泛，较为全面的呈现了当代中国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的样貌。
本文集集中探讨身边的法，主题丰富，包括婚姻规范、丧葬规范、岁时节令规范、人情往来规范、办酒和送礼规范、纠纷解决规范等。许多文章讨论乡村社会秩序的现状和变化，有的文章分析单位管理规范和内部秩序。有的文章注意到电视媒体纠纷解决机制等新兴的社会现象及其可能包含的规范，有的则专注于地方规范的功能、社区秩序的价值。
本文集涉及的规范多样，大多为非国家法意义上的习惯法。身边的法来自于传统的家庭、学校、村落等社会团体，也由国家机关、网站等社会组织制定、产生，更有许多规范如彩礼规范、丧葬规范、节令年俗是千百年来一直流传的。这些社会规范的拘束力不一，有的规范如爱恋规范、集体婚礼规范的拘束力可能略弱，有的规范如婚姻成立规范、举办酒席规范、送礼规范的拘束力就极强。有的规范如计划生育规范具有跨地域性，有的规范如借贷规范则又有较为明显的地方色彩。
本文集讨论的“身边的法”涉及中国许多地区，地域广泛。文集中的文章既探讨浙江、江苏、山东等东部地区的社会规范，也分析重庆、江西、四川、广西、湖南、陕西等中西部地区的规范，还关注内蒙古、湖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北京、成都等城市地区的保姆雇佣规范等具有强烈的现代特点，而农村地区的与计划生育相关的社会秩序则又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和中国文化特点。文集中的许多文章关注现代化进程对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治理所带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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