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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本书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献礼图书，内容丰富，案例经典，富有启发性，适合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团购学习、参考。
2.本书选取了毛泽东一生中33个重要历史关键点，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毛泽东在面临重大历史关头时如何运筹帷幄、高屋建瓴地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抉择，引领历史的航向。如能弄懂毛泽东在这些关键时刻的做法，就在一定程度上读懂了毛泽东；读懂了毛泽东，就基本读懂了现代中国。
3.本书由中央党校教授、资深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撰写，史料翔实，论证严谨，同时又语言通俗，如风行水上，毫无挂碍，有很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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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是因为他总能在历史发展的关键点上选择正确的方向，做出正确的判断。
《毛泽东在重大历史关头》从中国革命和建设若干重大历史关头的视角出发，实事求是地阐述毛泽东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站在时代的潮头，审时度势，在处理一系列重大、棘手的历史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深邃的战略思考，善于把握历史机遇的敏锐的判断力，敢于作出转折性决策的胆略和气魄，以及灵活运用各种策略的娴熟本领。
当下的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世界还不太平，地区热点问题、地缘政治问题以及国家之间领土、领海争议等问题还很突出，而中国也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可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此时重温毛泽东在面临重大历史关头的种种做法，无论是对于决策层，还是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和普通读者，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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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宫力，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主任、教授、国际政治学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出版个人专著有《峰谷间的震荡：197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等8部。发表论文有《试析台湾海峡的军事斗争》等20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美政策思想的历史发展》；国家软科学项目：《软实力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以及中央党校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合作项目《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任中方主持人）。主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建设工程教育部重点教材：《当代中国外交》，任首席专家。1998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政府津贴及证书。
朱地，博士，中央党校原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百年潮杂志社原社长。主要从事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出版著作有：《1957：大转弯之谜》、《1957年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合著）、《求索中国》（合著）、《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任副主编）等；发表论文有：《论邓小平“台阶式”发展思路的形成及成功实践》、《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历史考察》、《也论大跃进的缘起——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关论述》等60余篇。
陈述，博士，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党史部新时期教研室主任。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题组首席专家之一。长期从事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工作。已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重大事件和决策述实》、《中国共产党80年》等多部个人专著。在《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党的文献》、《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理论动态》等刊物发表学术理论文章几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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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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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一章 在“五四”大潮中初露锋芒
1.青年毛泽东胸怀大志，努力研究各种学说，以其出众的才华赢得师生的赞誉，也奠定了他2.在五四运动时期发挥作用的基础
3.从一则奇特的“征友启事”到成立新民学会
4.创办全国当时“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刊物之一，引起了……恐慌
5.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
第二章 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义无返顾
1.创办《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建党做理论准备
2.发起成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和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并注意在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
3.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湘发展地方党团组织
第三章 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王”
1.中国农民运动的杰出组织者
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的提出者和领导者
第四章 秋收起义和“上山”
1.秘密潜回长沙，制定起义方案
2.奔赴指挥起义的第一线
3.霹雳一声暴动
4.文家市转兵
5.落脚井冈山
第五章 解决在乡村环境中建党的难题
1.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习惯，依然浓厚地存在于红军第四军一般长官士兵之中，如不赶快纠正，危险不可胜言
2.从中国的特殊情况出发，毛泽东制定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
3.为了保证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取得成效，毛泽东还规定了“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的建党方向
第六章 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
1.长征前后，红军迭遭失利，几乎濒于绝境，经过反复深入细致的工作，毛泽东的主张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
2.在通道政治局会议上，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的意见第一次得到多数同志的尊重，并影响了中央决策
3.黎平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毛泽东摆事实、讲道理、申明大义，否定了错误的战略方针，彻底解决了进军方向问题
4.在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等人批评了李德、博古推行的军事路线，结束了党内一个错误的时代
5.扎西会议，经毛泽东提议完成了“博、洛交接”，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
6.3月4日红军二占遵义，中央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3月11日在贵州鸭溪、尚坝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军事
7.会理会议出现了插曲，林彪写信要求更换毛泽东对红军前敌指挥部的领导
8.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 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第七章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震惊中外的“双十二”枪声
2.最初的步骤
3.确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4.结束内战，开辟未来
第八章 发动整风和大生产运动
1.整风是形势转换的客观需要
2.创造出解决党内思想是非问题的新形式
3.党风建设被提到新高度
4.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5.以史为鉴，总结党的经验教训
6.巨大的成效，深远的影响
7.“饿死？解散？还是自己动手？”
8.“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
9.“两个环子”与两手抓
第九章 对“民主新路”的探索
1.黄炎培从延安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但他在振奋之余又有所担心：中共诸君能够摆脱“周期率”的支配吗
2.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3.在全党树立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是实现“民主新路”的前提条件
4.“民主新路”的开拓，必须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
5.“民主新路”的主要任务，是对执政党的毛病展开“内外夹攻”
6.“民主新路”的一个基本条件：共产党的进步必须包含在人民群众的进步之中
第十章 在中共七大前后
1.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批驳
2.对民粹主义的分析
3.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批判
第十一章 不要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1.举世瞩目的巨大胜利，会使中国共产党人也“纷纷然，昏昏然”，沉沦进过分的陶醉中吗？
2.毛泽东对此不无担心
3.毛泽东及时向全党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以新的责任压力来防止党内出现骄傲情绪
4.胜利时骄傲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纪律松弛，而纪律松弛的队伍是不会具有强大的战斗力的。因此，毛泽东提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5.在胜利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以身作则，为全党作出了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作风的表率
6.胜利时容易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倾向。为克服和预防这种倾向，毛泽东提出，务必开好各界代表会议
7.毛泽东认为，与党外人士合作，对于整掉党内的不良倾向，有极大好处
第十二章 制定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原则
1.“另起炉灶”
2.“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3.“一边倒”
4.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原则
第十三章 首次出访莫斯科
1.毛泽东与斯大林历史性的会面
2.毛泽东滞留苏联引起猜测
3.新的进展
4.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5.斯大林破例
第十四章 提出建军新方针
1.提出新形势下人民军队建设的指导方针
2.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巨大成效
第十五章 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1.武汉工商界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挂红旗，五星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
2.毛泽东在一份发言记录稿上批示：对于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3.毛泽东赞扬陈毅说：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
4.毛泽东宣布：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
5.工商业调整之后，武汉市又流传一幅新的对联：“挂红旗，五星已定；扭秧歌，稳步向前”
第十六章 出兵抗美援朝
1.“未雨绸缪”之举：建立东北边防军
2.权衡利弊，决定出兵
3.紧张的战前布置
4.秘密过江，出奇制胜
5.做好两手准备，实行“谈打结合”的方针
6.谈谈打打，打打谈谈
7.痛斥艾森豪威尔扩大战争的叫嚣
8.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
第十七章 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1.最初的酝酿
2.认识在深化
3.完整的表述
第十八章 引导中国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1.建国初期的探索
2.加快步伐的决策
3.调整计划的“停、缩、发”方针
4.关于速度问题的一场争论
5.掀起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第十九章 和平赎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
1.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利用、限制、改造”方针的形成
3.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进程
4.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最终完成
5.总体评价
第二十章 炮击金门
1.毛泽东决定重新强调解放台湾，并下令炮击金门
2.美国进行战争威胁，毛泽东表示：如果有人来犯，我们坚决回击
3.促成中美大使级会谈
4.美国入侵黎巴嫩，蒋介石实行紧急状态；毛泽东决定第二次炮击金门
5.美蒋联合舰队护航，毛泽东命令照打不误，但只打蒋舰
6.打打停停，利用美蒋矛盾
7.对美斗争的新策略
第二十一章 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建设道路
1.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前夕，毛泽东即响亮地提出，走自己的路，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建设路线
2.毛泽东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
3.为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向全党全民发出号召：向自然界开战
4.面对繁重的建设任务和复杂的社会矛盾，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人要成为立志改革的人
5.为了实现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毛泽东提出了向外国，包括向资本主义国家一切长处学习的口号
6.毛泽东认为，没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这种社会压力，执政党的整风就不易收效
第二十二章 冲破阻力，贯彻“双百”方针
1.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2.毛泽东的用意是：打破不能批评执政党的迷信，“造成自由批判的环境和习惯”
3.毛泽东说：老干部真正拥护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是少数，要认真说服
4.毛泽东赞扬王蒙的小说，说他讲正了一个问题
5.毛泽东宣布：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
第二十三章 1957年发动开门整风
1.根据形势的迅速发展，毛泽东改变了原定的整风部署，决定立即发起开门整风
2.领导者与人民群众的双向交流，是4月27日整风指示所包含的最深刻的思想
3.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向党外民主人士发出号召：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
4.毛泽东向共产党人指出：没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这种社会压力，整风就不易收效
第二十四章 第二次莫斯科之行
1.高度评价十月革命的历史功绩
2.提出“以苏联为首”
3.求同存异，发表《莫斯科宣言》
4.毛泽东纵论国际风云
5.圆满的结果
第二十五章 为维护国家主权所进行的复杂斗争
1.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
2.“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
3.“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
4.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
5.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1吨重的大勋章
第二十六章 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构想
1.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向先进的中国人提出的历史课题
2.中国共产党继承几代先进中国人的努力，提出“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3.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了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并增加了建立强大国防的内容
4.三大改造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与后来的提法有所不同
5.毛泽东首次完整地表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周恩来正式向全世界宣告实现四化是中国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
6.毛泽东委托邓小平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再次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发7.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
第二十七章 经济受挫之后
1.重大的挫折使毛泽东开始清醒。他认识到：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2.毛泽东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
3.毛泽东建议：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4.毛泽东号召：中央、省、市、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作系统的亲自出马的调查，向群众寻求真理
第二十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
2.从全面发动到“天下大乱”
3.“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
第二十九章 打开中美关系之门
1.最初的信号
2.接见斯诺纵论中美关系
3.发动“乒乓外交”
4.新的对美政策的确立
5.周恩来与基辛格秘密会谈
6.发表中美《上海公报》
第三十章 1970年庐山风云
1.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触动了“文化大革命”暴发户的神经
2.林彪一反常态，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放了一把火
3.陈伯达、吴法宪、叶群等人在小组会上风头甚健
4.咄咄逼人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5.毛泽东拿陈伯达开刀，发表《我的一点意见》
6.在闭幕会议上，毛泽东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
第三十一章 不寻常的1971年南巡
1.毛泽东削弱林彪势力的三项办法：“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
2.《“571工程”纪要》的刀光剑影
3.毛泽东南巡向各地方负责人打招呼
4.南巡途中的斗智斗勇
5.林彪出逃，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去吧！”
第三十二章 “九一三”事件后对邓小平的起用
1.重大的转机
2.毛泽东突然决定参加陈毅追悼会
3.邓小平两次写信给毛泽东，请求为党工作
4.毛泽东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5.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6.毛泽东对政治局有关同志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
第三十三章 在四届人大“组阁”问题上的决断
1.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2.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3.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4.“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5.不要搞“四人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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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瞩目的巨大胜利，会使中国共产党人也“纷纷然，昏昏然”，沉沦进过分的陶醉中吗?毛泽东对此不无担心
胜利时骄傲，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队伍的通病，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就是李自成所领导的明末农民大起义。
1944年3月10日，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明王朝300周年，写成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3月19日至22日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发表。郭沫若在这篇文章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精辟地分析了这次农民大起义成败的经验教训。文章认为，这次农民大起义之所以从巨大胜利的顶峰迅速跌落下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过分地陶醉于胜利之中，“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集在京城里面享乐。”“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4月19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颂，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二是屠戮功臣，“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迟早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然而对于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岩真有背叛举动，或拟投南明，或拟投清廷，那杀之也无可惜，但就是谗害他的牛金星也不过说他不愿久居人下而已，实在是杀得没有道理。”李自成不仅没有采纳李岩提出的一系列正确意见，反而相信了牛金星的谗言杀了李岩，由此而导致了起义领导集团的“解体”。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不久即传到延安，立即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视。在抗日民族战争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式农民战争，会不会重蹈旧式农民战争的覆辙，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等人的深深思索。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从那时起，如何防止出现胜利时骄傲的毛病，就成为毛泽东思虑得最多的一关键问题。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过短短的三年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人就从根本上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其摧枯拉朽之势，与明末李自成的攻陷北京，不无相似之处。这一举世瞩目的巨大胜利，会使共产党人也“纷纷然，昏昏然”，沉沦进过分的陶醉中吗?毛泽东对此不无担心。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敲响了警钟，他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重蹈旧式农民战争的覆辙，避免出现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
毛泽东及时向全党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以新的责任压力来防止党内出现骄傲情绪
旧式农民战争不能从根本上避免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农民阶级的经济地位极大地限制了农民起义领导集团的政治视野，他们的政治目标是有限的。即使最有眼光的农民起义领袖，充其量也只是把推翻一个封建王朝当作自己的最终目标，而一旦这一目标实现之后，或者在实现这一目标进程中获得重大胜利之后，他们就会以为大功告成了。于是，起义初兴时期艰苦奋战、联系群众等优良作风就会松懈下来。例如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后，全国的形势并不乐观：在南方，明朝残余势力正准备重新组成政权，与农民政权相对抗；在东北，清政权则正准备以倾国之兵入主中原。斗争远远没有结束，但由于主要目标实现了，主要对手消失了，农民军的领袖们就以为大功已经告成，于是，儿戏般地派了降将唐通率几千士兵去镇守山海关，天真地以为明朝残余势力“传檄可定”，而主要兵力则聚集于北京城中。农民领袖们对下一步的斗争目标，是完全茫然的。及至吴三桂降清，败局已无可挽回了。
毛泽东以史为鉴，在共产党领导的新式农民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际，为了避免共产党人产生居功自傲的情绪，他及时地向全党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即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经开始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在庆祝建党28周年的纪念文章中，毛泽东再次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是值得庆祝的，“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重要报告。
在建国前夕，毛泽东一再向全党指明新的历史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就是为了使全体共产党人不要过分地陶醉于胜利之中，而要以清醒的头脑为即将承担的建设任务做好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在毛泽东看来，夺取全国胜利，与建设新中国的任务相比，不过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是一场正剧的序幕，真正的高潮还在后面。因此，如果第一步的完成、序幕的结束也值得骄傲的话，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毛泽东提出的各项建设任务，给全体共产党人造成了一种历史责任压力，实际上起到了“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的客观效果。可以说，及时地提出新的历史任务，是防止骄傲情绪，从而使共产党人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的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措施。
胜利时骄傲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纪律松弛，而纪律松弛的队伍是不会具有强大的战斗力的。因此，毛泽东提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进入北京之前，纪律是非常严明的，“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军止，即校骑射。夜四鼓蓐食以听令。”甚至规定“马腾入田苗者斩”。而作为农民军领袖的李自成，自己更能身体力行，成为全军的表率。郭沫若说道：“在这样的人物和作风之下，势力自然会日见增加，而实现到天下无敌的地步。”但是，在农民军攻灭明王朝，进入北京之后，由于大部分官兵都沉湎于胜利的陶醉之中，纪律立即松懈下来，为将者“杀人无虚日”，为兵者“抢掠民财”，“军纪已失掉了平常的秩序”，“军止，即校骑射”为聚在城中享乐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部队的战斗力自然要大大削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起始李自成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攻陷北京，最后李自成亲征清军，却弄得“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这其中的教训，确是发人深省的。
中国共产党人记取了这一教训。当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之后，毛泽东修改了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1947年10月10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训令的形式向全军全国颁布，同时还发表了毛泽东为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号召全军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严格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如刘邓大军在开创大别山根据地时，模范地执行党的纪律，赢得群众的衷心拥护。当时邓小平曾说：“严守纪律，关心群众，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立足生根的大事，破坏纪律，脱离群众，是自掘坟墓。”1948年11月，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等人的信中预计，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面对迅速发展的形势，毛泽东提出：“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在渡江战役前夕，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向全国人民宣布约法八章，并再次申明：“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许妄取民间一针一线。”当人民解放军迅速向江南广大地区推进时，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入城部队遵守城市纪律的指示》，要求“进入江南各省诸城市时，一切入城部队和接管城市的人员，须仿照我军进入平、津的榜样，切实遵守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与入城守则”，并具体规定了12项入城纪律。实践证明，这种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不仅使人民军队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斗志和强大的战斗力，而且还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使他们切身地体会到共产党的伟大。
在胜利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以身作则，为全党作出了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作风的表率
历来包围胜利者的，总是一片赞美和欢呼声，对于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客观地说，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赢得了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即使是资产阶级，他们也不能不承认共产党的伟大。但是，胜利的欢呼声对胜利者又往往是一种极其严格的考验，如果胜利者不能正确地对待已取得的成就，过分地迷恋这种欢呼声，最终就会被这种欢呼声淹没，就会居功自傲、故步自封，就会很快地从胜利的峰顶跌落下来。
毛泽东比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以身作则，为全党做出了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作风的表率。1948年8月13日，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给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在电报中，吴玉章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说“这样说是否妥当，请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毛泽东见到吴玉章的电报后，联想到当时有的同志在报刊上把自己的名字与“马恩列斯”并列的情况，十分不安，即于8月15日给吴玉章回信说道：“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这段话，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虚怀若谷的风格。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全党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人们赞颂和推崇他，也是很自然的事。吴玉章的意见，实际上是党内对毛泽东的赞颂和推崇的反映。但是，面对声誉，毛泽东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他从来不同意对他过分的赞颂。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全体共产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毛泽东思想也不是属于他一个人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的集体创造。
如果认为，毛泽东制止对他本人歌功颂德的现象，仅仅是出于一种“伟大的谦虚”，那就大大低估了毛泽东行为的意义。在毛泽东看来，对待歌功颂德现象的态度问题——究竟是采取措施制止，还是默许或欣然接受——实质上是世界观或历史观的反映，它直接影响到领袖与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指出：“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毛泽东提出的这些禁令，此后就成为制度在党内确定下来，它们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件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党中央迁往北平，在途中，毛泽东闻知保定要举行庆祝大会，即让周恩来电告华北局：“闻此地将举行庆贺大会，主席认为不妥，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因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贺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贺行动。”而在一个月之前，华北局还接到中央一个电报，电报指示，在林伯渠将已到东北的一批党外民主人士迎来北平，同已在这里的民主人士汇集后，要专门召开一次欢迎大会。薄一波在回顾这一过程时说道:“一个是要开欢迎会，一个是不要欢迎会，两相比较，适成对照。看起来是两件具体事，却有深意。它不仅体现了我党严于律己和谦虚谨慎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我党对各民主党派和一切爱国进步人士真诚团结合作的政策。”需要指出的是，胜利的欢呼声极易使党内滋长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在这种时候，这一对比就有了极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党中央和毛泽东不以巨大的成功为骄傲的资本，而仍然以谦虚、诚恳的态度团结一切有益于人民事业的人士，那么，以下的干部和党员，就更没有居功自傲的理由了。
胜利时容易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倾向。为克服和预防这种倾向,毛泽东提出，务必开好各界代表会议
毛泽东在总结秦末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时曾指出，陈胜有“二误”，一误是功成忘本，脱离了本阶级的群众；二误是任用坏人，偏听偏信，脱离了共过患难的干部。当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全国的执政党时，会不会也出现脱离群众的错误呢?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此是有所警觉的。
在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以参议会作为同人民群众保持联系的组织形式，但在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以后，这种组织形式就显得过时了。由于在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一时还没有确定新的组织形式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一些新解放的城市中就出现了脱离群众的现象。1948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各界代表会的指示》中指出：“据石家庄、洛阳、济南等城市解放后的经验，我在这些城市的工作中的中心弱点，是与广大群众联系不够，虽然我已掌握了政权，但还没有找到与广大群众联系的最适当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我派往这些城市的工作干部愈多，就使城市工作机关堆积的干部愈多，也就愈加阻塞我在城市的领导机关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和接触，各领导机关每日所接触的所传达的都是在外面派来的这些干部中打圈子，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又常常主观得很，与人民生活中的实际和群众中的真正舆论相距甚远。”显然，没有一个与人民群众保持联系的适当的组织形式，就必然会助长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而且，这种官僚主义在我们党刚接管政权时，就已经暴露出来。为了迅速纠正和防止再出现这种现象，中央在指示中规定：“在城市解放后实行军管制的初期，应以各界代表会为党和政权的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中央认为，在刚解放的城市，党不可能马上与广大群众建立联系，因此，正式的人民代表会议一时不易召开，一些人民团体，也不能一下组织好。“而各界代表会，则可根据我们在该城市原有的或可能动员的力量，由军事管制委员会及临时市政府出面首先邀请若干人为各界代表，组成各界代表会，成为军管会和临时市人民政府在军管初期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各界代表会是人民代表会议的前身或雏形，是一种半政权性质的组织形式，中央希望各地善为运用这一指示，创造出新的经验来。这一指示发出之后，党内一些干部没有真正领会中央指示的精神，对这项工作也就采取了拖延的态度。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央于1949年7月31日又发出《关于迅速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会议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中央指出，“自中央发出关于召集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以后，为时已久，除太原、石家庄、西安等少数城市以外，各地均尚未召集此项会议，这是不好的。”在老解放区，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工作也应从速办理，不要推延。“党内干部中有一种不愿召开此类会议听受批评及建议的倾向，必须克服。”中央明确规定，“凡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在解放两个月至迟三个月后，即应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以为党与政府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重要方法之一。”中央并要求，各解放区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必须与各界代表会议及人民代表大会配合举行。8月26日，中央又向华东局及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及各县一律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中央在指示中提出：“现在请你们严催所属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务于九月份一律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一律将开会情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广播台上公开广播。不许可有不开的，不许可不公开发表和不做口语广播。借此以使所属三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党的组织和各界人民代表亲密结合，经过他们去团结各界人民，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克服党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人只相信少数人的党内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官僚主义作风。”9月2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转发察哈尔省各界代表会议的报告的指示》中再次指出：“经验证明，凡未注意召开各界代表会，仍然束缚于党内狭小圈子，就走了弯路。”
从执政党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共中央上述一系列指示包含着这样一个基本精神：在取得执政地位以后，中国共产党必须跳出狭小的圈子，探寻与人民群众取得密切联系的最佳途径，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防止党内出现和滋长官僚主义作风。
毛泽东认为，与党外人士合作，对于整掉党内的不良倾向，有极大好处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五项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毛泽东致函民革负责人李济深和民盟负责人沈钧儒，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要实现这一步骤，必先召开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建议由中共、民革、民盟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将中央城工部改组为中央统战部，任命李维汉为部长，主管统一战线工作和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具体工作。
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获得全面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加强了统一战线工作，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与民主党派发展合作关系，不仅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建国后组建新政权、进行经济建设的需要。但还应该指出的是，党中央和毛泽东重视与民主党派的合作，还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民主党派的存在，使中国共产党可以经常听到在党内不容易听到的意见，获得有效的党外监督，而这正是执政党建设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早在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就说道：“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毛泽东是深知这一古训所包含的哲理的。中国共产党本身存在的毛病，有时自己难以觉察，这就需要“旁观者”指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1948年9月会议上，毛泽东在任弼时发言谈到民主问题时，插话说：“与党外人士合作，对予整掉党内的官僚主义、不民主、贪污现象等，有极大好处。”但要发挥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监督作用，就不能让它们徒具形式，而应该真心实意帮助它们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主动性。毛泽东是十分重视民主党派的主动性问题的。1949年8月24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北平的发言人发表了题为《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痛斥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毛泽东见到这份文件，极为高兴，当日即给民建负责人黄炎培去信说：“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在接到黄炎培24日的信后，毛泽东于26日又复信说，民建建立了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显然，毛泽东真心希望，各民主党派能够发展成既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又有着自己的主动性的政党。实际上，毛泽东此时的考虑已经包含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设想。有这样的一些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共存，就可以使共产党人获得有效的党外监督。
总之，建国前夕毛泽东提出和实施的一系列措施，使中国共产党人从根本上避免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并为建国后执政的共产党永远保持廉洁作风与勃勃生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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