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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蒋介石亲自下令编撰并题写书名，蒋纬国主持修订，军中将校担任撰稿，史家负责指导审校，历21年而成的一部战争史巨作。
◎军方专家，俱久历战火、将校之选，史家当中，钱穆、王云五、姚从吾、黎东方、陶希圣、蒋复璁、陈致平等名家悉数效力。囊括全台湾史家、军事一流专家。阵容之强，盛况空前。
◎18巨册，500万言，再现中国历史4600年当中500余会战全景。
◎历经4个版本，见证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
◎一部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通史，一次对中国冷兵器时代的盛大回眸与全面检讨。
◎一部沟通历代典籍、前所未有的中国军事史鸿篇巨制。
◎一部中国两岸军方都大量分发军中将校、用以提高官兵军事素养的恢宏之作。
◎一部继承中国战略思想，可用以指导军界、政界、商界精英的奇书。
◎一部抹平普通读者、各界精英阅读习惯差异的作品。
◎一部每一页都是中国前人智慧总结的书。
◎台湾陆军上将蒋纬国，三军大学校长、陆军上将徐培根，亲笔作序。
◎中信出版社2013年重磅巨作。
◎将星荟萃，史家云集，强大的作者阵容：
编纂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委员：徐培根 陆军上将 皮宗敢 陆军中将 罗列 陆军上将
刘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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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2册）与第11册同为讲述宋、辽、金、夏四朝之间之战争历史，时间段限有所交叉。主要战争包括：北宋平定内乱各战役、金灭北宋之战以及金侵南宋之诸战役。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蒋介石亲自下令台湾三军大学编撰的一部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通史。1955年，台湾三军大学奉蒋介石手令，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开始着手编纂工作。16年间，一批实战经验和学养兼具的将校军官捉刀执笔，多位各学科造诣一流的教授亲预审校，《中国历代战争史》于1972年面市。后来，台湾各研究机构和多所大学，还包括美国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胡佛研究所等，纷纷致函索求。为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该书于1975年开始修订，析为18分册，于1979再版。整个修订工作，由钱穆、王云五、陶希圣、蒋复璁、黄季陆、方豪、屈万里、宋晞等学术名家担任指导委员，成就了这部中国战争史的扛鼎之作。
《中国历代战争史》全书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分为上古至西周、春秋、战国、秦、楚汉战争、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太平天国十八个时代，上起黄帝败蚩尤之涿鹿之战，下终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前后共四千六百多年，分立十八卷。
对每一朝代，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先论述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式，战争起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是综合评论。
《中国历代战争史》叙述史实与战事评说相结合，态度严谨，文字典雅，是一部优秀的中国古代战争史的总结之作、一部前所未有的中国军事史鸿篇巨制。至今在汉语文化圈中，还没有出现能出其右的战史著作。
自《中国历代战争史》问世以来，海内外评议纷然，大陆军方得悉后，即令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成书，即大陆1983年版。印成后，只分发军中师级以上将领及军方研究机构。学人偶有得之，或传观，或口述，一时风糜。军事译文翻印之时，将前后附文及蒋介石题签，尽数去除，大陆读者至今未知此书前缘今世。本次引进出版，除将黎明版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外，其余尽复旧观，读者将无复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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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台湾三军大学
台湾三军大学前身为广东黄埔军校，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迁往南京市黄埔路北端为陆军军官学校。1949年后迁往台湾，1952年改名“国防大学”，1959年改名“三军联合参谋大学”，1969年合并台湾各军种的“指挥参谋大学”改名“三军大学”。2000年再次改名“国防大学”。
1955年10月1日，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以“机密甲字第八十三号”手令，指示三军大学编纂中国历代战争史。1956年1月，台湾三军大学正式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撰委员会”并开始工作，1972年5月全书编印完毕，历时16年。更于1975年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历时5年修订，力求内容臻于严谨周密。
钱穆（1895-1990），号宾四，江苏无锡人，知名史学大家、国学大师。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新亚书院。1966年移居台北，最高票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蒋介石特赠“素书楼”用以读书著作。所著归于《钱宾四先生全集》，全54册，1700万言。
王云五（1888-1979），字日祥，名鸿桢，亦称岫庐，广东中山人。国学大师、出版界巨擘。23岁出任孙中山大总统府秘书，因上书教育总长蔡元培建议教育革新，深得蔡元培激赏。次年去职后，胡适介绍任商务编译所所长，因与商务结下不解之缘，其后除一度从政外，先后主持商务凡40年。去台后，出任故宫中山博物馆联合理事会理事长、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总统府”资政，主持“总统府”临时行政改革委员会。所著百余种，有“博士之父”之称。
陶希圣（1899-1988），名彙曾，湖北黄冈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中主将，知名政论家，两岸公认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的权威。1927年参预北伐工作，从此以字“希圣”行世。1939年任职汪伪政府宣传部长，次年揭露汪日密约后，脱离汪伪政府，任蒋介石侍从秘书，为蒋起草《中国之命运》，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去台后，屡任国民党内和政府中要职。一生色彩斑斓，与各派政治力量结缘，但学术造诣甚深，著作甚丰，所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学养深厚，是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权威之作。
蒋复璁（1898-1992），字美如，号慰堂，浙江海宁人。知名历史学家，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权威。北京大学哲学系、德国柏林大学图书馆学院毕业，韩国成均馆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圣若望大学荣誉人文学博士。历任清华大学讲师、北京大学讲师、北平图书馆编纂、国立编译馆编审、普鲁士邦立图书馆客座馆员。去台后，任中央大学、台湾大学、师范大学教授，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行政院顾问”，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图书馆馆长、台北故宫博物院院，主持影印出版《四库全书》。著有《图书与图书馆》、《中国图书分类论》、《图书馆管理法》、《论语集目》、《孟子集目》、《四书集目》、《易经集目》等，编著《珍帚斋文集》130余万字，主编有《徐志摩全集》《蒋百里先生全集》。
陈致平1908-2002，湖南衡阳人，琼瑶之父，著名史家。早年任中学教师，后任教于成都光华大学、国立广西大学、同济大学。1949年赴台后，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文化大学，一度赴新加坡，任教于南洋大学。著有《秦汉史话》《三国史话》《中华通史》。以《中华通史》一书最为知名，曾荣获1981年台湾图书著作最高奖金鼎奖。
方豪（1910-1980），字杰人，浙江杭县人，知名史家、神学家、中西文化交流史权威。历任浙江、复旦、辅仁、津沽等大学教授，并任系主任、院长等职。去台后，任台大教授、政治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西交通史》《宋史》《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李之藻研究》《方豪文录》《方豪六十自定稿》。
宋晞（1920-2007），字旭轩，浙江丽水人，当代著名史家，研究宋代史之著名学者。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及史地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文学硕士，国防研究院四期毕业，韩国建国大学校名誉文学博士。历任海疆学校、台湾省立师范大学、辅仁大学、东海大学、中国文化学院教授，国防研究院文化研究所所长兼文化组首席讲座，中国文化学院副院长、院长。美国圣若望大学访问学者，香港珠海书院讲座教授。著有《宋史研究论丛》《旅美论丛》《中国史学论集》《华学研究论集》《中国文化与世界》《清末华工对南非屈兰斯瓦尔金矿开采的贡献》等书。编有《正史论赞》《司马光史论》《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目录》等书。
屈万里（1907-1979），字翼鹏，山东鱼台人，史学家、《诗经》《尚书》和古文字领域著名学者。幼考生员，肆业北平私立郁文学院国文系，“九一八”而辍学。任职山东省立图书馆。1940年转任职中央图书馆。旋“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任助理员，十余年间，穷治文史。在台湾时期，历任台湾大学副教授、教授，“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及院士兼所长等职。1965年后，连续任美国普林斯顿高深研究所研究员及客座教授，及新加坡南洋大学客座教授，并在台湾各大学教授等职。为《诗经》《尚书》和古文字领域著名学者。1979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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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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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2册）目录：
第十四卷 宋、辽、金、夏（下）
第七章 北宋平寇各战役 3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 3
第二节 战场地理形势及战略指导 9
第三节 平定蜀军民之乱经过 13
第四节 平定侬智高之乱经过 21
第五节 平定方腊之乱经过 30
第六节 申 论 36
第八章 金灭北宋之战 38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及战争导因 38
第二节 战场地理形势及战略指导 53
第三节 金第一次入侵北宋作战经过 55
第四节 金第二次入侵北宋作战经过 76
第五节 申 论 88
第九章 金侵南宋之战一 94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 94
第二节 南宋中兴诸人物 108
第三节 战场地理形势及战略指导 113
第四节 金第一次侵南宋之战 122
第五节 金第二次侵南宋之战 129
第六节 金第三次侵南宋之战 143
第七节 战后之政局 175
第八节 申 论 183
第十章 金侵南宋之战二 190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 191
第二节 战场地理形势及作战方略 212
第三节 陕西河南争夺战经过 220
第四节 战后之政局 245
第五节 申 论 254
第十一章 金侵南宋之战三 263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 264
第二节 金宋作战决策及准备 271
第三节 作战经过 285
第四节 战后之政局 307
第五节 申 论 321
《中国历代战争史》总目录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册）：上古～春秋（上）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2册）：春秋（下）～秦代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3册）：楚汉战争～东汉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4册）：三国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5册）：两晋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6册）：南北朝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7册）：隋代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8册）：唐代（上）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9册）：唐代（下）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0册）：五代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1册）：宋辽金夏（上）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2册）：宋辽金夏（下）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3册）：元代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4册）：明代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5册）：清代（上）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6册）：清代（中）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7册）：清代（下）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8册）：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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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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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
《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徐培根
人类在数十万年持续不断之生存斗争中，其出现于斗争舞台或消逝而退隐，乃历史上所常见不鲜之事。尼罗河畔之古代埃及人，美索波达米亚草原之古代巴比伦人，在世界早期历史中，均曾有卓然不凡之成就与贡献。但历时既久，其适应力不足以抗御时代之巨轮者，多已悄然褪色，或退出人类斗争之舞台，阒然无闻于世。独我中国之文明，兴起之早，盖与古埃及与巴比伦文明相颉顽，迄今已历五千余年。在此长期之生存斗争中，我国国势虽有时而盛，有时而衰，但至今犹能卓然自立于世界者，此其中当有其长存久持之道。吾人综读此五千余年之历史，细加研求，得二理也。其一为英国近代史学家汤因比氏（A.J.Toynbee）所发见之定则，即艰难奋斗，乃能创造新的文化和文明。汤因比之言曰：
“人类所受严酷之考验，其第一个阶段是由阴入于阳（即由静入于动），其所经过是动的行为，这是人类受到敌人大挑拨（Temptation）而做出的。人类付出其智慧与努力之代价，历尽艰难困厄，最后终于克服敌人获得胜利，遂居于进步前驱之列。”
研究古代文化之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在其所著《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一书中亦有如下之记述：
“许久许久以前，一群无衣的、无居室的、无火的野蛮人，来自热带中温暖的故居，逐步向北方前进，由春季以迄夏末。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所离开的是温暖之地，直至九月，才于夜间感到砭骨的风寒。一天一天的过去，情形又更坏了。他们不知道原因所在，到处乱窜以期避开。其跑到别处的通通死亡。他们有极少数的人，看到这样刺人的天气无法可避，乃运用人类最高之能力，以从事于有意的发明。有些掘地以蔽风雨，有些采取树枝树叶盖起茅屋，搭起暖床，又有些一取兽皮以裹身。不久，这些野蛮人便朝向文明大步迈进了。裸体的有了衣服；没有房子的有所遮盖；一无储备的则取肉类干制而收拾起来，在冬天并储有硬壳果了。他们调整自己以适应艰苦之环境，终于步步向前得到了生存。”
像这样人类与自然环境之斗争，在中国古代传说上亦有很多之记述，如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禹平水土，益焚山泽，皆为我国先民与自然环境艰难奋斗之事迹。其间软弱无能者多已归于淘汰灭亡，惟有坚强奋斗者始能继续生存。此可证明汤因比氏研究历史所发见之原则，确为不易之定论。与汤因比氏研究历史所得相同之结论，我国孟子亦有同样之言论。孟子之言曰：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综合孟子与汤因比氏之所论，即所谓“多难兴邦”与“逸豫丧邦”之意。其实世界各民族，每个民族都是经历过许多艰难与困厄，但其胜败存亡迥然异数者，盖非艰难困厄之难易，而在经历艰难困厄时能坚忍不屈，动心忍性与增益所不能之为难能可贵也。中华民族在其长期奋斗之历史中，经历内忧外患艰难之多，无异于世界古文明各民族，而卒能克服艰难卓然自立者，赖有此动心忍性坚忍不屈之民族性也。
其二惟何？则为中华民族之政治思想，竟为天下一家之世界思想也。《尚书?尧典》中首提“协和万邦”。当时所谓万邦，盖即各氏族之众多部落，而使和平辑睦以相处也。从史实上看，中华民族每当兴盛时代，文治武功赫奕，四周邻邦之依附者，完全为仰慕上国文化而贡纳其方物。故邻国之依附，乃为文化之交流，而非武力之征服。而治国者从不以征服异族为荣，反以所治之人民匹夫匹妇不得其所为耻。在统治中，必使各族平安相处，和协辑睦，文化混同，血缘交流，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为中国政治思想之极则。各民族在此恢弘容让之气氛中，如春风和雨之陶冶，自然涵容同化而不自觉，久之遂混化为一个民族，而其利害祸福无有畛畦之分矣。吾人就此五千余年之历史中，当时有所谓夏、夷、黎、苗、猃狁、獯鬻、肃慎、东胡、戎狄、荆楚、百濮、群蛮，乃至鲜卑、匈奴、氐、羌、羯、突厥、契丹、回纥、吐蕃、女真、蒙古、满洲等不胜枚举之各族，今日欲再追寻其痕迹而不可得，而各族之后裔，均浑然同处于中华民族之中而不自知，亦不以此而自外也。此岂世界其他民族之残忍相杀，或近代弱肉强食之理论所可比拟哉？原来世界人类，均属圆颅方趾，其是否同出于一源，固有待于研究与考证，但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则属心同理，行同伦也，此为中国大同思想之根源，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大而且久者，盖实赖此一哲理之存在。
再就中国之军事思想而言，所有我国古代兵学，对于用兵之战争均以仁爱为出发点。《司马法》曰：“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太公六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无取于民者，民利之，无取于国者，国利之；无取于天下者，天下利之。”《尉缭子》曰：“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又曰：“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也；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所以中国之军事思想以安民利民为目的，而用兵则在诛伐暴乱，拯救人民为事，此与西方兵学家以崇尚杀戮征服者大异其趣。
吾人细读中国五千余年之历史，自原始之众多异族并处，逐渐进于现今之民族混同，盖无一不由前此二理之交互为用，前者出于坚忍不屈，故能历久弥远而卓然自立；后者出于仁爱一体，故能涵容混同而相助相成，二者皆为中华民族所以永存之道也。今就以史例言之，中国开国之初，即有夏黎两族黄帝与蚩尤之战争。当时蚩尤声势之优越，黄帝固以艰难百折，始能获取胜利者，但黄帝既胜之后，夏黎两族相处若一家之人，故两族同化最早。嗣后汤武战胜桀纣，既胜之后，则用夏变夷，翕然同化。后至汉唐宋明各代，亦无不皆然。由以上之史例以观，诚可证明中华民族之永存，实由于上述坚忍与仁爱之两种民族性之交互为用，而又交互相成之功。
研究中国全部历史，若只求其兴衰之道，则不免偏于政治与军事之细节，而忽略其政治思想之弘大；若只求其文化之弘大，则不免驰骛哲理，形成高远之政论，二者皆未能阐明民族精神之所在。而我国历史文化载籍浩繁，欲研求此种事理，则整理过往之史料而使成为一种有系统之记载，殆为今日史家重要之责任。况当现代，世界已进至卫星飞弹氢弹钴弹时代，人类已濒临毁灭之边缘，则中华民族之卓然长存与涵容混同之史迹，殆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存之借镜。则斯编之辑，不仅可为中华民族后人在此剧烈竞争之时代中，知所以自处之道；抑且可告知世界人类，残忍相杀，终非永存之唯一途径，而翻然有所改变，斯则世界人类共同之福祉也。
余等奉命编纂《中国历代战争史》。战争本为当时政治之一部份，因之从事于各代政治作深一层之研究。历时数载，涉览载籍至数百十种，浸润既久，逐渐发见中华民族所以历久永存之理。深信此理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宝典，抑且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处之药石。故提其要点，垂涕而道，语重心长，不觉其言之深也。全书既将完成，乃以此意为之序，良可用以勗勉国人，使知所以自励；亦所以贡献于世界，借以增进共勉之道。
中国历史典籍浩繁，史料丰富，而编者限于智识与时间，其取舍之间，常以与当时政治军事有关者为范围，因之其谬误与遗漏在所难免，深望海内贤达，时加指正，则不仅本书之幸，编者同仁亦深得裨益焉。
修订序言
“三军大学”校长兼《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蒋纬国
本书系综合记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生存发展之战争史，为“三军大学”奉蒋公手令所编纂。近以公开出版，传诸于世，本校为慎重其事，特组设修订委员会，校订内容，增编索引，调整册次，统编目录。纬国忝为主任委员，深感此一巨著之传世，对其编纂与修订之缘起及经过概要，应首加说明，以供读者研究本书之参考。
1955年10月1日，蒋公以（四四）机密甲字第八十三号手令，指示“国防大学”（本校之前身）编纂中国战争史。“国防部”于同年十一月二日以孝孔字第五○号令将此手令转饬本校。
手令要旨谓：“中国古代战争史应在‘国防大学’专设研究小组，并聘文学历史学者对于战史特有研究者，参加研究与编纂，此可与张其昀‘部长’切商实施。”编纂中国古代战争史，以阐扬中华民族坚强之奋斗潜力与立国精神，并融汇与启发中国之战争思想及战争艺术，用意至为深远。
本校为执行此项研究与编纂工作，于1956年1月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遴选对兵学及战史富有素养之将校担任撰稿，并聘请名史学家指导与审校。此项编纂工作直至1972年5月，全书方告编印完竣，历时凡十六年有余，盖为力求内容臻于严谨周密。
本书印制后，大部分分发军中干部阅读，以增进其对中国战争史之认识，磨练用兵修养；一部分赠送教育文化团体、学术研究机构及学者，以扩大学术思想之交流。数年以来，颇获各方赞许，并纷纷来函索阅。本校鉴于编著书籍在供人阅览，传播思想，故特将本书公开出版，以广流传。使此宏富之中国战争思想，更能发扬光大。
我国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本书从浩繁之史料中，整理研究，融汇精练，编纂成体系一贯，系统分明之战争史。对每一朝代，首先综合论述其全般大势，包括：地理形势、政治情势、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运用、主要人物之影响等，由此以明了该一朝代之全般情势及盛衰得失。对每一朝代之重要战役或会战，则各以专章论述。在每一章中，则先论述该一战役或会战前之一般形势、形成导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运用得失、战后情况等；最后对该战役或会战加以综合申论，以检讨其成败，并引战争原理原则相印证。由此以吸取战史之教训，启发战争指导之智慧。
本校依据过去编纂及今日修订本书之体认，深感对我国古代战史之价值，应在此加以阐述；对欧美人士曾有误解我国战史者，应在此加以辨正，俾使史实之真谛易于发扬。过去我国史书上对战史之记载，常偏重于战争理论；对执行战争之方法与技术，则散见于各种记载中，零碎片断，难于寻觅。因而使人认为我国战史缺乏人、时、地、物之精确数字，疏忽作战行动之详确空间与所用之战具。此或由于史书成于儒家之手，而儒家重“王道”，轻“霸道”，避免渲染战争之杀伐行为，有以致之。更或由于古代史学家认为战争哲理可以持久，而战争之方法与技术，随力量、空间、时间之不同而变化，难以为训。至于野战战略方面，或因秘而不宣，或因写史者未能体会，故多未作有系统之分析，或仅作语焉不详之记载。后世之兵学家与史学家，亦鲜有致力于搜集此等零散之史料，未能专力研究整理而补充之。欧美人士以现代之眼光看我国古代战史，每认为我战史空泛，而轻视之。本校编纂本书时，对人、时、地、物之考证，曾力求详确；并根据当时之情势，作合理之研判，以求弥补（凡研判者均注明系研判所得）。本校依据编修本书二十年来之体会，认为我国古代战史用现代纯军事观点视之，虽有若干缺陷，但在战争理论与指导上，则极具价值，如建国大政、国防经营、建军制度、战争策划、战略与战术之运用等，皆有丰富之经验与辉煌之成就，实具有永恒之学术价值。
尤有进者我国有悠久光荣之历史，地广民众，雄居亚洲要域，以此背景缔造之战争史实有其独特之价值，简言之，概可以大战略、国家战略、军事战略、野战战略及战术等四项说明之。虽然在我国古代战史中，未曾明列此等项目，但其内容均有包涵，只不过以不同之术语与辞句表达而已。为使研究我国古代战史者，易于与现代之战略区分发生连系，故特以此四项阐述之。
第一，在大战略方面：我国过去各朝代对大战略之运用极为讲求，尤其在纷乱之时代，常有突出之表现。所谓大战略，亦即友邦间为谋求共同目标而发挥统合力量之战略。至当代各种战略之定义已另撰《为战略正名释义》，刊于本书第十八册之末。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中原诸侯与楚、秦之斗争，各邦国大战略之运用，已极具战争艺术化之能事。其中如春秋时代，晋、齐、秦联盟以破楚之城濮之战，秦、楚联盟以对抗晋、吴联盟所形成之长期争霸斗争；战国时代之苏秦合纵以抗秦、张仪连衡以破六国等，即为显著之史例。诚然，各朝代对大战略之运用，巧拙有别，因而产生不同之结果。但我国历史学家对此等历史事实之评述，则几乎抱有同一之观点，即赞誉信守国际道义，并称许长治久安之政治与军事战略；对于国际间之背义或暴虐行为，必力加谴责。
第二，在国家战略方面：我国过去各朝代虽无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心理战略及军事战略等名词，但其运用多能讲求配合。所谓国家战略所包涵之政治、经济、心理及军事四略，过去尝统称之为政战二略。惟近代国家事务日形繁杂，仅政略与战略两词，已有不够明确之虑耳。我国过去特别重视行仁政，讲信义，安民居，裕民生，以奠立政治、经济与心理战略之基础，而军事力量之运用，旨在以战止战，保障和平。虽然在我国悠久之历史中，各朝代对国家战略之运用，常因帝王及其将相之观点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历史事实指出一项规律，即凡能统合运用总体国力，且以“仁爱”为出发点运用军事力量者，必国强民安；反之，必国破民困。秦、隋二代于统一之后，均拥有强大之武力，但却为我国历史上之短命王朝，即为显著之例证，其败亡之因果关系，值得引为戒鉴。
第三，在军事战略方面：我国过去甚重视建设边疆之防卫城塞，并配合以富有机动性之强大武力。以城塞防卫基地，以求国防之强固持久；以机动武力打击敌人之武装力量，以求国防之安全。如现仍存在之“万里长城”，即为过去国防建设之遗迹；汉、唐及元代之强大骑兵部队，动辄驰骋数千里而作战，即为军队机动性之例证。我国历史证明，当国家具有统一且富有机动性之强大武力时，则常形成强盛、繁荣、幸福之时代；当武力分割，或军队之机动力丧失时，则内忧外患随之而起，常形成衰弱、贫困、痛苦之时代。历史铁证，历历在目。
第四，在野战战略及战术方面：我国过去用兵，极重视先期之准备，欺敌之运用，又极重视政治与心理方面事先创建优越之情势。认为战争指导者应谋“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主张“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主要之用兵思想。因此，我国过去用兵较为重视“间接路线”，其战例之多，不胜枚举。但我国过去用兵亦有主张“直接路线”者，讲求毁灭战，谋求在会战中歼敌主力，甚至“屠城”，以求解决战争。例如：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尚书?武成篇》）；周公东征，残灭奄国（古《竹书纪年》）；并曾毁灭数百年之殷都成为麦田（箕子《麦秀之歌》）；项羽用兵常取攻势，专寻求敌人之主力而击灭之；元代军队攻取敌人之城镇后，常借“屠城”以彻底毁灭敌人等皆是。上述用兵思想之运用，在我国古代已有极成功之表现，缔造出许多典型之战例。如：
□晋文公诱楚军深入，以击败楚军之“城濮之战”；
□晋军伏击，各个击灭秦军之“殽函之战”；
□晋军集中优势兵力于左翼，以击败楚军之“鄢陵之战”；
□吴军以欺敌及奇袭，击败优势楚军之“鸡父之战”；
□越军于削弱吴军后而致胜之“笠泽之战”；
□齐军以逸待劳，战胜魏军之“桂陵之战”；
□齐军以减灶诱敌而战胜魏军之“马陵之战”；
□齐军以欺敌与奇袭，战胜优势燕军之“田单复齐之战”；
□秦将白起利用地形，歼灭优势韩、魏联军之“伊阙之战”；
□秦将白起先截断赵军补给线，彻底歼灭赵军之“长平之战”；
□韩信于夏阳偷渡奇袭安邑，获致全胜之“灭魏之战”；
□韩信行背水阵，以欺敌与坚忍击灭优势赵军之“井陉之战”；
□韩信利用和平攻势，奇袭破齐之“临淄之战”；
□韩信以欺敌分散敌军，乘敌半渡而击灭优势齐楚联军之“潍水之战”；
□韩信以完全包围歼灭楚军之“垓下之战”；
□唐太宗先截断敌之补给线，而击破强敌刘武周之“柏壁之战”；
□唐太宗运用内线作战，先击灭敌之援军，终于迫使王世充投降之“洛阳之战”；
□唐代李靖以机动与奇袭击灭萧铣之战；
□唐代李靖以远程追击歼灭吐谷浑之战；
□宋初李继迁以面吃点获致胜利之“灵州之战”。
本书中包括我国历代重大战役及会战五百余次。上述举例仅乃一小部分而已。
举世皆知之《孙子兵法》一书，实乃我国春秋时代用兵艺术之归纳。其中每一用兵之原则与法则，均有实战之背景为其依据。此书为古今中外所尊重，欧美人士更视之为东方用兵思想之代表，由此可见中国用兵思想之宏富与完备。
本书此次修订之主旨，在求内容正确，阅读方便。为求慎重，特敦聘学识渊博，著作丰富之名史学家（以姓氏笔划为序）王云五先生、方豪先生、宋晞先生、屈万里先生、陶希圣先生、黄季陆先生、蒋复璁先生、钱穆先生等为指导委员。承诸位热心指教，解疑释惑，使本书之修订受益良多。
本书之修订工作为求有效执行，特聘请对历史及兵学深具素养，且有丰富著作之李震教授、陈廷元少将为修订委员，执笔修订。陈廷元将军负责设计修订出版之全般构想，主编增加之资料，协编索引。李震教授主编索引，协编增加之资料。至于内容之校订，则两位共同负责逐字逐句精校。由于两位修订委员在本书编纂时已担任重责，深悉本书之内容，故于修订工作上得收事半功倍之效。其发挥高度热诚与智慧为本书所作之贡献，将随史页而长存。
本书自编纂之始，迄今修订出版，多承前“教育部长”、今“中华学术院”院长、“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张其昀博士之指教与鼓励，敬致谢忱。
本书之出版，承黎明文化事业公司鼎力支持，此种友谊实足珍贵。
本书此次修订出版，虽力求严谨周密，然以内容如此广博，包含之时程如此长远，遗漏与谬误之处仍所难免，深望海内外先进，惠予教正。
第八章 金灭北宋之战
（附图12-420 12-421 12-422）
一、宋金联盟：徽宗重和初年（1118年）遣使联金，谋夹攻辽，以取燕云之地。宣和四年（1122年）出兵夹攻，败绩。明年四月，自金人手中收复燕山六州之地。
二、金第一次伐宋：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金两路南下。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金兵围汴京，宋求和。二月金兵始退。
三、金第二次伐宋：靖康元年八月，金兵复两路南伐，十一月再围汴京。十二月钦宗出降。
明年三月，金立张邦昌为楚帝。四月，金兵俘徽、钦二帝北还。北宋亡。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及战争导因
一、宋金联盟
宋太宗自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依周世宗宋太祖以来，谋恢复燕云十六州之一贯国策，发动“北驱胡虏”之战，中经高梁河、岐沟关之大败后，彼此历年争战，直至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兵直寇汴京（今河南开封）北郊之澶州（今河北濮阳），真宗被逼屈辱求和，定下澶渊之盟。此一经历二十六年之战争，宋不但不能收复失地，且终于屈辱。当宋真宗与辽缔和时，犹谓：“数十年后，必有起而抗之者。”故此事之于宋人，固未尝一日或忘者也。（《续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二月戊戌条）
至徽宗政和初年（辽天祚帝延禧天庆元年，1111年），会辽天祚帝延禧在位十年，荒淫失道，国势大衰。而女真方兴未艾。宋此时以为收复失地与洗雪国耻之时机将至，尤以蔡京与童贯主之最力。乃谋遣使连金以图辽。且其时童贯方得志于夏（？）遂谓辽亦可图。贯乃于同年九月，请使辽以觇其国情。徽宗从之，以端明殿学士郑允中充贺生辰使，童贯副之。朝中或言，以宦官为使，岂国无人？徽宗谓辽人闻贯破夏，故欲见之，因使觇其国，乃策之善者。遂行。童贯至辽，辽君臣相聚指笑曰：“南朝人才如此！”（《续通鉴》卷九一，九月条）
时有燕人马植者，本辽大族，仕至光禄卿，行污而内乱，不齿于人。会童贯使辽道经卢沟（今卢沟桥附近），植夜见其侍史，自言有灭辽之策，因得见贯。贯与语，大奇之，载与俱归。易姓名曰李良嗣，荐诸朝。植即献策曰：“女直（即女真，辽人避兴宗号改之）恨辽人入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莱（今山东蓬莱县）涉海，结好女直，与之相约攻辽，其国可图也。”徽宗召植问之，植对曰：“辽国必亡。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直得志，先发制人，事不侔矣。”（此事有谓在政和五年者）徽宗嘉纳之。赐姓赵氏，以为秘书丞。图辽之议，遂从自始。由此可知宋朝对马植甚为重视。（同上）
至政和七年（辽天庆七年，金天辅元年，1117年）七月，时正当女真屡破辽军，女真部酋阿骨打既称帝，国号金，且既攻陷辽东京之后，会其时辽苏州（今辽宁金县）之汉人高药师、曹孝才，及僧即荣等，率其亲属二百余人，以大舟浮海，欲趋高丽避乱，为风飘流至于宋界基岛（在今渤海海峡，似在山东蓬莱县东北），与宋人言曰：“女真既斩高永昌（据东京叛辽，其事已见上述），渤海（国名，久已为辽太祖阿保机所灭，遗族犹分据各地，故犹称之）汉人群聚为盗（聚族走保山寨以自保之汉人），辽地方政府不能制。女真攻辽，夺其地，既过辽河之西。”云云。宋知登州王师中具奏其事。朝廷闻之，甚喜。乃召太师蔡京，领枢密院童贯等共议。贯等因此共奏，谓国初时，女真常贡献，而太宗屡诏市马女真，其后始绝。宜降诏遵故事，以市物为名，就令访闻事体虚实。乃诏师中选差将校七人，各借以官名，用平海指挥兵船，载高药师等赍市马诏以往。药师等兵船至海北，见女真逻者，竟不敢登岸而还，却称已入苏州界，女真不纳，几为逻者所杀。宋青州（今山东益都）安抚使崔直躬，具奏其事。徽宗怒，诏该等出使之人，皆编配远恶之地。仍委童贯专任通好女真事，监司帅臣，不许干预。贯乃更令王师中，别选能吏以往。时武义大夫马政，责官青州，寓家牟平（山东今县），师中荐之。遂于重和元年（1118年）二月十八日，遣马政同高药师等，再使女真，讲买马旧好。同年闰九月六日，政与平海指挥使呼庆，随药师曹孝才等自登州渡海，才达北岸，为逻者所执，并夺其物，且屡欲杀之。既而缚送于金主所居之拉林河（吉林省今河）。金主问遣使之由，政曰：“主上闻贵朝攻破契丹五十余城，欲与通好，共行吊伐。若允许，后当遣使来议。”金主与众议数日，遂于同年十二月，质登州小校王美、刘亮等，而遣索多（一作撒睹）及李庆善等，赍国书并北珠、生金、貂革、人参、松子，与政等来报。（《续通鉴长编》卷三六，七月，卷三七，二月及《三朝北盟会编》卷四）
宣和元年（辽天祚天庆九年，金天辅三年，1119年）正月，金使李善庆等至汴京。徽宗诏蔡京、童贯及邓文诰与之议事。又补善庆为修武郎、索多为从义郎，勃达为秉义郎，皆给金俸。于是集群臣议报女真之仪。赵良嗣请以国书报聘，直秘阁赵有开以为“女直之酋止节度使，世受契丹封爵，常慕中朝，恨不得臣属。何必过为尊崇，用诏书足矣。”问善庆何如，对以“二者皆可用，惟朝廷所选择”。遂从有开言，用诏书。有开与善庆等至登州，未行而有开死，会河北奏得谍者，言契丹已割辽东地，封女真为东怀王，且妄言女真常祈修好，诈以表闻。乃召马政等勿行，只差军校呼庆持登州牒，送李善庆等归。（《续通鉴长编》卷三九正月）
是年六月，呼庆等至金，金主责以中辍，且言登州不当行牒。呼庆对以“本朝知贵朝与契丹通好，又以使人至登州缘疾告终，因遣庆与贵朝使臣同行，欲得早到军前，权令登州移交，非有它故。若贵朝果不与契丹通好，本朝定别遣使人共议。”金主不听，遂拘留庆等。又以索多受宋官，杖而夺之。（《续通鉴》卷九三及《三朝北盟会编》卷四）
是时，特进少宰兼中书侍郎王黼，因朝廷已纳赵良嗣之计，将会金以图辽，会牒云：“辽主有亡国之相。”黼因奏请遣画学正陈尧臣率画学生二人使辽，绘辽主像以归。言于徽宗曰：“辽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谨画其容以进。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进兵，兼弱攻昧，此其时也。”并图其山川险易以上。徽宗大喜，取燕云之计，遂决。
呼庆留金凡六月，数见金主，执其前说，再三辩论。金主与宗翰等议，乃遣庆归宋。临行语曰：“夸海求好，非吾家本心。吾既获辽人数路（时金已尽得辽西之地，翌年五月克辽上京），其它州郡，可以俯拾。所以遣使报聘者，欲交邻耳。暨闻使曰不以书来，而以诏诏我，此非所宜。使人虽卒，自合复遣。止遣汝辈，尤为非礼，是见翻悔；本欲留汝，念过在汝朝，非汝罪也。归见皇帝，若果欲结好，请早示国书；或仍用诏，决难从命。且我尝遣使求辽主册吾为帝，取其卤簿，使人未归。尔家来通好，而辽主册吾为东怀国，立我为至圣至明皇帝。吾怒其礼仪不备，又念汝家已通好，遂鞭其来使，不受其法驾等物。乃本国守两家之约，不谓贵朝如此见悔。汝可速归，为我言所以！”（《续通鉴长编》卷四十，六月及《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二月）
宣和二年（1120年）正月，呼庆还至汴京，具道金主所言，并其国书达于朝。童贯因建议遣赵良嗣等持御笔报金，仍以买马为名，实约夹攻辽取燕京旧地，第面约不赍国书。二月，宋遂遣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赵良嗣、忠训郎王环使金。四月，良嗣等至苏州（今辽宁金县），是时会金主已集兵在青牛山，准备进攻辽上京，良嗣等乃至金主军前。金主遣随军前往，并谓之曰：“汝可观吾用兵，以卜去就！”遂攻上京克之。良嗣出徽宗御笔与金主议，以燕京一带，本汉旧地，约以夹攻破辽之后，金取其中京大定府（今热河宁城县），宋取燕京析津府（今北平。约以燕山山脉为界也）。金主曰：“契丹无道，其土疆皆我有，尚何言？顾南朝方通欢，且燕京皆汉地，当与南朝。”良嗣曰：“今日约定，不可与契丹复和。”金主曰：“有契丹乞和，亦须以燕京与尔家方许和。”遂议宋输金岁币，良嗣初许三十万，辩论久之，卒与同契丹旧数（岁币五十万，见宋辽之战章）。金主又谓良嗣曰：“吾军已行，九月至西京（今山西大同县），汝等到南朝，请发兵相应！”遂以手札付之，约以“本国兵径自平地松林趋古北口，南朝兵自雄州（河北今县）趋北沟（永定河）夹攻。不如约即地不可得”。金师至松林，会大暑，马牛疫，金主乃还，遣驿追良嗣至，易国书，约来年同举。再遣萨喇（亦作锡剌）、哈鲁（旧作曷鲁）等持国书与良嗣偕往报聘。（《续通鉴》卷九三，五月、八月，《长编》卷四一，九月）
九月，萨喇等至汴京。宋再遣登州钤辖马政与萨喇等同往报聘，书为“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皇帝”，约以“确示同心之好，共图问罪之师”，“诚意不渝，义当如约”。并告以既差太傅知枢密院事童贯，勒兵相应，请示举军的日，以凭夹攻。又约以“所有五代以后陷没幽蓟等州，举汉地及汉民，并居庸、古北（皆今地）、松亭（今河北迁安县西北喜峰口附近）、榆关（今临榆县），已议收复，所有兵马彼此不得过关外。据诸色人及贵朝举兵之后，背散到彼余处人户，不在收留之数。绢银依与契丹数目，岁交。仍置榷场。计议之后，契丹请和听命，各无允从”。宋朝廷初议，只欲得燕京旧地，及赵良嗣还朝，言尝问金主，燕京一带旧汉地并西京亦是。金主曰：“西京我安用？止为拏阿适（辽主天祚小字），西一临尔。事竟，亦与汝家。”又言平营二州（今河北卢龙、昌黎），本燕地。金主曰：“此不须议，故事目并及山后寰、应、朔、蔚、妫、儒、新、武诸州（今山西马邑镇、应县、朔县，察哈尔蔚县、怀来、延庆、涿鹿、宣化）。”但当马政等于九月到达金拉林河时，竟又议论月余不决。金主初不认事目内，已许西京之语，且言，平、滦（河北今县）、营三州，不系燕京所管。政等不能对，唯唯而已。金主又与其群臣谋，谓：“北朝（指辽）所以雄盛者，缘得汉地燕人。今一旦割还南朝，不唯国势微削，兼退守五关之北，无以临制南方，坐承其弊。若我将来灭契丹，尽有其地与宋为邻，时或以兵压境，更南展提封，有何不可！”其群臣皆以为然。唯粘没喝（即宗翰）云：“南朝四面被边，若无兵力，安能立国，未可轻之。”马政等留金又十余日，金始草国书，再遣哈鲁与政等往宋。国书大略云：“前日赵良嗣等曰，许燕京路州镇，已载国书，若不夹攻，应难如约。今若更欲西京，请便计度收取，若难果意，冀为报示！”两国之衅，由此生矣。（同上九月条）
宣和三年（辽保大元年，金天辅五年，1121年）五月，金使哈鲁等至汴京，诏国子司业权邦彦、观察使童师礼馆待之。未几，师礼传旨邦彦等曰：“辽已知金人海上往还，难以复如前议，谕其使者令归。”邦彦惊曰：“如此则失其欢心，曲在朝廷矣。”师礼入奏，复传旨候童贯徐议之。时贯方将兵讨方腊于江南也。（同上卷九四）
是年八月，宋用宰相王黼之议，遣呼庆使金使还，但付国书不复遣使。书辞略云：“具承契好之修，深悉疆封之谕。维夙惇于大信，已备于前书。所有汉地等事，并如初议。俟闻举军到西京的期，以凭夹攻。”时徽宗深悔前举，意欲罢结约。黼与太尉梁师成又与童贯更相矛盾，故徽宗心中甚阑，是以于国书中浮沉其辞如此。（同上）
二、夹攻辽之战（参看附图12-420）
是年（宣和三年）童贯已平方腊，十月，复以贯领陕西两河宣抚使。时金亦将进攻辽之中京。明年（宣和四年）三月，金兵已克辽中京，兵至北安州（今热河承德县南），将越燕山山脉南下燕京。时徽宗以方腊方平，颇悔与金夹攻之约。王黼以为“中国与辽，虽为兄弟之邦，然百余年来，彼之所以开边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今不取燕云，女真必强，中原故地，将不复为我有”。徽宗乃决意用兵。使黼于三省置经抚房，专治对辽用兵之事，不关枢密。于是遂大括天下丁夫，计口出算，得钱二千六百万缗以充战费。黼又遗童贯书曰：“太师（以平方腊功，加太师，封楚国公）若北行，愿效死力。”时中书舍人宇文虚中，以宣和间承平日久，兵将骄惰。王黼、童贯、蔡攸（京子），贪功开边，将兴燕云之役，引女真夹攻契丹，以虚中为贯参议官。虚中以庙谟失策，主帅非人，将有纳侮自焚之祸。因上书谏曰：“用兵之法，必先计强弱，策虚实，知彼知己，当图万全。今边圉无应敌之具，府库无数月之储，安危存亡，系兹一举，岂可轻议！且中国与契丹讲和，今踰百年。自遭女真侵削以来，向慕本朝，一切恭顺。今舍恭顺之契丹，不羁封殖为我蕃篱，而远踰海外引强悍之女真以为邻域。女真借百胜之势，虚喝骄矜，不可以礼义服，不可以言说诱，持卞庄两斗之计，引兵踰境，以百年怠惰之兵，当新锐难抗之敌，以寡谋安逸之将，角逐于血肉之林。臣恐中国之祸，未有宁息之期也。”王黼大怒，降虚中为集英殿修撰。虚中建十一策，上二十议，皆不报。时会辽耶律淳遣使告在燕京即帝位（时辽天祚帝败走夹山，国中无主。其事已详金灭辽之战章），且言免宋纳辽之岁币，结前盟好。徽宗乃集群议，皆谓机不可失，乃命童贯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以开府仪同三司蔡攸为副，将兵十万北上以应金，且招谕幽燕。仍以三策付贯：“如燕人悦而取之，因复旧疆土也；耶律淳纳款称藩次也；燕人未服按兵巡边下也。”贯、攸受命，二人实不习事，而自谓功业可垂手致。入辞之日，肆言无忌。
宣和四年四月，金兵已攻陷辽西京，五月童贯至高阳关（河北今县），即用知雄州和诜计，降黄榜及旗，述吊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杰，能以燕京来献者，即除节度使。遂命都统制种师道，尽护诸军北进。师道以为不可乘人之危，贯不听。即分二路进兵，师道总东路之兵向白沟（今雄县北），辛兴宗总西路之兵趋范村（今涿县西南）。辽耶律淳闻之，遣耶律达实（耶律大石，后创建西辽国者）、萧干御之。师道军次白沟，辽军鼓噪来攻，师道前军统制杨可世与战，败绩，士卒伤者甚众。幸师道先令士卒各持一巨梃自防，赖以未致大败，遂退还雄州（河北今县）。辽兵追击，至于城下。辛兴宗与萧干战，亦败于范村。于是辽遣使来言：“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甚恶也。今射一时之利，弃百年之好，结新起之邻，基它日之祸，谓为得计可乎？救灾恤邻，古今通义，唯大国图之。”贯不能对。师道复请许之和，贯不纳，而密劾师道助贼。王黼怒，责授师道右卫将军致仕。六月，徽宗闻兵败，惧甚，诏班师。真可谓虎头蛇尾者矣。（皆《续通鉴》卷九四）
七月，王黼闻耶律淳病卒，复命童贯蔡攸等治兵，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刘延庆为都统制。时金兵方大破辽天祚行帐于今归绥地区，驻兵山后诸州。忽闻童贯举兵趋燕，兵号二百万。金主乃召群臣谋议，恐宋独取燕京，而岁币不可得，即遣高庆裔等乘回船于九月间自登州至汴京，议夹攻之师期。徽宗遣赵良嗣报之，且言不负初约。庆裔，渤海人，桀黠知书史，虽外为恭顺，而屑屑较求，乞上殿奏事。朝廷以两国往来之议未定，请姑俟他日，并以契丹修好之初，亦尝如此答之。庆裔即出契丹例卷，面证朝廷之非，请载之国书。朝廷不得已皆从之。宋朝廷对外交无人才，一至如此。
是（九）月，宋以赵良嗣充大金国信使，保义郎马扩（政子）副之，马政充伴送使。高庆裔入辞时，徽宗谕以早取燕京。良嗣将行，以国书副本及事目示马扩。扩大惊曰：“金人方以不报师期，恐王师下燕，不得岁币，所以遣使通议。一则欲嗣音继好，二则视我去就，犹未知杨可世、种师道白沟之败，宣抚司气沮而退也。在我固当守前约，且云缘贵朝不报师期，疑海道难测，所以不俟的音，即举兵相应。今仍趣宣抚司进兵，克期下燕。如此则既于夹攻元约不爽，又绝后日轻侮之患。奈何自布露腹心，倾身倚之，大事去矣！”良嗣愕然曰：“宣抚司尽力不能取，若不以金币借女真取之，何以得燕？”扩曰：“既知力不能取，胡不明白尽与大金，退修边备，保吾旧疆？安得贪目前小利，不虞后患，爱掌失指耶？”良嗣曰：“朝廷之意已定，不可易也。”遂往。宋朝颟顸，一至如此！
九月十五日，辽守易州（河北今县）将高凤约降。留守涿州（今涿县）之常胜军帅郭药师，闻之，意动。药师又以萧后立后，萧干专国，国人多贰，会干自燕京来，药师疑其图己，因谓所部曰：“天祚失国，女政不纲，宋天子重兵压境，此男儿取金印时也。”遂偕其偏将甄五臣等，拥所部八千降宋。童贯受之，以闻。诏授药师恩州观察使，使以兵隶刘延庆。（同上）
宋已得涿易二州，以为燕云收复在望，遂以山前州县，为燕山府路，令置监司，改涿州曰涿水郡威行军，檀州曰横山郡镇远军，平州曰渔阳郡抚宁军，易州曰遂武郡，营州曰平卢郡，顺州曰顺兴郡，蓟州曰广川郡，景州曰滦川郡。并燕山府，为山前九州。以山后州县为云中府，领武、应、朔、蔚、奉圣、归化、儒、妫，并云中府，为山后九州。此即燕云十六州，已详前卷。
辽萧后闻常胜军降宋，惧甚！十月遣萧容、韩昉，奉表称臣于宋，乞念前好。昉等见童贯蔡攸于军中，言女真蚕食诸国，若大辽不存，必为南朝忧，唇亡齿寒，不可不虑。贯攸叱出之，昉大言于庭曰：“辽宋结好百年，誓书具在，汝能欺国，独能欺天邪！”贯亦以闻于朝廷。（同上）
十月初八日，童贯遣刘延庆将兵十万出雄州，以郭药师为向导，渡白沟。延庆军无纪律，药师谏曰：“今大军拔队行而不设备，若敌人置伏邀击，首尾不相应，则望尘奔溃矣。”不听。军行至良乡（今县），萧干率军来拒，延庆与战而败，遂闭垒不出。药师曰：“干兵不过万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即辽燕京）必虚，愿得奇兵五千，倍道袭之，城可得也。”因请延庆子光世简师为后继。延庆许之，遣大将高世宣、杨可世，与药师率兵六千，夜半渡卢沟（今永定河），倍道而进。质明，常胜军甄五臣领五千骑夺迎春门而入。药师等继至，阵于悯忠寺，入谕萧后，使速降。萧后密报萧干，干举精甲三千还燕巷战，光世渝约不至，药师失援而败，与可世弃马缒城而出，宋军士卒杀伤过半，世宣死之。延庆营于卢沟南，干分兵断其饷道，擒护粮将王渊，得宋兵二人，蔽其目，留帐中。夜半伪相语曰：“我师三倍宋兵，当分左右翼，以精兵冲其中，左右翼为应。举火为期，歼之无遗。”然后阴逸一人。其人归报延庆，延庆信之，明旦见火起，以为敌至，即烧营而遁，退还雄州，士卒自相蹂践死者，百余里。萧干因纵兵追击，至涿水而还。自神宗熙丰（熙宁、元丰，1068年～1078年）以来，所储军实，弃之殆尽。辽人知宋之无能为，作赋及歌诗以诮之。宋朝无能臣，军无良将，卒不堪战之病态，至此暴露无遗。（同上）
初，宋朝建议与金约，但求石晋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营滦三州。盖三州乃刘仁恭所献以求援者，王黼欲并得之，为金所拒绝。是（十）月，赵良嗣等至奉圣州（今察哈尔涿鹿县），金主令斡离不（即宗望）及富吉（旧作蒲结）等责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论夹攻元约，特与燕京六州（蓟、景、檀、顺、涿、易）二十四县汉地汉民”。又言：“南朝即自得平滦，本朝兵马亦得借路平滦以归。”良嗣言：“元约山前山后十七州。今乃如此，信义安在？”又言：“本朝得燕，必分兵屯守，大国人马经过，岂敢专听？”富吉曰：“汝但知阻我借路过关，不道汝国人马又败（得悉刘延庆再败）。”金主遂留马扩，遣使臣偕良嗣报宋。十一月，金使至汴京，言燕京六州所管汉民外，其女真、渤海、契丹、奚，及杂色人户，平滦营三州，纵宋朝克复，亦不在许与之限。如仍索求，必至破裂，则所有信誓、立界，及岁币数目，当俟到燕京再议。徽宗命金使诣王黼第共议，黼论西京、平、滦当如约。金使不听。黼曰：“大国所欲，本朝无一不从；本朝所须，大国莫降心相从否？”金使曰：“平滦营三州，本朝欲作关隘，莫若先以燕京六州，交契丹岁币，其平滦等州从容再议。”于是宋再遣良嗣为使，显谟阁待制周武仲副之，偕金使复往，付以国书及御笔，且嘱咐之曰：“平滦颇出桑麻，金所欲得，可与契丹岁币数目外，特加绢五万匹，银五万两，以曲尽交欢之意。所有营平滦及西京地土，本朝尽行收复。”（同上《续通鉴长编》卷四五）
十二月，郭药师与辽萧干战于永清县（河北今县），破之。童贯以再举攻燕无功，惧得罪，乃密遣使如金，以求如故约夹攻。是月，金主自将攻燕，分兵自得胜口（今昌平县西北）、居庸关南下（详见金灭辽之战章）。辽萧后五上表于金，求立秦王耶律定。金主不许。辽遣劲兵守居庸以御之，辽兵不战而溃。辽统军都监杲睦（旧作高六）等降于金，金主遂克燕京，命辽诸臣仍守旧职。萧后与萧干则自古北口奔天德归于天祚。
未几，赵良嗣偕金使见金主于燕京。金主即谓之曰：“我闻中国大将，独仗刘延庆，延庆将十五万众，一旦不战自溃，中国何足道？我自入燕京，今为我有，中国安得有之？”良嗣不能对。又曰：“数年相约夹攻，而汝国不出师，复不遣报，今将若何？”良嗣对曰：“夹攻虽是元约，据昨奉圣州军前别议，特许燕京，不论夹攻与否。今月二日，本朝于永清击走萧干，追至燕京，虽非夹攻，亦其意也。”金主又曰：“夹攻且勿言，其平滦等州，未尝议及，如何欲取？若必欲取平滦，并燕京亦不与矣。”遂促良嗣还，付良嗣国书副本，国书中示燕京之地归宋，燕京租税归金。良嗣曰：“自古及今，税租随地，岂有与其地而不与其税租者？请削去之。”粘没喝（宗翰）曰：“燕自我得之，税赋当归我。大国熟计之。若不见与，请速退涿州之师，无留我疆！”良嗣等遂归。盖宋一再为残存之辽所败，金欲遂据有燕京，故要求不已也。（同上）
宣和五年正月，宋再遣赵良嗣至燕京见金主。金主以平滦欲作边镇，必不与宋，遂议租税。金主以燕租六百万，只取一百万，亦不为多，不然，则还金涿易旧疆及常胜军，且将提兵按边为言以胁宋。良嗣乃以书驰驿回奏。宋逼不得已许契丹旧岁币四十万之外，每岁更输燕京代税一百万缗。金又言士卒取西京劳甚，宜有犒劳，宋亦许之，并遣使贺正旦生辰，置榷场交易。金主得报大喜，遣使持誓书草稿至宋，许以燕京及六州归宋，而山后诸州及西北一带接连山川，不在许与之限。宋朝廷又逼不得已从之，欲姑得燕山，以塞中外之议。于是誓约遂定。时上下皆知金必渝盟，而莫敢言。赵良嗣私语人曰：“只可保三年尔。”（《续通鉴》卷九五宣和五年四月戊申）
是年四月十七日，童贯、蔡攸入燕山府，燕之职官富民金帛子女、民户，皆为金人尽掠而去，宋之所得惟七空城而已。金人且告燕民曰：“汝之东迁，非金人之意。南朝留常胜军，利汝田宅给之耳。”由是燕人怨宋，因说粘没喝（宗翰）不当与南朝全燕。宗翰遂欲只割涿易二州。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异日汝等自图之。”宋以左丞王安中为庆远军节度使，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知燕山府詹度与郭药师同知府事，将常胜军守之。童贯蔡攸遂自燕山班师。（同上庚子条《续通鉴长编》卷四六）
三、宋金衅端之起
宣和五年六月，辽张瑴以平州降宋，宋金之衅由此起。初，辽主天祚之走西山也，平州军乱，杀其节度使萧谛里，瑴抚安乱者，州民推瑴领州事。瑴平州人，第进士，曾为辽兴军节度副使。耶律淳死，瑴知辽必亡，乃籍壮丁五万人，马千匹，练兵为备。萧后遣时立爱知平州，瑴拒不纳。金人入燕京，访瑴情状于辽臣萧公弼，公弼以瑴寡谋易制，不能有为，当示以不疑以抚之。金人因招时立爱还，加瑴临海节度使，仍知平州。旋又升平州为南京，加瑴试中书门下平章事、判留守。至是，金驱辽宰相左企弓等诸大臣及燕京大家富民东徙。燕民以流离道路不堪其苦，过平州，遂入城言于瑴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至吾民流离至此。公今临巨镇、握强兵，尽忠于辽，使我复归乡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瑴遂召诸将谋议，皆曰：“闻天祚兵势复振，出没漠南。公若仗义勤王，奉迎天祚，以图兴复；先责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诛之，尽归燕民，使复其业，而以平州归宋，则宋无不接纳，平州遂为藩镇矣。即后日金人加兵，内用平州之众，外借宋人之援，又何惧焉。”瑴又访于翰林学士李石，亦以为然。瑴乃召左企弓等四大臣至滦河西岸，数其十罪尽缢杀之。改称保大三年（辽年号），画天祚像，朝夕谒事，必告而后行。称辽官秩，榜谕燕人复业。恒产为常胜军所占者悉还之。燕民既得归，大悦，李石更名安弼，与故三司使高履（改名党）诣燕说王安中曰：“平州形势之地，张瑴文武全才，足以御金人，安燕境；幸速招致，毋令西迎天祚，北合萧干也。”安中深纳之，令安弼至汴以闻。徽宗以手札付詹度，第令羁縻之，而度促瑴内附。瑴乃遣人持书请降于宋，王黼劝徽宗纳之。赵良嗣以新与金盟为不可，不听。遂纳瑴降，并诏安中与詹度加恤燕民之归燕者，录士大夫之可用者，免百姓田租三年。（《续通鉴》卷九五，五月；《续通鉴长编》卷四七，五月；《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七，五月十四日）
童贯蔡攸自燕还至汴京，颇失徽宗之意，王黼梁师成遂荐内侍谭稹为两河宣抚使，令驻河东，交割山后之地。七月，稹至太原，招朔应蔚（侨立，今灵丘县）诸州降人为朔宁军。八月，辽萧干引兵破景、蓟二州，遂攻燕，郭药师迎战，破之。初，金人已陷燕京，干就奚王府（今热河朝阳县），自立为帝，国号大奚。时奚人饥，干出庐龙岭（今河北庐龙县北），攻破景州（今遵化县），又败常胜军于石门镇（今抚宁县东北），陷蓟州（今县），寇掠燕郊，其锋甚锐，有涉河（今通县东北运河）犯燕山之意。人情洶洶，颇有谋弃燕者。既而药师大破其众，乘胜穷追，过庐龙岭，杀伤大半，其从军之家，悉为常胜军所得，招降奚、渤海五千余人。干遁去寻为其下所杀，传首汴京。是月，金主阿骨打殂于浑河（今辽宁）北行宫。十一月，宋朝廷犒赐将至平州，张瑴大喜，率官吏郊迎。时金已遣大将斡离不（宗望）将兵来攻平州，谍知瑴远迎宋使，乃乘其无备袭之，与瑴战于城东。瑴败，宵奔燕山。王安中纳而匿之。金以纳叛责宋，安中取貌类瑴者，斩其首与之。金人知之，遂欲攻燕。安中言于朝，若必不发遣，恐启兵端。朝廷乃令安中缢杀瑴，函其首，并瑴二子送于金。于是燕降将及常胜军士皆人人自危。郭药师曰：“金人欲瑴，即与；若求药师，亦与之乎？”安中惧，因力求罢。宋乃以蔡靖为知燕山府事。从此金兴师有名矣。
十二月，宋请金交割山后诸州。时金主新立（即金太宗吴乞买），将许之。粘没喝自云中（宋云中，即今大同）至言于金主曰：“先帝初图宋协力攻辽，故许以燕地。宋既盟之后，复请加币以求山西诸镇。先帝辞其币而复与之盟曰：‘无匿逋逃，无扰边民。’今宋数路招纳叛亡，累疏姓名索之而不肯遣。盟未期年，今已如此，万世守约，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宁（天祚尚在），割付山西诸郡，则诸军失屯据之所，将有经略，或难持久。请勿与之！”金主悉如所请。时夏主李乾顺称藩于金，金主遂以拓跋故地云中二千里（下寨以北，阴山以南，吐禄滦以西之地；即今偏关县以北，大青山以南，托克托以西，辽金肃军之地）割赐之，仅以武（今山西五寨县）、朔二州归宋。于是，金人步辽之故智，连夏以制宋之形势于以形成。（上皆《续通鉴》卷九五乙巳）
明年，即宣和六年（金天会二年，辽天祚保大四年，夏元德五年，1124年）三月，金人遣使至宋两河宣抚司索赵良嗣前所许粮二十万石。谭稹以二十万石不易致，且良嗣口许，不足为凭而拒之。于是金人大怒，未几遂入侵，宋金战争因之以兴。
是年秋，夏人受金交割之地，遂举兵侵宋武、朔州地界，谭稹遣兵御之，兵数交，夏兵不退。时金人亦以宋纳张瑴，不给粮，遂攻应蔚等州（宋蔚州，今灵丘），逐宋守臣。宋以谭稹措置乖方，罪之，复以童贯代稹。是月，宋以复燕云，赦天下。真是所谓掩耳盗铃也。
宋之以童贯代稹，贯出太原名为代稹交割山后地土，实以密约辽主天祚来降，贯自往迎之也。先是徽宗闻天祚在夹山（在今绥远包头县西乌拉特前旗界，辽云内州境内。即今乌拉山或色尔腾山），欲诱致而利用之，以号召辽之臣民，遂许以待皇弟之礼，位在燕越二王上（神宗子俣、偲，王位最尊），筑第千间，女乐三百。天祚大喜，许降。天祚至应州城东，为金兵所获。宋之图谋，又告失败。
第二节 战场地理形势及战略指导（参看附图12-421）
一、战场地理形势
宋金作战重要地区，第一为宋国防前线，即今河北省大清河、易水以南，及山西省恒山、句注山、管涔山诸脉东西横亘之线。次为宋黄河国防线，即今东起河北沧县，西亘清河、大名、濮阳，及河南滑县、汲县，至孟县之线。此为宋开国以降，循五代之故辙，以对付来自北方侵略势力之辽金。宋凭借国防第一线以拒金，其重要战略据点，大致与宋辽之战同，东起霸州（河北今县）、雄州（今县）、保州（今清苑）、定州（今县）、真定（今正定），西迄蔚州（宋寄治今山西灵丘）、代州（今县）、岚州（今县）之线。在河北方面，以定州、真定为抗拒之中心；在山西方面，则以太原为抗拒之中心，以构成此一国防线。在黄河国防线上，河北方面以大名、澶（今河北濮阳）、浚、滑（皆河南今县）为抵抗中心，而以瀛（今河北河间）、深、冀、邢、磁（皆今县）、洺（今永年）为前方据守要点，以迟滞敌人之攻势；山西方面则以隆德府（今山西长治）、怀州（今河南沂阳）、河阳（今孟县）为抵抗中心，而以沁州（山西今县）、辽州（今县）为前方据守要点，以迟滞敌人之攻势。黄河国防线，亦即宋之最后防线，以保卫东西南京（今开封、洛阳）者也。
至于此二国防线上之地理形势之说明，已详见本卷宋辽之战章，及上卷五代战争各章中，兹不复赘。
二、战略指导
宋朝方面：宋在初期，颇欲乘辽之危，图侥幸以复燕云故地。继则自知力弱，乃谋以货币赂金，冀存新得之地。既而又不果，又谋联结亡辽残余之势力，以牵制之。故其对抗金人，始终无一贯之政策与计划，每事徒以仓皇应付而已。其此种事实，已另详于以下各节，兹不具述。
金朝方面：金人初起甚微，故其征辽伐宋，皆初无远大之策划为筹谋，特以辽宋皆为腐败之大国，随其军事发展而施为而已。
然当军事迅速进展时，其在政略战略上之作为，亦自有其超越之措施。如其已破辽之燕京，即收用辽之贤能人才，以为己用，军事占领之后，继之以政治抚之，此其一。及其大举南伐时，其军所过，亦不掠杀，是乃其随军事之后，知所以如何争取敌方人心，此其二。凡此，即为其预定之政治战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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