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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联合国秘书长与普利策奖得主史无前例的对话。
潘基文说,这是我首次面对别人说自己。
唯一在任期内道出联合国真相的秘书长
潘基文首次开口讲述
深度揭秘国际纷争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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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联合国成立至今的八位秘书长中,只有一人在任期内说出了联合国内部的故事,此人就是潘基文。他是资深外交家、韩国前外长,2006年,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并于2011年获得连任。在他任职期间,巴以冲突仍然让联合国头疼不已;埃及、利比亚等强人政权纷纷倒台;朝核六方会谈时断时续;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气候变暖、战争、饥饿、人道主义灾难,不断对联合国的工作提出新的挑战。他像一个救火队员一样,四处奔走。虽然饱受着种种指责,但他在其权力范围之内,最大化地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
潘基文以东方人的思维方式主导着联合国的运作,影响着世界政局。他深谙外交一门妥协的艺术,但在原则面前,绝不让步。他是世界上人际资源网络最广泛的外交家之一,与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等国际政要私交甚笃。他也成为朝核六方会谈中,几方都予以认可的人物。
在与潘基文进行了一次次史无前例的对话之后,汤姆?普雷特撰写了这本《对话潘基文》,这也是他的《亚洲巨人》系列第四部,本书中潘基文首次对外界深度揭秘了国际纷争内幕及联合国的内部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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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汤姆·普雷特,美国资深新闻记者,普利策新闻奖得主,洛杉矶洛约拉玛丽蒙特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的杰出学者。毕业于安姆赫斯特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曾名列美国名人录,多年来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参与者。他是九本非虚构类图书的作者,包括畅销书《一个美国媒体人的告白》及“亚洲巨人”系列(《李光耀对话录》《马哈蒂尔对话录》《他信对话录》),后者是他亲自采访多位亚洲政要而成的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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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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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安排
潘基文的绝密日记
在巴基斯坦度周末
不让电话等人
会把人逼疯的工作
坐经济舱的联合国秘书长
联合国第一夫人
对话潘夫人
与韩国的联系
肯尼迪影响了他的未来
潘基文在哈佛
给金大中背黑锅
鲍威尔打来电话
哈佛教授评潘基文
亚洲工作狂
潘基文能行吗?
权力不是永恒的
政治家,还是骗子?
潘基文与以色列
榜样曼德拉
全球性的,不是地方性的
R2P保护之责,联合国的重要概念
与曼德拉的会面令他难忘
不好管的联合国
中东的那些强人
独裁者的保护伞?
女人和潘基文
望着她们脚上的鞋
重用女性
下一任,女秘书长?
所有老板的老板
五大国为什么选择他
联合国的捣蛋鬼
改革安理会
对日本不公平
潘基文的小戏法
上台,韩国与中国
告别梦想
改变主意
猫与金丝雀
不好签的气候协议
一次乌托邦式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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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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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影响了他的未来
北京感到潘基文让人很舒服,因为当时的韩国总统卢武铉有些左倾,一般来说韩国不过是美国的坚定盟友,韩国的外交政策似乎朝中国有些倾斜,潘基文更是不拘一格,找出借口访问北京和那里的外交家。然而赖斯那一周与潘基文有了足够的接触,所以断定潘基文绝对不是另一个高棉人。
此外,潘基文在外长任上周游各国,确立了其真正国际主义者的形象。事实上,这位文静的儒生似乎与魄力十足的安南不是一个风格,他更是一个勤勉的、忠诚的秘书,不是一个风风火火的、不好把握的秘书长。
五年之后我们在他官邸二楼接待室里又回忆起2005年的这次见面,“过去有人开韩国外长的玩笑,不论他在哪里……韩国的外交政策总是目光短浅,围着门外转,韩国外长出国访问,他不必收拾过夜的行装。”
潘大笑。他听说过这个笑话。
“但你上任之后外面的人说你要拓宽韩国外交接触的领域所以你四处访问。这是不是因为肯尼迪学院拓宽了你的国际目光,或者是因为韩国外交政策原来就目光短浅?或者在心灵深处你希望竞选秘书长,因为你知道人选要来自亚洲;或者以上三个原因兼而有之?”
潘基文摇摇头:“不是因为秘书长一职,而是因为我相信韩国外交政策总是围着那四个大国转……朝鲜半岛周围的大国。”
这些国家就是韩国人所谓“不好对付的邻居”。或许潘基文和他的盟友此时还没能力上演后来为人所熟知的2006年美国式风格的选战,无法将一个韩国人推到联合国的顶端,但韩国外交陡然之间提高调门,所以等来年潘基文宣布竞选时,高调的外交政策确实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潘解释说:“当初,就连欧洲人,我们也很少说话,我们对欧洲所知无几,更不用说非洲。所以我向卢武铉总统提议,我们要访问非洲。此前仅有一个韩国人访问过非洲,就是全斗焕总统,那还是26年之前。我对卢武铉总统说,我们还要访问土耳其。”
“潘基文是韩国首任现代外长,这个说法能不能成立?”这话显然是赞扬,但同时也是事实。
“我相信没有多少人反对这个说法。我在外长任上时间最长。大多数外长一年或十个月就被解雇了,有的才五个月。所以没有太大的连续性。但在我的任期之内,我能拓宽自己的网络,制订自己的计划、外交政策。”
“卢武铉总统给了你这个空间。”
“哦是的,是的。”
“这很好,如你所知,他有自己的国内政治问题。”
“他曾经称我为先生。我当外交顾问,按照你的说法叫国家安全顾问,卢武铉总统说,潘大使,我们有外长了,就让他完成外长的使命,但你要为我当先生,因为我对外交政策不大知道。”
这是一国元首令人惊讶的坦白。但对卢武铉来说也是真诚的坦白。
“卢武铉这个人襟怀坦白,为人公正,是有话就说的那种人。”
“你听说他自杀之后……是不是感到意外?”2009年,曾经任命潘基文为外长、支持他竞选秘书长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跳崖身亡。他和家人因为未必有的腐败案被警方调查。
“我感到惊讶。但我想,大概是他的性格和他的思维方式把他逼上了绝路。”
“为什么?你指什么?”
“他一定感到很羞辱。”
“因丑闻被指控吗?”
“因为被人指控。这种事……丢脸……羞辱,是他无法忍受的。”
韩国的政治文化与一清二白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不同。位于欧洲的国际透明是一家非营利组织,专门为各国评估腐败感知水平,瑞典、挪威、丹麦(此外还有新加坡)总被推上廉政榜首。但韩国不行,排名43,远在美国(排在第24位,也不光彩)和日本(2001年被评为世界上最不腐败国家的第14位)之后。
我问:“现在你的位置比韩国总统还显著,要是你的亲戚做了什么坏事,人家把矛头指向你,你是不是吓得要死?要是你手下人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大概他们不用别人告诉就知道,你要砍掉他们的脑袋,对吗?”
我记得潘基文的一位韩国外交同事说,没人比潘基文工作更努力,“在他的监视下”,联合国再也不会发生“科菲?安南式的丑闻了”。
可怜的科菲,在2005年伊拉克石油换食品丑闻发生之前,他还被视为国际公务廉政方面的榜样。但联合国是一片森林,很多东西藏在里面,不时还有幽暗的峡谷出现。哪一位秘书长都可能一早起来之后发现被人抨击,因为林中不知哪个角落出了问题,其实他对那个角落还一无所知。不过,在安南的问题上,他的儿子被人指控从这个项目里捞了好几百万,问题已经发生在他的家人身上。
潘基文相信在他的监管之下,这种事不可能发生:“我的生活一贯诚实。首先,我出生在很贫穷的家庭,我习惯了这种生活……”
我答道:“是的,但很多出身贫穷的人都腐败了,大概正是因为出身贫穷。”
“不。我结婚时妻子也来自很贫穷的家庭,她没有父亲,就一个单身母亲,身上一无所有。30年前我在纽约生活,我还要为生活问题发愁。”
“你指付房租吗?”出身贫苦未必就能抵挡腐败的诱惑。
“是呀,付房租,付油钱,还要付保险。我是在亚利桑那州投的保险!”
“在亚利桑那投保更便宜吗?”
“更便宜。所以我知道贫穷,我始终把责任和道德视为头等大事和德行之本。”
我改变方向:“你手下的雇员,或者你的家庭成员可能背着你做了什么,结果泼你一脸脏水,你一点不担心吗?”
“我不这么看。联合国道德办公室是我设立的。此前联合国没有这种道德办公室,我用道德办公室监管联合国所有的资金和项目。食品换石油丑闻之后道德办公室就建立了。成员国希望对资金等等实行更为严格的监管。”
“潘基文不用石油换食品吗?那我就能在这部书中断言,之后三年你不出问题吗?”
他庄重地点点头。
“昨天你说到了为大众服务。为大众服务的激情是从哪来的,为什么不当个律师,每周工作60小时,每天晚上能回家,90%的时间能躺在自己的床上?”
“首先,我接受的教育让我把为公众服务、公众的福祉放在首位,个人的事要放在后面。”潘基文提到了一些古人论述为大众服务的书籍,不仅有韩国人写的书,还有中国人写的,书中为公仆的典范行为下了定义。
“我少年时代就认为为国效力的唯一途径就是服务大众,因为当时韩国很穷,要是不让其他国家更好地了解韩国,要是不让韩国与美国等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们在世界上就没有立足之地。
“这些对我的心灵产生了巨大影响,幸运的是,我能上大学,我在汉城国立大学专修国际关系,这一次我又很幸运,我通过韩国文职考试,当上外交官。成为政府官员之后,我从一开始就设法率先垂范,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是我的指导原则。即使作为秘书长,我对联合国雇员和成员国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我要率先垂范。监督我,如果我出格了,他们可以挑战我。这话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你总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才行,这是从职业道德上说;从服务大众的角度来说,你总要身先士卒才行。”
“回顾过去的生活……你身上的那些动力、火焰、张力,你最先是什么时候知道你身上可能有这些品质的?是8岁还是16岁?或是当你看到农村的穷人之后?你出生的地方很贫穷。”
“我也是贫困学生之一。”
“火焰是何时点燃的?有没有哪一件事值得你回忆,然后说,所以我才有了今天?”
“我父亲是一家公司的职员,擅长中国书法,他当时就是普普通通的韩国人。他真想教我明白这些正确的东西,所以我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更慷慨,更灵活,但我母亲相当严格,比我父亲严格。我是好孩子,从来不捣乱。如果我犯了错,我父亲就用木棍打我,这也是教育孩子的方法。当时大多数韩国的父母都这么教育孩子。他们希望教育子女走正道,我就是在这个环境里接受的教育。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我才6岁,上学之后那一年。等我上学之后,朝鲜战争已经结束,学校的建筑都倒塌了,我们没有读书的地方,我们有的就是操场。我们就坐在地上,坐在树荫下面,天一下雨我们就跑……大家都跑进小礼堂去,所幸小礼堂还没被破坏。当时……我读一年级或是二年级,大概是8岁?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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