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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隆重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2、毛泽东：独立自由解放的引领者，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性启动者
3、毛泽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者，为民务实清廉的真正典范，贯彻群众路线的卓越代表
4、回溯中国梦的艰辛探索，2013年重大社科出版工程
5、离毛泽东最近的人倾情回忆，跟回忆人最亲的人欣然执笔，友情亲情爱国情爱党心跃然纸上
6、独家披露的党史国史高层珍闻，展现毛泽东重大决策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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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以真实的笔触记述了在毛泽东的人生历程中所发生和存在的60个未竟心愿与“遗憾”之事,如双亲去世人未还﹑希望再见贺子珍﹑想完成南水北调工程﹑绿化北京郊区﹑期望青藏铁路通车﹑念念不忘台湾岛﹑最终没能回韶山等等，真实地展现了生活中的毛泽东，较为详细地向人们展示了作为领袖人物亦有难以实现的愿望和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发生。本书行文严谨,记事准确,从不同视角展示了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和他为国为民的博大胸襟以及他既是常人、又不同于常人的非凡神采和高屋建瓴的伟大风范,同时也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在客观世界上,凡是人,都不可能超越现实,也不可能实现客观世界不允许实现的任何事。
本书对我国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构建和谐社会均具有积极作用,并对党史研究和我国国史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本书主要记述了毛泽东人生经历中锝60个未竟心愿，包括毛泽东想办而没能办成的事，客观而翔实的记述了毛泽东这些真实的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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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邸延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48年4月生人，祖籍河北省深泽县。1969年加入空军高炮部队，1970年执行援外任务，10次参加对空作战，7次受部队通令嘉奖。1973年调武汉空军从事文艺创作，剧作《鹰击长空》获大军区一等奖。1983年考入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后任宣传干事、记者、编辑、总编。
多年来共出版专著近20部，发表诗词和文章700余篇（首）。主要作品有：散文集《风雨人生》、诗词集《岁月回眸》、小说集《父与子》、纪实文学《橄榄枝与黄玫瑰》及《西双版纳散记》等。
近年来先后撰写了“邸延生伟人系列丛书”之《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文革”前夜的毛泽东》、《毛泽东与中国经济》等，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内容被多家报纸、电台连载或连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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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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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革命征途风雨飘摇多艰险
几多心愿未达目的遗憾深
—、沩山游学明心志 未能劝阻萧子升
二、岳麓山上建“新村” “理想主义”难施行
三、师范毕业情未了 “教师”愿望终落空
四、穷途北上感恩师 送灵南归怅别时
五、“激扬文字”情正浓 《湘江评论》被查封
六、“少年立志出乡关” 父亲病故人未还
七、日夜兼程奔母丧 泪洒韶山遗恨长
八、国共合作遭破坏 遗长恨辞别广州
九、蒋介石叛变革命 共产党血流成河
十、陈独秀一纸调令 满腔热血付东流
十一、大鹏折翅更待飞 兄弟离别武昌城
十二、秋收起义初受挫 进攻长沙折重兵
十三、杨开慧英勇就义 闻噩耗“百身莫赎”
十四、红军痛失井冈山 错杀王佐袁文才
十五、战争年代沐风雨 龙岩城中失爱女
十六、广昌路上赏明月 月再明时人不知
十七、蒋光鼐福建起义 犯“左”倾错失良机
十八、被夺兵权离红军 五次“围剿”痛彻心
十九、艰苦岁月多患难 毛岸军不幸夭亡
二十、秋风秋雨别瑞金 兄弟父子两离分
二十一、长征路上提建议 湘江之战教训深
二十二、红军北上历艰险 襁褓幼女遗深山
二十三、东征途中闻噩耗 怀念三弟毛泽覃
二十四、也曾设想赴美国 “畅游密西西比河”
二十五、“西安事变”惊中外 未能留住张学良
二十六、患难夫妻两离分 难以劝止贺子珍
二十七、远离祖国困难多 幼子夭折莫斯科
二十八、毛泽民血洒新疆 毛泽东念弟情长
二十九、中原突围托王震 落泪痛惜毛楚雄
三十、阴差阳错遗憾多 一生不曾游黄河
三十一、求解放撤离延安 从此再未转回还
三十二、花山村准备行程 想去苏联未成行
三十三、毛泽东夫妻吵架 谈江青忧心忡忡
三十四、重兵围困傅作义 敌军军长被击毙
三十五、淮海战役发述评 未能劝降杜聿明
三十六、贺怡寻亲遇车祸 毛岸红中途丧生
第二篇 操劳国事壮心不已增遗憾
为国为民呕心沥血多伤感
三十七、率团首访莫斯科 中苏结盟历坎坷
三十八、“虎口夺食”费心力 贷款只得三个亿
三十九、希望见到贺子珍 遗憾留在哈尔滨
四十、毛岸英朝鲜牺牲 新六所领袖垂泪
四十一、中国经济大发展 “十大关系”认真谈
四十二、各行各业大跃进 钢铁指标几降温
四十三、手心手背都是肉 李敏搬出中南海
四十四、全国粮食未过关 惆怅农民吃粮难
四十五、外出归来发怒火 从此不住丰泽园
四十六、“南水北调”工程大 北京郊区未绿化
四十七、“逆流而上看黄河” 手抚马背怅惘多
四十八、写信规劝贺子珍 庐山一面成永别
四十九、青藏铁路建不成 “骑着毛驴”拉萨行
五十、长江截流绘蓝图 期望“高峡出平湖”
五十一、农村医疗是重点 关注农民看病难
五十二、曾想写成一部书 是非功过任评说
五十三、念念不忘台湾岛 海峡两岸未统一
五十四、“折戟沉沙”林彪死 从此不上天安门
五十五、南下渴望故乡行 深深依恋滴水洞
五十六、宏伟蓝图几规划 期望实现现代化
五十七、一生当中吃鱼多 死后骨灰撒江河
五十八、人到晚年多感伤 想见外宾不从心
五十九、樱娘哭见毛泽东 也曾想回西柏坡
六十、临终愿望未实现 最终没能回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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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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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征途风雨飘摇多艰险
几多心愿未达目的遗憾深
—、沩山游学明心志 未能劝阻萧子升
掩映于古木绿荫之中的密印寺，坐落在湖南省中部的沩山上。1917年夏季的一天，这座颇有名气的庙宇迎来了两个旅行者。
一位是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另一位是在长沙楚怡小学任教的萧子升。两个年轻人利用暑假结伴从长沙出发，到乡间游学。途经沩山，便登山造访。入得寺来，俩人向老方丈求教一些有关佛学的事，同时谈了他们决心徒步旅行湖南各地、深入了解社会和考察民情的目的。
“善哉！”老方丈很佩服这两位年轻人的志向，接着问道：“两位施主为何要轻装呢？”
萧子升说：“我们有心不花一文钱。”继而又说，“来自远方的挂单和尚，不是也都一文不名吗？”
毛泽东则向老方丈表白心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孔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乐趣也就在其中了！我坚信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
老方丈见毛泽东气宇轩昂，说话间充满了激情，不由得为之惊叹，当即微闭了双目，合掌施礼说：“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稍后，老方丈睁开眼睛面向萧子升，似乎毛泽东不存在，只对萧子升一个人大讲佛门的美德。当他委婉地表达想要萧子升皈依佛门时，萧子升连忙摇头说：“弟子凡心未了，我还要研究学问哩！”
老方丈的脸上明显地露出了遗憾的神情：“萧施主不知吕洞宾和曹国舅么？”
“他们是道人不是僧人。”萧子升说，“弟子还是愿意以改造中国为目的。”
“只怕萧施主今日不留沩山，以后也断难留在中国。”老方丈恳言道，“萧施主若能听老衲一言，可免去日后的诸多劫难。”
毛泽东不相信地说：“他是刚从国外回来的，不想再出去了。”
“此一时，彼一时也。”直到这时，老方丈才合掌面向了毛泽东说，“毛施主，贫僧敢有一问，还望不吝赐教。”
“我们是来向大师求学问的，怎么敢当‘赐教’二字？”毛泽东恭敬地说，“请师父只管问。”
“佛教何以在中国千年不衰？”老方丈问，“中国宗教何以能和谐共处？”
毛泽东说：“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一打就是几百年；几种宗教能和谐共存，对中国来说不是坏事。”
“阿弥陀佛！”老方丈望着毛泽东，加重了语气说：“只望毛施主这句话，日后不要忘记。”又说道：“毛施主日后如能到得山、陕二省，可去五台山和白云山；五台山乃我佛家圣地，白云山上有贫僧的一个小师弟在那里住持，还望毛施主善视之！”
毛泽东说：“我记住大师这句话了。”
当夜，毛泽东和萧子升二人留宿沩山。
临入睡，萧子升向毛泽东发牢骚说：“也不晓得这老和尚是怎么想的，为什么非要劝我留在这里？”
“可能是他这里缺少有文化的人，想留你在这里抄写经书也未可知。”毛泽东这样分析着。
“夜长梦多……”萧子升说，“明天我们还是快走吧！”
毛泽东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22年后——1939年3月下旬的一天，从苏联回国的萧子升辗转来到延安，毛泽东在杨家岭热情接待了他的这位青年时代的老同学，并留他在一起吃了晚饭。
1941年1月29日，毛泽东在百忙之中读了萧子升写的一些街头诗，很高兴，随即给萧子升写了一封信：
诗读过了，很有意思。报纸既不登，就在街头发表好了。有暇望来谈。
这一时期，延安广泛开展了街头诗运动。诗人把自己写好的诗贴在大街的土墙上、石头上或者树干上，有人还直接写在街道两旁的墙壁上或拿到群众中去读，以接受群众的批评。萧子升是这场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后来， 萧子升离开了延安。
20世纪70年代初，久居巴黎的萧子升曾几次写信给北京，吐露他一心想返回祖国的强烈愿望；但当他从友人手中收到一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大使馆转交给他的信函时，人已经躺在医院里，不久便去世了。
当毛泽东得知他的这位老同学在法国病故的消息时，对他的另一位老同学周世钊说：“我很后悔当初没能劝他留在沩山……”
周世钊问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便讲了当年和萧子升一起游沩山密印寺的往事，并叹息着说：“如果当初我能够劝他留在沩山，或许他就不会死在法国了……”
二、岳麓山上建“新村” “理想主义”难施行
一个崭新的社会模式——“新村”在湖南长沙郊外的岳麓山诞生了。这是1918年夏天的事情。名为“工读同志会”的组织，是青年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创建的。当时毛泽东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
寄居在岳麓书院半学斋的这批年轻人，一边学习，一边讨论社会改造问题，他们自己担水挑柴，每个人轮换着用蚕豆瓣和大米煮饭吃。
青年毛泽东所设想的这个“新村”社会的基本体制是新学校、新家庭、新社会三位一体：“学生认学校如其家庭，认所做田园、林木等如其私物。由学生各个所有私物之联合，为一公共团体，此团体可名曰‘工读同志会’。会设生产、消费、储蓄诸部。学生出学校，在某期间内不取出会中所存之利益，在某期间外，可取出其利益之一部而留存其一部。用此方法，可使学生长久与学校有关系。”“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新社会”就是一种
“新村”。
生活在“新村”里的人们，特别是“新学校”的学生们，是较为愉快的。青年毛泽东按照计划这样安排他们一天的时间：睡眠8小时，娱乐4小时，自习4小时，授课4小时，工作4小时。其中4小时的工作内容，毛泽东特别强调自然美、劳动美、艺术美互相融合而产生的一种心理愉快。他提出要吸收现实学校“陶冶心思精细，启发守秩序之心及审美之情”的手工课的优点，把手工课用于生产和实际生活当中。工作之事项，“全然农村的”，包括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6项。
这一属于实验性的“新村”，由于缺乏周密计划和具体目标，又因思想准备尚不充分，很快就解体了，同学们也四散他乡。
摆脱旧社会的束缚，创建一种新的生活，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读书后期产生的一种梦想。
20世纪初，最早发源于欧洲、由圣西门首先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曾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一时；尤其是在社会资本不太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们普遍希望能够建立起一种“人人平等”的社会关系。这种思潮很快传到亚洲，引起了亚洲一些国家的社会骚动。
1917年秋末冬初，出身于日本贵族家庭的自然主义作家武者小路笃实提出了一套所谓的“新村主义”思想。其出发点是不满意现有的不合“人道”的社会制度，幻想脱离这个社会，另行开辟一块小天地，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互助友爱的理想的新社会。为此，他专门创办了一个研究“新村”问题的刊物，并于1918年在日本九州的日向地方上组织了“第一新村”，从而在日本发起了一个所谓的“新村运动”
。
“新村运动”实际上是集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工读主义为一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因此很容易被依然处于半封建、半官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中国青年所接受。当时周作人曾到日本的“日向新村”进行考察，回国后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他所见到的“日本新村”的情况，认为它“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亚普通的人生福音”；与此同时，李大钊、瞿秋白也先后写过几篇介绍由美国人创办的“大同公社”的文章。
在此思潮的影响下，1919年11月，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潮社”的一部分人组成北京工读互助团，并在其《简章》中提出了每日每人做工4小时，同时面向社会发起募捐，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高一涵、张菘年等17人为最初发起人。工读互助团成立三四个月后即陷入困境，不得不以宣告“解散”而告终。是时，风华正茂的毛泽东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同样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些方面的影响。
1920年2月，周作人宣布新村北京支部成立，由周作人主持；4月7日，身在北京的毛泽东亲赴八道湾拜访了周作人。
1919年3月5日，周作人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日本的新村》的文章，当时毛泽东已经离开了北京，4月经上海返回长沙；他对周围的人讲：“今春回湘，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看来，这一次他是有“充分”的准备了。他首先潜心构拟了一个建设“新村”的计划，这个“新村”计划“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同年12月，他在《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2号上公开发表了他的“新村计划”中《学生之工作》一章，较为全面、具体地展现了他的“新村计划”的实验前景。
从毛泽东的“新村计划”中人们可以看出，这位勇于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做弄潮儿的青年人构建新社会、新生活的基点在农村，新生活的创造则来自青年学生同农村社会的结合。他认为现实社会的一大弊端，社会改造的一大难处，是本来充满朝气、一心向往追求新生活的青年学生，毕业之后“多鹜都市而不乐田园”，“农村的生活非其所习，从而不为所乐”。于是，农村无学生，便缺少“中坚”之人去“推行”
“美满”的社会改造方案。当时，青年毛泽东很欣赏俄罗斯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而深入农村与农民相处的行动，因而在他的“新村”计划中规定，“新学校”学生们的工作场所，“必在农村之中”，学生们的工作内容，“必为农村之工作”，目的是“养成乐于农村之习惯”
。把理想寄托于农村和农民，是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共同特点。19世纪以来各种理想主义学说的思想前提，是不满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而又找不到既能吸收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又能摆脱它必然滋生的种种罪恶的改造途径，于是把受资本主义社会恶俗浸染较少的农村想象成稍微干净一些的“乐土”，向往农民们过的自然朴实和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青年毛泽东把自己的“新村”社会设在农村，无疑也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背景，而且是直接受到日本的“新村运动”以及李大钊1917年2月20日至23日发表在《晨报》上的《青年与农村》的影响。
总之，青年毛泽东亲自设计的这种“新村”蓝图，基本特征和周作人从日本日向新村参观归来后所作的介绍相同，但增添了刘师复等主张必须建立的各种公共福利机关和生产机关，如“公共育儿院，公共豢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其规模比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要大，是一个农牧副渔工各业俱全的自给自足的“单位”。“新村”实行公共劳动，共同享受，实行完全的“平均分配”。他希望通过这种充满“新精神”、代表“新社会”的实体能够展现在人们眼前，借以推动社会经济制度、家庭关系、婚姻制度的大变革，实际上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根本行不通。这些设想，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在无政府主义基础上引申出来的，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对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的一种不切合实际的空想。
1936年，当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中同来华访问的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特别提到当时他“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
由此可以看出，1919年毛泽东的“新村”设想，只是一种“理想”和“愿望”，也可以说是一种探索社会变革的“思想尝试”。当时军阀战争，处处兵患，毛泽东几乎跑遍了岳麓山下的每一个村镇，最终也没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实验基地，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必然的“遗憾”。
三、师范毕业情未了 “教师”愿望终落空
当毛泽东拿到了以教学质量著称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毕业证书，正是1918年6月。
毕业了，就要离开学习、生活了5年的学校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到哪里去？去做什么？一连串的实际问题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也摆在了蔡和森等志同道合的毕业生面前……
这时，一直关心着他们的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伦理课教师杨昌济从北京写来信，鼓励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到北京去，并殷切希望毛泽东能进入北京大学继续学习。恰在这时，毛泽东又收到了二弟毛泽民的来信，说是母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恐怕不久将离开人世。读着二弟的来信，想着重病在身的慈母，毛泽东禁不住泪如泉涌。蔡和森等人劝毛泽东先回家去探望母亲，而毛泽东这时正在负责筹划他们这些毕业生下一步的行动去向，难以分身回韶山，只得写信给二弟和七舅父文正兴、八舅父文正莹，请他们送母亲到唐家坨外祖父家中先行调养，待挨过酷暑即刻来长沙医治……
毛泽东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回韶山去，一旦回去将会身陷故土亲情而不能自拔，他不能舍弃他的志向而回乡陪伴在父母身边终生当个种田人。时下中国的时局动荡不安，他坚持着“大丈夫当纵横四海，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强信念和“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意志，最终决意留下来继续寻找机会闯天下……
但要在兵荒马乱中闯天下、开辟出一小块属于他们这些人自由的生活天地，谈何容易？他们尝试了许多办法，也采取了一些具体行动，但最终一无所获；毛泽东也曾想找个学校去任教，多少挣几个钱先填饱肚子，但找来找去未能如愿。困境之中，杨昌济再次来信召唤他们到北京，加入到留法勤工俭学的队伍中去。
毛泽东等人兴奋极了。他和蔡和森等召集新民学会的会员开会，讨论去北京和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和支持。
会后，蔡和森先行一步，去北京了解具体情况并联系工作；毛泽东等人则暂时留长沙，进一步发动联系新民学会会员和筹款、开展组织工作……
8月15日，毛泽东和罗学瓒、张昆弟、萧子升等24名准备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一起乘火车离开长沙，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程。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北京。然而在北京6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虽然得到了杨昌济和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诸多帮助，但找一份较为理想的工作和进北京大学继续学习的愿望却最终未能实现。
1919年3月，毛泽东要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籍学生前往上海，他只得向李大钊、杨昌济等人告别，只身离开了北京，并于4月由上海返回了长沙。
回到长沙，毛泽东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为此他应聘到了修业小学担任历史教员，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和进行革命活动——这是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以后，第一次正式担任“教师”这一职务。
同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在长沙楚怡小学及时组织召开了新民学会会员会议，提出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以发动学生总罢课，来声援北京学生联合会和推动反帝爱国运动在湖南的广泛展开。
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
《湘江评论》的创办与刊发，对长沙、对湖南乃至对整个华南的学生运动，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当湖南督军张敬尧看到《湘江评论》后，深感恐惧和惊慌，急忙派人严密监视《湘江评论》的舆论导向和发刊活动……
在主编、刊发《湘江评论》的同时，毛泽东还写了大量文章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热情激昂地赞扬了中国民众的觉醒，锋芒所向直接对准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北洋军阀政府。在此期间，毛泽东在社会上的公开身份依然是一名小学教师。
8月，仅仅过了一个月，张敬尧便下令查封了《湘江评论》。为此，毛泽东立即转为领导长沙市的学生和新民学会会员开展起了驱赶军阀张敬尧的斗争。
9月，毛泽东应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自治会的邀请，担任该会主办的《新湖南》周刊的总编辑。
到了10月中旬，《新湖南》又遭张敬尧查封。
12月初，毛泽东再次召集新民学会会员湖南学联负责人和部分学生代表开紧急会议，研究全面展开“驱张运动”，从此毛泽东彻底脱离了“教师”身份的束缚，走上了一条崭新的职业革命者之路。虽然他在1920年夏季被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破例聘请为国文教员，并且担任了一个班级的班主任，但他这时已经受到了陈独秀等人的邀请，在湖南组织建立起了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在后来的诸多革命活动中，毛泽东虽然在广州、武汉两地创办过两期农民运动讲习所，也曾在韶山给农民办过夜校，在延安中央党校给学员们上过课、作过演讲，但都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而真正以“教师”的身份走上讲台给学生们授课，只是他在长沙修业小学和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应聘为国文教员的那些日子。
1936年7月，毛泽东在陕西保安同来华访问的美国记者斯诺进行长时间谈话时，依然不无感慨地谈及他年轻时曾想当一名“教师”的愿望。自从毛泽东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便终日为中国革命而奔波，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教书育人”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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