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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文字欢场与声色天下

書城自編碼: 2072453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化文化评述
作者: 孙曙
國際書號(ISBN): 9787542641540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 2013-05-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377/350000
書度/開本: 大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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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书评论新世纪文化热点人物、事件及作品,有宽阔纵深的文化视界,从文学、影视、传媒、音乐、戏剧到教育、哲学、语言、青年亚文化,解读这个时代缠密的文化文本、文化权力的生产与技术,解读余秋雨、易中天、莫言、贾平凹、王安忆、池莉、赵汀阳、张艺谋、周星驰、韩寒、《读书》、语文教材、普通话、时尚画报、屌丝、中国好声音等等神的谱系。以丰富细腻的文化切片、多极不居的视点、深长幽微的历史、生气勃勃的启悟、酣畅快意的文字,重铸批评的锋芒,建设时代的理性,赓扬独立批评和人文传统。朱大可先生称许作者“在批评领域里准确的判断、良好的趣味和收敛的野心。跟大多数聒噪的同行相比,他的文字还多了冷静、细致和谦逊的品质。”徐庆全先生也认为这本书:“对当下社会的文化现象提炼、总结,是后人研究这段历史的索引。
關於作者:
孙曙,批评家、随笔作家。1968年2月出生,盐城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研究。其文化评论与随笔,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文艺报》等转载与推介,收入《2006中国随笔排行榜》《2007中国年度随笔》等年选,并获得中国作协、《人民文学》等举办的多种文学奖项。出版有文化随笔集《盐城生长》。“其以细腻而又犀利的批评笔触、敦厚而有骨力的批评立场、审慎独立的眼光、纵横恣放的语言,跟踪研究当代文化现状,赢得越来越广泛的尊重。”
目錄

第一辑 文字欢场
 余秋雨《借我一生》,新时期思想文化的意外终结
 天象?俗情?经典——《天香》及王安忆之魅
 莫言与诺贝尔的文字欢场
 苍老的脐带:贾平凹的修辞与乡愁
 雌性社会的诞生——《她的城》与池莉的创世纪
 狰狞的乡土——“温家窑”细端详
 牧神的午后:“他们”的小说姿态
 纸上知识分子——王尧《脱去文化的外衣》发覆
 异端的成立:“后中国”症候之丁成篇
 书评,在思想与学术间摇摆——以《读书》为例
 文体的战争与和平
 赵汀阳之局:世界,抑或天下
第二辑 声色天下
 肉身沉重的“公知”:新世纪传媒红人易中天
 逢时异己的独唱:屌丝领导者韩寒
 铜版纸帝国的这些事:身体生产,性与主义
 原罪还是替罪羊——民国教材热卖背后的罗生门
 步入意图丛棘,丁亥大片《色,戒》《集结号》
 《金陵十三钗》:屠杀的搁置与暧昧的崇高
 裸奔的影像:国家、青春、肉体、土地
 女器清扫:MV《煎熬》的性政治和技术主义
 声音的政治经济学:从新华广播到中国好声音
 母语呼告:普通话、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平衡发展
 低矮的上海屋檐下
 恢复并保护市场化的戏曲生态
 后记
內容試閱
在《阳关雪》中,余先生开篇便道:“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出自《宋史》中刘挚所言,一经顾炎武在《与人书》中所引,从此成为文人永远的自嘲。文化被专制主宰,权力之掌对文人的翻手云覆手雨,文人对政权的苟且,可不真是“无足观”嘛。余先生文化散文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文化的灾难上,集中在这一类的文人和文化事件上,如苏东坡《苏东坡突围》,有清一朝被流放的文人《流放的土地》
,明末清初的文人《一个王朝的背影》,发现并盗卖敦煌文物的王道士《道士塔》,老三届《老三届》,张先生《酒公墓》
等,他总是指引读者也要注意到权力对文化的亲和,文人相互倾轧的可恶,灾难开启的文化创造。这也是真实,另一种真实,一如《借我一生》中的真实。这样看来,《借我一生》与此前的《文化苦旅》等是一种同样的历史呈现,一样的文脉,同一种理性。

不过,余先生在《借我一生》中,用苦难遮蔽依附,用没做坏事来回避“说错话,做错事,写错文章”,更深的原因是《文化苦旅》等书中揭示的历史上的文化苦难,是权力对文化的束缚,是专制对文化的削足适履,尚不能说是彻底的反文化,而“
文革”则是近在眼前的文化灾难,彻彻底底地以革命的名义反文化。《借我一生》中担承文化道义发扬斯文一脉造神运动的内在逻辑,很自然地要求他与“反文化”脱离得一干二净,而认错则意味着承认背叛。近乎狂热的梦想,传说中的期待与自我期许,写作与出镜的种种成功遮蔽了真实,筛选出了《借我一生》的真实。

“文革”的灾难已过去近三十年了,但过去不等于消失,这创伤不但永留在人们心底时时作痛,还固着进人们的潜意识,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人们已被它改变。简单举例,《借我一生》中的“金牙齿”便是典型的“文革”叙事模式,“文革”文本常见的恶人符号;余先生视所有批评他的文章一言蔽之“大批判”,这也是只有“文革”才能形成的读者反应模式。“文革”后清理三种人,余先生脸上刺着“石一歌”的墨字,审查,检查,饱受冷眼与歧视、打击、排挤。余先生将讲述议论他“文革”表现的举动,视同“文革”中的揭发与诬陷,反应之激烈,那种义正词严正气凛然,那种对别人哪怕是指出自己半点瑕疵的坚决澄清,这也是只有强调阶级对立大搞阶级斗争的岁月,面对揭发才有的心理压力下的反应。而一呼百应成群结队的倒余军团中,也未尝没有打倒话语当权派的“文革”小将式的野心与凶狠。
文化散文,集体性的回光返照
余先生对自己的“文革”经历也有个评价的底线:“也是胆怯的,无奈的,高尚谈不上。挨饿,也没有和他们斗争。坏事肯定不做。”他虽“没有讲批评者就是盗版者”,但他肯定
“某些盗版者与批评者有联系”,他告诉读者“北京的记者透露,有一段时间,凡是发表批评余秋雨的文章可以拿到三倍的高稿费。而且有关的人告诉我,这些人防止我去追查盗版,首先在名誉上、情绪上把你弄坏,把你搞臭”。这种揭发,置对手于死地的反击方式也是“文革”
式的,但用的是符合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情的子弹。

20世纪末21世纪初,是余先生这一批新时期文化思想精英们的神圣岁月。走过上一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的光辉岁月,他们都已身处庙堂之高,占据了大大小小的山头,各级人大政协政府党派宣传文化广电出版机关,各类大学科研机构,各种学术文艺出版团体协会摆着他们的位子。政权思想文化传媒教育学术等等都由他们控制,即使像声称自己是个自由人“没参加作协,没参加文联,除开我自己写的文章外,和任何单位都没有关系,完全脱离所谓的文化圈”的余先生,依然有学术教育与传媒上的霸权,时髦的说法是有话语霸权,参加央视歌手大赛任评委、赵本山小品研讨会上当专家等等,则是很现实的权力。很自然地对他们的批评便是搞破坏,确实,只有对于权力,批评才是在破坏。这一批人从90
年代起,以余先生为代表,纷纷写起文化散文历史散文来,这是一种集体性的话语转换,一方面是在行使自己掌握的文化权力。另一方面从历史逻辑看,这又是他们进入更年期的焦躁唠叨,甚至是集体性的回光返照,也可称作是集体谢幕表演,而后便是他们的死亡了。他们的学术成果文化创造,基本上只在上一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还是举余先生为例,他正在修订的四卷本学术文集,也就是四本书《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余先生自己说“是我在‘文革’结束以后花了八年左右的时问完成的”,余先生可真是同辈一个典型。他们的创造力已经枯竭,剩下的只有僵化保守固执。当然还有炒冷饭、复制与稀释,这便是文化散文历史散文的兴起了。

曾经创造了上一世纪80年代那样一种文艺与学术繁荣,登上了神坛之后,便成了木偶土胎。新时期的思想文化起步于对“文革”的反思否定,他们的创造性也就是他们的批判性,当他们逐步取得权力,与体制水乳交融,批判性彻底丧失,生命力丧失,经不得也就容不得别人对他们的批判,他们也就死亡了。他们推崇文化,将文化神圣,超出一切,成为唯一的神唯一的主,因为他们是文化人,文化神化,他们也就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文化人对权力的追逐是与生俱来的,其实并不像猫需要把辣椒涂在屁股上才去舔。文明社会,权力需要文化,对文人有吸力,文人更有拥有权力的野心,他排除万难贴上去。在《借我一生》中,便有这种贴,有贴得上去的显摆,贴得与时俱进。19世纪后期,余先生的曾祖勇敢闯荡上海,赶上了殖民带来的商机,贴上了。新的社会变动前夕,余先生的姑母“当时很可能已经是共产党地下组织中的一员,而且多半还是负责人。”
也贴上了。而在“文革”,两个凡是,思想解放运动等时期,则是余先生亲自的贴。书中广而言之的贴,则有与“吴石岭里藏古书”的贴,与毛泽东主席蒋介石父子的贴,与巴金王元化等的贴。贴成了文人的生存姿态。不管什么都贴得上去,什么才是他们真实的思想?他们的独立人格呢?这也是当代思想文化,在新时期短暂的繁荣之后停滞甚至倒退的原因。新时期文化思想的开创者,有
“新儒家”的遗老,有“老右派”“反革命”,有老三届,有“文革”小将老将,各种出身都在否定“文革”的基点上统一起来,但依然是一个声音,依然是无脑之口,而且依然紧贴政治依附权力。无所持,无特操,所以短命,而且腐朽。在官场上,成克杰胡长清刘方仁李嘉廷等接二连三地倒下,而学术腐败也时露报端。这一批人形成的官场与文场的潜规则,也许比他们的文化创造影响更为深远。

无论是生理年龄,还是文化创造,他们都快退出历史舞台了,文化散文过后,是自传,而后便是死亡了。《借我一生》,真的成了余秋雨文化创造的终结了。P1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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