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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这是一个乱世，却依然有花开，有月圆……
民国，适合缓步漫游，细细品咂。
把目光放到陈旧的文字里或黑白的照片里
你会发现很多动感的满足。
从不同角度玩味民国的世相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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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民国是一个乱世，是一个新旧交替、百废待兴的尴尬时代。一段历史在这里沉寂，另一段历史在这里混沌，纠缠和厮磨便成了冤孽式的存在。作者从五十余个角度，分篇介绍了民国的世相百态……
那是动荡世事里唯一的清幽净土，守一支笔，一方纸，已是难得的质朴和安静，是那些字成全了一代人的张狂，还是这代人的张狂成就了那些淋漓透彻的字？
那是死都不怕的一批人……虽然也受着千年儒家文化的浸染，却再闻不到旧时酸儒的那种皓首穷经的头巾气；虽然挣扎中还透着不可掩饰的软弱和焦灼，但是笔端的鲜活犀利却透着民国的文人精神……
流俗的美，才真的是市井里的歌，不是只有风萧易水，还要有小桥人家，婉约刚健，才成就了纵纵横横、软软硬硬的真性情。
民国的锋锐演变出几千年都裂变不出的新气候、新奇景。只是，昙花一现的民国里，那些独自美妙的场景也似乎不成片段，镜头摇晃之下，一地颓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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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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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立松，一位热爱文字创作的东海边女子，著书多部，有百万字付梓。在《人民日报》、《散文》、《读者》等报刊发表散文小说600余篇，为《读者》、《读书文摘》杂志及湖南文艺出版社签约作家，先后获得十余项全国散文征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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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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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流派四大家
——民国的书法
思维着的声音
——民国的音乐家
扫他妈的墓
——民国的报纸
棒杀下的辉煌
——民国的京剧
“礼拜六”的旖旎梦
——民国的鸳鸯蝴蝶派小说
乱世里的一抹红
——民国的自由诗
孤独的先行者
——民国的先生们
打开了一扇窗
——民国的老课本
平生有癖 不服中药
——民国的中医
风月不识愁滋味
——民国的妓女
无爱一身轻
——民国的舞女
粉饰太平的一道流苏
——民国的电影和明星
归兮山庄好风光
——民国的交际花
广告的一半是美女
——民国的月份牌
解放从“胸”开始
——民国的“放乳”运动
相拥是为了取暖
——民国的女同性恋
和尚也摩登
——民国的奢华风尚
将爱情进行到底
——民国的非婚同居
孤独终是哀伤的美
——民国的独身主义
看侬亲手挽郎行
——民国的文明结婚
婚姻是一条绳索套上脖子
——民国的两性关系
大家好 大家早
——民国的礼数
父母与子无恩
——民国的父子关系
不老的时尚
——民国的旗袍
一件衣服的传奇
——民国的中山装
万花筒里的西洋景
——民国的万花筒和拉洋片
酒旗戏鼓天桥市
——民国的市井
另类的战场
——民国的斗蛐蛐儿
这里面有鬼
——民国的麻将
瘾君子的天堂
——民国的鸦片
失传的法宝
——民国的大力丸
含着泪的快乐
——民国的数来宝
乱世里的桃花源
——民国的庙会
民国版的《江南Style》
——民国的萨满
春申门下三千客
——民国的青帮
魔鬼都怕王亚樵
——民国的暗杀
“袁大头”与“孙小头”
——民国的货币
金盘一掷万人开
——民国的彩票
文人多大款
——民国的稿费
最后的王孙
——民国的八旗子弟
当官也不干
——民国的乞丐
菩萨心换作金刚目
——民国的僧兵
辫帅有多帅
——民国的辫子
效颦的东施
——民国的文官考试制度
最后的三味书屋
——民国的私塾
在无数纸牌中抽对的那张
——民国的“科玄论战”
祖母的衣服与巴黎的时装
——民国的新旧文化调和
中华文化的凝固音乐
——民国的四合院
骆驼祥子的梦
——民国的黄包车
她就是我要侍奉的公主
——民国的基督教
异乡若故里
——民国的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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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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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他妈的墓
——民国的报纸
骂人也是个技术活儿。从骂声里，可以窥见一些品味纯正的人格光辉。
抗日战争时期，地位声望仅次于蒋介石的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代理湖南省长时，清明节要去岳麓山给祖坟扫墓。当局要求各报必须配发新闻，并指令标题为《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其母之墓》。次日，《复兴日报》却擅自把标题改为《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他妈的墓》。“其母”本来就等同于“他妈的”，笑点在于“他妈的”三个字是经传千年的“国骂”。这一改深意凸显，俗虽俗些，却让人跺脚称绝，粗鲁的“国骂”却又健康得让人开怀大笑。
无独有偶。20世纪40年代，两湖一带的传媒经常报道贺龙将军被俘被杀消息用来鼓吹战果。一次，《中央晚报》又受命刊登这一消息。当局要求标题为《匪首贺龙昨被活捉枪毙》，编辑部实在无奈，稍稍作了改动，结果出报时，标题变成了《匪首贺龙昨又被活捉枪毙》。仅仅一个“又”字，使谣言不攻自破，让人惊叹一支妙笔果然可以生花。
一草一木都春心荡漾，一字一词都寒光逼人。笔如刀，不作无关痛痒的吹捧，不纠缠于虚情假意的讴歌，自古文人的骨气总似佛边荷叶，虽枯不减禅意，剑锋一转，便笑傲群伦。
或许，可以说是文字游戏吧，但更让人敬佩的是胆量。民众的喉舌，锋锐而肃杀，虽然一个只会笔绽莲花的小文人，无法和一个统率千军万马的将军对搏，可那李云龙式的“亮剑”风格却足够让人咂舌。谁能说枪口下的玫瑰，不带着血色斑斓的迷香？谁能说一支笔，不能把那些虔诚的心引向莲开的彼岸？
那个时代的传媒方式单一却又丰满，那是中国传媒最真善美的时代，是一个民族积压了太久的文人式刚强。《自由谈》是上海《申报》副刊，民国初期一直以低俗品味吸引读者。1932年，《申报》启用左翼激进派进步青年黎烈文任《自由谈》总编，并将鲁迅、郁达夫、茅盾等一大批左翼作家招至麾下，舌绽春雷般地从社会问题入手，以人文关怀引导民生走向，启民智，发呼声，使《自由谈》成为进步舆论的重要阵地。鲁迅在《自由谈》上“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茅盾在《自由谈》上疾呼：“不能够堂堂地做一个于社会于人类有用的人，那还不如死了罢！不能够堂堂地过合理的人的生活，那还不如拼了命罢！这应该是我们的旗帜，我们的信条！”
那是个连做梦都需要勇气的时代，可偏偏，那时候的报纸每每就是一纸一笔一长衫，便可以独对刀锋而面无惧色。《京报》创办者邵飘萍“铁肩辣手，快笔如刀”，发出铮铮誓言：“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杀！”他是民国最著名的“揭黑记者”之一。他在《京报》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立场鲜明地阐明：“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他宣称报人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报纸的本来作用就是监督政府、教育民众、唤醒民智。一代报界宗师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笔政后，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办报方针，“不做蒋家官，不拿蒋家钱”，任何额外收入一概拒绝。正因张季鸾在办报实践中始终坚持“不偏不倚”，20世纪40年代初，《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这一世界性荣誉。
文人的嬉笑怒骂总是儒雅不失。宋代蒋捷有“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之句，《新民报》则巧改其词，讽刺民国时疾速贬值的货币，“物价容易把人抛，薄了烧饼，瘦了油条”，妙到毫巅的搞笑，让饱读诗书的老学究也捋断了胡须。“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妇孺都朗朗上口，《东方日报》虽为国民政府管辖下的报纸，却对蒋介石频繁发动内战深为不满，于是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为《战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刊发后，该报在一周内竟然被新闻署勒令停刊两次。《南京人报》对此愤愤不平，随即刊文声援，标题同样只改了两个字：《报而时停之，不亦乐乎！》。《新民报》抗战期间刊发了一则讽刺国民党官员生活腐化的新闻，标题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因构思奇巧，语意生动，一针见血，轰动整个山城重庆。成舍我办《世界日报》，傅斯年是他的学生，有一天先生碰上弟子说：小傅，你天天有那么多话说，骂完这个骂那个，干吗不给鄙人的报纸写文章？傅斯年说，不是不想写，学生我写了，你敢登吗？成舍我说，你敢写我就敢登。于是，傅斯年写了一首打油诗，把当时国民党当权大佬戴季陶骂了个狗血淋头，题目叫《阿弥陀佛戴传贤》，嘲骂老戴只会念佛，不干实事。
只是，梅花再坚持，再耐寒雪也抵不过随手一折，傲霜枝敌不过剪刀手，枪杆子总是硬过笔杆子。鲁迅跑路了，陈独秀也跑路了，暂避风头不丢人，老话也说，且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只是，一个报馆，一块招牌，总不能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总要迎风挺立，站成一株黄山松的模样。
那不是电影版的《1942》。1942年冬，《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目睹河南灾民流离失所、遍地饿殍的惨景，随即在《大公报》刊发长篇通讯《饥饿的河南》。当天晚上，国民新闻署便一纸停刊三天的处罚令让报馆关了门。奇怪的是，闭门三天之后，《大公报》的发行数由当初的六万份骤增至十万份。毕竟，那个迷乱纷杂的时代，总要有些拨云见日的文字让人们发自内心地欢喜。
“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这是《申报》老板史量才的操守。《申报》的许多文章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安。他们先极力拉拢，失败后恐吓威胁，还是不成。蒋介石便亲自把史量才找来，气势汹汹地说：“我手下有几百万军队，激怒他们是不好办的。”史量才淡淡一笑，从容回道：《申报》发行十几万，读者总有数十万吧！我也不敢得罪他们。
1919年8月，《京报》屡屡因痛骂北洋政府腐败无能而被查封，邵飘萍也遭到通缉，被迫亡命日本。1926年4月，邵飘萍宁死不收张作霖的三十万“封口费”，被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为名押赴刑场。临刑前，这位四十岁的儒雅文人面带微笑，向监刑官抱拳拱手：“诸位免送，飘萍去也！”到死气节不失，刚硬不减。
“萍水相逢百日间”，与邵飘萍同时代的林白水，创办了《中国白话报》、《公言报》、《新社会日报》、《平和日报》。他的名言“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至今仍在许多报馆的墙上熠熠生辉。他的《新社会日报》多触时弊，因揭露军阀黑幕曾被勒令停刊三个月，但是该写的还是不少一字，就像霜雪已来，该开的花却也从不会少开一朵。“报馆的隔壁是监狱，没有坐过牢的主编不是好主编”，这是民国报人的口头禅。林白水虽因揭露曹锟贿选的报道被囚三个月，但毫不胆怯，又立即将财政总长陈锦涛、交通总长许世英贪赃舞弊公之于天下。当局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将这些政客革职。市井间竞相传言：“《公言报》出版一年内颠覆三阁员，举发二赃案，一时有刽子手之称，可谓甚矣。”不久，林白水就因一篇《官僚之运气》揭露潘复与张宗昌相互勾结的丑事，于1926年8月6日遭枪击，死于天桥。不足百日，邵飘萍、林白水，报业双雄俱离人世，世人感慨：“自此广陵散绝矣。”一纸铅字让当权者疼痛难忍，这是民国文字特有的锋芒。
那是死都不怕的一批人，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作刀。他们追寻言论自由与人格独立，他们风度不失，力道正健。虽然也受着千年儒家文化的浸染，却再闻不到旧时酸儒的那种皓首穷经的头巾气；虽然挣扎中还透着不可掩饰的软弱和焦灼，但是笔端的鲜活犀利却透着民国的文人精神，像荒山尽头的小庙，虽无神佛常住，凡人只需望见一角飞檐，半盏青灯，便可以心清意爽，气定神闲。
杂乱不堪的民国时日里，那些长衫灰白的细弱文人只需轻轻几笔，把飘着墨香的报纸送上案头，便可让污浊的世界透出一缕清新，一线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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