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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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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1874—1961），出生于福建集美，少年出洋，随父经商。靠勤劳智慧，诚信毅力成为一代华侨工商巨子。有感于列强环伺中国，国家成败千钧一发，“思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倾资兴学，蔚为大观，终成一代蜚声海内外的教育家。抗战爆发，陈嘉庚广泛动员海外华侨支援祖国，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华侨领袖。新加坡华侨称颂其“前半生兴学，后半生纾难；是一代正气，亦一代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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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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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蒙，本名王建国。山东蒙阴人。1961年12月出生于福建三明市。当过知青，当过兵，当过工人，上过大学。中央电视台记者、纪录片导演、国家一级编剧。集美大学客座教授。编导影视作品二百余部（集）。代表作有电视连续剧《赤魂》、《林祥谦》、纪录片《大地忠魂：邓子恢的光辉一生》、《山和海的怀念：公仆项南的故事》、《民族之光：陈嘉庚先生归来的岁月》、《永远的阿里郎》、《习仲勋在西北》、《撑起南方一片天：福建三年游击战争纪实》。著有长篇纪实文学《升腾的蘑菇云》、《项南画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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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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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古今中外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上篇人生传奇
第一章
大清王朝不安分的子民
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
第二章
从父亲的失败中站起来
逆境中创造的商业奇迹
第三章
办教育“尽国民之天职”
是实业家，更是教育家
第四章
怡和轩俱乐部的主人
济南惨案与蔡公时雕像
第五章
从企业家到社会活动家
义无反顾的选择
第六章
回国慰劳的伟大之旅
党国要人之印象
第七章
慰劳团的西行漫记
延安之行
第八章
会见阎锡山、卫立煌、李宗仁
委员长还是不高兴
第九章
永不妥协的批评者
与“党人”和陈仪交恶
第十章
新加坡沦陷前侥幸脱险
艰险的避难岁月
第十一章
威望空前的华侨领袖
公开卷入国共之争
第十二章
参加新政协筹备会
归来的岁月
晚年陈嘉庚
中篇代表作品
《南侨回忆录》（节选）
领袖与诚信
从历史经验证明蒋政府必倒
下篇开放讨论
讨论一：陈嘉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讨论二：陈嘉庚做了什么？为什么在众多海外侨领中，只有陈嘉庚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讨论三：陈嘉庚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成果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财富？
附录一：我所敬佩的陈嘉庚（黄炎培）
附录二：陈嘉庚的精神力量（项南）
陈嘉庚年表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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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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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
从晚清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陈嘉庚的一生经历了三次巨变。特殊的机缘和特殊的历史机遇，使他与三位影响中国的历史人物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有密切的交往，这在一代海外华侨领袖中是绝无仅有的。
1906年，孙中山从法国赴日途中经过新加坡，在晚晴园主持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侨领率先加入同盟会。新加坡自此成为孙中山在东南亚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中心。
1909年，陈嘉庚经当时的“潮（州）帮”领袖林义顺引见，认识了孙中山先生。这位名满天下的革命家在晚晴园的演讲，让陈嘉庚眼前豁然开朗，也让他萌生了革命的冲动。
此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同盟会在晚晴园秘密集会，陈嘉庚亦受邀参加。
当晚集会讨论的内容，有关于党旗设计的议题，这个议题引起同盟会诸同仁的激烈争论。对于青天白日图案，与会者意见无多大分歧，但对于是否选用“满地红”作底色却颇有争议。正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侍者进来为大家送水，水杯放在孙中山面前时，一滴朱砂汁正巧从他手中的毛笔尖上落入杯中，杯中之水立时泛起一片鲜红。中山先生端起水杯说道：“红乃幸运之色。”随即将杯中水一饮而尽，也算为党旗设计的争论画上了句号。“青天白日满地红”遂成为同盟会的革命旗帜，以后又成为中华民国国旗。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从欧洲取道新加坡准备回国，陈嘉庚资助一万元给孙中山作路费。临行前，孙中山又向陈嘉庚先生提出，回国后如需款项可否提供帮助，陈嘉庚亦慨然允诺。
孙中山回国后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拟往南京赴任前，来电请陈嘉庚给予经济上的帮助，陈嘉庚立即汇寄五万元。这笔捐款，是孙中山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前数额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
南京政府成立后，许多帮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人士纷纷从海外回国，其中有些人还担任了各级政府要职。这时也有人劝陈嘉庚到南京找孙中山，说必获其重用。陈嘉庚不为所动。他认为民国第一要务是教育，如何办好教育，开启民智，这才是大事。于是决心“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回家乡办教育，为促进社会进步，实实在在做一点事情。
仅用十年时间，陈嘉庚在家乡捐资兴学便取得极大成就，终成一代享誉海内外的教育大家，深得孙中山先生赞许。
1921年4月，陈嘉庚筹划已久的厦门大学即将借集美学校校舍开学。陈嘉庚曾请参加同盟会活动时熟识的汪精卫出任厦大首任校长，汪精卫一口应允，却迟迟没有到任，仍然热衷于各种社会活动。见汪精卫无心办学，陈嘉庚只好婉言请其辞职，另委任闽人邓萃英博士担任厦大校长。
邓萃英也是一心多用，一面接受陈嘉庚的邀请，一面却又不肯辞去在北京教育部的官职。无奈之下，陈嘉庚也只有请他辞职。开学不到一年，厦大两易校长，陈嘉庚甚为苦恼。这时候，他想到好友林文庆博士，便恳请好友出山，担任厦门大学校长。
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也看上了林文庆的才华。重组后的国民党，广泛延揽人才，励精图治，创办黄埔军校、组建政府各部，决心推翻北洋军阀政府。1921年5月，孙中山电召林文庆回国，希望学贯中西的林文庆能来广州襄赞外交。
面对几乎同时到来的聘请电，林文庆十分为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是义不容辞的事情，而陈嘉庚希望教育救国，独资创办厦大，却举步维艰，出师不利，作为陈嘉庚的挚友，也有义务帮助他渡过难关。
林文庆考虑再三，发电报到广州，直接征询孙中山先生意见。出于对教育事业的关怀，更感念陈嘉庚先生对自己的支持，孙中山很快就给林文庆复电，赞成他到厦大主持校务。
孙中山先生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外交官，而陈嘉庚先生却得到了一位好校长。
自从新加坡一别，陈嘉庚就没有再见到孙中山，但两人文电往还，始终保持着联系。陈嘉庚知道孙中山先生政务繁忙，平日尽量不去打扰他。
从民国建立之初，陈嘉庚回乡筹办集美小学校开始，仅十多年时间，他就将集美学校扩展成为拥有11所独立学校的“学村”。而“集美学村”这个名称，也与孙中山先生有一段特殊的渊源。
1923年夏，闽军和粤军在闽南发生混战，闽军以数千人驻扎集美学校与粤军隔海对峙，严重干扰学校的教学秩序。9月3日，集美学校学生李文华，乘船去厦门途中被闽军开枪射杀，引起集美学校师生极大愤慨。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迅即请著名潮商林义顺以中华总商会的名义，分别致电闽军、粤军首领，要求他们将驻军撤出集美学校。
根据陈嘉庚指示，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倡议，交战双方将集美学校作为永久和平学村，并拟具请愿书等相关文件，派代表分别向南、北军政当局请求承认。
1923年10月20日，孙中山亲自批准此案。同日，又以大本营内政部第36号批文，电令闽、粤两省省长及统兵长官对集美学校予以特殊保护：
该校创设有年，规模宏大，美成在久，古训有征，芽蘖干霄，人才攸赖。兴言及此，宁忍摧残！应请贵省长转致两省统兵长官，对于该校务宜特别保护，倘有战事，幸勿扰及该校，俾免辍废，则莘莘学子，永享和平之利。
孙中山的命令与批文，使得陈嘉庚倡议的集美永久和平学村地位得到官方承认，免于炮火兵灾，这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也见证了陈嘉庚先生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友谊。
陈嘉庚先生是一位深具爱国思想与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人，作为海外华侨，他深知民族团结、国家富强的重要，所有政治观点与言论立场皆以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理解这一点，才能够理解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陈嘉庚先生的政治立场和他的所作所为。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国民党也迅速蜕变为一个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在残酷屠杀大批共产党人，成功清除党内大量共产党人之后，国民党内部也发生分裂，形成了宁、汉、沪三个政治集团。
在南京，有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武汉，又有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上海，西山会议派也以“中央党部”名义进行活动。此外，还有粤系陈济棠、桂系李宗仁、山西的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各自为政，分庭抗礼，形成了比北洋军阀时期更加混乱的局面。特别是宁、汉双方集中了国民党中最重要的一批领袖人物，各自掌握着一个政府和一些军队，分别割据着大块地盘，因而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势力。
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每期都报道国内各种消息。他忧心忡忡地关注着政治局势，期盼能尽快结束这种混乱局面。宁、汉对立最终在冯玉祥的斡旋下实现合流，但内部还是纷争不断。蒋介石一直设法排除异己，而汪精卫仍坚持反蒋，但国际上已纷纷承认南京国民政府，这让陈嘉庚感到欣慰。他特意书写横幅：“拥护南京国民政府为首要目的”，命报馆经理挂在墙上。
汪精卫虽然远走德国，仍通电联络国内一些对蒋介石不满的人士反对南京政府。陈嘉庚大不以为然。从私人关系说，陈嘉庚与蒋介石并不相识，与汪精卫却相识已久。他之所以选择支持南京政府，完全是出于公心：“特念外国经已承认，国民应当服从，否则如西南政府要人既多相识，又有消息来往，岂不与个人较有关系？第以此为私人之事，不得因私废公。”
对于南京政府议定将“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作为国旗一事，陈嘉庚并不认同。在他看来，世界各国国旗各有取义，英伦三岛，故用三色，美利坚为联邦合众国，故用星条。孙中山在南京就职后，取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义，定五色旗为国旗，正大光明，宏伟美观。但孙中山逝世，北伐胜利后南京政府成立，以为中华民国是国民党造成，应将青天白日旗作为国旗。“俾国民党功勋永存，政权亦可永操”，对此陈嘉庚公开表示反对。他曾目睹孙中山议定青天白日旗的过程，认为那是一部分人的党旗，与国家无何关系。国旗代表全国，对内对外关系意义重大，不但要取义适当，而且要美观及气概宏伟。他认为：用青天白日旗做国旗一无可取——“言主义则泛而无据，言美观则非日非星，至若宏伟则炎光不展，气象短缩”。
陈嘉庚并非算命先生，然而他对国民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的看法，竟然一语成谶，不能不令人称奇。
作为海外负有声望的侨领，他力主国家统一，认为只有国家统一才能达成民族复兴之目的。基于这样的理念，1936年发生“两广事变”时，陈嘉庚毫不犹豫地支持中央政府，先后致电广东省主席陈济棠，广西军政当局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坚决反对“西南异动”。在致广西军政当局的电文中，陈嘉庚苦口婆心劝导说：“彼等苦心治理广西十余年，誉隆全国，万万不可轻弃。敌人得陇望蜀，应共筹抵御，不可自生内战。”
这一年，蒋介石迎来五十寿辰，国民政府发起向蒋介石“献机祝寿”运动。驻英国大使向驻马来西亚总领事发来电报，要求动员马来西亚华侨捐献国币十万元，购买一架飞机献给蒋介石。此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日本侵华野心昭然若揭，陈嘉庚将此事看做一场爱国运动，不仅接受了这个任务，还出面与英国殖民当局斡旋，请当局允许他们开展捐献军用机活动，因为捐献军用飞机明显违反了当局制定的军械管制的相关法律。在陈嘉庚的努力下，马来西亚各埠华侨踊跃捐献，共募得资金一百三十余万元，购军用飞机十三架，成为当时国内外轰动一时的新闻。
陈嘉庚此举大大提高了南京政府在海外华侨心中的威望。尽管陈嘉庚对南京政府派驻海外的一些官员十分不满，时不时指出他们的劣行，但在抗战这个大前提下，他只有一个目的：自觉维护大局，一切为了抗战。
七·七事变之后，陈嘉庚在南洋各国华侨团体推举下，担任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为支援祖国抗战募集了大量捐款。
1940年，陈嘉庚率领南侨慰问团回国慰问抗战将士。3月28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官邸接见了陈嘉庚一行。
这是两人第一次会面。蒋介石与陈嘉庚，一位是抗战时期中国最高领导人，一位是海外华侨中最有威望的领袖，虽然此前从未谋面，但彼此神交已久，并不陌生。67岁的陈嘉庚是一位有几分矜持几分拘谨的老人，而蒋介石也并非健谈之人，第一次见面是礼节性的，大家互致问候，并未深谈。
十天之后，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设宴款待陈嘉庚时，气氛则显得十分融洽。席间，蒋介石问陈嘉庚对重庆印象如何，陈嘉庚说，对政治他是门外汉，说不出什么，看见重庆交通便利，战时还能大兴土木搞建设，他由衷感到欣慰，唯对行驶在路上的汽车、人力车肮脏不堪，有碍观瞻感觉不是很好。蒋介石倒也从谏如流，几天后，陈嘉庚就发现路上的人力车干净了很多，只是一些官员的汽车还是肮脏如旧。老百姓能做到的事情官员反而不能做到，这让陈嘉庚觉得不可理解。
数日后，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嘉陵宾馆再次设宴款待陈嘉庚，陈嘉庚所率领的南侨慰问团一行也一同出席。国民政府一干党政要员及国民参政会议员作陪。宴请的菜式十分简单，不过就是四五样本地所产的肉类加蔬菜，再配上面包，算是简朴的中式西餐，虽不能大快朵颐，却也足以吃饱。陈嘉庚听说蒋介石提倡节约，请客吃饭一向比较简朴，这让一向反对铺张浪费的陈嘉庚感到欣慰。
席间，蒋介石向陈嘉庚询问南洋华侨的状况，陈嘉庚据实以告，并希望等战争结束后，政府要重视侨务工作，加强同海外华侨的联系。
慰问团在成、渝居留期间，陈嘉庚与蒋介石多次晤谈。有桩心事一直压在他的心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一年前，友人送陈嘉庚一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这部书在美国出版时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后由胡愈之策划，林淡秋、梅益等人翻译，在上海出版中文版。为了对付国民党政府书刊审查，才改名《西行漫记》。通过这部书，陈嘉庚第一次对共产党有了真实了解并产生好感。及至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参与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这让他对共产党人的好感更进一步。此次回国慰问，他非常想去延安考察。一个外国记者尚且能冒着危险到陕北寻找这群共产党人，他陈嘉庚为什么不能去呢？一到重庆，他就听到许多关于国共不和，相互摩擦的传言。作为海外侨领，肩负着动员海外华侨支持抗战的重任，他真心希望国共能精诚合作，一致抗日。在延安的共产党人对抗战究竟是何态度？国共摩擦谁负主要责任？这都是他想弄清楚的问题。
他希望能到延安实地考察，作出自己的判断。
重庆政府显然不希望他去延安，慰劳之旅中并不包括延安。而做人做事一向坦诚的陈嘉庚希望能光明正大地去延安，于是决心在适当时机当面向蒋介石提出去延安的想法。
这样的机会很快就来了。由于二战爆发后，英国人加强外汇管制，华侨向国内汇款受到很大限制，每月侨汇减少了千万以上，就连华侨支援国内的捐款也不例外。陈嘉庚希望向蒋介石当面报告此事，由政府出面与英国当局交涉。
蒋介石在成都又多次宴请陈嘉庚，并抽出时间与陈嘉庚单独谈话，让陈布雷很认真地记下陈嘉庚反映的这件事情，电令宋子文与驻英国大使联系交涉此事。谈话结束时，蒋介石关切地问起陈嘉庚接下来的慰问行程，似乎他已经知道陈嘉庚将前往延安慰问的事情。待陈嘉庚说出将前往延安的想法后，蒋介石开始大骂共产党，希望能阻止陈嘉庚的延安
之行。
陈嘉庚平静地听完蒋介石的话，仍然以平和但却坚定的语调回答说：“余以代表华侨职责，回国慰劳考察，凡交通无阻要区，不得不亲往以尽任务。”
蒋介石只好叮嘱陈嘉庚：“要往可矣，但当勿受欺骗也。”（注：《陈嘉庚回忆录》第109页，东方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
陈嘉庚辞别蒋介石，从1940年5月中旬到7月中旬，开始了一段漫长的西行慰问之旅。他后来多次提到，此行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认识了《西行漫记》里写到的那群共产党人，认识了斯诺笔下那“有些像林肯的毛泽东”。
对于毛泽东，陈嘉庚并不陌生。1932年，毛泽东率领红军打下闽南重镇漳州，陈嘉庚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有一家商行，存放在这家商行仓库里的几万双胶鞋全被红军没收了。尽管如此，陈嘉庚还是对《西行漫记》里写到的毛泽东感到着迷。他想亲眼去看看这个连斯诺都认为“有一种天命的力量”的共产党领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两周之后，陈嘉庚取道西安，终于抵达延安。
1940年6月1日下午，陈嘉庚偕慰劳团成员候西反，在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陪同下来到杨家岭，毛泽东早已在窑洞前的坡道上迎候。
陈嘉庚仔细打量着毛泽东，觉得他与自己此前从报刊上所得到的印象差不多，只是头发比想象中更长，而且还带着一点病容。毛泽东告诉他，自己已经生病多日。陈嘉庚关切地说，生病的原因可能与窑洞中太冷有关。
毛泽东所居住的窑洞陈设十分简单，而且没有生火，有些阴冷。毛泽东说，他是习惯晚上工作，每天都睡得很晚。陈嘉庚建议毛应该改变作息规律，早睡早起，还应该适度锻炼，这样说不定身体就会好起来。
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一位从南洋回国到延安的女大学生也应邀来到毛泽东的窑洞。让陈嘉庚感到惊讶的是，这位学生一进来就坐下参加谈话，似乎一点也不拘于礼节。不一会儿，曾在集美学校就读的陈伯达也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参加谈话，也是一进门就坐下，没有一点儿客套。这种“平等无阶级”的关系，让陈嘉庚感到新奇。
毛泽东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腔，陈嘉庚只会讲闽南语，他们深入谈话得依靠那位华侨学生和陈伯达的翻译，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更进一步地交谈。
谈至傍晚，毛泽东就在窑洞门前摆开了“晚宴”，一同入席的有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朱德夫妇、陈绍禹夫妇和陈伯达等。
这个“晚宴”比起蒋介石的宴请和一路上的招待，可以用“寒酸”来形容，但就是这寒酸的晚宴，让相信“眼见为实”的陈嘉庚感到特别兴奋，也对中国共产党人有了更多的了解。陈嘉庚记录了这次晚宴的情形：
宴仅一席，设于门外露天，取一旧圆桌置方桌上，已陈旧不光洁，乃用四张白纸遮盖以代桌巾，适风来被吹去即弃不用。同席十余人，毛夫人亦参加。
陈嘉庚在延安有机会与毛泽东多次见面，除第一次见面，其他都是毛泽东亲自到陈嘉庚住处来看望。陈嘉庚最关心之事是如何解决愈演愈烈的国共摩擦。他恳切地对毛泽东说，抗战期间，凡事“以民族国家为前提，降心迁就，凡有政治上不快事项，待抗战胜利后解决”。毛泽东当即应允，并对陈嘉庚说，中共对国民党决无恶意，衷心期望两党一致对外，早日争取抗战胜利，他希望陈嘉庚见到蒋委员长时，代为转达。回到南洋，也希望他向海外侨胞们如实介绍延安的情况。
陈嘉庚没有食言。回到重庆，就向蒋介石谈了延安之行的情况，并说了毛泽东不少好话，这令蒋介石十分不快，两人几乎不欢而散。
时隔一日，蒋介石又通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邀请陈嘉庚往嘉陵江对岸的黄山别墅共进午餐。白崇禧、卫立煌、张治中、陈布雷、吴铁城、宋美龄等作陪。
蒋介石大概觉得前一天会见陈嘉庚时有些失态，因而这天设午宴招待陈嘉庚时，很诚恳地一再要陈嘉庚谈谈他对国民党的看法。陈嘉庚坦言对于党务是门外汉，“国内国民党事，实不能答，若南洋余即知大概”，遂向蒋介石谈了他对国民党派往南洋的那些要员种种行径的不满。白崇禧插话说，以后每年可以由政府派专员到南洋视察，以解决这些问题。陈嘉庚不客气地说，派专员也未必有用。“凡稍有声势官员到南洋，华侨谄媚迎接，汽车许多等候，应接尚不暇，非舞厅则游艺场，若教育机关未能一步行到，何能视察实情，侦察弊端？”
蒋介石立即指示吴铁城：“此后派人到南洋视察，须禁止应酬！”
谈话间，突然响起空袭警报，众人立即前往防空洞躲避。慌忙间，陈嘉庚竟忘记带手杖。一小时后，警报解除，众人出防空洞往回走时，蒋介石发现陈嘉庚没有手杖，就将自己的手杖交给陈嘉庚，陈嘉庚再三推辞，蒋介石还是执意把手杖送给陈嘉庚，自己空手与宋美龄相互搀扶着拾级而上。这一幕使陈嘉庚十分感动，以后曾多次提及蒋介石的这一举动，并一直将这根手杖带在身边。
蒋介石与陈嘉庚或许都没有想到，陈嘉庚拄着他赠送的手杖，却与他渐行渐远，最终拄着这根手杖走进新中国，和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站在了一起。
1949年10月1日，陈嘉庚和六百多名代表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亲眼见证了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
自这一刻起，这位爱国老人已经把自己此后的命运，与毛泽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紧紧联系在一起，再也不曾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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