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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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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粹选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领域的知名专家，从时代的角度和改革的大局，对中国改革发展历程进行深入观察，并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对当前中国经济改革面对的问题和改革进一步深入推进的使命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提出前瞻性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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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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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银平，发改委《大内参》执行编辑。曾出《中国改革三步走》《大内参》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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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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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三个赛跑”看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紧迫性
［马晓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就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改革开放不但困难多、风险高、成本大，而且时间紧迫。至少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与时间赛跑，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能够跑过时间，我们将能获得发展的主动权，否则将丧失重大历史机遇期。
7 转轨中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与展望
［曹远征］经济学博士，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中银国际控股有
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回首30年的历程，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不仅开启了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可逆转式的转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开创了一种有别于苏联与东欧激进式改革的新模式，从而具有了特别的理论价值。
26 有备无患：未来十年的中美军事关系
［胡思远］国防大学战略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对于未来十年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来说，在运筹国际化的经济与贸易战略时，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国家安全利益而非单纯的经济利益。在这个安全与经济平衡的战略中安全如同空气，经济如同血液，无论时间与空间上安全的效应对于中国都是一个能够在相对短暂的历史瞬间改变中国人的生存条件的最重大的问题。
56 中国未来改革与发展路线图的对话
［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的梦想，有他们基于美好梦想的精神，而发挥这种精神动力去实现理想，需要有正确的道路。只有热情，但发展道路选择错了，精神的动力会大打折扣，未来十年到三十年中，中国如何发展、如何改革，需要提出一个路线图。
88 人大代表行使权利的机制亟待改革
［蔡霞］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但目前的人大制度弊端制约着人大代表充分行使权利与履行职责。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人大制度中的潜在权力机制制约着人大代表行使权利，主要表现为权力授受关系不清而导致的身份认知错位；行政等级地位转化而来的权力优势；由知识专长所获得的权力而产生的支配优势等。因此，必须改革人大代表制度，建立健全人大代表充分行使权利的有效机制。
99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需要顶层制度设计
［彭真怀］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分析我国当前形势，困难之多、压力之重和挑战之大，前所未有。我们需要抓住主要矛盾，把农民、农业和农村放在各项决策的起点上，做出从上而下、以难带易的顶层制度设计，选择正确的目标，制定合适的路径。
109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型城镇化
［彭真怀］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和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117 保护民企产权，扶持民企融资
——在“民营经济与司法保护”研讨会上的发言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产权或者叫作财产权利在经济学界没有统一的定义，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把产权看作财产所有者的行为权利，也就是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权利。
125 高房价正在摧毁中国
［易宪容］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当前，国外都在担心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越来越高，其原因就在于近年来中国信贷快速增加及房价飙升可以导致金融危机发生概率上升。事实上，中国的高房价不仅正在摧毁中国经济，而且正在摧毁刚发展起来的中国。
129 中国股市的困惑在哪里
［易宪容］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要走出当前国内股市的困境，恢复当前国内股市之信心，现在是要进行重大的制度改革的时候了。
133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重大转折
［易宪容］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制造业运行连续第10个月按月放缓，也创下了2009年3月以来的最低值。对许多市场分析人士来说，当前又是政府政策出台的节点。
136 美欧民主的四大缺陷
［何凡兴］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
民主究竟是西方社会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还是普世性的文化价值和普世性的政治制度，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145 宪政社会主义关于未来十年的新改革战略
［华炳啸］西北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
未来30年是以社会政治领域改革为重点的新改革时代。必须按照有利于奋勇推进新改革、有利于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有利于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要求来进行。
196 会通中西，融贯古今
——一个基本理论的尝试
［欧阳君山］自由学者被认为是一颗正在升起的思想新星
中华文明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弘扬中华文明是全人类的共同课题，理解中华文明是全人类的共同难题。
211 全球金融危机是西方文明范式的整体危机
［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财经评论家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金钱危机必然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振荡，甚至引发社会普遍的不满和危机。
216 中国现代学术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财经评论家
从中国本土学术的消亡到西方知识体系的全面移植，深入认识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型过程，不仅是我们复兴中国本土学术的基础，也是我们更为理智地引入西方学术的基础。
231 中国铁路管理体制改革：特殊性、困境及出路
［周新军］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企业战略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铁路系统的诸多体制弊端由于2011年年初以来发生的一连串铁路新闻事件而暴露无遗，重启铁路管理体制改革的呼声再度高涨。
252 当下中国要干的第一大事是啥
——重铸中国人的信仰
［李海年］十大著名网站优秀作者、十大博主、知名评论家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265 简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
——答杨斌同志商榷，兼谈共产主义的现实性
［黎亚彬］草根思想者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市场经济基本原理的双重规范和要求。社会主义的原则要求是由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由劳动者自己占有和管理社会生产。
272 市场机制是破解“三农”困境的唯一路径
［莫佳庆、张锋强］财经作家、经纬智库理事
几千年来农民问题一直是社会的首要问题。圣贤们对几千年的农耕历史总结出这样一个结论：“历代农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土地问题。”至理名言，穿越时空，回响久远。
286 论中国经济发展大方向
张银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主任编辑
站在2012年展望今后，我们有必要选择一个大的发展方向，不仅解决短期问题，更为明年的经济增长和未来的发展运筹策划、积累能量。
292 深化国际金融体系治理和改革
［王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总量的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日益加深，近一段时期关于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许多需要探索的命题摆在了中国和世界面前。一个21世纪的中国将如何在世界民族之林崛起？需要我们深入探索并给出清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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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从“三个赛跑”看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紧迫性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功地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下一个30年，中国将从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显然，用于向中等收入发展水平迈进的原有增长机制不可复制，用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改革开放模式也不可照搬。首先，同过去30年相比，今后我国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所实现的发展目标要比向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目标高得多、难得多。从低收入水平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主要目标是消除贫困，解决温饱，实现社会的全面小康；而从中等收入水平发展到高收入水平，主要目标是让人民生活富裕起来，最终实现强国富民。毫无疑问，治穷解决温饱的办法相对容易，致富强国的办法难度较大。而且，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如果不靠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仅靠发展是难以实现强国富民的。
其次，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当前和今后，我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遇到的阻力要大得多。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各个阶层几乎一样穷，工人、农民没饭吃，精英群体缺乏上升通道，大家都渴望改革开放，一旦推出改革举措，大都会积极响应，改革的阻力小、成本低。到了今天，中国社会阶层已经分化，城乡、地区以及群体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明显扩大。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团体甚至个人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改革机会，获得了比他人或团体多得多的利益，当这些既得利益集团获得的利益足够大的时候，他们的改革意愿下降，甚至还打着改革的旗号，强化部门利益，阻碍改革的继续推进。因此在新的时期，我们如何破除阻力，甚至化阻力为动力，推进改革开放，是需要超凡的智慧和高超技巧的。
最后，同过去相比，今天的改革开放已进入深水区，进一步改革开放遇到的困难更多、风险更高、成本更大。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体制改革领域，容易改革的都改完了，剩下的几乎都是不得不改而又难以改革的项目。甚至有些改革项目涉及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只有通过调整现存利益结构，牺牲既得利益集团，才能实现改革发展目标。因此，面对困难多、风险高、成本大的改革，改得好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改不好将危及社会稳定。
就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改革开放不但困难多、风险高、成本大，而且时间紧迫。至少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与时间赛跑，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能够跑过时间，我们将能获得发展的主动权，否则将丧失重大历史机遇期。
一、农民工进城的规模、速度正在和改革赛跑
下一步，中国要想从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首先必须提高城镇化水平。目前，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平均在77%以上，其中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在80%以上。显然，中国要达到如此高的城镇化水平，还面临着难以突破的城乡二元体制障碍。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1.3%，距高收入国家平均城市化率约差26个多百分点。但仔细分析发现，我国实际城镇化率远没有达到51.3%。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已达69079万人，但实际享受城镇化制度安排的人口要远远低于该数据。因为，在现有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在25278万个农民工中，有15863万人在城镇打工，由于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限制，他们既无法真正享受城市文明，又“被城镇化”。如果扣掉进城务工农民人口数，我国的城市化率将下降到39.5%，与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几乎相差一半。
我国实际城镇化难以向前推进，关键在于体制和政策安排。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快速推进工业化，全国各地聚集发展资源集中用于工业化。一方面，各级政府都在充分利用城乡二元制度，在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流动和转移中获取工业化的最大红利；另一方面，谁都不愿承担农民进城落户推进城镇化带来的成本。由此导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滞后，城镇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但是，当前和今后，我国继续利用城乡二元制度推进经济发展的矛盾越来越大。因为，在过去，农民进城数量还不太多，城乡二元结构通过户籍以及社会福利制度安排，将农民同城镇居民割裂在两个天地里，农民既享受不到也看不到城镇居民所享受的种种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福利。而现在以及未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他们亲眼看到了城镇居民享受着比农民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福利，必然引起群体性心理失衡，甚至产生对立情绪，由此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由远距离割裂变为近距离对立。今后，如果我们还不能及时改革阻碍农民进城落户的户籍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给进城农民提供平等的市民待遇，届时，在两种制度安排下，城镇生活着两大群体，一个群体是3亿~4亿农民工，另一个群体是6亿市民，农民工在城镇处于既流动又集中的状态，当他们既享受不到又能看到城镇居民所享受的优越福利制度安排时，这种心理失衡和二元对立情绪一旦遇到社会矛盾纠纷时，就可能会演化成两个利益群体的“族群”事件。今后，农民工进城规模越大、速度越快，突破城乡二元体制障碍的要求就越强烈，形势变化留给我们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的时间就越不足。因此，农民工进城的规模、速度在和改革赛跑。然而，改革面临的难题是，大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条件优越，发展机遇多，但人满为患；中小城市（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条件差，发展机遇少，缺乏吸引力。怎么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推进城镇化进程，我们既需要时间安排，又需要总体设计和细致化的执行方案。
二、中产阶层成长的规模、速度在和改革赛跑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将处于加快转型时期，这个时期结构转型的最大任务是，我国必须尽快培育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因为中产阶层是稳定社会、拉动消费、推进文明创新的主要群体，是推进中国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力量。
但是，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中产阶层的迅速成长，社会阶层依然是“上端小，底部大”的金字塔型结构，底部是占人口比重很高的低收入人群，他们收入不高，消费能力低；上端是占社会财富比重很大、占人口比重很小的高收入人群，他们收入极高，储蓄能力很强；中间则是占人口比重不大的中等收入人群，他们成熟理性，收入居中，消费能力强，但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群体。
我们以2010年为基期，选取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农民为人均年纯收入）22000~65000元作为中等收入人群，利用对数正态分布函数测算了从1995年到2010年我国中等收入者占总人口的比重情况，结果是到2010年我国中等收入者人群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只有21.25%。显然，如此之低的中等收入人群比重是无法向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变的。衡量中产阶层除了收入指标之外，还有教育、职业、资产、消费和主观认同等指标。用这些指标衡量，我国的中产阶层比重也不高。李培林在2008年发表的《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一文中，提出以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和教育资本衡量中国的中产阶级，目前我国的中产阶级（核心中产阶级、半核心中产阶级、边缘中产阶级
）占人口比重只有25.8%。在李培林所确认的三类中产阶级中，他们的主观认同普遍不高，分别只有61.7%、53.5%、46.8%，也就是说目前在我国25.8%的中产阶级中只有一半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即使是完全按照自我认同一项指标来衡量我国的中产阶级，我国居民的主观认同度是41.78%
。阻碍我国中产阶层发育、成长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行城乡、地区之间的户籍及其社会保障制度抑制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和变迁，不利于社会底部阶层向上流动变为中产阶层。二是收入分配政策不合理，导致贫富差距拉大，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三是教育、卫生、科技以及创业就业等社会公共资源配置不公平，形成优质公共资源向城市、精英群体倾斜，不利于“草根”群体改变身份向中产阶层迈进。四是成功上升的机会不均等。高收入阶层、精英群体等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占据有利地位，使得底部社会阶层上升之路变窄、变难。
目前，我国在建立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方面面临两难抉择：一方面越是推迟建立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由于中产阶层成长缓慢，低收入群体人口太多，社会越不稳定，消费型社会也难以形成，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目标将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加快培育中产阶层，建立橄榄型社会，一旦中产阶层壮大起来，由于他们有知识、有资产，民主意识、参政意识、维权意识都较强，在社会体制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步伐慢于他们的需要时，他们就会对执政者的公信度下降。因此，我国中产阶层成长的规模、速度在和改革赛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有历史紧迫感、高超的智慧、敢于担当的勇气，加快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协调改革。
三、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格局变化的广度与深度正在和我国改革开放赛跑
在对外开放领域，今后中国要想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无疑需要创造更加和谐良好的国际环境。众所周知，3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既有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政治秩序。这期间，国际贸易环境和政治秩序变化基本上都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变化。但是，近来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演变对我国发展出现了不利的变化因素。从经济角度看，发达国家在经济危机冲击下，政府公共支出紧缩，居民消费信心不足，导致对我国的外需下降；同时，发展中国家正在利用比中国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土地、资金和资源等要素大量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对中国形成了供给替代效应。还有，要素成本提高、人民币升值，正在不断挤压我国出口产业的利润空间，也给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带来严峻挑战。
从国际政治关系格局看，当前在国际关系重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大背景下，美国全球战略重点向亚太转移，从经济上美国主导建立《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从军事上以日本和澳大利亚为支点，以西太平洋岛链为依托建立空海军作战体系，这些都给中国进一步崛起带来压力。在中国周边地区，中印、中菲、中越、中日、中韩因边界和岛屿争端，导致双边以及多边关系复杂化、矛盾显形化，这使得我们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一心一意去发展经济，必须挤出一部分经济、政治、外交资源加以应对。面对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格局新变化，如果我们不能在改革开放上及时创新，我国必将丧失新一轮战略机遇期。因此，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格局变化的广度与深度正在和我国改革开放赛跑。作为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在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格局新变化中，必须选择新的开放战略，从被动开放转向主动开放，绘制新的改革开放路线图，积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推进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转变。
综上所述，我国又到了一个需要选择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走出困境，实现新的发展目标，仍然需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凝聚改革开放共识，集聚改革开放力量，搞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积极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开放，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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