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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王安石传:变法领袖梁启超最推崇的人物!最满意的作品!改革者总有其无法回避的宿命,对中国当前改革仍有启示.国学大师梁启超权威解读.毛泽东、胡适、黄仁宇、柏杨等盛情评赞

書城自編碼: 2121639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傳記政治人物
作者: 梁启超
國際書號(ISBN): 9787543897106
出版社: 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3-09-01
版次: 1
頁數/字數: 323/350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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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领袖梁启超最推崇的人物!最满意的作品!
★国学大师梁启超权威解读。解玺璋译写通透晓畅!
★毛泽东、胡适、黄仁宇、柏杨等盛情评赞!
★改革者总有其无法回避的宿命,对中国当前改革仍有启示!
內容簡介:
作为一位孤独的改革家,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没有比王安石更具争议的人了。古往今来对于他的评价有天壤之别,在变法、学问、人格各侧面均有所抵牾;同时代的苏轼、司马光更在不同时期有过褒贬不一的论断。本书系统论述了王安石的时代政局、思想成长轨迹、执政前后活动、新法内容及成败、学术与文学、家庭与交友等几个方面,作者以敏锐的学者眼光、严谨的史家笔法,引证史料著作不下百部,并以近代欧美政治为参照,透彻分析了王安石新法的成败得失;并作“考异”十九条,力图还历史烟尘中的王安石以真实面孔。
本书角独特、思想新锐、资料宏赡、论述严谨,一卷在手尽览北宋政坛、文坛的万千气象,读之令人耳目一新,引人深思,启人心智。
關於作者: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少年得志,12岁中秀才,15岁中举人。1890年起师从康有为。1895年在北京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参加强学会。旋为上海《时务报》主笔。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1898年参加“百日维新”,同年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913年归国,出任共和党党魁,不久又组织进步党,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
一生著述宏富,涵盖政治、经济、哲学、法学、历史、新闻、语言、宗教等领域。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他是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的传播者,是民智的启蒙者。在清末民初这个动荡不安、急剧变革的时代,能将舆论、政治、学问三者集于一身并能登峰造极者,唯梁一人而已。
目錄
例 言
绪 论
王安石的时代(上)
王安石的时代(下)
王安石小传
执政前的王安石(上)
执政前的王安石(中)
执政前的王安石(下)
王安石与宋神宗
总论——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一)
分配、税收和国家财政
——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二)
军队和国防——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三)
教育和选举——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四)
王安石打了哪些仗
罢官之后的王安石
王安石新政的成绩
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挠和破坏(上)
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挠和破坏(下)
王安石的用人和交友
王安石的家庭
王安石的学术成就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上)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下)
內容試閱
宋英宗皇帝即位之初,普天同庆,群臣都加官晋爵,不管生者死者都得到了皇帝的恩泽,宗室中原来的那些王也都得到了新的封赏。只有濮安懿王因为是皇上的生父,中书省认为
,不能和其他那些王一样,于是上奏请求让有关部门商议一下举行典礼的事。皇上下旨说,要等到服丧期满之后再说,这个提议就被搁置起来了。
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皇上服丧期满,就把那个奏章下发给两制,即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详细研究。翰林学士王珪等主张给濮安懿王特别尊贵的高官大爵也就行了,但中书
认为,要给他官职并改封大的王号,应当下旨进行册封,而册封的诏令是有特定规格的。诏令应当这样写:“某亲具官某,可赠某官,追封某国王。”封册上则应当这样写:“皇
帝若曰咨尔某亲某官,某今册命尔为某官某王。”但是,濮王与皇上是父子关系,不知道制册上怎么称呼他,还有就是写不写他的名字?于是又把这个奏章发下去,要求再议。王珪等人提出来可称“皇伯”,但不写名字。中书根据《仪礼?丧服记》中所记载的“做儿子的要为他的父母服丧”,又根据唐《开元礼》和宋《开宝礼》的要求“做儿子的要为生父‘齐衰’一年,要为后父‘斩衰’三年”。这里的后父、生父都称父母,在古今的典礼中,都没有将生父改称“皇伯”的记载。又查证前代以藩侯继承皇位的君主不幸都处在衰败的乱世,不能效法他们,只有汉宣帝和汉光武帝是有盛德的君主,都称他们的父亲为“皇考”,也没有称“皇伯”的。“皇伯”这个称呼不仅典礼上没有用过,在历史上也没有依据,所以不能这样做。于是将古今的典礼以及汉宣帝、光武帝的材料,并附上“皇伯”的提议,送给三省的官员和御史台的官员一起详细讨论。讨论还没有开始,皇太后就亲自写了信责备中书不应该称“皇考”,中书写了材料说明为什么这样做。皇上见到皇太后的手书后大惊,马上手写诏书要求停止讨论这件事,追封的事也就停了下来。过了几天,礼官范镇等人坚决要求讨论有关“皇伯”的问题。他们的奏章留在皇上那里没有再发下来。不久,御史台的官员们也都对此发表了各自的看法。皇上既然因为皇太后的缘故决意停止讨论这件事,所以凡是上疏谈论这件事的都被皇上留下。皇上聪明果断,很通情达理,对待大臣都很谦虚恭敬,但是绝不姑息。御史台的官员所说上有关濮王的奏章既然都不再下发,他们提出的其他不可行的建议也大多被搁置起来,没有实行。御史台的官员因此开始有意见并发出怨言,并指责中书不去实行。中书也曾经上奏说,现在御史台的官员气愤朝廷不用他们的谏言,说他们阻塞了言路,使得皇上成了拒谏的皇上,请求能简单实行一两件事。皇上说:“朝廷应当以公平的心对待天下的事,如果他们说的可行,就应该立即实行,何止‘略行一二’呢?如果他们说的不可行,难道应当为了应付人情,不能做的事勉强去做,那样不是对事情有害吗?”中书觉得皇上所说句句在理,不敢再有别的请求。皇上接着问道:“他们说的有没有可行但是没有实行的呢?”韩琦以下的官员相互看了看,说:“确实没有。”皇上说:“既然如此,就这样吧。”
这时有几名杂端御史(御史中的一种,知杂事),都是新提拔的,锐意进取,希望尽快取得成就,见到什么事都发表意见,也不管是不是自己分内的事。所以,他们提出来的建议都比较荒谬,不能实行。这时,京城正下大雨,官、私房屋倒塌了很多,军营倒塌得尤其厉害。皇上想到军人都露天居住,心中非常焦虑。两府的大臣也都非常担忧害怕,不分昼夜地操劳,费尽心思,进行安排处置,已经有了一些效果。这时的范纯仁刚当上御史,初次上殿,大家都想听听他会说什么。他上的第一个折子就是催修营房,责怪中书省为什么还没有完成,请求每一营派遣监官一名,由中书省审核议定。京城里倒塌的军营有五百二十座,如果按照范纯仁的请求,就应该派遣监官五百二十人,每个监官还要有四个随从,这时正是国家的非常时期,事情多,人手少,却要派出两千士兵和五百监官,而且瓦木等建筑材料还没有着落。他的轻率、张狂、空疏、乖谬就是这样的。所以,中书省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笑了,而御史们也觉得这事不妥当。过了几天,吕大防又上疏,请求两营派一名监官。他所提的事都是一些非常琐碎、不符合实际、无法实行的事。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提出的建议不可行,反而报怨朝廷阻止不去实行。所以吕大防又说,今后他们提出什么要求没有实行的,中书省要说出为什么不办,并且报告给御史台,他们竟然蛮横无理到这种程度。他们怨愤的言辞在士大夫之间流传,一些亲朋故友就和他们开玩笑,激他们的火:“近来御史提谏议,中书省都批为‘进呈’,就算完事了,外人都说,御史台应该改称进呈院了。”这样的话很多,朝中官员传来传去,以此来开玩笑。御史官员更加不满,甚至愤怒,于是想着最好弹劾一些人。他们认为,如果因为弹劾人而获罪,还可以留下敢说话的美名。这时皇上的品德、恭敬节俭、行为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两府大臣也没有什么大的过错,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弹劾的,只有濮议这件事还没有定论,就说这可是个好题目啊,这样的好机会是不能错过的,于是都来尽力说这件事。但这时皇上的手诏已经不许再谈这件事了,“皇伯”“皇考”的说法也还不知采取哪一种,其他追封的事情又还没有讨论,朝廷对于濮议并没有做错什么,所以御史们也只有请求早一点儿施行“皇伯”的建议而已。中书省以为,前代有关礼仪的争论连年不决的有很多,这件事关系重大,而且皇上很谦虚,已经自己停止了讨论,不再提起,有什么过错可以被他们拿来谈论吗?于是放在一边不再搭理他们。但是御史们一起来到中书省并扬言:“宰相最好早点儿了结这件事,不要被别人钻了空子。”皇上已经不让议论这件事了,所以虽然有很多人来说但都没有被采纳。由于这个原因,御史们更加感到羞愧和耻辱,看形势已经不能使他们停下来了。他们本来就想通过弹劾别人因言获罪,来邀买名声,所以他们这时的言论只求能激怒朝廷,已经无所顾忌,大肆诬陷诽谤,多次引证董宏、朱博的故事,以此来影射我是首先提出建议的人,毫无顾忌地对我进行丑化和诋毁。刚开始,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由于朝廷不用他们的建议,心里已经有些不平,等到御史们有了说法,于是和他们相互呼应和配合。一些庸俗的人并不懂得礼仪,不知道圣人是很重视无子这件事的,凡是没有儿子的,允许同宗的子弟继承家业,这是最公正的道理。不过,寻常百姓怕人知道过继儿子以及异姓领养义子的举动,都避讳提到他们的亲生父母,以为理所当然,于是就会认为“皇伯”这样的提法是正确的。御史们既挟持两制,即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的帮助,而外面的议论又是这样,因此用言论迷惑众人,说朝廷背弃了仁宗的恩德,要特别地加封濮王。庸俗的下层民众甚至传言,将来还要让濮王进太庙,替换仁宗的位置呢。里里外外议论纷纷,没有人可以说得明白。有识之士都知道“皇伯”的说法是不对的,但只要有人稍微倾向于为朝廷说话,就会被骂为奸邪。太常博士孙固曾经提出让皇上称亲,他的奏章还没有递上去,御史们就相继弹劾他了。于是,有识之士都闭口不谈此事,不愿因此惹祸。时间一长,中书省就商量,想要一起订一个折中的方案,来平息舆论。于是,他们起草了一个方案报上去,请求按照这个方案下诏说:濮安懿王是我的亲生父亲,群臣都请求加封更高的王位,但哪有儿子给父亲封爵的道理呢?应该让中书省和门下省将他的坟茔改建为陵园,在园中立一座庙,让王的子孙能按时去祭拜,礼节到这里就为止了。就在那一年的九月,皇上看了这个方案,一点儿也没有感到为难,说:“能这样做最好,但需要禀告太后才可以实行,暂且等一等吧。”
这时,离南郊祭天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朝廷的事情很多,御史们的议论也稍微平息了一些。皇上也没有时间告诉太后,中书省就更不提及这件事了。郊礼祭天结束后,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御史们的奏章又来了。中书就将原来写好的方案又呈送上去,请求皇上降诏。皇上说:“等我两三天内禀过太后,就可以实行了。”没想到,这天晚上,皇上忽然派遣高居简来到曾公亮家,颁布了皇太后的手谕:“允许皇帝认濮王为亲。”又说:“濮王应该称皇,三个夫人也应该称后。”这和中书省进呈的方案大不一样,而称皇、称后这两件事皇上事先也没有说过。当初中书省进呈的方案也只是请求皇上直接降诏实行,并没有一个字涉及皇太后。而皇上也只是说,需要“禀过皇太后,然后再实行”,也没有说过要请皇太后颁布手谕啊。这几件事都不是皇上的本意,也不是中书省的本意。这天,韩琦因为祭祀正在斋戒,只有曾公亮、赵概和我在垂拱殿门的阁子内,互相看着都很惊愕,因为这件事来得太意外了,没有人知道该做什么。于是大家就派人到斋戒的地方去找韩琦,一起来听取皇上的旨意。不一会儿韩琦就到了,来不及交谈,就一同来到大殿上。韩琦上前奏道:“我有一个意见,不知道是否可行。”皇上说:“怎么样呢?”韩琦说:“今天太后手书中提到的三件事,称亲这件事可以奉行。而称皇、称后这两件事,请求皇上一定推辞。
再降一道诏书,只答应称亲这一件事。然后,把我们前些日子进呈的那个方案中提到的那几件事,将他的坟茔改建为陵园,在园中立一座庙,让王的子孙能按时去祭拜等写成手诏,然后实行。”皇上很高兴,说:“很好。”于是就依照他的说法颁布手谕去实行了。刚开始,朝廷内外的人受到御史们的蛊惑,都说朝廷尊濮王是想夺仁宗的正统地位,所以人们的情绪十分激昂,等见到手谕,实行的内容不过如此,都认为朝廷处置得很合理,再没有什么异议了,只有那些提议称“皇伯”的人仍然认为称亲不对。
这时,吕诲等人已经被贬,闭门不出,也知道形势不能阻止,于是就抓住称亲不对这一点,更加放肆地诬蔑和诽谤。他们说,韩琦串通了宦官苏利涉、高居简,把皇太后的思想搞乱,这样才下了手谕。又专门指出,我是首先提出建议的人,要求杀了我以谢祖宗。他们将奏章送进宫中,副本就给了进奏官,让他帮助传播。吕诲等人既然想得到罪名后离开这里,所以每次去见皇上都表现得傲慢无礼,唯恐皇上不发怒。皇上也多次下谕对中书省说,吕诲等人遇到皇上不再讲君臣之礼。然而皇上性情仁厚,不想因为濮王的事处置御史们,所以就尽量包容他们。时间一长,发展到这一步,知道他们是不能再留下了,就这样还多次派遣宦官到家里召见他们,授予他们官职,但他们竟不出来接旨,只好让他们以原来所任的官职到外地去赴任。濮议这件事,从中书省开始提出方案到后来称亲立庙,皇上没有说过一句如何加封的话,只是虚心地把这件事交给大臣和有关部门,只是根据他们的建议举行了典礼。不称“皇伯”而称“皇考”,也只是中书省的提议,皇上并没有规定一定要怎样称呼。而吕诲等人多次上疏,很久都没有做出决定,大概是因为皇上认为这件事很重大,不能轻易答复吧。而且,已经颁布手诏不准议论这件事,所以称“皇伯”还是称“皇考”,这一切都被放在一边,不再讨论了,也不是有意非要么办。皇上曾对韩琦等人说,当年汉宣帝即位八年,才开始讨论追尊“皇考”,近来中书省的奏章为什么这么急呢?由此可见,皇上对这件事是看得很重的,不敢轻易去讨论,怎么能说是过分地追封呢?至于说中书省不敢用“皇伯”这个称号,更是无稽之谈,他们只是遵从典故罢了。其他追封的礼数都没有来得及讨论,大概是因为“皇伯”“皇考”的称呼问题还没有定下来就把争论停止了,所以没有来得及讨论追封的礼数,以后讨论的只是在陵园中立庙罢了。像吕诲等人多次引证汉哀帝、汉桓帝的故事,目的是要诬陷别人,也没有在讨论中谈到。刚开始,吕诲等人决意离开朝廷,皇上屈尊挽留他们,而他们不肯留下。赵瞻这个人在他们几个人中尤其平庸低下,更加不知体统,他在别人面前扬言说:“近来皇上只不曾下拜来挽留我罢了。”以此来自夸有德。而吕诲也对人说:“过去朝廷对于御史们所说的事十件能做三四件,让我们这些人面子上过得去,也不至于非要离去。”由此说来,朝廷在濮议这件事上难道有什么过错吗?放逐那些御史难道是皇上的本意吗?吕诲等人的离去难道是专为了濮议这件事吗?士大夫只看到吕诲等人的诬陷之言,却不了解濮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不追究吕诲等人的用心,认为只要是因为进言被罢官就是忠臣,争相赞美他们。他们果然像吕诲等人预料的那样,因此得到了虚名,而且推荐吕诲的人也想借此博取名声。以宣扬皇上的缺点来彰显自己的优点尚且是不行的,何况是诬蔑皇上来邀买自己的虚名呢?啊!如果吕诲这种人的心迹不败露,诬蔑和诽谤得不到澄清,那么先帝的心志也不能为后世所了解,就是我的罪过了。所以,我要公正地写出事实,以备史官们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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