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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第一部从海关的视角看中国近代历史沧桑巨变的独特史书
让你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近代史
海关，见证了中国从晚清到民国的沧桑巨变！
要想看懂中国近代历史，岂能绕过近代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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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一部中国海关近代史，就是整个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
本书讲述了从1840年到民国时期的海关历史故事，从海关的角度反映中国从晚清到民国的沧桑巨变。书中从鸦片战争写起，以整个中国的社会发展为大背景，用生动的文学语言记述了近代中国海关参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变革的历史过程，客观地叙述了海关在近代中国历史过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和重大影响。
文中配了大量的历史照片，使得文字与图片相得益彰，更生动地展示中国近代史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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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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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煮冰：海关公务员。海关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被爱的代价》，另出版有《反走私前沿地带：揭开走私黑幕》、《历史的痕迹》、《遗忘的历史》、《江汉关史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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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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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840年的中国海关
1840年的时候，中国只有粤海关
洋人们很无奈
洋人们越告状朝廷越反感
中国人看不起洋人
林则徐禁烟倒也不难
英国人秋后算账
有人给皇帝出了一个恶主意
二 洋人从此进入海关
《南京条约》签订十个月后才有动静
英国人在租界里设海关
小刀会起义带给洋人的机会
洋人从此进入中国海关
洋人不买洋人的账
洋人跑官要官
全国海关统归洋人管理
三 洋人是这样管理中国海关的
中国海关官员一边凉快去了
洋人对华人关员实行绝对统治
华人关员是二等公民
对洋人的管理也不手软
海关选人百里挑一
四 大清国“第二外交部”
大清帝国观光使团到欧洲
美国人任团长的中国使团出发了
赫德劝朝廷放弃天朝中心的虚荣
朝廷对劳工终于有了一丝怜悯
大清国海关伦敦办事处
一个英国人在云南被杀死之后
调停中法战争
葡萄牙沾了海关的光
办外交使的全是海关税银
五 海关的海军梦
慈禧太后惊了一身冷汗
最初的海军梦
总理衙门也不是好惹的
海军梦终于实现
六 1865年的“改革开放”
有一个声音在呼唤
世界上发声最强的雾角响起
终于“改革开放”了
大清邮局与“龙票”
“四书五经”难舍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马拉的火车
七 让世界了解中国
中国海关在伦敦办报纸
中国菜从此名扬天下
力阻列强瓜分中国
八 中国海关是块肥肉
英国人是中国海关的老大
中国海关的势力延伸到朝鲜
海关里的“国中之国”
北极熊来了
日本人也来了
日本人把“满洲国”当道具
英国人再上一当
日本人在中国海关称了老大
九 关税钱撑起大清帝国的半边天
鸦片带来滚滚财源
关税钱是这样分配和使用的
打仗是个无底的洞
皇帝娘娘们也花了不少关税钱
朝廷借债，海关还钱
左宗棠一人借了七次外债
法国人打过来了
关税始终与战争赔款搅在一起
洋人硬逼着大清帝国借钱给日本
庚子赔款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
十 一失足成千古恨
都是无知惹的祸
英国人听不进马克思的话
枪声，惊醒了安格联心中沉睡已久的美梦
中国人的无助呐喊
“铁棒终于磨成绣花针”
十一 洋人在中国海关也有不顺心的时候
世博会出丑的严重后果
洋人们有点惊慌失措
海关很温柔
孙中山在广州与洋人叫板
一艘神秘的苏联走私船到广州
共产党发动群众声援
广州政府在最后关头选择了退却
十二 国民政府时期的海关
中国海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海关惹恼了广东政府
阎锡山打海关的主意
华人关员总算不再是二等公民
宋子文动了恻隐之心
关税保管权终于收了回来
国民政府回到南京又离开南京
附录 中国海关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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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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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的时候，中国只有粤海关
1840年的时候，中国只有粤海关（就是现在的广州海关）。
外国人进入中国海关“帮办”之前，清朝仅开放广州一个地方，让外国人做买卖。粤海关是大清国唯一管理西方商人贸易的海关（这一时期，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也存在，但仅管理华商和东洋、南洋商人来华贸易，业务量很少），可以说中国海关就是粤海关，粤海关是中国海关。
历史上粤海关的恶名很大，用臭名昭著、臭名远扬来形容，也不为过。从那时到今天，凡是记述这一时期中外关系的历史资料，都会抨击粤海关的敲诈勒索。用一句老外的话说，其腐败程度是“自罗马帝国鼎盛以来，没能与之相比的”。[1]
粤海关历史很有些年头，发端于战国时期，那时广州称“番禺”，海上往来事务，由番禺地方官员管理。从秦至唐初八百年间，广州是与“丝绸之路”并存的通商要道，那个时候，粤海关的主要职能是对进出口船舶、货物和人员进行管理，由朝廷任命的太守或刺史兼管。唐朝的时候，广州已成为全国海上贸易中心，为了对进出口货物和人员进行管理，大约在公元660年，唐高宗下旨在广州特设市舶使，由岭南节度使兼任。公元683年，唐玄宗又下旨，在广州设立管理进出境机构——市
[1]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原文“从中勒索一笔向罗马帝国鼎盛时代以来无与伦比的私人收入。”舶司，管理外国来华船队贸易和迎送各国使节来往。那时，市舶司具有今天的海关、外贸、外交职能。宋、元、明三朝沿袭这种设置，清初也曾在广州设过市舶司。
市舶司制度延续了大约一千年，其始、终都在广州。
清朝初期，郑成功和他的后代建立的政权，统治着台湾和东南沿海一些岛屿，与朝廷分庭抗礼。清朝是异族入侵建立的政权（他们自己也认为不太正统），老百姓也有点看不上眼，一直闹着“反清复明”的事情，令朝廷很头痛。为防止郑氏政权从大陆获得物资，同时，也防范沿海人民与郑氏政权“勾结”，壮大反清复明力量，朝廷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废除市舶司，互市限于贡舶，税收由盐政院征收。186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军统一台湾后，清政府没了后顾之忧，康熙皇帝以国计民生为念，下旨解除海禁，开放对外贸易。朝廷又怕反清势力与洋人“勾结”，对中国籍船只出海严格管制，不准中国商人购买洋式帆船，不准打造500石以上的出海船只。
明朝的时候，西方商人还能在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经商，到了康熙年间，只准广州一口通商，西方商人不得不来广州。
那时，在国际间航行船舶都是外国的。
英国取得海上霸主地位后不久，就派商船来到中国。1669年，英国在广州设立商馆，贸易量大幅增长，到1764年，向中国输入商品总额达到120万两，大大超过先期来中国做生意的荷兰、葡萄牙和法国。当时，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是茶叶、生丝、绸缎、土布、中药材、草席、蔗糖、瓷器、爆竹等，英国出口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玻璃器皿、钟表、棉花、棉布、毛织品和金属制品，后来，以煤油、火柴、肥皂、洋酒等物品为主。
十五世纪的时候，西欧国家兴起资本主义制度，开始殖民扩张，尤其是英国，更是殖民扩张的急先锋，到处杀人放火，搞殖民统治。在中国，明朝的封建统治正进入中期，皇帝和大臣们对封建集权制自我感觉甚好的时候，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结出“丰硕的果实”——与明朝有往来的东南亚各国均被他们掠夺了过去，成为其殖民地。延续几个朝代的“朝贡贸易”寿终正寝，私人贸易兴起，经历了四个朝代的市舶司制度，也失去作用。
新的贸易形式，呼唤新的对外贸易监管机构。
粤海关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刚开始，职能以征税为主。
康熙二十四年，朝廷下令在广州设粤海关，在厦门设闽海关，在宁波设浙海关，在上海设江海关，开始了中国正式的海关制度。在这四个海关中，粤海关地位最高，朝廷规定其“监督”（相当于现在的关长），由皇帝从内务府旗人中钦派。那时，粤海关的管理范围很广，除整个广东沿海外，还包括今天的海南省及广西的合浦、钦州。
1685年，粤海关在广州正式建立，全称“督理广东省沿海等处贸易户部分司”，衙门设在广州五仙门内。第一任监督是吏部郎中宜尔格图，他是1680年到广州任市舶司提举的，1684年奉康熙皇帝旨意，筹办粤海关，1685年改任粤海关监督，官衔是“督理广东省沿海等处贸易各税务户部分司”。那个时候，粤海关归户部管辖，外国人都称粤海关监督为“户部”，即“粤海关部”。海关监督初设时，一年一换，后来才有连任的，皆以满人充任，品级一般都是三至五品，不是地方属官，与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的公文往来，均用“咨”，以示平行略后的地位。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只有稽查关务的权力。历史上有两个时期，粤海关监督由两广总督或广东巡抚兼任，前一个时期是1723年—1750年，后一个时期是1905年—1913年。1905年3月13日，两广总督岑春煊奉慈禧特令，接管粤海关税务，其官衔称呼是“钦命头品顶戴紫金城骑马赏穿黄马褂兵部尚书署理两广总督部堂兼管粤海关太平两关税务”。
朝廷对粤海关税收情况一年查核一次，防止税款跑漏，并对粤海关监督政绩进行考核。考核有三种方式：一是通过总督、巡抚考察，然后将考察情况上报皇帝；二是皇帝诏见，当面询问；三是海关监督向内务府呈书面述职报告。
在粤、闽、江、浙四个海关中，江海关几乎没有对外贸易，闽海关、浙海关的对外贸易也很少，闽海关所在地的厦门只在1734年、1735年进行过贸易，去浙海关所在地宁波的商船也只有三艘（1756、1757和1758年各有一艘）。广州因有悠久的对外贸易历史等有利条件，成为清朝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所有对外贸易全部集中于此。
粤海关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粤海关监督署衙门设有八房：算房、库房、稿房、单房、船房、票房、承发房、柬房。粤海关下设类似今天分关或办事处的总口7处、小口70多处，遍及广东沿海。各口按职能分为正税口、挂号口和稽查口，其中，设在广州城内外的有大关口、总巡口、总查口、东炮台口、西炮台口、佛山口、黄埔口、虎门口、紫坭口、市桥口等。
粤海关监督下设委员、胥吏、差役。委员是两广总督委派到粤海关辖下总口的负责人，一般由总口所在地的府同知或通判兼任。办理具体关税业务的为胥吏，就是通常说的“关吏”，分别称为：书吏、案书、柜书（也称平柜）、总书、清书、口书、帮书、缮写书等，皆为不入流、无品级的小吏。除书吏外，其他关吏配置无严格规定，任免比较随意。胥吏的配置因业务量大小而定，东炮台、西炮台、黄埔口的书吏留给京差担任，澳门总口设总书、柜书，潮州、雷州、廉州、琼州各总口委员下设柜书，各子口设口书。关吏中，大关和总口书吏一年一调，五年为期，役满归农。各口以稽查为主的差役称“关差”，关差有巡役、堂役、内库役、库工、庙祝、水手、杂役、轿卒、更夫。监督的家人、家丁，可以随同书吏到各口当差役。
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的权限很大，直接参与清政府处理对外通商和涉外事务。粤海关监督除办理海关业务外，兼有处理外贸、外交和涉外司法的权力，甚至代表皇上和朝廷，处理涉外事务。粤海关拥有海关税则和海关管理自主权，决定大清帝国对外贸易走向，外国商人对粤海关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
那个时候，对外国商船要求也比较苛刻，外国商船来中国，要先把船停在澳门，经海关批准后，由引水员引入虎门，卸下船上的护航火炮，经粤海关检查、丈量、征收船钞后，发给“红牌”，有了这张“红牌”，才能到黄埔港靠岸。船在停靠黄埔期间，粤海关会同当地驻军，严加防范。船主到广州，只能住在广州“行商”的商馆内，通过行商与粤海关联系，由行商出面，代办一切报关手续。出口货物装船后，如无特殊情况，粤海关发给“红牌”，再由引水员导航下驶离黄埔至虎门，发还先前卸下的火炮。一路皆凭“红牌”放行。
十八世纪中叶，来中国做生意的西方商人开始增多，清政府对此十分敏感，生怕洋人的到来，影响了体统，尤其不能容忍外国商船驶往北方地区。如果那样做了，好像对不起老祖宗。朝廷有一个矛盾心理，一方面以天朝大国、天下无敌自居，另一方面却又怕一小撮夷人来捣乱；一方面认为天朝恩威，足可以吓敌于千里之外，另一方面又怕几个外族人来做生意；一方面认为孔孟之道足可以感化和抗拒一切腐朽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又怕夷人的异端邪说扰乱了纲常。在这种矛盾心态下，1757年，乾隆皇帝下旨，只准广州一地为外国商船来往口岸，严禁洋船北上。闽、浙、江三个海关只监管本国商船进出。这样，本来就不多的四口贸易，转为一口贸易，不但增加了外商来华做生意的难度，也严重限制了中国的生丝、茶叶等商品的生产、运输和出口。
这种状况，直到英国人把大清帝国打得落花流水后，才总算有了一点改观。
洋人们很无奈
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波郎，费尽周折，终于见到两广总督长麟。长麟冷着脸问他，来广州上蹿下跳想干什么？波郎说有几点建议，想呈给总督大人。他从怀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文书，欲递上去。
长麟有些不快，说你拣要紧的说说就行了。波郎愣了一下说，一是英国货运到广州，该上多少银子的税给个定数；二是英国人从广州到澳门，从澳门到广州，人、货都要收税，如果真有税，求给个单子，没有就免税；三是英国商人在广东买卖都上过税，来到澳门又要上税，请求大人查明，若有税，我们就上税，如果没有也免去。
长麟听完，无精打采地说，本督统管两广，事务繁多，夷人商务无暇顾及。
波郎的要求本来合理，却被长麟全部驳回。
这之后，几乎每年都有洋人来告状，一再要求公开粤海关税则，以便明白究竟该付哪些税费，但都不了了之。
1835年，在广州的23家外商，联名呈文给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说，他们对政府制定的税率，一点都不知道，请求颁发一份有关洋货进口应付税款的税则。
这个要求自然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音讯。
法国商人也忍无可忍，向两广总督投诉，痛说粤海关监督指使属下，百般勒索，欺凌备至，一年甚于一年，天下再也找不出这样无理的海关。
不但如此，洋人还向他们的政府抱怨粤海关的腐败，要求政府出面进行干预。1835年，英国格拉斯哥工商联合会上书首相迈尔本说，对华贸易背负许许多多的税饷和沉重的勒索，税率和征税方法是随意决定的。1836年，英国利物浦印度协会上书迈尔本说，对华贸易有两大灾难，一是官吏任意勒收税饷，二是行商垄断贸易。
其实，粤海关征税有章可依，有据可凭，而且税率也比较低，平均税率只有百分之四。
早在康熙年间，朝廷就制订了税则，还三令五申的要求，把税则刻在木板上，悬挂在海关大门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行关务公开。另外，朝廷还下令把税则印成小册子，将应税物品详细罗列出来，向商人们发放。实事求是地说，朝廷不但把税率订得比较低，对外商也比较照顾，认为他们大老远从天边蛮夷之地到中国，很不容易。连外国商人也认为，税率并不高，甚至还有点低呢。之所以税率比较低，是因为朝廷根本没有看上海关收的这点小钱，那时海关的税收，占清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还不到1%。
一口贸易，唯我独尊，凡事由我做主，自然容易滋生腐败。
粤海关对待外商的态度有两点：一是“榨夷”，把外商当成一块肥肉，尽情地榨取；二是“防夷”，不许外商与官府直接接触。
粤海关腐败特点是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对中外商人敲诈勒索。
朝廷也定有抄家、充军边陲和砍头的纪律，约束粤海关，但天高皇帝远，粤海关的关吏们并不太害怕。
如果按朝廷颁布的税则去征税，粤海关大大小小的关吏们就无法发大财，不但捞不到银子去买官儿，甚至连过去买官的银子都收不回来。贪欲越来越重，心目中想得到银子的数额越来越大，监督命令下属变着法子进行敲诈勒索，关吏、关役在满足监督要求的同时，再层层加码，从中盘剥，总是老的勒索办法还在用，新的勒索点子又来了，简直就是个无底洞。粤海关监督在税率之外加征24%，下面关吏在他的基础上，又加征19%，这还没有把其他的苛捐杂税包括在内。过了若干年，新上任的粤海关监督郑五赛又想出了一个附征税，这种附征税的随意性很大，完全凭情绪来定，高兴的时候少收一点，看着哪个老外不顺眼就多收，最高可以高到20%。他走后，新来的监督除继续收这个附征税外，又开始对所有出口物品征收10%的“缴送费”，这个“缴送费”也是越收越多。
粤海关把这些敲诈勒索，美其名曰“规礼规费”。
此外，洋人的老婆如果上岸溜达溜达，还要缴“太太税”。
根据海关税则，外国船舶分大、中、小三等，缴纳船钞，一等船收钞银1120两，二等船收钞银880两，三等船收钞银480两。有一句老话说经是好经，遇到歪嘴和尚，经就给念歪了。恰恰粤海关大大小小关吏们，都是些歪嘴和尚，一心一意要把经往歪处念。
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保卫号”披棘斩浪，好不容易来到广州，船还没靠岸，粤海关的关吏早已在码头等他们了。
船长兴冲冲地走下船，对两个关吏说，这次运了一些棉布来卖，然后想买些茶叶、瓷器带回英国。
船长还想说下去，见两个关吏不高兴，立即吩咐随从，把两个玻璃杯子和两个钟表拿过来，送给两个关吏。两个关吏的脸色才稍微好看了一点。
船长还想接着刚才的话说下去，两个关吏不耐烦地说：不用再说那么多废话了，先缴了2484两船钞，你们想买买，想卖卖。
船长一听,瞪大眼珠子，结巴着说：不是每艘船征收1120两银子吗？
关吏说：那是五个月前的老黄历了，早涨了。
船长说：你们涨得太快，太没道理了。
关吏说：我们要是不讲理，就不让你们来。
船长说：我们来做一趟生意，出生入死的，还不知道能不能赚到钱。
关吏说：是死是活是你们自己的事，能不能赚到钱，也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们没请你们来。
船长说：不赚钱就不来广州做生意，但你们也不能索取太多，你们要懂得放水养鱼，养鸡下蛋的道理,如果我们都不来做生意，你们连一分钱都收不到。
关吏说：你不来还有别人来。
船长见与关吏说不明白，说：你们这样随意增长，损人利己，我们要向总督大人那儿去反映情况，让他来论理。
关吏经他这么一说，态度好了一点，说：可以考虑减去400两。
船长说：不行，要按你们五个月前规定的1120两。
关吏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船长说：你们必须拿出新的规定让我看。
关吏说：新的规定不是你们夷人随便可以看的。
船长说：不给看就是没有，你们这样收就是违法。
双方僵持了一个时辰。
关吏说：你这个夷人真是口舌多，再给你减去二百两。
船长说：1120两。
关吏说：1120两，你做梦吧。
船长说：我再加200两。
关吏说：太少！
船长说：加300两。
关吏说：1700两，不能再少。
船长说：1400两，不能再多。
关吏有些恼火：得寸进尺，还想不想在广州做生意。
船长见两个关吏真的恼怒，说：1500两，否则，我把船开到朝鲜去做生意。
两个关吏退到一边，交头接耳了一阵子，又回过头来说：这次对你高抬贵手，下一次绝不许再讨便宜。
类似这样的情形，几乎每个外商都会遇到，刚开始，还可以讨价还价，过了几年，外商不但没了讨价还价余地，而且在缴纳粤海关随意定下的船钞数目外，还要加上这费那费，外商苦不堪言。陋规中，老外最反感的就是“邀送费”。粤海关原来规定，除征收船钞外，凡外商带来的银子，每一两抽“分头银”3分9厘，以弥补进口货少，货税不足的损失。后来，除分头银外，每两再加征一成。
粤海关对洋船勒收的“陋规”花样百出，据统计，每艘洋船勒收的规礼费是1950两，包括：进口规银1089.64两，放关出口规银516.561两，拨归慈善事业用的粮道放关银132两，两位押船的海关检查员150两，另外，还有九种小费，从1.2两到16.87两不等。
在外商的强烈要求下，广东巡抚杨文乾派人对粤海关进行调查，发现外商反映的问题真实存在，但他无权处理，便上奏朝廷，建议把敲诈名目定为“船规”固定下来，上缴户部。杨文乾大人想，把敲诈名目收归国有，粤海关就不会再有勒索积极性了。
杨大人想错了，没多久，粤海关的关吏们又想出了新的敲诈名目，外商的负担又加重一层，不但原来的一分不少，新的敲诈比原来还多。
因为东印度公司会说中国话的洪任辉，告御状告到朝廷，朝廷令福州将军新柱去广州整顿粤海关，新柱将军经过调查发现，除朝廷规定的正税外，粤海关敲诈勒索的名目竟有六十多种，洋船进口要收的有：火足、开舱、丈量、贴写、小包等共30条；出口有：验舱、放关、领牌、押船、贴写、小包等共有38条。朝廷的大臣们也认为“头绪纷如，实属冗杂”。
新柱将军调查后，也向皇帝建议，把这些乱收费项目，作为正式的收费项目固定下来，收的钱统统上缴国库。
不过粤海关的大小官吏对此并不怕，只要有外国商人来做生意，他们不愁捞不到银子，敲诈勒索名目有的是。
陋规收入就像赃款，从总督、巡抚、将军、海关监督，到书吏、衙役、兵丁、家人都从中分肥，外商受尽压榨。
1830年，道光皇帝下令“酌减”规礼，酌减后，每一艘船的规礼仍有1600两。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商人，带着船和货来了一趟中国，回去后向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汇报说，粤海关的人，狡诈奸猾，与他们打交道，有不尽的烦扰，每天都会遇到新的麻烦，他们的上司不但不闻不问，还怂恿他们的欺诈行为。
两广总督也认为粤海关太不像话，不过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他无权管理，皇帝不降旨，他奈何不了粤海关的监督大人，而且监督大人比他还有来头，是从皇帝身边来的。再说，为了堵他嘴，粤海关也给他孝敬过不少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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