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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经营私营的荣氏企业,薛明剑并非在商言商,而是展现出一种传统士大夫的企业家精神:经邦济世,为企业请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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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薛明剑,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者、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民国时期荣氏企业的智囊人物,与胞弟孙冶方曾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奇异双子星”。本书通过钩沉档案、亲人口述等资料,重新浮现了这位民国实业家的曲折人生,尤其是上书蒋介石求取民营企业的生存、解放后赴东北考察后对企业的反思等,至今犹有深刻的启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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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陆阳,1970年生人,江苏省作协会员。早年专注于长三角、苏南模式的调查研究,近年醉心于地方文史的发掘整理。著有《中国企业的成功与失败》、《穷人也可以富》、《苏南的变革与发展》、《长三角批判》、《品城:对中国城市的批判》、《无锡国专》、《塞北、江南古村落对比研究》(合著)、《唐文治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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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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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风华少年(1895-1920)
曾经的薛萼培
求学东林
风华正茂
蚕业、体育与《无锡杂志》
第二章“总管”申新(1920—1937)
年轻的总管
废除工头制
“远去”的四弟
劳工自治
兄弟行
率性的实干者
第三章流亡重庆的日子(1937—1945)
战乱中的担当
乡情
参政议政
第四章家国之梦(1945—1949)
回到故乡
为民谋“稻粱”
民生图
第五章沉寂(1949—1980)
1949年
东北行
“勤业”
沉寂
谓我心忧,谓我何求
附录 薛明剑佚文补录
办理申新三厂劳工事业的经验
中国乡村建设育才学院一瞥
重庆民营机器工业之危机及救济方法
允利实业公司迁川纪略
参观大连工展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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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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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冶方不知道,如同他一样,1934年的二哥薛明剑也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个“难关”。那一年,他所服务的申新“搁浅”了,资金链濒临断裂,政府要将其收归国有。为了保住这个中国最大的民营纺织企业,他在宁沪的政府、银行间奔走呼号,折冲调停,同时连自己的薪金都投入了拯救企业的再生产循环中。他当真拿不出过多的钱资助四弟。
在《五五纪事》中,薛明剑如此记载:“(1934年)五月,申新总公司因经济周转呆滞,请求政府救济。迨至七月间,政府忽有收归国有之说。余即奔走京(宁)沪,与行政院汪精卫、实业部陈公博折冲,并访工商界要人,请主张维护民营工业,最后得新新通讯社冯社长、申报史经理量才(室人业师)之助,并得吴稚晖、吴宪塍两先生主持公道,始得打消原议,安渡难关。(详见当日各报及《纺织周刊》)”《五五纪事》,《薛明剑文集》第51页。
这一事件,是申新系统在发展中遇到的最严峻的一次存亡危机。由于涉及许多当时的军政要人,并与当年那场影响深远的经济大危机相联系,使得这一事件的产生、发展和结束,与中国民族资本的命运息息相关,颇具几分悲壮的色彩。
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波及面极广,持续四年之久,给世界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大破坏。“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国因关税不能自主,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倾销剩余产品、转嫁危机的场所。
荣氏集团经营的面粉、纺织等产业,在大危机爆发前发展到顶点,但这都是在大举借债的条件下形成的,基础十分脆弱。当经济危机爆发后,面粉销路呆滞,纺织业则由于棉花生产不足,加之日纱倾销,出现“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的状况,加之荣氏从事投机生意失利,致使资金周转发生了严重困难,历年积欠的贷款无法偿还。到1934年3月,申新在上海的厂房几乎已全部抵押出去,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几家关系密切的大银行不肯再放款,索款更急。此时申新负债累计达6375万元,全部资产总值不过6898万元。到这年6月底,到期的500万应付款,申新没有头寸可以应付。素有“无锡拿破仑”之称的荣宗敬急得几乎要自杀。荣氏家族不得不将自家1000余万股票等有价证券向银行作抵,由新银团放款500万元,但实际只得280万元,难挽荣氏颓势。7月4日,申新即告“搁浅”。
在此万般紧急状况下,荣氏集团向国民政府伸手求援。荣宗敬写信给实业部、财政部、棉业统制会等部门求助。荣德生到南京面见行政院长汪精卫,希望能发行公司债券来渡过难关。汪精卫将此事交陈公博为部长的实业部处理。陈公博随即派员会同全国经济委员会、财政部的官员去上海调查,很快就提出了一份《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
这份报告书对荣家很不利,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报告书认定申新已资不抵债,过去都是以借债还债、利上滚利的手段应付债权,近年借债困难,则靠签发远期本票和预约栈单来周转,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困难越来越大。报告书严厉批评申新无组织、无管理,经营毫无系统,结论是:“该公司资力、人力,俱不足以经营此大规模之工业,以致累及方面甚多。长此以往,为害更烈。”报告书提出三条应对方法:(一)由政府责成该公司速行清理,以六个月为限。若清理不成,再由政府派员清查。(二)由政府召集债权人组织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该公司现有九厂,至多以六个月为限;六个月后,依整理所得结果,再定具体办法。(三)在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期内,由政府供给300万元为营运资本。六个月结束,所有盈余或亏损,并入公司债务债权内计算。
陈公博的这一方案,否定了荣氏提出的发行公司债券的请求,以“整理”为名,企图以300万元为代价,攫夺荣氏数千万元的资产。消息传出,荣氏家族气愤难忍,更加恐慌异常。惶急之下,荣氏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以他的资历、能力完全能帮荣氏化解这场危机。这个人就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按薛明剑的说法,“我们找吴稚晖出来讲话,一则因为他在国民党方面能够讲话,二则他与直接经办的官员有矛盾”。
吴稚晖,名眺,后改名敬恒,国民党元老,也是民国时期有名的“怪人”。他家在无锡与武进交界的雪堰桥,桥南属无锡,桥北属武进,吴稚晖的家在桥北,应该算是武进人。他6岁丧母后寄居在无锡江尖外祖母家,在无锡长大,在无锡受教育,说得一口地道的无锡话,所以他在多数场合自称无锡人。
孙冶方不知道,如同他一样,1934年的二哥薛明剑也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个“难关”。那一年,他所服务的申新“搁浅”了,资金链濒临断裂,政府要将其收归国有。为了保住这个中国最大的民营纺织企业,他在宁沪的政府、银行间奔走呼号,折冲调停,同时连自己的薪金都投入了拯救企业的再生产循环中。他当真拿不出过多的钱资助四弟。
在《五五纪事》中,薛明剑如此记载:“(1934年)五月,申新总公司因经济周转呆滞,请求政府救济。迨至七月间,政府忽有收归国有之说。余即奔走京(宁)沪,与行政院汪精卫、实业部陈公博折冲,并访工商界要人,请主张维护民营工业,最后得新新通讯社冯社长、申报史经理量才(室人业师)之助,并得吴稚晖、吴宪塍两先生主持公道,始得打消原议,安渡难关。(详见当日各报及《纺织周刊》)”《五五纪事》,《薛明剑文集》第51页。
这一事件,是申新系统在发展中遇到的最严峻的一次存亡危机。由于涉及许多当时的军政要人,并与当年那场影响深远的经济大危机相联系,使得这一事件的产生、发展和结束,与中国民族资本的命运息息相关,颇具几分悲壮的色彩。
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波及面极广,持续四年之久,给世界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大破坏。“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国因关税不能自主,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倾销剩余产品、转嫁危机的场所。
荣氏集团经营的面粉、纺织等产业,在大危机爆发前发展到顶点,但这都是在大举借债的条件下形成的,基础十分脆弱。当经济危机爆发后,面粉销路呆滞,纺织业则由于棉花生产不足,加之日纱倾销,出现“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的状况,加之荣氏从事投机生意失利,致使资金周转发生了严重困难,历年积欠的贷款无法偿还。到1934年3月,申新在上海的厂房几乎已全部抵押出去,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几家关系密切的大银行不肯再放款,索款更急。此时申新负债累计达6375万元,全部资产总值不过6898万元。到这年6月底,到期的500万应付款,申新没有头寸可以应付。素有“无锡拿破仑”之称的荣宗敬急得几乎要自杀。荣氏家族不得不将自家1000余万股票等有价证券向银行作抵,由新银团放款500万元,但实际只得280万元,难挽荣氏颓势。7月4日,申新即告“搁浅”。
在此万般紧急状况下,荣氏集团向国民政府伸手求援。荣宗敬写信给实业部、财政部、棉业统制会等部门求助。荣德生到南京面见行政院长汪精卫,希望能发行公司债券来渡过难关。汪精卫将此事交陈公博为部长的实业部处理。陈公博随即派员会同全国经济委员会、财政部的官员去上海调查,很快就提出了一份《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
这份报告书对荣家很不利,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报告书认定申新已资不抵债,过去都是以借债还债、利上滚利的手段应付债权,近年借债困难,则靠签发远期本票和预约栈单来周转,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困难越来越大。报告书严厉批评申新无组织、无管理,经营毫无系统,结论是:“该公司资力、人力,俱不足以经营此大规模之工业,以致累及方面甚多。长此以往,为害更烈。”报告书提出三条应对方法:(一)由政府责成该公司速行清理,以六个月为限。若清理不成,再由政府派员清查。(二)由政府召集债权人组织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该公司现有九厂,至多以六个月为限;六个月后,依整理所得结果,再定具体办法。(三)在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期内,由政府供给300万元为营运资本。六个月结束,所有盈余或亏损,并入公司债务债权内计算。
陈公博的这一方案,否定了荣氏提出的发行公司债券的请求,以“整理”为名,企图以300万元为代价,攫夺荣氏数千万元的资产。消息传出,荣氏家族气愤难忍,更加恐慌异常。惶急之下,荣氏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以他的资历、能力完全能帮荣氏化解这场危机。这个人就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按薛明剑的说法,“我们找吴稚晖出来讲话,一则因为他在国民党方面能够讲话,二则他与直接经办的官员有矛盾”。
吴稚晖,名眺,后改名敬恒,国民党元老,也是民国时期有名的“怪人”。他家在无锡与武进交界的雪堰桥,桥南属无锡,桥北属武进,吴稚晖的家在桥北,应该算是武进人。他6岁丧母后寄居在无锡江尖外祖母家,在无锡长大,在无锡受教育,说得一口地道的无锡话,所以他在多数场合自称无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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