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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作者有着从军、从政、从商的丰富经历，通过的自我叙述，展现了一幅近四十年城乡发展的社会人生长卷，视野宏阔，笔力刚健。
2. 作者在反思、批判社会的同时，也在反思、批判着自己，整篇小说堪称一部炼狱般的灵魂反思秘史，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
3.
小说中作者最为肯定的人物是王二旦。他恪守本分，尽孝尽爱，而他执着创业的乐观和顽强，更是中国农村新一代奋斗者的真实写照，让读者看到不少新生的希望。
4. 中国著名作家安黎倾情力荐，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李星亲自作序予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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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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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幅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新世纪的今天，将近四十年的中国城乡社会人生长卷。小说用第一人称，讲述主人公从乡村辗转都市、最终殒命的曲折一生，表现了他从灵魂到肉体炼狱般的痛苦和反思。在对民情、民生、民俗、风情，各种人物人生事业命运的叙述中，小说较为深入地触及了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后，城乡人与人关系的巨大变化，既摹写了亲情、友情与爱情在纷繁都市间的颠沛流离，从两小无猜到暗中陷害的蜕变与背叛，又冷眼相观各色人等在利益前的种种表演，对金钱至上、道德沦丧等负面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城乡之间人性以及社会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与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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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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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泽民，男，1964年12月生于鄂西北，6岁时迁居陕西渭北高原。曾从军、从政，现任某公司总裁。曾发表诗歌、散文多篇，2009年出版长篇小说《职场烟云》，2010年加入陕西省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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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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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权力与亲情：乡土中国现实的痛苦反思
李星
素所敬重的作家安黎先生，将他的耀州乡党吴泽民和他所写的《城与乡》推荐给我，说读后如有感觉，可写一点意见。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个企业的CEO，在搞好企业经营管理的同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拿出这样一部视野开阔、文笔老练、结构平衡，人物形象饱满、生动、鲜明，对当前中国城乡社会现实问题，有如此深入思考的较为成熟的优秀长篇小说。
这是一部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新世纪的今天，将近四十年的中国城乡社会人生的长卷，在对民情、民生、民俗、风情，各种人物人生事业命运的叙述中，小说较为深入地触及了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后，城乡人与人关系由量到质的巨大变化，对金钱至上、道德沦丧、人格精神缺失的“官商勾结”、官场潜规则、裙带风、形式主义、变质的“政绩工程”等负面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表现了主人公蔡迪晟从灵魂到肉体炼狱般的反思和痛苦。
很显然，这是一部虚构的、以主人公蔡迪晟——“我”的四十年人生回忆为叙述角度的小说。一般来说，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可以使小说亲切、真实，并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但是它的缺点却是容易遮蔽更为丰富广阔的社会、人生，使作品显得狭窄。因此，许多有经验的小说家都建议不要用第一人称写长篇；事实上第一人称叙事的长篇小说，成功率也极低。但是，从《城与乡》的文本来看，不能说它对小说中其他主要人物更为具体的行为和内心没有遮蔽的地方，但因为小说将叙述人蔡迪晟与其他主要人物，如刘子栋、王小燕、王二旦、赵大元等人或置于亲密无间的近亲和直接利害关系之中，或置于直接的上下级和管理领导之下，所以“我”眼中的他者，并不给读者以“隔山打牛”式的距离之感，同样是真实、具体、生动，直击心理灵魂的。除此之外，“我”的视角之所以并未影响小说四十多年城乡生活的广阔和丰富，还因为他置人物于从县城西街到偏远的柳湾乡红星村，再到县级政府机关，中途又因社教、探亲等原因多次返回红星村，又到县城城关镇任职，并主持县城西街改建、拆迁等履历的设计中。所谓设计，是从文本构思角度说的，而在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中，它又是人物活动的环境，是百姓有一定民主意识的城乡交叉地带和完全不觉悟状态的立体的典型环境。
正因如此，《城与乡》是笔者所看到的较为成功的“第一人称”长篇小说。它的成功，与其说是“设计”之功，我更倾向于认为是由作者的经历和阅历所自然形成的。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蔡迪晟的人物原型作者是熟知的，或者说人物的生活环境是作者熟悉的。退一步说，从作者经营的农副产品加工出口企业完全可以看到小说中的王二旦养鸡场的影子。经过与作者的交谈，他果然有从军、从政，以及下海的经历。作为这样一个面向国际大市场的经营小农副产品的企业的最高管理者，他对城市、乡镇、商品生产较发达农村和不发达农村，应该非常熟悉而且有更切身的体验。如长期站立在城乡交叉的立体桥上，在高处看风景，对桥上桥下、桥内桥外复杂多样的现实、人生烂熟于心，所以写作起来，才能有得心应手之感，对社会底层人的生存现状也颇具悲悯之情。
小说超出许多同类的成长小说、人物传记小说的丰富和广阔之处，正在于他写出了从封闭的农业社会到开放的市场经济社会，权力的巨大影响力和权力运作的秘密。县长可以把县办煤矿企业变成自己的家族企业，个人予取予夺的小金库；而在政府退出企业之时，又可以顺理成章地将一亿元资产的企业折价300万元卖给自己的小舅子，让他瞬间成为全县最有钱的人。县城西街拆迁改造是一块人人都欲独吞的肥肉，而此时已为市人大主任的邹县长的小舅子之所以能在权力运作中获胜，依赖的正是权钱运作中给急于顺利转正的代县长所造成的“维稳”压力。而红星村的权力从姓王转向姓高，则是由大侨商高大牛晚年归乡所诱发的县领导的政绩想象——为了讨高家的欢心，他们可以凭一句话，就让红星村改朝换代。而小说中这三个重大事件，所代表的正是权、商合谋，窃取经济主导权的三种形式：一、直接寻找代理人，使公有企业成家族企业、家庭企业；二、大款为了左右政府决策，策划政治性的“维稳”事件，逼迫权力就范，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三、官员为了急功近利的政绩工程，以讨好献媚于款爷、牺牲当地利益、违背群众意愿的方式，换取富商巨贾的投资和捐赠。武王山文化旅游项目的失败和接待侨商高大牛的闹剧，在当今中国已是见惯不怪的事实，更说明官员们好大喜功的“政绩”情结已经到了祸国殃民的地步。
如刘子栋之类的以追求更大权力为目标的人之所以能用20年的时间，由一般干部，一步步攀上一个县的权力顶峰，最初的平台是由曾任县经委主任的父亲提供的，而在此之后，则全靠自己察言观色、审时度势，对决定自己地位的权力者投其所好。而这中间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权钱的交易和对上级领导的逢迎攀附。正因这样，才发生了副县长发动机关干部通宵达旦为县长夫人寻狗的荒唐事件。学者钱理群先生说：我们当前的教育制度，培养出了一批“精致的个人主义者”。刘子栋这种官员就是一个成功的标本，就连新任县长之后被人检举，也能找出蔡迪晟这个垫背的，并安排他“自杀”，自己却只得了个“用人失察”的警告处分。
费孝通等社会学家早就指出，农耕文化的中国是一个乡土的中国，不仅一村一社的社会是家族、血缘、亲戚、同乡、熟人的社会，即使在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这种乡土现实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小说中的春蕾县和城关镇西街村、柳湾乡的红星村正是这样。蔡迪晟正是家族、裙带风之下乡土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受益者，又最终成为受害者。没有刘子栋父子两代的帮助，他既不可能走出农村，也不可能进入县级政权工作，更不可能那么容易当上县有煤矿经理、县政府办副主任、镇人大主任、镇书记，成为天子脚下主管西街拆迁、改造的总指挥。至于刘子栋为了障人耳目，一时延迟了他的提拔，引起了他的不满，也是一时的牢骚。如果没有亲姐一样的刘子栋夫人撕碎他揭发矿难的告状信，他可能在扳倒赵大元时，早就毁灭了自己的前程，当然也会给刘子栋的升迁造成困难。他看透并不满姐夫刘子栋，但又受益于刘子栋，使同级的局级领导，也对他敬畏三分。实际上刘子栋已成为他的精神导师，常常使他的良知冲动化于愤怒和牢骚，而他敢于当面叫板黑心商人赵大元，也因为他背后有权力中心的姐夫。
蔡迪晟形象的独特性和审美价值就在于，他在权力追求和良知道义之间的灵与肉的痛苦。良知使他始终保持着对弱者的怜悯和同情，并尽其所能地给他们以实际的帮助，保持着判断功与罪、是与非的清醒，而对权力几乎与生俱来的欲望，又使他在关键时刻退缩以保全亲人，也保全自己。作者既没有因为心存良知善念而刻意拔高他，又没有因为他难逃“人往高处走”的世俗欲望而否定他。仅就此一点，我们也能看到它与同类自传性质的小说，包括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巨大差别，前者往往将主人公理想化，美化得几近完人，而《城与乡》，却是在反思、批判着社会，也在批判、反思着自己。小说中作者最为肯定的人物是那个河南小木匠出身的上门女婿王二旦。这不仅指他对王家老人如亲生父母般的孝敬和对三个女儿的关爱，更是他创业—成功—失败—再创业的乐观和顽强，应该说他是代表着中国农村希望的新一代奋斗者。
小说中的又一亮点是对乡土人情的肯定和批判，既写出了家庭、伦理、亲情、乡情、同学与战友情感的温暖在人与人之间的日常沟通、黏合、理解方面的力量，也写出了金钱、地位对亲情的侵蚀和伤害。王小燕、王小花、陶美梅在离婚或分居情况下，在前夫身处困难时，对他们以往的过失和背叛选择宽容，对其倾力相助。在以往小说中人们看到的只是作者或对女性坚贞品德的赞美，和批评男权中心主义的无情，但在《城与乡》中，我们看到的固然有王小花之类的旧恩难忘的仗义，更有王小燕对自己和儿子利益的考虑。她与刘子栋早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最可怕的却是她为了自己家庭的利益，对亲如兄弟的蔡迪晟的利用和伤害。刘子栋与妻弟蔡迪晟的关系，是小说写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关系，他一次次提拔了他，又时刻敲打着他，训导他按照官场潜规则行事，不要出轨，尤其是不能打乱他的“牌局”。他帮助妻弟是真实的，他利用妻弟也是真实的，但他并不是一个一阔脸就变得冷酷无情的人，读者甚至觉得他是一个人情味很浓的人。对妻弟蔡迪晟的杀人灭口，可能是他与王小燕的合谋，也可能是他与公安副局长安武生的合谋。但无论怎么说，小燕是同意让弟弟顶包的，她可能自私得很单纯、愚蠢，也可能自私得很复杂、阴险。证据之一是蔡迪晟早就感到了随着刘子栋的高升，在姐姐身上所发生的明显变化。无论真相如何，蔡迪晟之死于姐夫、同学之手，小燕为了丈夫、儿子温柔杀弟，却是无可怀疑的。在表现这种复杂微妙的亲情关系时，小说把握得十分真实、准确、到位，写出了亲情的有限，完成了对所谓亲情的反思，也完成了对于人性幽暗、自私的深刻反思。这在以往现实生活小说中是很难看到的。只有在宫廷阴谋作品中，我们才能见到这种似乎已成为历史的为权力和利益所异化的人性和亲情的黑暗，因此它的效果是触目惊心的。
小说还通过“我”的所见所闻，写了一些城乡弱势个体的命运，如中学同学柳索生的命运和他与吃商品粮的封彩琴的爱情悲剧、陈羊倌的两个儿子殊途同归地沦为赵大元的奴隶的命运、小四川惨死于矿井的命运，以及桂兰子和刘兰贵的畸形命运等等，或意在表现城乡差别的鸿沟危害人性的事实，或表现弱势生存者的奴才性格，或表现权势庇护下的大款的疯狂……但它们无一例外地涉及对公民权利的冷漠，以及公平、正义、法制在当今城乡某些区域的缺失。而在高平兄弟势力之下红星村的黑暗，虽为极端的个别现象，却仍然彰显了某些乡村基层政权的异化、乡村生活的失序。正是这些人物和故事，与县城范围内官员权为钱所谋、为取得更大权力所谋的事实的并存，构成了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当代中国城乡的立体画面。让各级权力都能在阳光下运行，让中国城乡的所有人都能享受到阳光的温暖，这或许正是这部小说的最终题旨。
2013年1月3日
（作者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茅盾文学奖评委、著名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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