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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河村水会：日常生活、集体行动与生存文化（1978-1987）》根据一个华北村落田野调查中的口述史资料，考察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乡村的地方性集体行动，通过描述最为古朴的河村互助式社群组织“水会”的复兴，解读了人民公社解体之后集体化时代原有的集体化农事耕作又是如何被加以组织起来的。
就生活史的角度而言，《河村水会：日常生活、集体行动与生存文化（1978-1987）》考察了“集体化时代”迈向结束之后，社群式“集体生活”的缺席和重建，并着重从微观口述史的角度，聚焦了“去集体化”之后，农民劳动耕作生活是如何面对现实困境和行为选择的。在此基础上，本书描绘了河村村民所参与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及所操演的乡土情理逻辑，并分别从日常生活和生存文化的角度，对国家收缩之后水利农事是如何回归集体合作以及社会扩展后集体行动又是如何产生的中心问题进行了解读和探讨。未止于此，本书从社会自主性的角度，解释了“社会成长”之后草根民间组织的运作以及社会秩序又是如何自发生成的。同时，作为经验性考察，本书从国家式改造的角度，对“基层政权”之后国家和乡村的关系重构给予了挖掘。意外的是，本书从公共服务的角度，对“基层管理”之后乡村社会公共物品供给是如何外卷化的现象，提供了初步讨论。
《河村水会：日常生活、集体行动与生存文化（1978-1987）》立足于河村农家日常生活的实践，关注和挖掘日常生活的“后台故事”，将日常生活实践中的集体行动嵌入到时空体系模式中，并进一步理解为是在重复的路径和创造的经验中，所展现的一种理性行动与结构行动交融的文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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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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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东，1980年生，山东莘县人，副教授。现任上海应用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主任，社会舆情与政策分析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城乡社会学以及历史人类学，主要集中在社会分层、集体行动、城市贫困与社会政策以及边缘劳工与社会保护等研究领域。在《社会》、《浙江社会科学》、《广东社会科学》、《学术论坛》、《南京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篇，主持和完成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专项课题、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多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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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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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乡土情理，家国天下
导言乡土中国的不朽传统与时代叙事的历史书写
第一章绪论——日常生活实践与乡土情理逻辑中的集体行动研究
研究的缘起
探讨的问题
两个经典学说与集体行动模型
日常生活的视角以及核心概念
本书的结构
第二章走进河村——田野调查地点的概述
区域背景：鲁西粮棉生产经济文化区
村落空间：河村的位置与聚落布局
时间进路：河村的源起与隶属沿革
第三章河村水会——水会背景，1978～1987：从民间展开的图景
1978-1980，从国家的退却到社会的成长
1981-1983，分立之疡
1984-1987，设建水会，迈向团体化的集体合作
第四章水会进路——生产逻辑：日常生活中的生存文化呈现
带头人、集体动员与水利农事合作的组织化
街头文化与集体决策
家族作为组织化的基础
可操作的传统与文化以及和谐主义
第五章边界水事——再生产逻辑：乡土情理下的集体行动选择
可操作的权威与集体认同
民间集体福利意涵与乡村地缘政治
精英复制与国家吸纳
国家地方化与地方国家化
第六章结论——集体行动的格局、社会生活自主性与国家改造式治理
动员方式与决策机制
家族生态、传统再造与复线关系
认同基础与乡土情理
动员能力与精英生产
集体行动的逻辑
政治生活与社区公共物品
余论反身思考与扩展理解
搭伙与共存：行动原型与文化底色
家庭与共同体：行动能力与合作关系
日常与记忆：行动机制与文化密码
团结与和谐：乡土情理与社会秩序
关系与法则：社会生活与国家治理
田野与知识：平面个案与立体叙述
失去的文化生态与想象的未来图景
索引
索引一河村田野作业的线索人物
索引二河村水会的主事安排轮换与节气季节仪式周期
索引三河村与水有关的“二月二，龙抬头”祈福信仰
索引四河村黑龙爷庙会仪式实践与信仰空间
参考文献
附录
附录一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附录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附录三中共中央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附录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
附录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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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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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国家法理权威的参与，是顺利解决这一“边界水事”冲突事件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一方面，乡村地方社会排斥或对抗国家权力在地方社会的渗透；另一方面，乡村社会却又在利益获取与资源支配的集体行动中，为达到行动目标而借助或诉诸于国家力量。在河村民众看来，官员干部代表的就是国家和政府，说话就是法规条文。另外，河村集体合作中涉及到地方保护神的龙王庙的重建以及展开的活动，即作为动员方式，又作为集体行动的目标之一。水会会首的轮流更替仪式、邻边村庄的“进香”和捐助资金等等，这些都是涉及到象征国法、皇权等特定意义的符号体系。这些符号体系作为文化模式却又是在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渗透扩展的历程中，国家制度、法律法规被乡村地方社会记忆和历史化的结果。
在河村水事合作组织化的集体行动实践中，我们知道，社区领袖往往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我同李宏庆的谈话中，我从他以及当地乡民对“民语”的诉说以及理解中，发现了又一种对于国家一社会双向互动关系颇有意义也极具普遍性的经验事实。在众人皆知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民间话语体系中，蕴涵了这样的学理规则：国家有时候并不能有效行使其权力控制，国家被迫或者说颇为理性地采用民间治理方式来治理乡村地方社会，这则意味着民间治理或组织方式的合法化，并表现为乡村地方社会向国家的扩展（即国家地方化）与国家力量向地方社会渗透延伸，或者说乡村地方社会收缩（即地方国家化）的贯通。事实上，在河村水会更名为水利合作社的事件中，国家或政府对乡村社会社区精英或民间权威的吸纳，以及乡村社会中集体行动的动员方式与组织方式被国家的利用或使用，也都说明了国家一社会（农民）关系的双向互动。同时，这也说明，国民关系在中国语境中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协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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