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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复盘推演王安石的制度创新，是理解当今中国现状的锁钥。
2.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帝制时期最激进的改革。
3.黄仁宇赞评，王安石的全面变法如能成功，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将全面改观。
4.梁启超的《王安石传》是中国传记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全书22个章节，系统论述了王安石所处时代政局及其思想成长轨迹、执政前后的活动、变法内容及成败等。梁任公凭借其严谨的史家笔法和深厚的国学功底，大量引证史料，资料宏赡，并将历来对王安石的批评作深入“考异”，分析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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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王安石一生脚踏实地，从基层做起，当过知县、通判、太守，一直干到宰执。他有勇气，有担当，敢于打破陈规陋习，甚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他临危受命，以激进的国家主义为理想，对帝国进行了一次整体配套性的体制改革，却最终无法打破历史闭环，反而创造出一个贪婪的集权制度，使北宋在五十七年间由半衰走向灭亡。
王安石身后，遭遇历史的长期无视。其是非功过，千载之后犹难论定。不过，从制度创新的层面来看，“王安石变法”堪称帝制中国自发走出传统经济模式的最后一次建设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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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也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各种社会运动，更是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他还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发人深思，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代表作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少年中国说》《王安石传》《清代学术概论》等。
任浩之，1973年生，籍贯安徽宿州，199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青年史家，大隐于市，潜心研读文史典籍二十余载，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从浩繁的卷帙中探究传统文化中适合当下的新观点、新理念。已出版《李鸿章传》《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国学知识全知道》《局道：中国历史中的博弈术》《王道：中国历史中的帝王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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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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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例 言
001 第一章 绪 论
013 第二章 王安石的时代（上）
023 第三章 王安石的时代（下）
035 第四章 王安石小传
039 第五章 执政前的王安石（上）
049 第六章 执政前的王安石（中）
059 第七章 执政前的王安石（下）
091 第八章 王安石与宋神宗
097 第九章 王安石施政——总论
101 第十章 王安石施政——民政及财政
133 第十一章 王安石施政——军政
161 第十二章 王安石施政——教育及选举
169 第十三章 王安石的武功
185 第十四章 罢官之后的王安石
197 第十五章 王安石新政的成绩
205 第十六章 王安石新政的命运（上）
223 第十七章 王安石新政的命运（下）
235 第十八章 王安石的用人及交友
255 第十九章 王安石的家庭
263 第二十章 王安石的学术成就
277 第二十一章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上）
287 第二十二章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下）
305 附 录 王安石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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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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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国史氏说：了解一个人，评论一个时代实在是太难了。以我所见，宋代王安石先生，他的胸襟像千顷大湖一样宽广，他的气节像万仞之山一样巍峨。他的学术集合了各家精华，他的文章扭转了八代的衰颓，他所建立的功业，顺应了时代的要求，革除了积弊。他的一些变法措施和高远设想，到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没有被废除；而那些被废除的，又大都合乎政治原理，至今在世界各国行之有效。唉，皋陶、夔、伊尹、周公这些上古三代的先贤，离我们实在是太远了，他们的事迹我们不得其详；如果要在三代以下寻求完人，那唯有王安石当之无愧。悠悠千年以后，才诞生这样一位伟人，这是国史的荣光，人们应该买丝线为他绣像，铸金身以祭祀他才对。自王安石作古以后，又是一千年过去了，这一千年中，人们是怎么看待王安石的呢？我每读《宋史》，都不能不把书放到一边而大哭。
以非凡的才能，而蒙受天下人的诟骂，换了朝代也不能洗冤的，在西方有克伦威尔，在我国则有王安石。西方那些见识平庸的史家，认为克伦威尔是乱臣贼子，是巨奸大恶，凶残迷信，专制伪善，人们众口铄金，历经百年，但是今天已经为他昭雪。英国国会大厦有先哲画像数百尊，那居于首位的，就是克伦威尔。而我国百姓对荆公评价如何呢？人云亦云，如蜀犬吠日，肆意诋毁他，竟和宋代元祐绍兴年间没什么两样。即使有正面评价，也是赞赏他的诗词文章；再好一点的，也不过肯定他勇于承担责任；而对于他事业的恢宏，目光的远大，毫无认识。而他高尚的人格，就好像深埋在地下的美玉，没有机会显露光芒。我每读《宋史》，都不得不把书放到一边而大哭。
曾国藩曾说宋代的儒者对小人宽，而对君子甚严。唉，难道只有宋儒是这样吗？这一流毒深入中国社会的骨髓，至今愈演愈烈。孟子反对因为求全而对人毁谤。求全，就是不看一个人的优点，专找他的缺点；然而憎恨一个人，还从来没有将他的优点都忽略而无中生有地加以诬蔑的，如果有，那就是从宋代的儒者们诋毁王安石开始的。中国人，天性偏于保守，不愿改变现状，而对于荆公的大力改革，自然先是惊骇，继而阻挠，这不足为怪。但是政见归政见，人格归人格，为何因政见不合，就党同伐异呢？如果胜不了，就捏造事实，攻击别人的私德，这是没见识的村妇才干的事，没想到士大夫们竟也这么干。于是千年以来就形成了我们这个不黑不白不痛不痒的世界，使光明伟大的人，无法存在于社会，而全都用伪善欺世来相互勉励。唉！我每读《宋史》，都不得不把书放到一边而大哭。
我如今要为王安石作传，有一件事是很尴尬的，就是《宋史》的内容不足信。《宋史》不足信，并不是我一人这么说，在我之前已有很多人说过。这些人对王安石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而他们的话应该可以使天下人相信的。就是孟子所说的“污不至阿其所好”（纵然他们知识低下，但也不至于徇私情），这里就抄录下来以证明我说的话是正确的。
南宋陆象山先生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说：
（前略）仁宗在位时，他写了著名的万言书，奏书中批陈时事，剖析弊端，内容详尽，切中肯綮。王安石以前的学问，之后的变法革新，都在这份万言书中体现出来；而排挤王安石的人，有的说他曲意逢迎，有的说他改变自己的操守，有的说他违背了自己当初所学，这些人还能说是了解王安石的吗？才智超群，不屑于蝇营狗苟；坚定执着，绝不为名利萦怀；纯洁的节操，堪比冰雪，这就是王安石的品质。扫除平庸鄙陋的学说，反对因循守旧，用孔孟之道治理国家，向伊尹和周公的功勋看齐，这是王安石的志向。他本不期望别人了解自己，然而却名扬四方，超过了所有的人。王安石能有这样的际遇，难道是偶然的吗？神宗任用王安石，正是时候，这样的君主也是很难得的，他先向对方学习，然后才将他作为臣子，可以说是像商汤、武丁一样贤明的君主啊。王安石所遇到的皇帝，可以说是专一的。新法一提出，整个朝廷哗然，新法施行没有多长时间，守旧派就群起而攻之。王安石执行周礼，自信准确而没有差错，经过极力争辩后就放弃了。那些善于投机的小人却围了上来，曲意迎合他的政策。正派的人隐退了，诡诈的人得志，王安石没有意识到这些，他被蒙蔽了。熙宁间排斥攻击王安石的，大都是非议和诽谤，不以真正的道理服人，能平心静气评论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偏激的占到十分之八九。他们所说的话，上不能取信于神宗皇帝，下不能去除王安石所受的蒙蔽，反而坚定了他推进新法的决心。新法的过错，这些君子们也有份儿啊。元祐间的那些大臣，把新法一股脑儿全废除了，难道他们没有偏颇没有成见吗？古语说瑕不掩瑜，他们是把美玉整个抛弃了。古代的信史，直陈其事，是非善恶，无不展现出来，其镜鉴和惩戒之意，为后世所信赖。可是，如果对人的褒贬评议加入了自己的好恶，事情就失去了真实面目，那些投机的小人就会借此泄私愤。
……
近代的学者，全是一种观点，听不到不同声音，古时的优良传统早已不在。王安石世代住在临川，被贬离开朝廷后迁居到金陵。宣和年间他的故居就已成为废墟，乡人上县里反映，才在那上面立了祠。绍兴初年还常对祠堂加以修整，到现在已经四十余年，如今仅剩残垣断壁，令观者喟叹不已。现在到处都是神怪的祠堂，可是像王安石这样杰出的人物，他的祠堂却这么破败，国人对他没有表示足够的敬意。这岂不是因为舆论的不公、人心的疑惧，才造成如此局面的吗？（后略）
颜习斋先生（名元）《宋史评》中说：
王安石廉洁高尚，有古人那种正己以正天下的浩然之气，到他执政时，一心想使皇帝成为上古尧舜那样的国君，所施行的法令如农田、保甲、保马、免役、方田、水利、更戍，包括在河湟地区布置军队，都是很好的措施，后人也都仿照施行，即使是当时元祐年间，范纯仁、李清臣、彭汝砺等人，也颂扬这些法令，认为不可尽废，只有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在执行过程中考虑不周，用人不当而出了问题。然而人们曾经考虑过当时的形势了吗？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北征辽国，宋军在幽州城下溃败，太宗不幸中箭，两年后创伤发作而死，宋神宗说起这事来，就痛苦地流泪。西夏本来是宋朝的臣民，后来李继迁反叛称帝，这些都是臣子们不共戴天的仇恨。宋每年要送给辽、夏、金三国岁币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年节婚丧祭祀的馈赠又是岁银的两倍。长此以往，大宋何以维持？做皇帝还要乞求别人恩准，大宋尊严何在？一想到这些，做臣子的无法一天稍安。可宋想要兴兵而兵不足，想要增兵而兵饷又不足，王安石对此怎么能容忍呢？譬如有个仇人，杀了我的父亲兄长，我急着要和他讨个说法，于是就要盘点自己的财产来做准备，怎么可能与他们罢休呢？宋人苟安已经很久了，听到北风吹来都害怕得要命，要是听说王安石主张对西夏、辽国用兵，于是一齐冲过来，都来反对他，极力辱骂他是奸邪，并不与他商讨，也不问他总体的计划，目的只是让他一事无成而最后被驱除出朝廷才算罢休。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大兴问罪之师，反过来却指责王安石执拗，这合适吗？况且王安石所施行的措施，很明显是非常有效的：用薛向、张商英来治理经济，用王韶、熊本等来管理军事，西边灭了吐蕃，南边平定洞蛮，夺得西夏人的五十二寨，令高丽遣使来朝，宋朝几乎就要振兴了。而韩琦、富弼等人非要阻止他的事业不让他成功，莫非荆公（王安石）就应当对君父之仇念念不忘，而韩琦、富弼、司马光等人却可以淡然置之，不加理会吗？何况韩琦弹劾王安石的话，听起来十分可笑，他说：造成敌人对我们不信任的有七件事：一是使高丽来朝贡；二是取得吐蕃的土地建立了熙河一路；三是在西部山地植树以限制外敌的骑兵；四是创建保甲制度；五是修筑河北的城池；六是设置“军器监”，研制新式弓箭和战车；七是任命河北三十七位将官，这些都应当消除以使敌方不再生疑。呜呼！敌人不喜欢我们备战，我们就不备战？如果敌人不喜欢我们的大将，我们也把他杀了吗？一百年后，韩琦的曾孙韩侂胄伐金失利，被奸相史弥远割下头颅，送给金朝，订立了屈辱的《嘉定和议》，岂不是祸及家门，咎由自取？这七件事都是荆公执政的大计，《宋史》大半没有记载，幸亏韩琦把它列为王安石的罪状才得以流传下来，那么其他被史书削去的又有多少呢？范祖禹、黄庭坚编《神宗实录》，一心诋毁王安石，陆佃说：这是诽谤人的书啊。后来蔡卞重新加以改写，可是到了元祐年间，反对新法的那些人上台，又给改了过来，《宋史》几度涂抹，还可信吗？那些指责王安石的人是对还是不对呢？虽说一个人的是非不值得一辩，我却痛恨那些诋毁王安石的人，把家国覆亡的奇耻大辱记在王安石一人的账上。而后世的人们，不问是非，都把苟安颓废者当作君子，把建功立业、支撑天下者当作小人，这不仅是王安石的不幸，更是大宋的不幸啊。
到近代有金谿蔡元凤先生（蔡上翔），用毕生的精力，写成《王荆公年谱考略》，他在《自序》中说：
（前略）君子都希望死后能有一个很好的名声。然而，有善行的应当在历史上大书特书，有恶行的应当剥夺他的名声，这一切都应以事实为依据。而且，后世谈论这个人或这件事的时候，虽然意见不同，褒贬各异，但事实是不会改变的。只有在王安石的问题上是个例外，王安石先生去世至今已经七百余年了，最初肆意诋毁他的，多来自私人的著述；后来，私人著述被官修的历史所采用，而且增加了许多新的材料，想要为他辩解就更难了。（中略）王安石有一封《答韶州张殿丞书》，其中写道：“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国家都有修史的传统。而当时记述历史的史官，都是世代相传的。他们往往为了这个职位的尊严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能改变修史的原则。所以，他们传下来的历史，都是有根有据，十分可靠的。后代诸侯的历史已经没有了，而近世如果不是爵位很高官很大的人，即使你是一个道德完美高尚、才智非常出众的人，如果没有得到朝廷的称赞或认可，也不能被记录在历史中。那些执笔修史的人不再是传统的史官，而变成了当时的权贵，看他们在朝廷之上谈论人或事的时候，人人都在侃侃而谈，对每个人都加以褒贬，有时甚至把忠诚当作邪恶，把异类当作同志，即使当面责备他，他也并不害怕，背后讥讽他，他也不觉得羞耻，只求能满足他的那一点好恶之心，也就罢了。何况还有人悄悄地用影射的文字，来评判前人的善恶，似是而非、是非不明，却可以附和别人对其赞扬或诋毁，死去的人不能和他争辩评判的对错，活着的人也不能和他讨论事情的曲直，奖赏、惩罚、诽谤、赞誉，又不能施行于其间，仅凭一个人的说法，怎么能取信于阴间呢！”他说得太好了。这封信写于庆历、皇祐之间，那个时候王安石已经在一些知名的文人和官僚中很有些名气了，而且，当时还没有非难和诋毁他的人。然而，每次读这封信，都不禁唏嘘感叹，为什么像后世那些诋毁他的人，他在这里已经预见到了呢？自古以来，前一朝代的历史都由后一朝代的人编写，而且，修史所用的原始材料，都是有根有据的。修《宋史》的是元朝人，而元朝修史的人主要采用私人著述，作为正史。当熙宁年间王安石最初推行新法的时候，朝廷上有很多议论，甚至争论，事实上，新法也确实有可以指摘的地方。然而到了元祐年间，那些反对新法的人上台主政了，不仅完全废除了新法，而且，还为此株连那些曾经支持推行新法的人。尤其是范祖禹、吕大防（还有黄庭坚、赵彦若）等人最初修《神宗实录》的时候，当时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司马光的《温公琐语》《涑水纪闻》、魏泰的《东轩笔录》，都已纷纷问世，这些都是泄私愤的影射文字，只能满足他们那一点好恶之心。接下来还有范冲的《朱墨史》、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王安石曾经感慨过的死去的人不能和他争辩评判的对错，活着的人也不能和他讨论事情的曲直，好像又被后人重新拾起来了，没想到都让王安石遭遇了，他们就是要把天下的恶都归结到王安石一人身上。甚至说北宋亡国也是由王安石造成的，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宋朝自从南渡以来到元朝，中间二百余年，肆意诋毁王安石的人，真是数不胜数。从元朝到明朝中叶，又有像周德恭（余杭人）这样的人，他说，宋神宗就像是周赧王、秦二世胡亥、东汉的桓帝和灵帝（这几位都是亡国之君）合成的一个人；还有像杨慎这个人，他骂王安石是伯鲧、商鞅、王莽、曹操、司马懿、桓温（这几位都是篡夺皇帝权位的人）合成的一个人，就更加过分了。还有在此之前的苏子瞻（轼），曾作《温公行状》一文，共计九千四百余字，其中诋毁王安石的文字就有大约一半。不要说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文体，就是苏子瞻又怎么能写这样的文章呢？再后来还有明朝的唐应德（名顺之），著《历代史纂左编》，其中王安石的传记二万六千五百余字，竟没有一个字记载他说过哪些好话，做过哪些好事。这些难道可以被称为信史吗？（后略）
陆象山（九渊）、颜习斋（元）两位先生，都是一代大儒，他们的话应该是可信的。而蔡上翔先生又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他用了数十年的时间和精力，收集了数千卷的资料，作了这部《王荆公年谱考略》，他也持同样的看法。然而，生活在今天的人，如果要为王安石立传，并希望达到如克伦威尔所说的“画我当画似我者”，难道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吗？虽然，历史上不常见的伟大人物，不仅他的盛德大业被淹没在历史中得不到彰显，而且还被所有人指责和谩骂，和禹鼎的遭遇没什么两样，天下不再有真正的是和非了，这种情形对于世道人心的破坏，几乎和洪水猛兽一样厉害。所以说，排除歪理邪说，纠正那些过分的指责，发扬光大他的道德品格，既实现了前人的愿望，又能使后来的人受益，做这件事虽然很困难，却不能不做。这就是我写作这部书的理由。
（附录）《宋史》私评：
在诸史中，《宋史》是污浊杂乱的。《四库全书提要》写道：“它的主要目的和意图，是以古板迂腐的道德表彰为宗旨，其他的事都不太留意，所以，错乱谬误之处多得数也数不清。”清代学者檀萃说：“《宋史》杂乱卑劣十分严重，而且，是非观念相当混乱，没有一个公正的立场。自从有了洛党、蜀党之分，直到南渡之后仍然争斗不休，这种门户之见，严重地禁锢了这些人的心灵，所以，他们对于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即使有错误，也千方百计用言辞来掩饰，而对于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发现一点问题，都在文章中过分地批评指责。”这番话可谓深刻地指出了它的病根。其后，明代的柯维骐整合宋、辽、金三史著《宋史新编》，沈世泊又著《宋史就正编》，都纠正了《宋史》的一些谬误。《四库全书提要》摘录了其中纪、志相互矛盾之处，列传前后相互矛盾之处十余条。赵翼撰写《陔馀丛考》《廿二史札记》，挑出其叙事中的错杂之处、失检之处、谬误之处、遗漏之处、矛盾之处，各十余条；其各传中的袒护之处、附会之处、是非判断失当之处、是非判断荒谬反常之处，共百余条；由此看来，这本书的价值，大概就可以了解了。而它最大的谬误，数百年来从未有人给予纠正的，就是其中记载关于王安石的那些事。
《宋史》是在元代人手里完成的。这些人对宋代的历史并非有什么成见，只是由于见识不够不能辨别史料的真伪罢了。所以，如果想要考察《宋史》，一定先要考察他们写作《宋史》时所依据的资料。宋代修《神宗实录》，聚讼最多，争得你死我活，几次闹得把人送进监狱，甚至丢了性命。元祐初年，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人一同修《宋史》，陆佃多次与范祖禹、黄庭坚争辩。黄庭坚说：“如果依了你的说法，《宋史》就成了谄媚的历史。”陆佃则反唇相讥：“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宋史》就成了诽谤人的书了。”陆佃虽说是王安石的学生，但他并不赞成新法，如今他都这么说，可见最初的《神宗实录》，诬蔑不实之词一定很多。这是第一次修《神宗实录》。到了宋哲宗继位之后，绍圣年间，中央三大机构同时上疏皇帝，指责实录院前后所修先帝（神宗）实录，其中很多都是道听途说，凭空捏造，只是想诋毁熙丰（宋神宗年号）以来的政事。甚至国史院采用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所提供的材料，也都宣称没有证据可以考察，都是从传闻中听来的事情。章惇说：“不仅很多材料是从传闻中得来的，即使有些材料是从臣僚家中取得的，也不可信。但竟敢根据传闻来修史，造假骗人的胆子也够大的。”安焘说：“自古以来史官没有敢这样做的，这也是朝廷的不幸。”这些话虽然出自反对元祐年间废止新法的人之口，但他们的言论也不是没有可信之处。在此之前，蒋之奇以乱伦罪弹劾欧阳修，欧阳修屡次上疏要求查明真相。等到宋神宗当面责问蒋之奇时，他也只能以传闻来搪塞。由此可见，宋代官场习气，就是这样的。于是，蔡卞等人又被任命重修《神宗实录》。蔡卞将王安石所著的《熙宁日录》送给皇帝，元祐年间的《神宗实录》因此有多处被修改，因为是用朱笔改过的，所以号称“朱墨本”。这是第二次修《神宗实录》。然而，元祐年间那些人，又不停地攻击这个版本。宋徽宗的时候，有一个叫刘正夫的人，他说，元祐、绍圣年间分别所修《神宗实录》，各有得失，应该将两个版本的意见加以折中，才能将信史传之万世。又有一个叫徐的，他说：“神宗正史的修订工作，如今已过去五年，还不能完成，完全是由于元祐、绍圣的史臣有不同的好恶，范祖禹等人以司马光的家藏记事为主，蔡京兄弟则完全采用王安石的日录，各自坚持己见，所以，争来争去，没有是非。当时在朝廷工作的人，哪家没有家藏的记录？以我之见，把这些家藏的记录都征集来，互相参考，辨别是非，最终才能修成大典。”于是又有诏令要求重修《神宗实录》，但尚未完成就遭遇了“靖康之难”。南渡之后，宋高宗绍兴四年，范冲再修《神宗实录》，终于完成并进献给皇帝。这是第三次修《神宗实录》。编著《宋史》用的就是这个版本。自绍圣年间到绍兴年间，三十多年来，元祐党人不断地篡改颠覆，留下了深深的怨愤。而范冲又是范祖禹的长子，继承其父亲的事业，变本加厉地进行报复。而且，王安石自著的日录和绍兴年间朱墨本实录，都被毁灭，无从查考了。于是，《宋史》只能根据一面之词，把它当作可信的历史记录，而王安石的冤案也就永世不能真相大白了。凡是《宋史》中丑化、诋毁王安石的话，用其他人的书对照，其中诬蔑的痕迹，确实可以考证的占十之六七。近代的大学者李绂、蔡上翔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将摘引其中重要的内容，分别在下面的章节中论述，这里就不先啰唆了。值得重视的是，如果要考证熙丰年间的事实，刘正夫和徐所说元祐、绍圣年间人们的好恶不同，互有得失，是最公平的说法。我不敢说绍圣年间的版本因为赞誉了王安石，就是可信的历史，然而，像元祐、绍兴版本想要一手遮天，掩人耳目，我虽然想不说话，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蔡上翔撰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载有靖康初年杨时《论蔡京疏》，有一位南宋的无名氏在其后写道：
王安石在的时候，国家全面昌盛，用王韶出兵收复河湟一带失地，取得熙河大捷，扩展土地数千里，这是宋朝建国百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南渡以后，元祐年间诸位先生的后代子孙，以及苏轼、程颐、程颢兄弟的门人故吏，对元祐以来的党争感到十分愤慨，他们在攻击蔡京仍不能发泄其愤怒之情后，竟把宋朝败亡变乱的原因，归结为王安石的变法。这都是虚妄的说法。其实，宋徽宗、宋钦宗时的祸乱，是由于蔡京造成的。而蔡京的被任用，则是司马光推荐的。而杨时（龟山）的升迁，又得益于蔡京。这种后浪推前浪的情况，和王安石一点关系都没有。至于杨时在宋徽宗时不攻击蔡京而攻击王安石，其原因在于感念蔡京提拔他的恩情，同时也是畏惧蔡京的权势，并欺负王安石已死，不会找他的麻烦罢了。所以才避开眼前的事实而追述过去的往事。（后略）
这话最是说中了其中的症结。王安石之所以被诬陷千年而不能洗雪，都是由于元祐时那些贤人的子孙和苏轼、程颢、程颐的门人故吏，造出过分的言辞。随着程朱理学被世人所尊崇，而他们所制造的蜚语也就成了铁案。《四库全书提要》追究《宋史》错误的原因，在于专门表彰理学，而对其他的事都不在意，确实是那样啊。颜习斋曾经为韩侂胄辩冤，说他能仗义复仇，是南宋第一名相。宋人责骂他，实在是猪狗不如。而宋史把他列入《奸臣传》，只因为他得罪了讲学的那些君子。朱彝尊和王渔洋也曾批评张浚误国，而张浚杀曲端和秦桧杀岳飞没有什么区别，只因张浚的儿子张栻在岳麓书院讲学并且和朱熹关系密切，于是推崇他为名臣，而罗致了曲端的可杀之罪，这实在是曲笔。这些都足以证明《宋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样的情况还有许多，而其中的最大原因则是因学术的门户之见，有的事实就被蒙蔽了，而王安石不幸是受诬陷最严重的人。我在这里先这样评说，我说得是否可信，等待有见识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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