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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旧制度与大革命（附赠英文版1册；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频繁推荐，易纲、许小年、任志强、雷颐、朱学勤、秦晖等强烈推荐。中国政商学界精英热读用书。为何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書城自編碼： 2233301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世界史
作者： [法]托克维尔 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505731653
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 2012-12-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全两册/200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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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
官员免责制盛行、人民痴迷做公务员、富人免税穷人纳税、审批文件通常要等两三年才能完成、农民进城导致地价飞涨等。大革命前的法国和当今的中国惊人相似。
2. 王岐山在中纪委反腐工作会议中推荐，任志强、许小年等推荐。
3. 牛津大学必读教程，传统已持续一百多年；自艾森豪威尔以来，历届美国总统都会引用他的话。
4. 可读性最高汉译本。
內容簡介：
一、大革命前的法国和当代中国有些地方很相似。大革命摧毁了旧制度，但法国人还是原来的法国人，所以大革命后建立的新制度和旧制度如出一辙；大革命摧毁了旧制度下的行政体系却保留了官员免责制；穷人免税、富人缴税的政策从根本上毁坏了旧制度；大承包商和官吏享有同样的待遇；公文风格千篇一律；政府的办事效率低到修缮某教堂神父的住所都需要两三年的时间审批；法国人热爱做公务员，几乎到了痴狂的地步；所有农村人都涌向巴黎，于是地价飞涨；
……
二、内容充实，文风犀利，是良好的思想磨刀石。《旧制度与大革命》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旧制度与大革命》写于1851年到1856年之间，当时的法国正处在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一世的侄子）统治的第二帝国的时代。信奉自由主义的托克维尔对拿破仑三世非常失望和悲观，《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其中浸透着对法国命运的深沉思考，和对拿破仑三世的强烈不满。
關於作者：
托克维尔，法国外交部长、思想家。出身贵族，但思想有自由倾向，曾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举成名；经历法国五个朝代，后为法国外交大臣；晚年淡出政界，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作者多犀利之词，多攻击当权政府要害，故多部作品都曾被列为禁书。所著本书被翻译成等十余种语言，深刻影响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在中国则早有台湾版、香港版、以及中央编译出版社版等。
目錄：
出版序 为什么大家都在读一本历史书前言 这不是历史
第一篇
第1章　大革命爆发时，舆论褒贬不一
第2章　法国大革命的最终目的
第3章　宗教革命的形式和政治革命的本质
第4章　 欧洲制度如出一辙，陷于全面崩溃
第5章　法国大革命的特有成果
第二篇
第1章　为什么法国人最难忍受封建特权
第2章　中央集权制来源于旧制度而不是大革命和帝国
第3章　监管国家是旧制度的体制
第4章　旧制度：官员免责制与行政司法合一
第5章　 权力集中为什么扎根于但没有摧毁旧制度
第6章　旧制度的行政方式和习惯
第7章　巴黎之于法国，大于伦敦之于英国
第8章　千人一面的法国
第9章　分裂与冷漠的法国
第10章　旧制度灭亡的根源：穷人纳税，富人免税
第11章　旧制度下的自由
第12章　18世纪的法国农民比13世纪时更悲惨
第13章　文人成为政治领袖及其后果
第14章　反宗教倾向对大革命的影响
第15章　先改革，再自由
第16章　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第17章　努力减轻民众负担，反而激起了人民的反叛
第18章　 旧政府完成对民众的革命教育
第19章　行政革命成了政治革命的先导
第20章　大革命在旧制度中自发形成
作者原注
附录
本书的影响：150年在英法德美等国家
內容試閱：
第10章旧制度灭亡的根源：穷人纳税，富人免税所有侵蚀旧制度机体导致其灭亡的诸多弊病，我已经说过最致命的一个。现在我们追溯那种奇怪而可怕的狂热的根源，看看这个根源还导致了哪些众多的弊病。在中世纪在诸多危机中，如果英国人像法国人一样丧失了政治自由和由此派生出的地方独立，那么英国掌权阶级的各个不同阶层很可能就和民众分离了，就像法国的掌权阶级现在这么做的一样。正是自由精神迫使掌权阶级和民众站在同一阵线，不离不弃，当需要互相理解的时候就能达成一致。看一看这点就会觉得非常有趣：英国贵族在野心的驱使下，经常和低等阶级打成一片，只要有必要，他们还能把底层阶级当成同辈。前面提到的亚瑟?杨格，他的书是现存关于旧法国的最有指导意义的著作之一，其中讲到，有一天他在利昂古尔公爵的乡村宅邸，说自己想和附近那些最聪明最能干的农民聊两句。公爵便让管家去叫几个来。这个英国人评论道：“英国贵族，就像这个例子一样，可以叫三四个庄稼汉和自己的家人一起用餐，并让他们坐在最高贵的夫人旁边。这种事我在英格兰岛见过一百次，但是，即使你游遍法国，从加来到巴约讷，都不可能看到类似的事情。”
无疑，英国贵族天生比法国贵族更傲慢，更讨厌和地位低下的人打成一片，但是他们的处境迫使他们必须有所收敛。为了维持权力，他们愿意牺牲任何事情。几个世纪来的英格兰，所有税法调整都是有利于贫苦阶级的。我请你注意到，不同的政治原则能把邻近的两个民族引向多么不同的方向。18世纪，英格兰的所有免税者都是穷人，法国都是富人。在英格兰，贵族承担所有重负，以换取统治权，在法国，贵族一直拒绝缴税，作为失去的政治权力的补偿。
14世纪，“纳税人不同意不得征税”这句格言在法国和英格兰同样牢固地确立，仿佛。人们经常援引它，违反它就等同于暴政，恪守它就是合法的。那个时代我们的政治机构和英格兰在许多方面存在诸多类似之处，但是后来，两个民族的命运开始朝不同的方向走去，一个世纪一个世纪过去了，越分越远。它们可以被比作两条直线，出发点相互靠近，方向略有不同，结果越延长相隔就越远。约翰国王被俘、查理六世疯掉之后，整个国家经历了长期的混乱，国家开始疲惫不堪。我敢断言，从那时起，国王便可不经国民同意便新增捐税了。而卑劣的贵族因为自己有免税权，所以和国王的意见一致。从此以后，所有祸害和滥权的种子被种下，而这些祸害和滥权不仅在旧制度存续期一直带来麻烦，而且还在最后导致它的猝死。我很欣赏科米内这句非凡的话：“当查理七世获得不需各阶级同意便可随意征收农业税，从那一天起，他就大大改变了他和继任者们的精神，在王国身上捅了一刀，伤口一直会流淌未来很多年。”
如果要看清这道伤口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扩大的，就得追溯这个法案在每个阶段的后果。福尔勃奈在鞭辟入里的巨著《法国财政研究》说得好，在中世纪，国王通常靠他们领地内的农作物生活，而“特殊需要出现时，就得由特殊捐税来提供，教士、贵族和民众必须共同负担。”
14世纪的大部分普通税，都要经三级投票表决，就是这样的特殊捐税。这时期确立的几乎所有税项都是间接税，也就是说，所有吃饭的人没有差别都要缴税。如果是直接税，就不是根据财产缴纳了，而是收入。比如，贵族、教士和平民都必须向国王缴纳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这就是什一税。经国家三级会议通过的税项，效力和省三级会议确立的本地税项相同。确实，自那个时期起，叫做农业税的直接税，从来没有向贵族征收过。贵族有义务无偿服兵役，所以贵族可以免缴农业税，但是农业税虽是普遍税，但只在一定范围内有效，也就是农村的领地，而不是适用于整个王国。当国王第一次凭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动议征收税项时，他非常明白，原则得是不得罪太多人，不得罪太多有权势的人，于是，他必须选择一个不损害贵族利益的税项，不激发他们的抵制，因为贵族当时是往国内最强大的阶级，唯一可以与王权抗衡的力量。所以，国王选了农业税，贵族有免税权。本来，在诸多法国阶级中，已经存在够多的不平等了，这个新的不平等，非常明显的不公，比之前所有不平等之和还有摧毁力，它和其他不平等性质形同，所以加剧了其他不平等。从那天开始，中央权力不断增长，于是产生了不断增长的税款需求，于是，农业税不断增长，甚至成倍地增长，直到涨了十倍，不能再涨了，于是，新花样的名目开始出现，每个都叫农业税附加税。这样，年复一年，课税的不平等把社会一刀斩开，在纳税人和免税人之间重建了一道高墙。捐税的第一条件就是强制性，但是，最能担负得起钱的人免税，最无力应对的人必缴。政府终于变得怪异，庞大的怪异：富人免税，穷人缴税。有传言说，马扎然曾经为了解决燃眉之急的财政紧缺，曾想针对巴黎那些首要豪门征税，但没料到阻力比他想象的大得多，他便退缩了，只是把他想要的那五百万分摊在了业税上。马扎然本想向最富有的公民征税的，实际上却向最穷的人。但是国库得钱，一分不少。摊派不公的税项，产生的岁入有限，而国王的需求无穷。虽然如此，国王们拒绝召开三级会议获得补贴，也不肯向贵族征税以免他们恼火，激起他们坚持启用宪章。从此开始了持续了三个世纪直到王权覆灭的那些庞大的、极其有害的高明的理财手段。详细研究旧制度的行政和财政史，你就能明白，缺钱会让一个政府堕落到何种地步，不管它看来多么温和；而且一旦没有制约，一不怕曝光，二不怕革命——民众的最后一道安全阀，它会有什么特点，会耍什么伎俩。历史充斥着这样的案例：皇家财产被出售但很快被收回因为该财产不可售，违背契约，已经取得的权利遭到践踏，国债持有人每逢危机都被牺牲，持续失信于民。国王赐予的终身特权时时被收回。如果有谁能同情那些由虚荣心带来的痛苦，他就会同情那些新封的贵族的不幸，因为在整个17和18世纪，他们一次次被迫为自己的荣誉和有别于别人的特权花钱，但是，他们在第一购买的时候已经全额付款了啊！路易十四，比如，取消了92年间所有授予的贵族头衔，但是大部分都是他自己授与的，然后敕令说，要保住头衔只有重新掏钱，因为“所有这些头衔都的授予都是一时心血来潮”。80年后，路易十五如法炮制。国王下令，征兵入伍不得找人替代，因为会抬高国家征兵的代价。城市、行会、救济院都被迫到处借钱，好借给国王。教区不敢建设有益的公共工程，就怕钱一花，本教区的农业税就得涨。据说财政大臣奥里先生和桥梁公路局局长特律代纳先生曾设计过一个计划，把某领地内每年的道路交通人头费以现金缴纳，用来修理各县道路。这两个能干的官员拖了好久后来就放弃了这个计划，原因非常具有参考价值：据说他们害怕资金一旦聚集，就不可能防止国库把它挪做他用，于是人们不得不又负担劳役又得缴税。我毫不犹豫地说，任何个人，如果用伟大的国王的大手笔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财产，一定会死得很惨。如果你碰到中世纪的旧制度，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靠加剧旧制度的弊端生存，或碰到一种有害的新制度，你总能在财政方面找到病根。一天的债，需确立几个世纪的权力才够偿还。很久以前，平明也可拥有土地，但是拥有土地是贵族的特权，所以，为了拥有这土地，他们必须缴纳一种特殊的税，叫做封地获取税。封地获取税分裂了土地，也分裂了人，两种分裂互相促进。为什么同是拥有土地，一个要缴这税，一个不用缴呢？封地获取税阻碍了贵族和小地产主之间的融合。我敢说，这种税比任何其他东西更有效地把两者分开。这种税在贵族和他的邻居之间划开了一道鸿沟。在英格兰，自17世纪废除了世袭领地和平民占有土地之间的显著差别，也就是这种把封建土地和小地产主土地撕裂的封地获取税，从而有力地帮助了两者的融合。
14世纪，领地获取税很轻，而且相隔很久才收一次。但18世纪封建制度即将被废除前夕，该税项每20年便征一次，数额高达该土地整整一年的收入。父亲死了，儿子就得马上缴这税才能继承土地。1761年，图尔农业协会说：“该税对农业科学的进步危害甚大。无可辩驳，国王向臣民征收的所有税项中，没有哪个像该税一样使农民恼怒，遭人痛恨。”另一个那个时代的人说：“这笔钱一开始一辈子才征一次，但后来变成了一种十分苛刻的税。”该税阻碍了平民购买贵族的土地，所以贵族也想废除它，但是国库总是紧缺，所以它保留了下来，而且与日俱增。有人把商业行会造成的一切恶果都归咎给了中世纪，这显然是不平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行会联合和行会团体一开始只是为了联系同行业的成员，并在行业内部建立一个小型自治机构，目的是帮助工人改进技术和管理工人。圣路易似乎没有想到别的什么。到16世纪初，市民和宗教自由蓬勃发展，有才的人才想出，原来劳动权可以被当做一种特权从国王手里买去。到了这个时候，每个行会才变成了封闭的掌权阶级，有了对技术进步非常有害的劳动垄断权，我们的父辈曾对此深恶痛绝。亨利三世不是这一恶行的始作俑者，但他使劳动特权到处适用，路易十六后来根除了这个弊病。在此期间可以说，行会的弊病一直都在增长和蔓延，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对这些弊病忍无可忍，舆论也对此无情地暴露。每年都有一些新行业被行会奴役，旧行业里行会的特权也会增长。对这个恶疾推动最大的要数路易十四统治的“黄金时代”，因为该国王花钱的数量远超他的先辈，而不求人的决心更是空前坚定。勒特罗纳1775年说得很到位：“国家创造出行会只是为了敛财，要么靠卖劳动许可证，要么靠卖行会里的官职。1673年的亨利三世敕令把各项原则贯彻到位，因为国王命令所有行会都要掏钱从政府那里购买官职，接下来就是强迫所有行会的行业必须建立行会。这卑鄙的敕令赚了30万里弗尔。”
我们已经明白，城市的整个体制怎样被人推翻的了，不是有什么政治目的，只是为了给国库捞钱。正是由于国王对金钱的极度需求，加之他们又不愿向三级会议低头索取，于是就发明了卖官的好方法，旧制度下该现象慢慢变得越来越庞大，以至于很少能在别的国家找到类似情况。卖官买官的基础来自这种理财思想，而第三等级的虚荣心也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长盛不衰，第三等级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获取一官半职，民众的内心深处普遍充满了对官职欲望，这种欲望奴役着人心，也成了大革命的源泉。国库越缺钱，新设的职位就越多，而免税和特权是所有新职位的好处。因为所设官职都是由于国库需要而不是行政需要，所以这样的官职多如牛毛，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完全没有什么用，反而有害。早在1664年科尔贝尔就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在买官业务上，社会共投入5亿多里弗尔的资本。据说黎世留曾废除10万个官职，但很快又多出来10万个，只不过叫法变了。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人们一窝蜂地跑去抢，结果扔掉了管理和掌控自己的仆人的权利。卖官制度的结果就是造成了这样一个国家机器，它庞大、复杂、笨拙、低效。结果发现，最好还是让这台机器别转或者空转，而且必须在它之外再设置一个更简练、也能转的起来的管理工具，这样才能切切实实地办一些所有官员都假装在办实际上没办的事。如果人们可以在不触犯国王法律的前提下讨论这些可恶的机制，可以肯定地说，它们没有哪个可以持续下去，但是实际上它们都过了20多年才被取消。如果三级会议上能够讨论一下的话，或者对这些机构的投诉可以在会议期间被听到的话，这些机构根本就不会建立起来。。几个世纪以来三级会议次数极少，但一直在反对这些机构。三级会议多次指出，国王滥用权力随意征收税项乃是一切弊病的根源。如果引用15世纪那种铿锵有力的表达，那就是，“未经三个等级的建议和同意，国王以民众的血肉自肥。”三级会议不仅谴责对自己造成的不公，还强烈要求——而且经常获胜——加强对各省市权利的尊重。每次三级会议上都可以听到发自内心深处的对负担不平等的反对呼声。三级会议多次要求废除行会，而且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猛烈抨击愈演愈烈的买官卖官。三级会议说：“卖官就是卖正义，是可耻的。”当卖官的制度牢固地确立后，三级会议仍然在继续抨击它，如往常一样坚决努力。三级会议强烈反对无用且危险的职位和特权，但总是无功而返。那些机构是对抗民众的碉堡，本就是为了不开三级会议而设的，它们本就是为了把税项乔装打扮引人耳目而设立的，因为政府不敢把真相亮在诚实的灯光下。最英明的国王和最坏的国王一样，在这方面。把卖官的制度系统化的是路易十二，第一个出售世袭官职的是亨利四世。这套制度的罪恶实在太大，而人的美德实在太弱了，根本无法与之抗衡。由于想规避三级会议的监督，大部分政治职能便转到了最高法院手里，结果行政权和司法权合一，结果只能是不利于社会事业的发展。当真正的保障被拿走之后，就必须提供一些新的保障来代替；因为法国人虽然能够忍耐不太严厉的专制王权，但不喜欢看到自己被奴役了；所以，在专制政权前面设一道虚假的篱笆墙就成了明智之举，这道墙虽然不能禁止里面到底在干啥，至少可以遮挡一下，公众是看不到的。最后，正因害怕国民索要自由，而国王只想要国家的钱，所以各阶级之间的分离才被保持下来；因为各阶级分离，所以他们不可能走到一起，取得一致，共同反抗王权。所以，每届王权在每个时期要对付的都是单枪匹马的人。在法国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出现贤明的君主，有些思想高深，有些才华出众，几乎全部都勇猛过人，但所有的国王都努力使三个阶级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尽量规避各个阶级走到一起。不过我说错了，因为曾经有一个国王曾经这样想过，而且确实曾经努力促成果，但是，谁也猜不透到底上帝在想什么，那个国王偏偏是路易十六。阶级分裂是旧时国王的一大罪恶。社会分裂了，接下来的政策就很自然而然了：如果一个民族富有而教化的国民之间有一道栅栏，所以不能联合起来为公共利益服务，国家的自我管理就成了不可能，必须有一个国王来完成。杜尔格曾给国王写过一份秘报，其中悲伤地说：“国家由几个联合不起来的阶级组成，这个民族都是分裂的，所以所有人都在自顾自，没人为整个国家的利益考虑。没人有公共精神。乡村和城市彼此没有联系，同一地区的各行政区之间也没什么联系。甚至修一条对大家都有好处的路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在对象对立的各种奢望和伪装的无休止的争斗中，只能由陛下或您的仆人亲自来决定一切了。人们都在等待您的特别敕令，才能缴税，才能尊重邻居的权利，甚至要等到您的特别敕令，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形同路人或互相仇视，把他们团结起来并教育他们互相理解并一起管理自己的事务，这可是一件艰难的任务。使人们反目成仇可能是个更简单的任务，我们已经为世人提供了难忘的例子，证明使人们重归于好需要多大的努力。60年前，当分裂的法国各阶级突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在几个世纪的分离后突然互相接触的时候，首先接触到的就是他们各自旧有的伤痛，他们聚在一起只是为了把对方撕成碎片。60年过去了，他们早已不在人世，但互相的嫉妒和仇恨久久未散，一直活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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