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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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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始终将报人小说置于与新文学相比较的视域中进行论述，但又打破“雅”“俗”二元对立，不在新文学所定义的“意义”范围来探讨报人小说的价值，一方面通过文本细读，直接给出报人小说的文学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引入读者接受的维度，通过文本本身结合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因素，对读者阅读产生的吸引力来考察报人小说巨大的文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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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报人小说”的命名以作者的职业为标志，是因为职业这一显在因素对其内在本质发生了作用。“报人小说”家们大多以从事报刊新闻工作作为起点，兼记者、编辑、作者于一身。他们的作品在题材上与新闻互为表里呈现出与报刊紧密相联的特征。
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周瘦鹃、严独鹤、姚鹓雏、朱鸳雏、许瘦蝶、陈蝶仙、陈小蝶——“总在禽鸟昆虫中打滚”，还透着奇零的幽怨；江红蕉、范烟桥、程小青、张枕绿、张碧梧——一派风花雪月，怡红快绿；包天笑、徐卓呆、胡寄尘、赵苕狂、张舍我、张恨水——满是狷介不羁与自我放逐的意味；海上漱石生、洪都百炼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求幸福斋主——仿古的笔名仿佛执意要把自己留在那早已逝去的遥远的年代。这是生不逢时的一群人。他们大多从小接受四书五经的教育，十年寒窗苦，预备着一朝成名天下知。然而，科举废除，堵塞了他们求取功名的道路。当他们只剩下手中一枝笔时，便选择了卖文为生，投身于刚刚兴起的现代传媒业。“文字劳工”式的笔墨生涯使他们赢得了较为稳定的大众读者源，也为他们带来充满贬义的共同的名字：“礼拜六派”、“鸳鸯蝴蝶派”，被鲁迅等新文学家们骂得斯文扫地。他们就这样带着类似黥刑的烙印行走在现代文学史中。本书始终将报人小说置于与新文学相比较的视域中进行论述，但又打破“雅”“俗”二元对立，不在新文学所定义的“意义”范围来探讨报人小说的价值，一方面通过文本细读，直接给出报人小说的文学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引入读者接受的维度，通过文本本身结合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因素，对读者阅读产生的吸引力来考察报人小说巨大的文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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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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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朝雯，湖南衡山人，1999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副教授。目前从事媒介文化研究，已在《天津社会科学》《河北学刊》等学术期刊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为《南方都市报》等报刊专栏撰写相关学术札记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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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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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一章 小说与报刊的历史渊源及相互影响之关系
第一节 小说与报刊结缘及“报人小说”的产生
一、小说作为“群治”工具而登上报刊
二、1920年代的“报人”与“报人小说”
第二节 作为副文本的报刊内容与小说传播、接受的关系
一、报纸副刊与报人小说的“消闲”
二、报刊新闻与报人小说的“真实”
三、报刊图片与报人小说的大众接受
第二章 1920年代主要文学报刊、出版机构与报人小说的关系
第一节 以严独鹤为灵魂的文学报刊及世界书局小说出版
一、报刊概况
二、严独鹤与世界书局的商业策划与运作
第二节 以周瘦鹃为中心的文学报刊及大东书局小说出版
一、主要期刊概况
二、周瘦鹃系列刊物之特色与大东书局的出版业
第三节 《小说世界》与《小说月报》改组及商务印书馆小说出版
一、站在风口浪尖上的《小说世界》
二、《小说世界》与改组后的《小说月报》之关系
三、胡寄尘与商务印书馆
第三章 报人小说的个案研究
第一节 连载小说特殊的文本制作方式
一、随写随刊——读者和作者的互动下的连载小说
二、“作为单日的畅销书”——连载小说对读者“想象共同体”建构的意义
第二节 报人小说与其他大众媒介的共生状态
一、1920年代小说对电影、戏剧的贡献
二、电影、戏剧对小说的影响
第三节 报人小说类型化与读者阅读期待的互动
一、社会言情故事的讲述与阅读
二、社会言情故事于“消遣”之外的意义
第四章 1920年代报人小说与“五四新文学”的对立与互动
第一节 从《上海画报》上的另面胡适说起
第二节 五四时期“四大副刊”小说与传统副刊小说
一、从“四大副刊”的发展历程看他们和传统副刊的关系
二、“四大副刊”的趣味性宗旨
三、五四语境下的“四大副刊”小说与传统副刊小说
第三节 新文学与报人小说的三次理论论争
一、更接近单方面的“讨伐”而非“论争”的第一次对垒
二、由《小说月报》改组及《小说世界》出刊引发的第二次论争
三、《申报·自由谈》易主后的第三次论争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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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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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人办报”与“报人小说”的社会关怀
新记《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在1941年5月5日《大公报》重庆版《本社同仁的声明》社评中就“文人办报”论述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原则上可以说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业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这段话精辟地概括出中国报纸“文人论政”这一特点，指出中国报纸的主体是“文人”，而不是商人或是政客。但“文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曾是和政治紧密联系的一个群体。由于科举的关系，“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他们始终有着浓厚的参政意识。
同时，近代报纸本为着新民的舆论而诞生，与政治有着天然的关联，因此报纸一开始便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历来被视为“稗官野史”，其地位远不如纳入科举考试主要内容的诗与文。至百日维新失败，改良派直接参政的机会丧失，连试图通过办报参政，进行直接的舆论宣传也受到限制，于是他们转而将推动社会变革的希望寄于自下而上的舆论形成，试图启迪百姓，使之成为能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新民”。这时小说成为他们的不二之选，小说之成为“文学之上乘”是与它作为政治宣传品的功用紧密相连的。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谈到小说对世道人心的巨大影响力，将它从街谈巷议变成了舆论武器，不但使小说在理论上跃居文学的最上乘，而且吸引一大批有政治意识的知识分子投身其间，这必定改变小说的品质。这种改变不仅指那些新出现的以政治为题材的直接宣传类的小说。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群的改变必将带来小说从叙事话语到意义指向的根本性的变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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