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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全面揭露美国改造战后日本内幕
深刻剖析战后日本对待美国的纠结心态
为读者描绘一副真实的战后日本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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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布结束战争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70年。在这近70年里，日本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都发生了诸多变化，这些不同层面的不同变化聚集在一起就使得战后日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两次转型：其一是从战时统制社会向产业社会的转型，其二是从产业社会向福利社会的转型。
本书正是通过对战后日本社会各个阶段、各个层面的分析，考察战后日本产业社会的形成以及产业社会是如何向福利社会转型的总过程。
作为多年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本书作者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用浅显平实的语言娓娓道来，分析了美国在战后日本转型中使用的策略和所扮演的角色，讲述了美国如何一步一步把日本“改造”成现在的模样，回答了东京审判为何一直存在争议，战后日本对华政策是怎样演变的，日本政要为何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是怎样应对全球变暖问题的，日本是怎样渡过两次石油危机冲击的，日本为什么会出现泡沫经济，如何看待近十年来日本首相的频繁更迭，怎样通过《文明论概略》《武士道》《菊与刀》理解日本文明等36个重要问题。
本书史料丰富，脉络清晰，叙述客观，有思想深度和内涵，对读者全面了解日本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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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周颂伦，2001年获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日本比较文明学会会员等。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日本学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40多篇，独撰著作《近代日本社会转型期研究》1部，参编著作两部，现承担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日本的危机意识研究”。
孙志鹏，2013年获东北师范大学专门史（日本史）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外债与外交：西原借款研究》，现留校从事师资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化史、中日外交史，在《东北师大学报》、《历史教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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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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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战后日本社会转型的总特征
第一编改革与重建
1盟军最高司令部在战后日本改革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2东京审判为何一直存在争议？
3日本的战后赔偿是如何进行的？
4日本国宪法与明治宪法有什么区别？
5战时统制体制是怎样与战后社会相衔接的？
6日本是怎样进行农地改革的？
7财阀的解散与重组是怎样进行的？
第二编经济与政治
8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的形成与特点是什么？
9战后日本的民主政治是如何形成的？
10倾斜生产方式在战后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11何谓道奇计划与夏普税制改革？
12特需景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什么？
13如何看待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4日本列岛改造论的构想是什么？
15日本是怎样渡过两次石油危机冲击的？
16日本为什么会出现泡沫经济？
17如何看待近十年来日本首相的频繁更迭？
18日本政要为何坚持参拜靖国神社？
第三编军事与外交
19冲绳问题的由来与现状是什么？
20日美同盟的形成历程与发展走向如何？
21战后日本对华政策是怎样演变的？
22日本对华ODA是怎样形成的及执行情况如何？
23为何会发生北方四岛问题？
24日本对东南亚、欧盟、拉美和非洲的外交政策是什么？
25中曾根康弘为何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
第四编企业与社会
26“日本式经营”的特点是什么？
27“新中间阶层”与“中流意识”的特点是什么？
28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及其经验是什么？
29日本学校教育制度是怎样进行结构改革的？
30战后的东京大学是如何转型的？
31日本是怎样应对全球变暖问题的？
第五编文化与展望
32怎样通过《文明论概略》、《武士道》和《菊与刀》理解日本文明？
33宗教信仰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34如何看待日本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35战后日本大众文化有着怎样的变化和发展？
36目前日本面对的困难有哪些？
结语：战后日本社会转型中的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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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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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要为何坚持参拜靖国神社？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日本政要美化侵略历史、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导致中日关系经常出现摩擦。小泉纯一郎上台后，每年一次地参拜靖国神社，极大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民主党政权的内阁大臣依旧不顾国内民众和周边邻国的反对再次参拜靖国神社，致使本已紧张的东亚局势更添一丝裂痕。那么，靖国神社问题的由来是怎样的？日本政要为何执意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国内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是如何反应的？这都是与参拜靖国神社紧密相关的问题。
（一）靖国神社问题的由来
1869年，由时任兵部大辅的大村益太郎提议为了给在戊辰战争中为辅佐天皇而死去的3000多名官兵“招魂”，日本明治政府在东京千代田区九段设立了“东京招魂社”。1879年，由明治天皇将“东京招魂社”正式命名为“靖国神社”。“靖国”是“镇护国家”的意思，源自《春秋左氏传》第六卷僖公二十三年秋条“吾以靖国也”的典故。因为“靖国之神”是为天皇或日本而死，所以在举行仪式的时候，天皇和政治首脑一般都要参加，即“公式参拜”。这些仪式以法令的形式制度化，成为国家性、政治性的活动。
靖国神社占地面积相当大，有93356平方米，神社由42座附属设施组成。神社进门参道处先后建有两座鸟居鸟居：一种类似于中国牌坊的日式建筑，常设于通向神社的大道上或神社周围的木栅栏处。主要用以区分神域与人类所居住的世俗界，算是一种结界，代表神域的入口，可以将它视为一种“门”。，依次是第一鸟居即“大鸟居”和第二鸟居，其中第二鸟居高28米，由青铜打造，号称“日本第一大鸟居”，进神门再入中门鸟居后便来到了由拜殿、本殿和灵玺簿奉安殿组成的有供参拜的神社中心，其中灵玺簿奉安殿保管有用和纸做成供神灵合祀用的神灵名簿。除此之外，还有镇灵社、元宫、参集殿、游就馆游就馆：原为日本战前最大的国立军事博物馆，在普及军国主义教育上起过重要作用，战败后一度改名为靖国神社博物馆。1986年，游就馆作为军事博物馆复活，其“游就”二字取自《荀子》中“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的典故。等大量附属设施，如管理个人及团体升殿参拜的参集殿，收藏展示战死者遗物、资料以面向日本青少年进行军国主义宣传的游就馆，还有祭祀在战争中牺牲而却未能合祀的日本人和外国人而设立的镇灵社等。靖国神社在每年的4月21至23日和10月17至20日举行春季例大祭和秋季例大祭，对靖国之神进行参拜，同时对战死军人举行合祀仪式。原本作为日本战败投降日的8月15日，并非靖国神社的特定祭祀日，但由于位于神社近处的全国武道馆每年在8月15日举行战死者追悼式的原因，下至战死者的遗族、战友，上至国会议员、内阁大臣及从全国赶来的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民众云集至此，致使8月15日成为参拜者最多的一天。
靖国神社既是国家宗教设施，也是军事设施，它从一开始就与军队和军国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并一直由陆军省和海军省负责管辖（其他神社均归内务省管辖）。明治维新后，日本先后发动甲午战争、占领台湾，参加八国联军，挑起日俄战争，出兵西伯利亚干涉十月革命等，直到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继而在1937年进行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又袭击珍珠港开始了太平洋战争。在这些战争期间，各地的神社都是日本人祈祷胜利和祈求日本军人出征“武运长久”的场所，而战争中的阵亡者，则以天皇的名义作为“英灵”合祀在靖国神社之中。1931年后，随着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规模的扩大，阵亡人数也随之急剧增加，日本政府为了强化意识形态上的宣传，征用大量人员进入军队，便通过参拜靖国神社来宣扬为天皇而死的“靖国精神”。特别是随着日本法西斯势力的膨胀及其对国家控制力的加强，国家神道随之成为法西斯主义者的宣传手段，靖国神社在日本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的重要性被凸显。
在战争期间，靖国神社每年举行的“例祭”与“合祀”的活动急剧增加，不仅天皇或政府首脑参加，而且由电台面向全国进行实况转播，使为天皇献身、为国家献身的皇国精神深入到日本青年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并且将死后进入靖国神社成为“英灵”的荣誉感思想向青年人灌输。在靖国神社进行此种教育与在日本军队及学校中进行的军国主义教育是紧密相连的。在当时的教科书中，就有靖国神社的专门篇章，并且把供奉在靖国神社中的日本军人的事迹编入教科书，宣扬他们从年轻时代就树立起为天皇献身的皇国精神，也鼓吹死后进入靖国神社受到天皇参拜的荣耀。因此，靖国神社成为日本法西斯分子鼓吹军国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而且随着战争的举行，其作用越来越大。
到1939年，随着日本在侵略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战死的日本军人也越来越多，国内的军国主义教育也随之进一步加强。为了应对该局面，日本政府决定在东京以外的每个都道府县都相应地建立一所与靖国神社性质相同的神社，称为“护国神社”，即地方性的靖国神社。由此，祭祀和慰灵等活动就不仅仅在东京的靖国神社中举行，在地方的护国神社中也可举行，扩大了军国主义宣传的范围和深度。二战后期，在靖国神社中的“灵玺簿”中登录的日本军人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在靖国神社举行的仪式也越来越频繁。甚至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的1945年11月，在美军占领的背景下，靖国神社还坚持举行了一次合祀仪式，声称把在战争中阵亡的所有“英灵”都已经合祀在靖国神社中了。
二战结束后，盟军总司令部在1945年12月15日发出了《神道指令》，切断了靖国神社与国家的特殊关系。进而根据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1952年9月，靖国神社改为独立的宗教法人，渐次失去了昔日的显赫地位。但靖国神社每年4月21—23日和10月17—19日例行的春秋祭依旧照常进行。
在1978年10月17日靖国神社举行例行“秋祭”时，正式把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放进了靖国神社。这14名甲级战犯分别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武藤章、松冈洋右、永野修身、白鸟敏夫、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东乡茂德。他们均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惯例及违反人道罪，是双手沾满了亚洲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截止到2002年的统计，在靖国神社中合祀的数量为2466427人之多。其中包括1000多个乙级、丙级战犯，乙、丙级战犯和甲级战犯一样，都犯有破坏和平罪，同样都负有战争责任，他们是侵略战争中的直接“杀戮者”，而靖国神社称那些被处以死刑的人为“昭和殉难者”。
随着占领时代的结束和1952年4月24日《旧金山和约》的生效，神道指令虽然失去效力，但是其政教分离原则所代表的基本精神已经写进了新宪法，靖国神社与国家的关系虽然想恢复到从前，但是有宪法的原则存在，国家无论如何也不能给作为宗教法人的靖国神社以财政支持而将其特殊化。而靖国神社的拥护者则主张靖国神社不同于一般的神社，认为它是将为国家献出生命的战死者作为“英灵”来祭祀的、由明治天皇创立的神社，国家无论如何应该在经费上给予支持，尤其是随着战后右翼势力的不断壮大，这种要求更加强烈。而在二战期间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其他亚洲国家坚决主张靖国神社的非国家化，与日本某些政要的行为产生鲜明对比。正是由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靖国神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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