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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第一本系统描写中国国企群落风雨六十年的历史,再现“共和国长子”的苦难与辉煌!
★现代新国企论提出者韦三水数年研究心血,为打破国企弊端、重塑国企改革再谋出路!
★学界大佬鼎力推荐,每一个关心国企命运者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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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它们是谁?它们的过去有着怎样的苦难与辉煌?它们的明天又将何去何从?而如今,它们又为何饱受质疑?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最重要一环,国企改革在过去的十数年里一直以一种磕磕绊绊的姿态进行着,人们曾对它们有过美好的初衷和憧憬,它们却在人们的期待中越走越“偏"。如今,国企一方面不断做大做强,成了行业内的“巨无霸”,却随之也陷入了垄断、与民争利的批评热潮中;另一方面,它们依然是保证经济主权的最后力量,在国际舞台上与跨国集团同台竞技。面对国企,泛泛的批评或褒扬都是不适合的。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国企?国企改革未来将走向何方?
本书作者通过多年的深刻观察与样本研究,从历史与现实入手,追溯国企的前世今生和改革路径,再现其历史使命与现实价值,并从独特的角度为我们剖析经济大变革时代下国企的出路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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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韦三水,财经作家,TDSMedia创始人、总裁,健康口粮第一平台——大食品创始人、CEO,北京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长期关注国企改革问题和产业经济,曾率先较为系统地提出现代新国企论,并公开发表“未来国企的分化与再分化”、“行业领导者法则——好公司与坏公司”等思想观点,受到业界与媒体界关注。曾分别在《第一财经日报》、《中欧商业评论》、福布斯中文网等专业媒体开设专栏,并相继创作了《宁高宁空降北京前后的中粮命运》、《燕京天下》、《谁人不识宁高宁》、《使命的力量——中国五矿的变革、创新与未来》等多部涉及国企研究题材的财经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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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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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以史为鉴,再探国企改革之路
自 序 中国这10年
引 子
上篇在争议中求解
第一章 “国家队”的困惑
饱受非议的“共和国长子”
“我们怎么了?”——央企的声音
走偏的路——症结何在
出路何在——如何走出困局
第二章 “卷土重来”的背后
李荣融与中国这些年——超大国企何以形成
谁是现代新国企——现实的“丰满”与未来的“骨感”
中篇穿越历史迷雾
第三章 它们曾为谁而战
支撑——战争年代的“潜伏者”
突围——在贸易封锁中自强不息
国门初开——内忧外患之际的“挣扎”
“收费站”的日子——因势而生的“大爷时代”
第四章 “芝麻开门”后的困局
风吹雨打第一波——好日子不再
风吹雨打第二波——“航母”变身“小舢板”
一来二去之后——“瓜豆皆种”
第五章 世纪交替前后的大变身
东风吹,战鼓擂
再重塑:央企“王牌”与掌舵者们
“回家”同时也要打扮好自己
下篇现在告诉未来
第六章 当“恐龙”遇见“大鳄”
“新殖民主义”在中国
民族品牌:据守中倒下,站立者寥寥
央企:力敌还是逃离
要么革新,要么“消亡”
第七章 这个世界永无尽头
谁在呐喊国企改革
国企:存续以及如何存续
国企改革,谁说了算
尾声 历史的碎片
附加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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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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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国家队”的困惑
饱受非议的“共和国长子”
与民争利,寸步不让。
——《中华工商时报》
民企享受国家的资源少,纳税等义务却尽得多。央企是国家亲儿子,我们是野儿子!
——某民营企业家
1998年6月中旬,我国中南、西南地区东部和东北地区西北部连降罕见暴雨。暴雨袭击长江,致使长江流域发生了20世纪第三次全流域性的大洪水,前两次分别在1931年和1954年。而在其他领域,同样的疾风骤雨也已来临,其将影响的范围也绝不亚于这一年的洪灾。
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地区爆发了地区金融风波。其影响范围不断扩大,第二年就影响了日本、韩国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导致我国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出口严重下降。此外,1998年是我国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的标志性一年,三分之二的商品存在供过于求的状况,此时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正在由前10年的膨胀,变成不足。
此种情势下,众多国企萧条一片,三分之二的国企在亏损,而且越亏越多,成了“无底洞”,不仅不能给国家创收,反而减少了国家收入。设备老旧、机构臃肿、人员慵懒——国企浑身是“病”。打开国门面对世界,整个中国躁动不安。人们对国企的批评之声蔓延,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人人都希望政府能将它们救活,让国企个个生龙活虎。当时中国家底远不及现今,却掏出了巨额资金来做这件事情——让它的长子们“查病情”、“动手术”,下定决心使其“三年脱困”。这是一项浩浩荡荡的大工程,它将对20多万家国企实施发国债、降利息、债转股、注销呆坏账等措施,可谓倾尽全力,除了资金上的代价,还有2000多万国企下岗工人亦成了接下来的“三年脱困”的代价承受者,“下岗工人再就业”成了那个年代的热词。而到三年后的收获之时,这些企业已经死的死、卖的卖、改的改,活下来的大部分有了很大的改观,成功完成脱贫脱困的目标。
10多年后今天,国企与20世纪的国企已不可同日而语。2011年,一家石油国企宣布在过去的一年赚了1329.84亿,其产量也超越了全球老大——埃克森美孚,荣膺该年度新科产量状元。而在上一年(2010年),它还登上了英国《金融时报》评选的全球500强,俨然以国际跨国大公司的姿态屹立于亚洲甚至世界。
2012年,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国有企业实现净利润1.3万亿元,相比于国资委成立之初的1402亿元,几近于10年翻10倍。
不过,这样的骄人成绩却未赢得民间的称道,相反却饱受非议。同样被热议的还有那些银行、电力行业的国企们。人们认为,是这些国企所拥有的垄断“马达”使得它们成为赚钱利器。国企正是靠着“与民争利”才赢得今日之地位,而真正值得称道的做法应当是“还富于民”、“藏富于民”。
一个事实是,历经15年,国企已经脱胎换骨,但人们的批评却依旧,甚至越来越激烈。
2010年,《中华工商时报》一篇作者署名为赵民望的文章提出了不少民众心中的疑问:央企为何不能赢得国民敬佩?他说道:强大的央企靠什么既赢得市场又得到国民的爱戴?中国最终有多少家央企,又有“多少强”可以走向世界,对于国民真的并不重要。国民最为看重的是他所分享到的央企的服务及产品的优劣,切身体会到的是央企的社会责任心的强弱。也就是说,国民看重的不是你有多牛,在世界是第几,而是你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在央企鲜花般红火的业绩背后,人们普遍在抱怨电信费高、油费贵、房价高,生活越来越累,丝毫没有感受到央企给实际生活带来什么好处。既然这样,人们又如何可能去赞赏、爱戴央企呢?
15年前,央企奄奄一息;15年后,央企“横行霸道”,“脚掌碾过,寸草不生”。何等巨大的反差!
以下案例发生在2009年。在刚经历了2007~2008年的油价“过山车”之后,众多企业都对石油这一领域跃跃欲试。闻听浙江省绍兴市将要首度通过市场化方式拍卖一处加油站,众多企业纷至沓来,希望能够把握这一赚钱的良机,其中有民企,也有国企。竞拍开始,起拍价定在了428万元,经历了数轮角逐,标价不断抬升,直到2600万的高点。“寒酸”的民企老板经过精打细算,一致认为如此高价,拿下也是亏本,纷纷败下阵来。最终,此地块被一家石油化工领域的央企分公司霸气十足地拿下,2600万的竞拍价已是底价的6倍,舆论哗然,此价格也被惊呼为“天价”。
无独有偶,另一家石油化工领域的央企,在此前一个月也以2750万的价格成功拍下了南京市一处最初报价为235万的加油站地块,成交价格更是接近底价的12倍。
二者可谓相互呼应,而近几年,更是有亿元加油站“诞生”。
面对如此凶猛的攻势,“寒酸”的民营企业家们纷纷叫苦,望而却步,只能眼睁睁看着市场不断被财大气粗的“三桶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家公司的简称)占领。
而那些拥有一定数量加油站的民企日子也没有好过多少,因为它们的“油源”在其竞争对手手中。试想,如果A公司需要从B公司批发商品(B公司同样从事零售),然后销售给公众(与B商店零售业竞争),二者应当如何竞争?质量又如何保证?了解了这些,我们对油价高涨时期不断出现的“油荒”也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
在日常用的宽带费用上,人们更无处可逃。有一段文字这样“流传着”:我们的平均经济水平比不上韩国、日本,我们的宽带质量也比不过韩国、日本,我们用的都是低于运营商名义速率的“假宽带”,还时不时出现中断等意料之中的情况,可是我们在宽带费上却“毫不逊色”。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发布的《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0》指出,2008年我国宽带用户平均月资费为83.8元,相当于每Mbps(传输速度单位,兆位秒)每月46.6元,是韩国宽带价格的18倍、日本的51.5倍。“如果考虑到收入差距的话,2008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是我国的6.9倍,这意味着我国的宽带资费水平相当于韩国的124倍。”同时,另一组数据让人们看了更是“揪心”:2010年我国宽带上网平均速率位列全球第71位,还比不上美日英等三十几个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的十分之一。但是,平均一兆每秒的接入费却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3~4倍。
2011年,CNZZ(全国最大的中文网站统计分析平台)发布了一份中国互联网各地区运营商服务情况统计报告。报告说,中国电信和联通两家在互联网接入市场的占有率之和高达85.18%,至今无大改观。显然,这已经远超《反垄断法》规定的三分之二。这些企业越是反复辩解自身不构成垄断,却越增加了公众的反感。
当然了,“共和国长子”们的“霸气十足”并非仅限于以上方面,如果留心观察,生活中处处可见。“共和国长子”们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展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无所不包。
这样的情况令人哭笑不得、义愤填膺,怒气最后仍然落到了国企垄断的老话题上。
在人们看来,除去拥有近乎垄断的资源,“共和国长子”们还拥有民企难以匹敌的政策优势。2008年、2009年,经济危机爆发之时,全球恐慌,为减少我们国家的损失,稳定经济增长,政府推出了备受关注的4万亿的救市计划。满心欢喜的民营企业却不得不失望而归,“肥水不流外人田”,4万亿中的95%流入了国有企业,央企更是占据了大头。拿到钱的央企也没闲着,进一步加快了脚步,在各领域齐“开花”,与民企“争艳”,令民企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4万亿投资“央企喊没吃饱,民企喊没吃到,民众喊看不到”。在这样的政策性优势面前,民企与央企的地位问题再度被热议。中国经济保住了8%的增长率,而人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却未见有更多的乐观表示。
之后不久,时任国资委“掌门人”的李荣融,却在2010年抛出“垄断有功论”,为自己的“孩子们”辩护。他说,由于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某些行业出现垄断是很正常的,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若没有“三桶油”,中国经济早乱了。此番言论被称“站着说话不腰疼”,更加刺激了人们的情绪,掀起了批评央企的又一轮热潮。而在这个日益透明化的时代,央企自身负面事件不断曝出,“天价酒”、“天价车”、“天价名片”、“天价吊灯”……这一“天价系列”伴随着接连不断的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的落马,将国企自身推到了风口浪尖。
尽管“生活条件”优越,“共和国长子”们仍不满足,屡屡向国家伸手要补贴、要优惠政策(其中不乏头顶“亚洲最赚钱公司”、“亚洲最赚钱银行”头衔的企业)。有人描述现在的景象是,央企“铁蹄”所到之处几乎寸草不生,民企纷纷归附或者退出,缺乏基本的竞争环境。民企们谈央企色变,可谓既恨之,又惧之。在这种情况下,聪明的民营企业与央企的关系应当是: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代替,附属而不僭越。
面对优越的市场、政策、资源条件,央企似乎没有理由做不好。然而,它们最后退守的底线——屡屡被自己称道的业绩,似乎并未得到认可。
早在2009年,人们就说,政府给了央企60%的资源,而央企却只回报了30%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解决了两成的就业。大家甚至认为,把给央企的钱存进银行都比给让央企折腾回报率高。有经济学家计算,在2011年,央企总资产为27万亿,净资产为10.5万亿,利润不到1万亿,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到8.4%,剔除息税后的地方投资总资产回报率约为3.2%,还不及银行的一年期基准存款利率高(时为3.25%)。如果上述数据属实、客观,将钱存进银行对国家似乎的确更为划算。
相对于天则经济研究所所发布的相关报告,以上的说法显得“温和”多了。这家饱受争议的机构在一份关于国企研究的报告中测算出,从2001到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1.47%。这一结果可谓对央企8年多的发展进行了全面否定。
2001年至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8.16%。2009年,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8.18%。从数据来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名义绩效也不够高。
即使如此,国有企业表现出来的绩效并非其真实绩效,是国有企业在享受着种种财政补贴、政策优惠的经营环境下所体现出的绩效。只有从名义利润总额中将国有企业享受的应付未付成本和补贴扣除,才能从账面财务数据中还原企业的真实经营面貌。
可以说,央企的贡献是有的,只是没达到预期。
回头来看,这俨然是个“官二代”的故事。
而人们对央企的非议,已越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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