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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
——2013年3月19日习近平在接受俄罗斯俄通-塔斯社、俄罗斯全国广播电视公司、南非卫星电视五台、印度报业托拉斯、巴西《经济价值报》和中国新华社记者联合采访时回答巴西记者提问
中国的伟大复兴超越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文明复兴，特别是超越西方文明复兴，是一个和合文明的复兴。和合思想的复兴，不是文明排斥冲突，而是文明包容互鉴，更加持久地贡献于、丰富于人类多样化的文明体系，与此共成长、共进步。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未来之改革必定滋养于法治，未来之中国必定享誉于法治的成就，未来之人民必定受益于法治中国建设的红利。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
任何国家都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物质硬实力，另一条腿则是文化软实力。物质硬实力不行，这个国家可能一打就败；而文化软实力不行，这个国家可能不打自败。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张国祚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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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随着中国GDP跨进10万亿美元大关，大国崛起的号角已经吹响，中华民族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如此“体量”的大国，错综复杂的国情，新的机遇，新的环境，呼唤大国治理的大战略、大智慧和大视野。
如何把握中国崛起的内在逻辑和核心密码，如何突破全面深化改革的瓶颈与制约，经济新常态需要哪些新政的配套与协同，如何以法治思维为改革保驾护航，如何重塑官场政治生态，如何构建适应国情的文化软实力，如何让天蓝地绿水清，如何构建国家安全新模式，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胡鞍钢、巴曙松、高尚全、汪玉凯、何增科、郑永年等近百位权威专家，直面发展重大战略和热点焦点难点问题，为国策献言，在探讨中明晰复兴战略，在论辩中彰显大国智慧，在对话中展示开拓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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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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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族复兴的逻辑和大国崛起密码
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 年历史且从未中断过灿烂文明的泱泱大国，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曾经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在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世界历史上少有的辉煌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汉朝距今已有2000多年，现在世界上把中国的语言文字称作汉语，把中国学称作汉学，足见它的影响。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呈现出时清海宴、文怀远人、和睦万邦的景象。毛泽东描绘了这几个时期的强大，认为是治国的理想境界。但是，近代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以“天朝”自居对外界事物无知，再加上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和掠夺，使得中国渐渐积贫积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停滞。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成为“中国崛起”的“脊梁”。
“中国崛起”是一个“进行”时，中国从1949年至1978年用了30年时间，进入“崛起准备期”，再从1979年至2020年用40 年时间，真正进入了“崛起起飞期”。
“中国崛起”的内在逻辑与领袖抉择 唐任伍002
大国“后发赶超”的核心密码 房 宁012
实现中国梦的基石：重树中国制度文明 徐晓冬018
百年“中国梦”与“大同”传统 华世平026
中国的伟大复兴是和合文明的复兴 胡鞍钢032
遏华新势力集结与中国出路 张 磊035
社会主义中国的当前机遇与历史难题 王传利042
“崛起困境”与中国外交新特征 阎学通047
第二章 全面深化改革的宣言书
整个中华民族已经产生了一种问题意识：国家的发展已经到了关键期。30多年改革开放、20多年市场经济，打造出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中国。但这种发展模式带来了新的矛盾冲突。这些矛盾不解决，将会导致红利越派越少，问题越积越多。近年来中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革，固有模式弊端的全面凸显、矛盾的深刻化和阻碍势力的体制化，都已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关键期并非人造，政府必须面对挑战，进行毅然决然的综合变革。
人们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期待，在于新一代领导层成为求变的最积极的造势者。习近平用“深水区”形容改革的境地，用“硬骨头”表达改革的决心。李克强用“甩开膀子”来形容改革的迫切性，此后，他又提到要用“壮士断腕”的勇气来推进变革。
不同类型国企的改革趋向 高明华054
全面深化改革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王钦敏057
深化财税改革的三个基点 白景明064
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遵循 谭 融071
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战略与路径 杨宜勇074
改革的五大思维和工作方法 程恩富085
第三章 一“破”一“立”见新政
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正处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期叠加阶段，支撑经济两位数高速增长的要素条件已不复存在，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换挡。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开始凸显，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传统增长模式面临挑战。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时期。
只要宏观上审慎决策、微观上灵活应对，解决和化解好这个时期的各种问题和风险隐患，那么，增速换挡的压力、转型调整的阵痛都是可以承受的，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稳定健康增长是可以预期的。
学习习近平关于区域发展的新思想 孙久文094
新一届政府治理经济的理念与特征 唐任伍101
中国经济爬坡过坎中的“破”与“立” 张占斌110
适应“经济新常态”的“三种发展” 杨 颖116
中央金融新政的意图与指向 韩复龄121
审批制度改革催生的“新反应” 王敬波126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原则需厘清三个问题 卫兴华131
长江经济带的国家战略意图 陈建军138
“一路一带”战略构想意义深远 霍建国144
自贸区的战略部署与未来展望 巴曙松 白海峰151
中国经济：“速度与拐弯”不能兼得 张孝德159
第四章 抓住善治的关键：法治
法律是治国之利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要保证法成为良法，就要做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依法行政，既要重视治官、治权力，亦要重视依法实现权利保障。要“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重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重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均衡，重视私法关系对于公权力运作的重要意义，同时也重视公权力对私法领域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唯有如此，才能最终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目标。
法治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支撑 马一德168
依宪治国的深刻意涵 黄 进172
从总目标看“法治中国”的鲜明特色 胡鞍钢181
以法治思维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江必新185
法治思维如何扎根固本 张占斌193
从“四个现代化”到国家治理现代化 吴玉敏200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维度与面向 何增科207
法治政府：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关键 高尚全 陆 琪218
司法新常态呼之欲出 叶 青226
提升司法公信力的路径 孙养统231
以良法求善治 杨建顺234
政府层级改革势在必行 谢宝富241
用依法治国理念调整公权力边界 竹立家244
第五章 由文明内核构建文化软实力
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是文化自信。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在文化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今天，如何通过扎扎实实的努力来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夯实民族文化自信的社会基础，让中国文化真正走向世界，这是我们的历史课题。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要从四个方向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根基、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和获得国际话语权。
学习习近平的文化强国战略大思路 张国祚252
全面改革须扎根于文明复兴 秋 风261
核心价值观：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郭建宁264
和谐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贾磊磊270
全球化时代建构文化软实力的路径 邹广文276
中华文明内核如何实现良性延伸 黄 元284
中国儒释道之间的融合是世界奇迹 许嘉璐288
儒家的恕道是全球文明对话的基础 杜维明293
中华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 牟钟鉴297
第六章 蓝天、绿地、清水
人类在近现代2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形成了发达的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消耗了大量的地球能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大规模的开发扰乱了原有的自然秩序，造成土壤、河流污染，形成面状污染，并引发食品与饮用水安全等严峻问题。
如何走出这种窘境，走向发展与环保共赢？解铃还须系铃人。要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难问题，力挽人类危机，人类自身必须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发展智慧经济，做好顶层设计。
发展现代生态农业要从实际出发 丁 刚300
尊重客观规律 稳妥推进城镇化 谢志强302
中国城市如何重新找回特色 蔡永洁304
规划软肋拖累“美丽城市” 唐道明310
以智慧经济促进发展与环保共赢 刘治彦316
第七章 构建国家安全新模式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我们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中国的总体安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使命，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的道路。
新型大国安全治理新方略 苏长和324
从亚信峰会看习近平亚洲安全观 薛福岐330
命运共同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元素 周方银336
警惕两种形式的“颠覆性错误” 宋 俭341
网络安全战略的意义及新趋势 汪玉凯347
“醒狮”中国主动塑造世界的途径 王义桅353
国际关系中的战和定律 梁云祥356
中国安全环境与和平崛起策论 林宏宇362
对战争与和平的哲学思考 李大光 李学军374
第八章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对权力与制度关系的形象概括，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生动写照。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把权力运行纳入制度轨道，用制度监督、规范、约束、制衡权力，保证权力正确行使而不被滥用。
制度主要应该由法律提供。按照法治的基本原理，围绕制约公权保障私权所形成的国家法律制度体系，加强权力制约与监督，才能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政治生态修复方略 毛寿龙380
政治生态重构亟需构建国家廉政体系 朱春奎386
改善政治生态的根本途径 华世平391
硬作风贵在“三严三实” 吴 松396
以“三改”促作风转型 单锦炎399
中国反腐特色：以治标促治本 虞崇胜402
以法治统合反腐制度体系 张立伟407
惩治腐败亟待提升制度效力 杨雪冬412
反腐制度之笼的“活”与“威” 李 拓415
反腐制度设计要给人以合理期待 郑永年422
用好制度来“打虎拍蝇” 马宝成429
治理“苍蝇式”腐败的突破口 李永忠432
反腐的法治之维 陈宇博439
超常规用人为官场引入“清流” 公方彬442
把好“五关” 斩断用人腐败 姚 桓447
多管齐下把住选人用人关 刘 霞452
转型期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难题待解 燕继荣460
以中央权威克服地方本位主义 姚 桓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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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族复兴的逻辑和大国崛起密码
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 年历史且从未中断过灿烂文明的泱泱大国，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曾经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在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世界历史上少有的辉煌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汉朝距今已有2000 多年，现在世界上把中国的语言文字称作汉语，把中国学称作汉学，足见它的影响。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呈现出时清海宴、文怀远人、和睦万邦的景象。毛泽东描绘了这几个时期的强大，认为是治国的理想境界。但是，近代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以“天朝”自居对外界事物无知，再加上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和掠夺，使得中国渐渐积贫积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停滞。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成为“中国崛起”的“脊梁”。
“中国崛起”是一个“进行”时，中国从1949 年至1978 年用了30 年时间，进入“崛起准备期”，再从1979 年至2020 年用40 年时间，真正进入了“崛起起飞期”。
“中国崛起”的内在逻辑与领袖抉择
唐任伍
20 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保罗·肯尼迪提出“中国崛起”这个命题，习近平总书记于2012年提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中国崛起”赋予了新的时代涵义。“中国崛起”成为精神火炬，成为历史的必然。面对着“中国崛起”的机遇与挑战，选择一条正确的崛起道路，有一个能力和魅力出类拔萃、能够举重若轻、“镇得住”、“玩得转”的领袖，这是“中国崛起”的核心
中国崛起，不容回避的现实
“中国崛起”，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崛起、怎样崛起的现实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战略家们就开始思考中国崛起的历史轨迹。保罗·肯尼迪在其代表作《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就开始讨论中国崛起的起点和条件。他指出：“中国是主要大国中最穷的一个，同时所处的战略地位也许最不好。”这是中国崛起的两大制约因素，我们也可以把它确定为中国崛起的两大指标体系，即经济实力和战略地位。但是，保罗·肯尼迪又极其深刻地预见到中国崛起的两大条件：一是中国领导人形成了“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二是中国将“保持经济发展持续上升，这个国家可望在几十年内发生巨大变化”。保罗·肯尼迪不愧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战略家，在几十年前就明确地道出了中国崛起的内在逻辑。
自保罗·肯尼迪比较详细地提出“中国崛起”这个命题以后，有关中国崛起的讨论频频问世。奥弗霍尔特的《中国的崛起》一书，极大地冲击了人们的常规思考方式，严谨而又实事求是地正面论证了这个重大命题，他认为中国崛起“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并预测“中国崛起”将“改变亚洲的经济态势”，“改变中国的政治”，“并使全世界的政治改观”。然而，也有一些对中国不怀好意的人戴着有色眼镜，散布“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企图阻挠“中国崛起”。相对来说，中国学者以“韬光养晦”心态，对21世纪“中国崛起”这一重大课题显得谨慎、冷静得多。
2012年11月29日，履新不久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总书记抚今追昔，展望未来，提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中国崛起”这一现实赋予了新的时代涵义。从此，“中国梦”成为“中国崛起”最通俗、最全面的概括和阐发，它像一支精神火炬迅速照耀和温暖了全球炎黄子孙，激发和凝聚了磅礴的中国力量，显示出了巨大的包容性、鲜明的人民性、深厚的人文性、强烈的时代性，引领着中国人的美好理想。
中国崛起，历史的必然
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且灿烂文明从未中断过的泱泱大国，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曾经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在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世界历史上少有的辉煌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汉朝距今已有2000多年，现在世界上还把中国的语言文字称作汉语，把中国学称作汉学，足见它的影响。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呈现出一幅时清海宴、文怀远人、和睦万邦的景象。毛泽东描绘这一时期强大而可亲，是治国的理想境界。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只是到了19世纪才剧降到只占0.4%。在180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30%。据《世界经济千年史》作者麦迪森的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1000年为22.7%，1500年为25%，1600年为29.2%，1700年为22.3%，1820年为32.9%，1870年为17.2%，1913年为8.9%，1950年为4.5%，1973年为4.6%，1998年为11.5%。1500年到1820年，中国农业文明和农业经济达到高峰；l8世纪末，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量中所占的份额超过整个欧洲总和的5个百分点，约相当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那时美国刚刚建国，中国GDP在世界总份额中占到将近13，其地位比今天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还要高。德国人贡德·弗兰克曾经说过，直到l9世纪之前，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
但是，由于封建统治者以“天朝”自居的狂妄骄傲心理和闭关锁国的封闭意识，对外界事物愚昧无知，再加上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和掠夺，使得中国渐渐积贫积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停滞。1820年到1949年，中国农业文明进入迅速衰落期，国力衰微，陷入“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惨境地。中国的重新崛起，成为近代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的梦想。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结论是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他们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被历史淘汰出局。1949年新中国成立，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成为“中国崛起”的“脊梁”，领导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开始了“中国崛起”的艰难历程。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中国重新崛起成为历史的必然，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如何崛起，中国的抉择
“中国崛起”是一个“正在进行”时，其核心是中国在国际体系和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适应性、相关性、影响力和创造力。由于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15，因此“中国崛起”与西方和日本崛起的特点不同，“中国崛起”的过程必然是从人口大国到综合国力强国的转型过程，其崛起模式及崛起方式，不仅影响中国自身发展，而且也会影响世界的发展进程。
选择崛起的道路，首先要清楚是一种什么样的崛起。中国不是通过战争崛起，而是和平崛起；不是旧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方式崛起，而是合作与援助崛起；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因此，分析自身的优势和劣势，了解“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和障碍是非常重要的。
不可否认，中国从1949年至1978年用了30年时间，进入“崛起准备期”，再从1979年至2020年用40年时间，才真正进入“崛起起飞期”。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且这种崛起是迅速崛起、全面崛起、全方位崛起，但又是不平衡崛起、不协调崛起、不匹配崛起，因此，期间积累了大量矛盾。
从国内来看，财富的急剧增加却加速了贫富的两极分化；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资源环境的日益脆弱；市场经济发育与法治社会、民主政治发育但并不配套，这导致腐败严重，权力和资源交易成为惯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社会到来；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每前进一步受到的阻力加大，改革成本大幅度提高，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恶性案件频发；恐怖主义、极端势力不断制造事端，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民生改善任务繁重……
从国际来看，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领土尚未完全统一的大国，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千方百计以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疆独问题干扰中国的发展，挑战中国的底线；周边的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在东海钓鱼岛、南海等地制造事端；美国借口战略东移，拉帮结伙，频频在中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企图对中国形成半月形包围圈，遏制“中国崛起”……
尽管我国面临着重新崛起的重重障碍，然而“中国崛起”趋势不可阻挡，中国作为大国的稳定性、增长潜力、开放度和抗波动能力都是其他转型和发展中经济体所不具备的。一是中国已经积蓄了“中国崛起”的能量，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能源生产国、第一大贸易国，国家财政收入突破12万亿元，这一巨大能量的释放，有能力促使“中国崛起”。二是已经建立起了“中国崛起”的理论、制度和道路。实践证明，这种理论、道路和制度的自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既能发挥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有效地利用全球资源，又能够高效地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集中资源应对风险、化解矛盾，这是“中国崛起”的制度保障。三是 “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凝聚了整个民族的力量，焕发了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力，这是“中国崛起”的精神支柱和软实力。四是“中国崛起”的社会结构已具雏形，中产者成为社会主流，文明程度大幅提升，构建起了“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结构，能够经得起社会变化的风浪，这是“中国崛起”的社会基础。五是“中国崛起”的产业结构和市场潜力逐渐形成，中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形成了以信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材料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旅游业、文化产业、高端制造业等也表现出了较强的竞争力，消费市场巨大，这是“中国崛起”的内生力量。六是国际舞台上，中国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强大的综合国力、政治力、军事力以及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中国的声音正越来越被大多数国家的人们所接受。
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举行的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所说的，中国梦是追求和平的梦。历经苦难的中国人民珍惜和平。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中国人已经选择了一条“中国崛起”的正确道路，那就是既不能沿袭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苏联式的重工业化模式，也不能模仿和采用高消费、高消耗、高排放的发达国家早期的现代化模式，而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有效利用和节约稀缺的自然资源，大力引进和开发知识资源，有较高的人文发展指标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消除生活贫困和知识贫困，走绿色发展道路，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适度消费、公平消费、绿色消费的生活体系，确保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实现充分就业，促进人类发展。
中国崛起，一个有权威的领导核心和领袖人物至关重要
大国崛起需要科技、人才、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支撑，科技是“中国崛起”之基，创新是“中国崛起”之魂。但是，“中国崛起”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动态发展过程，不仅是经济总量、贸易总量和综合国力的崛起，还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探索、创新和展示，它必然对现存制度带来巨大的压力，因此，一个有权威的领导核心和领袖人物至关重要，他是“中国崛起”的核心要素。
纵观古今中外，但凡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中兴和崛起，必然有一个出色的领袖人物。汉代中兴得益于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唐贞观之治来自于唐太宗李世民的高瞻远瞩；康乾盛世与康熙乾隆等英主不无关系。当然，历史不是这些封建帝王创造的，也不是所谓的英雄创造的。但是，一个国家在崛起进程中，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的作用至关重要。实际上，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崛起时，领袖人物发挥了核心作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如果没有林肯的胆略和气魄，可能就没有今天美国的强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如果没有罗斯福的非凡领导，恐怕就没有今天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
中国是个发展中大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复杂，尤其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一个能力和魅力出类拔萃，能够举重若轻、“镇得住”、“玩得转”的领导人物来完成“中国崛起”这一伟大历史使命。
领袖人物的个人素质关系到“中国崛起”的方向和速度。“中国崛起”需要这样的领袖人物：一要个性鲜明，自身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在关系到祖国命运前途的关键问题上，要敢于担当；二要有战略思维能力。战略性的决策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性的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中国崛起”需要强大的战略决策能力，要站得高、看得远，有全局观、大局观，在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的大是大非面前，信仰坚定，行动果敢，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驾驭和掌舵中国这艘“超级航母”，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正路“和平崛起”；三要具有影响世界的“软实力”。领袖代表着国家的形象，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引导着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和认知，影响着“中国崛起”进程中青年人的方向，因为青年一代的价值观更具有世界性，其思维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是“中国崛起”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体现，对于中国崛起是积极因素，在未来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可以减少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摩擦，成为推动“中国崛起”内部变革的力量；四是领袖人物必须既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又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涵养。“中国崛起”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作为领袖必须及时洞察世界风云变化，对世界的发展、国际的动向了然于心，这样才能在喧嚣的舆论风云中站得稳，才不致落入诸如“民主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圈套中。“中国崛起”是在中国的昨天、今天的基础上崛起，因此，领袖必须熟知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立足于中国的文化基础实现“中国崛起”。
领袖的魅力是“中国崛起”的核心元素之一。习近平作为这个领导集体中的“领袖”，具备了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崛起”的“中国梦”所需要的所有潜质和特征。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中国崛起”。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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