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中英比较研究》介绍了英国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evidence based policy making， EBP）的实践与经验，包括什么是EBP、EBP产生的原因、英国政府推动EBP的举措，并以页岩气和核能为案例深入分析证据在英国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从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支撑机构、公众与利益相关者、网络媒体五个主体以及中国页岩气和核能两个策例对中国的政策制定及其过程进行了对比分析。EBP作为一种理念和方法，可为中国的决策科学化提供借鉴。
第1章导论
1.1关于决策与政策
1.1.1概念及其由来
政策是中国老百姓最熟悉的政治词汇之一，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影响广泛，其类别也包罗万象，从大的领域来看，有经济政策、教育政策、科技政策等。然而人们对政策的含义却莫衷一是。政策科学的创始人哈罗德?拉斯韦尔Harald D.Lasswell与亚伯拉罕?卡普兰A.Kplan把政策定义为“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 转引自陈振明.2013.公共政策学:政策分析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政策领域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常关注于政府、执政党或其他社会公共权威部门，在特定时期为解决公共问题所采取的举措，即公共政策。有学者如陈振明2013在其编著的《公共政策学:政策分析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一书中将政策与公共政策等同起来，并将其定义为:国家政府、执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或所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称。
政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统治者为建立国家的公共秩序和解决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往往会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制度或规则以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这些制度和规则便成为最早的政策。在制度或规则的制定过程中，统治者因自身掌握的知识和信息有限，通常会通过召集一些具有专门知识的政府官员帮助其做出决策，但依然主要依靠决策者个人的经验积累，属于经验决策，缺乏科学理论方法的指导。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和政府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化，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更加依赖于专业化的知识，这对政府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决策开始逐渐从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转变，以科学为基础的决策理论和方法应运而生。
1.1.2学科建设与发展
决策科学是一门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特点的学科，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大量的知识和方法为基础的，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运筹学等。决策的科学化发展，一方面是现实管理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计算机技术和近代数学的发展，为它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
传统的决策主要依靠决策者个人的经验，凭主观判断，属于经验决策，因此决策被认为是一种艺术与技巧。20世纪以后，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社会活动特别是管理决策活动逐渐复杂，管理实践越来越需要决策具有科学依据。20世纪40年代末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大批交叉学科的出现，为决策科学提供了方法论的参考，为决策成为单独的学科提供了理论基础。
盛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决策理论认为决策者是完全理性的，决策的目的是使组织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50年代以西蒙为代表的行为决策理论的兴起，提出“有限理性”标准和“满意度”的原则，极大地丰富了决策的理论。效用理论的提出，以及博弈论、决策支持系统的发展，为现代决策理论提供了科学的方法途径和技术支撑，为决策学成为一门科学提供可能，并更加依赖经济学、计算机技术逐步往前推进。
之后，现代科学中的系统工程学、仿真技术、计算机理论、科学学、预测学，特别是运筹学、布尔代数、模糊数学、泛函分析等引进决策活动，为决策的定量化奠定了基础。决策科学开始更多地借助于数学方法解决各种复杂的决策问题，从早期的个体决策、确定性决策，逐步向多目标决策、群决策、随机性决策、模糊性决策和多层次决策的方向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成熟，决策科学正在向用信息系统支持和辅助决策的方向发展。各种高功能的通用和专用的决策支持系统相继出现，如SIMPLAN、IFPS、GPLAN、EXPRESS等都是很流行的决策支持系统软件。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决策支持系统DSS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出现了智能化决策支持系统IDSS，与计算机网络相结合，出现了群体决策支持系统GDSS。
在决策方法及技术逐步完善的21世纪，各国政府更应该注重决策科学化的制度建设。随着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以及各种问责制度的完善，各国政府正逐步重视提升自身的决策科学化水平。这既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也是由于各国智库能力的提升及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为政策决策提供支撑成为可能。近年来，随着公众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的增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及网络技术、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公众获取信息的能力逐步增强，各国政府除重视科技在政府决策中发挥作用之外，也逐步重视并完善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制度。
1.1.3政策与决策在中国的科学化
中国早就认识到了决策在政治、军事、经济及解决其他社会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如《史记?高祖本记》中强调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自古以来，中国便强调全面系统的信息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如《孙子兵法》指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此外，古代学者还提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观点，表明决策者要善于听取和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做到对事实情况的充分了解李亚荣，2010。中国历史上这些决策思想和政策实践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揭开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同时也是对传统决策体制的一次集中、深刻的反审。1986 年，万里做了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专题报告。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第一次提出党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将其作为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政策决策机制的基本原则。自此，我国一直在探索决策科学化的理论与方法，并在此方面有了长足的实践与进步，除加强理论研究之外，政府逐步重视智库建设和公众参与，通过改革和健全决策机制推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并逐步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加强决策科学制度化的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即政府的现代化决策能力，而智库在实现这一国家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发挥着重要作用。2012年，习近平在中央经济会议上指出，“要健全决策咨询机制，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原则，建设高质量智库”。2013年，习近平考察中国科学院时，提出希望中国科学院“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
除重视智库建设外，中国政府也逐步重视公众参与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提高的重要性。国内学者也在积极研究和倡导公众参与到决策，如朱伟2013曾经呼吁打破政策制定的“黑箱”，引入体制外的主体专家与公众，重塑政策制定过程，形成“政府、专家与公众”三位一体的政策参与主体框架。实际上，政府治理必然要求从政府单一主体管理变为民主的、参与式的、互动式的多元主体治理，从封闭式政府变为开放式政府、协同性政府。
1.2EBP发展的国际概况
21世纪以来，各国面临的政策环境越来越复杂，政策议题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随着公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与IT技术的发展，公众更加可能通过网络媒体对政府决策的意见表达。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科学共同体研究能力的提升，科技作为政策制定重要的输入资源，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并且能够成为政府与公众之间进行有效制衡的工具。各国政府都越来越意识到科学研究对政策制定的重要性，但在实践中，政府却很少能够做列在政策制定中主动地寻求证据，这给决策带来的失误更加剧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逐渐兴起的政府监管机构与问责机制的完善正是对此的说明。在外部压力下，政府不得不做出改变，使得科学证据能够更好地支撑政策制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决策的科学化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实践与进步，但决策凭主观经验的色彩依然浓厚。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第七个五年计划”到“第九个五年计划”，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在4000亿~5000亿元高福生和朱四倍，2009。从科技对决策或政策制定的支撑作用来看，还远未形成科技支撑决策的完整有效的体系。为更好地推动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动智库建设，研究机构也纷纷重视对国家决策或政策制定的支撑作用。
作为EBP的重要倡导国之一，自1997年布莱尔政府在其政党宣言中提出EBP思想后，英国政府便将其作为重要的执政理念，并在《政府现代化》Modernizing Government白皮书、《二十一世纪的专业化政策制定》等多个政府报告、文件中对如何在政府部门内部形成“基于证据”的文化、提升政府在新世纪的决策能力进行了规定。英国各政府部门做了大量调研推动EBP的发展、学术团体内部也对EBP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并形成多个研究中心与网络，进行资料与实践经验的共享。英国政府不仅重视培养政策制定者技能，将基于证据的政策方法作为政府议事专业技能professional skills for government， PSG的评价标准，而且注重政府内部的组织建设，形成以政府首席科学顾问为特色的首席科学家制度，为英国政府的政策决策提供支撑。
最近十几年来，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还受到国际上其他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的欢迎。美国一直在政策分析和评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英国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NESTA在报告中指出从2009年奥巴马就职，他和政府部门就已经建立且现在正在完成美国历史上最广泛的基于证据的举措NESTA，2011。2008年4月30日，澳大利亚时任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宣称:澳大利亚公共服务the 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APS的第三要素是确保它是一个坚实的基于证据的政策决策的过程Rudd K.2008.Address to Heads of Agencies and Members of Senior Executive Service，Great Hall，Parliament House，Canberra.http:pmtranscripts.dpmc.gov.aubrowse.php?did=15893 \[2014.10.17\].，并在2008年启动项目APS200，辨别在澳大利亚科技进入政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措施，最终形成《科学在公共服务政策中的地位》The Place of Science in Policy Development in the Public Service报告APS200.Project，2012，报告中指出政策制定需要基于一个严格的、以证据为基础，能够常规地、系统地将科学作为关键因素的方法，2013年又形成报告《政策的科学:澳大利亚政府投资及体制的讨论》Science for Policy: Mapping Australian Government Investments and Institutions DiscussionHC.Coombs，2013，辨别澳大利亚政府中现有的科技咨询机制。新西兰总理科学顾问彼得?格鲁克曼爵士Sir Peter Gluckman则在2013年9月推出《证据在政策形成和实施中的作用》The Role of Evidence in Policy Formation and Implementation报告，该报告主要辨别了如何确保在新西兰政策形成过程中使用来源于高质量研究的证据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2013。欧盟早在2008年发布的《政策制定的科学证据》Scientific Evidence for Policy.making报告中，指出由于公众期望政治家们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决策能够是基于事实的，因此欧盟有责任促使在欧洲的政策制定中使用科学的证据European Commission，2008。
1.3研究内容和方法
本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了解英国EBP，包括什么是英国的EBP、EBP产生的原因、政府推动EBP的措施，以及在英国页岩气和核能两个案例中EBP如何发挥作用。重点是获得英国EBP实践的经验，为中国决策科学化服务。
二是以英国EBP研究得到的
購物車/收銀台(
0
)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運費計算
| 聯絡我們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