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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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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杨早等每年主编一本年度评论集，他们观察与记录中国当代社会生活，迄今已出版10本。本年度主题为“洗盘”——2015，书稿分三部分：专题，分论11个社会热点事件；特约，记录3位作者对文化现象的剖析；微话题，记录9个社会热点话题，书稿从“讨论燕京学堂”到 “孤独的集体狂欢——广场舞”叙述的皆是2015年度的社会文化热点事件，一切都在褪去光环，露出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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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杨早，男，1973年生于四川富顺。1995年于中山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2001、2005年先后于北京大学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任职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近年主要关注中国近现代舆论史与文化史、当代文化研究等。曾发表《京沪白活报：启蒙的两种路向》、《五四时期北大学生刊物比较》、《北京报纸对日俄战争的报道与评论》、《新世纪文学L困境与生机》等论文，著有《纸墨勾当》、《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民国了》，编有《话题2005》、《话题2006》、《话题2007》、《沈从文集》、《汪曾祺集》等，译著《合肥四姊妹》。
萨支山 1966年生于福建福州，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关注左翼文学及50-70年代文学。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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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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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数2014【杨早】
【专题】
谁的燕京学堂？谁的大学？【杨早】
【讨论】如何讨论“燕京学堂”？
虱目鱼与太阳花【李娜】
【讨论】如何“深耕基层”？能打破“年轻世代的天然认同”吗？
被抽空了的革命与伦常——关于“文革”的道歉和忏悔【萨支山】
【讨论】家庭成为拒绝社会的一个堡垒
我们都是沛东人——一个宗族村落的“关系网”和“信息圈”【施爱东】
【讨论】下坝村的人说自己是沛东人
权力象征无所不在——一座县城的空间变迁【葛飞】
【讨论】没有“县城文化”的县城
广场舞：孤独的集体欢腾【祝鹏程】
【对话】我们有权利批评老年人吗？
屌丝“梦想”变形记【张慧瑜】
【讨论】有梦不觉路长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黄金时代》背后的历史想象与消费【凌云岚】
【调查】你对萧红了解多少？
一出戏剧伴生中国女权主义行动【周瓒】
【对话】光是“说”不能带来真正的变化
知识人的自恋文化是如何炼成的？【唐小兵】
【讨论】自恋是知识分子的底色
译者之死——我们该怎样对待翻译【刘倩】
【讨论】译者的任务
【特约】
那些消失的正常人【王世军】
百年孤独马三立【鲍国华】
“为劳动者歌唱”的文化政治——新工人艺术团音乐实践的意义【郭春林】
【微话题】
真人秀结束，请换台
要不要成为一名男的女性主义者
大家都来玩春晚
香港不是那个香港
史上最好的世界杯和女人的白日梦
崔方互掐“转基因”
微博“游街”
苏格兰公投“独不独”
把自媒体办成反媒体
后记【萨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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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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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数2014
杨 早
那日我们一起讨论《话题》2014的关键词该是啥。众人都有感觉：这一年，似乎一切都在改天换日，都在分化重组，坚固的烟消云散，惯常的到处深渊，逝去的昨日重现，潜伏的一步登天。“大地像陶轮一样翻转过来了”，中学历史课本里的经典语句，浮现眼前。
用哪个词来描述这万花筒般变幻莫测的一年？重组？重构？都不够味道。洗牌？洗字不错，可是洗牌显得过于主动。洗粉？有人问这是啥意思，鄙视一下。但是太轻了。
最后是炒股历史悠久的萨支山贡献了这个词：洗盘。
百度百科的解释：“洗盘为股市用语。洗盘动作可以出现在庄家任何一个区域内，基本目的无非是为了清理市场多余的浮动筹码，抬高市场整体持仓成本。庄家为达到炒作目的，必须于途中让低价买进，意志不坚的散户抛出股票，以减轻上档压力，同时让持股者的平均价位升高，以利于施行做庄的手段，达到牟取暴利的目的。”
很专业吧？没关系，你理解“庄家目的”是清理场域内的不确定因素，增加维持成本，促使散户主动或被迫地放弃观望，加大庄家的话事权。就行了。
我不懂股票。但是咂摸这个词，真是意味深长。
我们一起来倒数一下我们的2014吧。近事还算清楚，远事已经模糊，事件与事件之间，话题与话题之间，需要记忆与想象来勾连。
一
12月19日，北京海淀区法院判决“同性恋治疗违法”。一天前，“中国性学第一人”李银河发表《对所谓拉拉身份曝光的回应》，坦承自己与一位“女变男的变性者”恋爱生活了17年。此前关于李银河的性向确实众说不一，李银河的澄清，不仅维护了自己此前的表达（“我是异性恋者”），也向懵懂地分不清“性倾向”与“性取向”的差别，认为异性恋之外只有同性恋的公众，进行了性学启蒙。
在此之前，10月30日，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发表文章正式“出柜”，表示“为身为同性恋者感到很自豪”，再往前，1月29日，香港船王赵世曾女儿赵式芝发表公开信，敦促父亲接受自己已经两年的同性婚姻。赵式芝、库克、李银河，是2014年性别领域的三记重炮，名人的力量，就是让本来暗流涌动，在公众中却处于“无名”状态的性别抗争显形化，同时也激发出保守势力与宽容态度的对峙。选择站在哪边，确实代表了一个人的价值倾向：你是否赞成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你是否愿意捍卫并非同类的合理权益？
返观去年年末北外女生“阴道说”风波，你得承认，正是一波波的撞击，一次次的抗争，让原本弱势、隐蔽的自由，变得逐渐坚强、阳光。
二
12月15日，因为审查因素迁延一个星期的《一步之遥》首映礼举行，随即引发两极化的评论，恶评似乎还占据了上风。我当晚去看了影片，但被问及观感，一律默不作声。因为问话的人，大抵只想知道一个确切答案“好看，还是不好看”。我想当你面对一个复杂的事物，应该保持一种复杂的情绪。我只发了一条微博“说是年度烂片也是醉了，你考虑过心花路放后会无期小时代3爸爸去哪儿的感受吗”。在我看来，保持复杂，是任何精神领域的正常思维方式，而所谓的类型化电影，则是一种电影市场的洗盘手段，简单粗暴直接地满足某一类观众的需求，或观众的某一类需求。类型电影是一种反智产品，而好的类型电影则是在反智的前提下为电影尽力加注智力含量。
这似乎是一个隐喻：我们正在面对复杂，丧失言说的资格与能力。
10月15日举行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总书记说“文艺不要成为市场的奴隶”引发巨大关注。与此同时，被目为文艺片神作的《黄金时代》经历长达8个月的宣传期，上映后却票房惨淡，而同期的《心花路放》打破华语片票房纪录。这又是一个让人无语的现象。我们可以用“口红经济”或银幕向三四线城市普及，来解释中国电影市场的低幼化倾向，但这无补于“文艺不当市场奴隶”的操作有效性。以此观照总理对杭州晓风书屋的光顾，三联韬奋中心24小时不打烊的苦心维持，怎样保证多元，鼓励创意，必然是接下来中国社会要面临的问题，因为种种迹象显示：在用户体验至上的所谓“互联网思维”旗帜之下，公众正在对需要费力掌握的东西失去耐心。
《小苹果》的风行或许也是一个征兆。我第一次听见这首神曲，是在6月22日同乡陈三的追思会上。紧接着它就风靡大江南北，直至11月获得全美音乐奖的“年度国际歌曲”。虽然人们纷纷指责这个奖是买来的，但谁能否认它在中国的流行度呢？个人之力微不足道，但我极力阻止四岁的儿子学唱这首歌，感觉就好像老北京养八哥，总怕它“学脏了口”，有位时评人说得好：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喜欢听《小苹果》，怎能指望他将来喜欢古典音乐？
三
12月8日，黄永去世。黄永是1217俱乐部老成员，从《话题2007》写到《话题2013》。近两年，他持续地关注内地与香港民众间的矛盾与心态。2014年10月，他又一次前往香港，希望做一个在场的观察者。可惜，还没将所见所闻形诸文字，他就离开了。从香港归来后，我们一起聊过观感，他最大的感想，就是这两年的香港之行，每一次都让他更多认识到东方之珠的多重面相，完全重塑了他这个北京人借由80年代影、视、歌与购物之旅，对香港形成的刻板印象。
香港和台湾，是今年与内地大陆攸关的主题词，一是“抵制”，一是“小童当街撒尿”。这些争议，往往都来自双方的“刻板印象”。但这只是问题的表面，棘手的实质在于，人人都怨气冲天。怨从何来？经济政治历史民生纠缠难辨，但情绪需要寻找相对确定的宣泄对象，“服贸协议”也好，影视明星也罢，抵制浪潮铺天盖地，像“小童当街撒尿”这种有即视感又很容易贴上“不文明”标签的突发事件，更容易被放大成一种隐喻式的对抗。
四
11月，“APEC蓝”席卷朋友圈。但是这一抹蓝天究竟何所从来，又成了我们心中的谜团。靠风吹靠限行还是靠停产？不好说。“双十一”，全国淘宝用户用571亿的交易额，作为马云9月成为中国首富的贺礼。看上去这是又一个确定无疑的中国奇迹。但我也听到了一些盛世危言，其中提到中国制造业的萎缩，大量小商家的倒闭，淘宝万千商品白菜价包邮的“赔本赚吆喝”。这些声音让我困惑：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市场表象下，是否潜藏着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中国？
会议之后的连续雾霾让梦想回到现实。即使最乐观的人，也得考虑怎样才能让自己和家长平安活到未来的黄金世界。我抢购了“双十一”时打折的高档口罩，也参加了某网站发起的空气净化器众筹——这只是轰轰烈烈的民间自救运动的一部分。北京马拉松，有选手戴着防毒面具跑完全程，留下一个极具反讽性的画面。
年头年尾，两位未及五旬的朋友猝然离世，让我们在张晖之后，不得不反复思考与感慨人间的艰难。黄永生前有一次问我，为什么现在猝死的媒体人里，网站编辑好像特别多？我当时回答说大概从前的媒体时间以日以周计，新媒体则以分以秒计。我知道我们接触的偶然后面，总是藏着一些复杂的必然。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而淘汰率在一直上升。
五
我已年过四十，并不想扮演一个愤世嫉俗的青年。不过病毒式的潮流仍会让我无言以对。我不喜欢自西徂东的“冰桶挑战”，虽然顶着慈善的名义，却消耗着水资源，拉升的更多是娱乐注意力。但是这样说，很容易被指为对渐冻人罕见症冷血，所以我也不表态。这就是大义名分下，无奈的沉默。
在“大义”与“小利”之间，选择是一件艰难的事。但十年话题，十年观察，我总愿意从个人本位出发，先考虑“小利”。比如闹了两年多的广场舞，不断有人说，要考虑老年人的娱乐匮乏，健康需要，精神空虚。我完全赞同，并支持他们团结起来向开发商与政府争取更多公共空间。但我也坚持，这些“大义”不能成为损害旁人“小利”的理由，因为“不损人利己”是文明社会的伦理底线。好了，说到这里就够了，不要再发挥你贴标签的习惯能力，向“红卫兵一代”“坏人变老”延伸了。说到底这是一种文化冲突，而且还是弱势群体之间的冲突。
更贴切的“大义VS小利”的例子，或许是沸沸扬扬闹了两个多月的“北大燕京学堂风波”。这一事件我写有专题，愿意了解的人请往下翻。在遍读材料的过程中，最让我感到触目惊心的，是一位燕京学堂支持者私聊时说的“绝不允许为了古建筑破坏国之大计”。看到这句话，我脑子里立刻闪现两桩旧案，一是“二战”结束前美军轰炸日本，让梁思成等人标出古建筑位置以避免破坏，一是塔利班不顾全世界反对炸毁巴米扬大佛。北大建设燕京学堂的苦心，就算我不能全盘了解，也能猜到七八，但具体到实施过程，我还是支持反对派师生为了自己权益的抗议，哪怕是“为反对而反对”，这种权利也值得维护。
六
7月，突发性耳聋让我成了医院的常客。高压氧舱是最好的聊天场所之一，因为没有别的事可做。能够燃起众人参与热情的话题，除了彼此病情之外，就是7月17日在乌克兰坠毁的马航MH17班机，还有后来我们知道中纪委每周五发表的“打虎连载”。
坦白说，从3月8日的马航MH370失联，到4个月后兄弟航班坠毁，扑朔迷离，一般人根本无由置喙。而“打虎记”的力度与涉及面，更让媒体与公众除了“等着瞧”之外，没有多少参与议论的空间。只是这样的事件，非常颠覆大家常态的认知，难免会产生种种靠谱不靠谱的分析。当世界不再沿着熟悉的轨道运行，某种惊异感总让人愿意想方设法为它寻找可信的解释。最终宏大的分析还是会落到身边的细事，“八项规定”之后各单位竞争式的省俭行为，就成为大家乐于交流的话题。
2014年，涉嫌出轨、吸毒、嫖娼的娱乐明星们，吸引到的眼球绝不少于纷纷落马的腐败官员。造星体制的目标之一，就是将大大小小的明星打造成公众幻象中触手可及的邻里熟人。4月我去皖南调研，在卢村的售票点，卖票的姑娘收了钱不给我票，而是把手机伸到我面前：“你帮我看看，这个是不是马伊琍？”让人有些不习惯的是，娱乐明星涉及吸毒、嫖娼的事件，从警方流出的信息之快，超过了狗仔队的偷拍。究竟是全民娱乐的时代来临，还是有关部门借此对社会发出道德警示？从薛蛮子到陈永洲再到沈灏，电视“示众”的速度与尺度，会不会成为一种常规？“法院未审权威媒体先审”的创举，意味着什么？我承认看不太懂，只能慢慢习惯。
七
2014年，太多的公共议题让人不敢触及，因为一说出口便可能面对周围人众的分裂与对立。于是相应地，前几年扮演公共舆论场角色的微博渐渐沉寂，主打熟人网络社交的微信朋友圈如火如荼。渐渐地，我的主要消息来源也从微博变成了朋友圈。必须承认，在屏蔽了销售、养生、鸡汤等不爱看的内容之后，朋友圈里的内容仍然被“个人状态”占去了一半。个人状态与公共议题同时存在，无缝对接，伤逝的蜡烛接着庆生的蛋糕，温情的晒娃映衬游乐的自得，而各种公共号的内容嚣乱其间，这个空间就是我们生活的缩影。
整个社会在不可避免地滑入“小时代”，我们心知肚明却无力自赎。在变幻的风云中，个人除了追求那一点可怜的“小确幸”，又能把握住什么样的坚实？会议越来越多，而干货越来越少，消费越来越多，满足感越来越少。我知道这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症候，一切都有如宿命般降临。每天吞吐着信息与情绪，不过证明存在感的徒劳挣扎。但这徒劳的挣扎仍然要继续下去，正如1936年的萧红，我们也正处在自己的黄金时代：
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但又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从此我又想到了别的，什么事来到我这里就不对了，也不是时候了。对于自己的平安，显然是有些不惯，所以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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