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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丛书选取非西方文明的儒家文化，哈尼族、彝族、傣族等传统文明和佛教进行研究。探讨其生物多样性智慧，挖掘其利用生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的知识。部分工作以文献研究为主，如儒家生物多样性智慧、主要宗教的病虫观念及启示；部分工作则在文献的基础上，深入少数民族村寨，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如哈尼族、彝族和傣族等。希望可以为人类利用生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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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供给、支持、调节和文化服务，维系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生物多样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农业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反思现代科技带来的环境问题，西方传统人与自然两分的自然观念及其产生的科学技术局限是这一危机的根源，解决这一危机需要转变西方传统观念和科学技术发展范式，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伦理，不同于西方的文明为这一转变提供了思想源泉和知识动力。
彝族聚居地区有着广泛的环境多样性、植物多样性和动物多样性，长期依赖于自然的生产生活，形成了彝族特有的自然观念，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彝族传统农业生产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有效地维护了彝族地区生存环境的生物多样性。《彝族农业生物多样性智慧研究》从彝族历史文化、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状况出发，以史诗和文化研究为基础，挖掘了彝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相关的三大核心观念，在此基础上，系统整理了其传统农业生产中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方法与技术。根据文化传承的特点以及彝族传统知识产生和应用的地方性与语境性，将彝族传统农业生物多样性技术与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发展要素相结合，提出了彝族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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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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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丛书序
绪论1
第一章彝族概况13
第一节彝族源流及其历史变迁13
第二节彝族聚居地区的自然地理26
第三节近现代彝族地区社会经济状况36
第二章以“树”为依据的世界47
第一节“树”衍生的万物47
第二节“树”赋予的生命57
第三节“树”调控的世界67
第三章“相配”的万物78
第一节万物都要“相配”78
第二节“相配”与万物的繁衍87
第三节“相配”与万物的存在97
第四章“平衡”的世界106
第一节“平衡”与自然的稳定106
第二节自然万物的“平衡”115
第三节人与自然的“平衡”124
第五章以“树”为基础的生产劳作135
第一节以“树”为基础的采集与狩猎135
第二节以“树”为保障的畜牧养殖144
第三节以“树”为条件的作物生产153
第六章生产劳作中的协同合作164
第一节人类生产与自然生产的协同164
第二节作物生产与畜牧养殖的协同176
第三节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合作185
第七章农业生产中的生物多样性194
第一节种植业中的生物多样性194
第二节畜牧养殖中的生物多样性204
第三节生产工具制作与利用的生物多样性215
第八章观念与生产的传承和发展225
第一节现代自然观与传统自然观的冲突225
第二节现代农业生产与传统农业生产的对立234
第三节彝族聚居地区农业的未来发展245
参考文献259
索引268
后记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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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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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有机体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综合体的多样性和变异性，也是生命形式的多样性、各种生命形式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以及各种生物群落、生态系统、生态过程的复杂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方如康等，2003）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环境的基础，维系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直接和间接地提供人类福祉的许多组成部分，包括安全、良好生活的基本原材料，健康、良好的社会关系及选择和行动的自由。然而在过去的50年中，人类行动正在彻底并在更大程度上不可逆转地改变着地球上生命的多样性，并且这一变化大多是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生物多样性危机已逐渐演变成地球危机。保护生物多样性，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
（一）现代农业的生物多样性危机
农业发展造就了人类文明，却也减少了生物多样性。多种多样的自然植被为种类很少的庄稼所代替，农业生产对自然环境的清理使原有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被破坏，依靠森林开发和灌溉农业发展造成的土壤侵蚀已使若干古文明消亡。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发达的苏美尔文明、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古文明、地中海文明、玛雅文明，都因农业生产对环境的破坏而最终消失。（Ponting，2002）然而对环境造成严重危害，并在本质上不可持续的还是现代农业。现代农业以获取高产为目标，所采取的农业措施均是围绕如何获得高的农业动植物产量和劳动生产率而展开的，而对其他非农业生物尤其是有害生物加以最大限度的限制或忽视农业活动对非农业生物产生的影响，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陈欣等，1999）
造成现代农业生物多样性危机的诱因是技术革新。正如经济学家舒尔茨所说：“传统农业中农民已耗尽了作为他们所支配的投入和知识组成部分的‘生产技术’的有利性”，（Schultz，1987）使欧洲、中国文明得以延续的传统农业对自然的改变本质上是对自然的模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部分人工化，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在这一生产方式下，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很低，人口增长和粮食供应之间不能保持一种长期的平衡，耕作和技术上改进带来的产量增长很快就被人口的增长消化，其结果就是人口的绝大部分永远生活在饥饿的边缘。现代农业以技术的有利性打破了传统农业生产的平衡，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在60年代“绿色革命”的推动下，采用高产作物品种、农田灌溉、化学肥料、杀虫剂、保护地栽培、转基因、机械化和单一化规模生产等技术，现代农业提高了生产率，然而在有效满足人口增长对粮食需求的同时，却对全球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产生了难以逆转的变化。
满足人口增长对食品的需求，高产成为现代农业的目标。追求高产带来的农业系统的集约化，加上植物育种的专业化和全球化，已经大大降低了农业系统中驯化植物和家养动物的基因多样性。当现代农业只关注较少的几种高产栽培和养殖品种时，人类几千年开发的大量重要的食用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面临消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预计，超过80%的人类膳食由植物提供，5种谷类作物便提供了60%的能量摄入。近年来，高产品种对地方品种替换等原因导致的基因遗失最多的是谷物，紧随其后的是蔬菜、水果、坚果和食品豆类。在已知的8300个动物品种中，有8%已经灭绝，22%濒临灭绝。（FAO，2010）物种灭绝和独特种群的丧失也导致了这些物种及其种群所包含的独特基因多样性的丧失。这种丧失会降低物种整体的适应能力，限制了恢复那些种群已经降到低水平物种的前景。
农田灌溉是现代农业获得产量的重要保障，自20世纪以来，农业用水量不断增长，从20世纪初每年不到600km3，到21世纪初每年超过3800km3，农业用水已占可用淡水资源的70%。设计和实施不完善的灌溉系统造成的水涝和土壤的盐碱化，不仅限制了植物生长，降低了生物多样性，也致使相当大的土壤流失以及不可持续的高运行成本。（FAO，2013）灌溉农业的发展进一步导致土地的集约利用，不仅加剧了水土流失，也使地表水受到农药、化肥污染。
化肥使作物生长良好，现代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化肥。1961~2002年，全世界化肥用量由3.1×107t增加到14.4×107t，至2012年又增长到19.5×107t。（FAO，2014）氮肥合成生产是过去50年中粮食增产的主要动力，人类生产活性氮的产量超过了自然途径生产的总量，这些活性氮撒播到陆地生态系统中，特别是森林、灌木、温带草原上，会直接导致植物多样性减少。（世界资源研究所，2005）化肥中氮磷等营养元素在河流、水体内的沉积往往会导致水体富营养化，伴随着富营养化的发展，湖泊生态系统呈现出生物多样性下降、生物群落结构趋于单一、生态系统趋于不稳定的现象，甚至失去水体生态调节功能。（秦伯强等，2013）化肥的使用不仅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也改变了农田生态环境，致使土壤重金属与有毒元素增加，造成土壤酸化并降低了土壤微生物的数量和活性，致使土壤板结，保水、供肥能力降低。（肖军等，2005）土壤退化不仅增加了对化肥的依赖性，也影响到整个农业生产基地，导致对剩余土地的过度使用和森林、牧场的开垦。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预计，到2050年，现有草原和林地10%~20%将被开垦，其原因主要是农业的扩张。栖息地丧失将造成全球范围内的物种灭绝，预计使物种数量同剩余的栖息地趋于平衡后的植物物种数量将减少10%~15%（低确定性）。（世界资源研究所，2005）。
为减少因病虫导致的产量下降，现代农业生产持续大量地使用化学农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1990年世界农药用量1.5×106t，至2011年已达4.9×106t（FAO，2014）。农药的使用不仅造成了大量农田昆虫、动植物天敌等有益生物的减少，农药导致昆虫群落发生变化，在原生态系统中受到抑制的次要种群变成主要有害种群，导致害虫暴发。农药能杀死生活在土壤中的某些无脊椎动物，使其数量减少甚至种群濒临灭绝。而鸟类则因农药残留中毒死亡或因缺乏食物而难以生存。农田长期使用除草剂，植物多样性明显减少，农药在环境和农产品中的残留也影响到人类的生理和遗传。（吴春华与陈欣，2004）
保护地栽培可以不受生产的季节性限制，使植物避开不利自然条件的影响而发育成长；可以延长或提早植物的生长期和成熟期，成倍地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但采用保护地栽培使农作物生存能力下降，作物品种一旦野化便难以获得产量。地膜能够提高地温，减少土壤水分散失，并最终提高作物产量。近年来，覆膜栽培作为一种增产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但用化学方法生产的地膜在自然界难以在短时间内降解，于是就长期残留在土壤中，大量使用的地膜成为难以消除的“白色污染”，不仅影响土壤的物理性状，降低土壤肥力，影响农作物生长发育而造成减产，同时也危害人体健康。
农业机械化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减轻劳动强度，但机械化的应用却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由机械化带来的过度耕作对土壤结构带来的破坏，加速了土壤侵蚀。在我国，机械化应用较高的东北因风蚀、水蚀所造成的水土流失相当严重，松辽平原地区，每年表土流失达2~6mm，土壤腐殖质以0.02%~0.06%的速度下降。被誉为我国粮仓的北大荒，1954年土壤腐殖质含量为6%~8%，到1980年降为1.0%~1.6%。（王乃迪，1986）由于机械化平整土地和规模化作业减少了环境和农业生产的生物多样性，在我国，森林覆盖率、湿地水平和土壤恶化水平等自然生态指标较差的地区大多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刘春，2009）
生物技术具有增产和改善农产品质量的巨大潜力，但这一技术也可能根本改变生物遗传特性，使转基因作物及其近缘物种变为杂草。在自然条件下，农作物与其野生近缘种可能杂交而产生可育性后代，转基因植物种植可能将花粉传播到野生近缘物种上，出现基因漂移而造成“基因污染”，人为地使转基因在野生近缘种（甚至远缘种）上固定下来，从而引起生物多样性的降低，使不少宝贵的种质遗传基因丢失和沦丧，同时还造成野生种的杂草化。虽然在没有选择压力的自然条件下，转基因杂种后代并不具有竞争优势而难以形成优势种群，但是由于“基因污染”而丧失的等位遗传基因与种质资源却可能永远失去而无法弥补，造成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是难以估量和计价的。（曾北危，2004）
现代农业核心是科学化，特征是商品化，方向是集约化，目标是产业化（张耀影，2005）。工业化成本效益模式使传统农业多样性的作物生产为单一化、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所取代，农业生产不再满足于自给自足，而成为经济获利的手段。由于农业、原材料和矿产资源生产所需资金程度较低，对第三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或欠发达地区来说，在市场中获取经济利益最为方便的选择就是增加经济作物种植或提高矿产资源产量，以此来增加收入。但由于缺乏技术和生计的选择，发展中国家一般受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而不能影响国际经济关系，这种关系给试图管理自己环境的贫穷国家或地区设置了特别的难题，因为在这些国家的经济中，自然资源的出口仍然占了很大的比例，尤其对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工业化国家在粮食生产中实行的经济补助，不仅影响国际粮食价格的均衡，造成一些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国家粮食生产的波动，不稳定和不利的物价动向，又使得它们进一步采取补贴政策加大对土地的过度利用。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和新的资本流动的减少，加剧了牺牲长远发展利益、导致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的不利因素。（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97）市场调控的不足以及资源市场价值的缺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大量的农产品出口不仅使土壤肥力难以弥补，也使农业生产依赖于市场网络，不仅农业生产的资源需要从市场获取，农产品的价值也需要通过市场实现。受世界市场价格的影响，农民为了维持生计，被迫开发环境脆弱的边缘地区，种植自身需要的作物。
农业是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农业的发展依赖于生态系统的健康。土壤结构和肥力决定着作物品种和产量，而土壤生物、微生物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肥力，维持土壤营养循环；非栽培植物可以在休耕时补充耕地肥力，减少水分散失；蜜蜂、鸟类、飞蛾、苍蝇是重要的授粉动物，鸟类、蜘蛛、瓢虫、苍蝇、黄蜂等在短期内可抑制虫害，增加产量，在长期内可保持生态平衡，防止草食昆虫达到危害水平；（Zhangetal.，2007）农田景观多样性给了动物和寄生昆虫以栖息地，减少了除草剂和农药的使用，还可以防止水土流失（Virginiaetal.，2007）；而作物多样性种植不仅可以减少病虫害，还可以提高农作物产量。（朱有勇，2007）长久以来，现代农业依靠高投入获得高产出，但随着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这种高产能否持续已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伴随着经济和生态的危机，粮食增产已为农业生产环境的恶化所抵消，每年各国用于土壤治理的费用不断上升。水稻、小麦等主要农作物的改良已不再有过去能达到的增产率，而严重的土壤侵蚀也使作物产量难以维持，气候变化及二氧化碳排放加剧的环境问题，由现代农业增产带来的持续的人口增长对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的压力，经济发展对粮食需求的增长，更使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难题。现代农业的生物多样性危机对农业增产提出了挑战，20世纪70年代，世界谷物产量的增长率为3%，80年代降至1.6%，90年代又降至1%，2000~2010年，增长几乎为零。（FAO，2013）
现代农业的不可持续亟须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反思现代农业造成生物多样性危机的根源，有助于我们寻求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二）现代农业生物多样性危机的根源
20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加剧，现代技术作为合乎人类意愿的工具和方法首先受到了质疑。西方文明用理性来区别人与物，韦伯将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揭示了工具理性吞噬价值理性产生的现代问题。（王锟，2005）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以合理性结合而成的工具合理性或技术合理性是理性观念演变的最新产物，当工具理性变成社会的组织原则渗透到社会结构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时，异化、物化或单面的社会和单面的思维方式及思想文化成为社会对人进行全面统治、控制和操作的深层基础。（陈振明，1996）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追问”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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