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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身影浓缩一种精神，一间厂房收藏多种人生。特殊年代的特殊抉择，让命运呈现出光怪陆离的面孔—— 写尽中国当代史*特别的青春故事，珍藏岁月洪流中*难忘的悲欢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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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小儿岭》的故事发生在“文革”结束，中央恢复高考，知青面临返城，这一特殊时期。而在黑龙江农场局下属的一个工厂——小儿岭水泥厂里的几百名知青也因各种原因做出了各种人生选择，走上了考大学、病退、困退、接班等不同的返城道路。这个工厂的厂长——老李头子，以其正直、刚毅、善良和负责任的性情教育和影响了这批年轻人，帮助他们走过了人生最困惑的一程。故事情节真实、曲折、感人，既体现了人性的自然流露又揭示了善与丑的灵魂。故事虽然区分了“好人”与“坏人”，但却脱离了好人与坏人的程式化描写，更趋近于写实。
《小儿岭》并非史鉴，而是活的“中国灵魂进行史”。《小儿岭》全景再现了知青群体返城之后，曲折的生存经历和坚忍的意志，为历史留下了这一代人追求理想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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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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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阳，男，1951年出生于哈尔滨市一个普通机关干部家庭。1968年下乡至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北大荒干了11年，直至“文化大革命”全面结束。国家恢复高考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统计学专业，毕业后留校工作，后但任教务处处长。1987年，受国家教委委派前往美国工作，担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教育领事。1991年，回国重返中国人民大学，创办学校信息产业，后个人创业。退休后，试图尝试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鸭子河》（上、下篇）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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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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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6年6月30日早晨，本来晴朗的天空上骤然泛出一串黑云，一阵冷风拂过阿什河两岸的庄稼地。地里的玉米、高粱、小麦、谷子都长出一尺多高了，漫山遍野绿油油的，被风一吹，都抱着头，弯下腰，不停地颤抖。
有一条小路，像一条黄色的丝带从绿色的田野中穿过去。这条丝带的一端系在阿什县城门楼子上，另一端则系在长白山山脉张广才岭浅山区，面向阿什河方向的第一座山岭——小儿岭。
一辆马车正在这条小路上，朝着小儿岭奔跑。赶车的老板子是个健壮的庄稼汉。他挥舞着一杆长鞭，全神贯注地驾驭着三匹彪悍的大马。车板左侧坐着一个个年轻的“满洲国”警察，穿着黑色制服。车板右侧坐着一个年轻的女护士，一身雪白的护士装。车板中间坐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士，身体十分虚弱，穿着一袭蓝色的棉布旗袍，外面套了件红色的毛线衣，靠在一麻袋草料上，两眼冷静地注视着前方。这是一位美丽，庄重，高贵的知识女性。
翻滚的黑云和越加强烈的冷风给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蒙上一层阴影。
这时候，他们后面传来机动车的马达声。车老板子脱了布衫，扬起大鞭子，拼命地抽打牲口。三匹马的蹄子都像离了地一般。马车在黄土路上急速飞驰。马达声由远而近，由小变大。一队摩托车和两辆卡车飞快地追
赶上来。车上载满了头戴钢盔，身穿黄色军服，荷枪实弹的日本兵。……这是一个天地悲号的历史时刻。中华民族的好女儿，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2团政治委员赵一曼经
抗日爱国人士搭救，刚刚逃出哈尔滨伪警察厅，却又在这里重新落入日
寇的魔爪。一场瓢泼大雨把整个世界都浇烂了。或许，那场大雨正是上苍的眼泪。
2
历史总会制造出一些无可挽回的遗憾。赵一曼蒙难的地点距离她的目的地只不过短短的二十华里。这个目的地便是小儿岭。
当时，中共北满省委军委已经从海林山区调遣了一支部队到小儿岭接应赵一曼。这支部队的番号是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珠河挺进支队独立团。这个团的团长是个刚满二十岁的鄂温克青年，叫李霄霖。
李霄霖出生在一个小作坊主家庭。他阿玛（父亲）年轻的时候在山里伐木头，挣了几个钱，在海林县城里开了一个小小的烧锅，起了个名号叫“小亚伯力”。“小亚伯力”在海林一带打出名气的时候，李霄霖出生了。那一年，他阿玛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中年得子，如获至宝。他请了个算命先生给儿子起了个女孩儿名字叫金香，为的是让阎王爷不稀罕，孩子不易夭折。
金香八岁那年，他额娘（母亲）病故。一年过后，他阿玛续弦。继母先后生下两男一女。小儿和小女最得父亲疼爱。金香渐渐地受到冷落，然后又渐渐地受到继母乃至阿玛的虐待。
到了金香十三岁的时候，他阿玛便不让他继续上学了，让他专事喂猪。他从此成了小猪倌，跟烧锅上的伙计们睡在一起。
不仅当猪倌儿，金香在冬天的日子里还得早早地爬起来，到他阿玛和继母的屋子里生起火盆，把屋子烘暖，然后到灶上，帮着厨娘生火做饭。他，沦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小长工。
当年，县城里只有一所小学。小学校里有个叫王化明的教书先生。这位王先生刚刚二十岁出头，一脸清风，一身正气，很是同情金香，曾经三番五次到他家拜访，苦苦规劝他阿玛能以慈悲为怀，继续供小金香读书。但是，金香的阿玛始终顽固不化，就是不肯让他复学。于是，王先生便常常在课余时间找到他，教他读书识字。久而久之，金香也长了不少学问。王先生成了他心目中的圣人和亲人。
一年后，也就是1931年，日本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海林县兵荒马乱，许多人都逃到关内去了。烧锅入不敷出，难以为继，金香他阿玛整日眉头紧锁，借酒消愁。
在一个暴风雪的早晨，金香生了病，发了高烧，没能爬起来到他阿玛的屋子里去生火，被他狠心的继母打了一嘴巴，扯着耳朵，从被窝儿里拽出来。这件事不仅惹怒了小金香，也惹怒了伙计们。伙计们当天就罢了工。他阿玛是个性情刚烈的汉子，说：好，不是罢工吗？不干活儿就没饭吃！于是他把厨娘打发走，拎了一桶水，把灶坑里的火浇灭了。金香盛怒之下，把他放养的一群猪统统赶到集市上卖了，换了钱，分给伙计们，把伙计们打发回家了。
如此一来，金香就闯下了大祸。他阿玛抄起猎枪追着他打，打得他一连气翻了好几个跟头，逃出家门。
无路可走，金香便跑到王先生的宿舍。王先生满以为“父子没有隔夜仇”，第二天就以调解人的姿态到金香家里去劝解，不料差点儿挨了一枪，仓皇逃回来。他无计可施，问金香作何打算。金香主意已定，决心上山当“胡子”。王先生义愤填膺地从书箱子里翻出一本《水浒传》，找出几件衣裳，凑了点盘缠，写了一封信，让他去投奔一个叫关长龙的胡子头儿。
关长龙是黑龙江珠河县人。一年以前，他还是张作霖部的一名营长。他父亲是个开豆腐坊的小业主，惨淡经营，被胡子绑了票，等到家里人把钱如数送过去的时候，却被那绺胡子撕了票。关长龙请求当地政府清剿这股土匪。当地政府力不从心。这位关营长一怒之下，私自带领他的部队上山把这绺丧尽天良的胡子斩尽杀绝了。
由于触犯了军法，他无法再回部队供职，干脆落草为寇，树了杆大旗，占山为王。不过，关长龙是个有良知有理性的军官。他给他的队伍规定了两项宗旨：劫富济贫；除暴安良。不久，这支队伍就成为一支抗衡胡子的胡子，在海林和珠河一带深得老百姓的拥戴。老百姓自愿出钱出粮养着他们。他们保一方平安，成了不折不扣的“人民子弟兵”。
金香赶到关长龙营寨的时候，这支队伍已经打出“抗日义勇队”的旗号。关长龙看了王先生的亲笔信后，把金香收在自己的营帐里，叫他当传令兵。从此，金香就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进行着浴血奋战。他由一个传令兵变成一名侦察兵，由一个普通的大头兵一步一步地变成班长、小队长、司务长、大队长。
五年后，也就是1936年年初，关长龙在一次对日寇作战中英勇牺牲了，金香成为那支抗日义勇队的首领。那时候，王先生的身份已经亮明，他是中共北满省委军委委员，兼任珠河抗日游击队司令员。这支部队的对外番号是：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珠河挺进支队。他把金香的队伍编为一个独立团，给金香起了个成人的名字——李霄霖。从此，李霄霖走上了革命道路。他的马队曾经三次冲进海林县城，杀敌无数，缴获了两列车军用物资。
接应赵一曼的行动是李霄霖成为中共党员后，接受党组织交给的第
一项任务。组织上命令他在1936年6月30日上午9点钟准时赶到小儿岭，
在那里接应赵一曼。然而事与愿违，他虽然按时赶到了集结地，但却没
有等来赵一曼。
此后，这个遗憾便一直跟随着他。小儿岭也成为他一个永不消释的
心结。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安排李霄霖到天津大学学习建筑和水泥专业。他辜负了组织上的培养，不到一年光景，便夹着铺盖卷跑回哈尔滨，说：“打死我也不去念书了。”
尽管这样，已经担任省军区副司令员的王化明王先生还是千方百计
地护着他，宠着他，一直把他提拔到哈尔滨市建材工业局副局长的位置
上。王化明逢人就说：“李霄霖——那可是天津大学的高才生啊——有本
事啊——文武双全呐！”
有一次，李霄霖不知道为了什么高兴的事情或者不高兴的事情，多喝了几杯酒，对一个部下说：“王化明是万里挑一的人尖子呀，这个老狐狸收编我那五百多人马的时候，手底下才有三十来个人，十几条破枪，却打出个大旗号——东北抗日联军珠河挺进支队。哼！就他娘的三十来个人，竟然收编了我一个独立团！老子我当时问过他：你那‘挺进支队’有多少人马呀？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有两千人！真他娘的能白胡！可我呢，我就信了！心甘情愿地听他指挥，给他冲锋陷阵，一打就是九年呐！也别说，仗打完了的时候，他——他娘的还真是统领两千人马了！”
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的时候，听了李霄霖“诉苦”的那个部下揭发了他，并且篡改了他的原话，把王化明骗了他说成
共产党骗了他。于是，他就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兼“现行反革命分子”。
历史上是土匪出身，现在又恶毒攻击共产党。不容分说，他就被“革命群众”
送到离哈尔滨五百里之外的九汀坝劳改农场强制劳动改造。
当火车开出哈尔滨的那一刻，李霄霖的心像炸了一样。他把头伸出窗外，高喊了一声：“老天爷呀，你不该让我多活这三十年呐！”
31968 年秋天，也就是李霄霖来到九汀坝的两年后，全中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两千多名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宁波和哈尔滨的老三届毕业生涌进九汀坝农场。
知青到了农场的第三天，军管会召开全场大会批斗李霄霖。那时候没人称呼他过去的职务，也没人称呼他的名字，都管他叫“老李头子”。
知青们对这位传说中的“土匪头子”十分好奇，纷纷挤到会场里看热闹。好家伙，这老李头子真是器宇不凡，一眼看上去就联想起关公关云长。他红铜色的脸膛，脑门儿冒着亮光，两道浓黑的大刀眉虎虎生威，大眼睛里的眼仁是褐色的，闪着锐利的光芒。大眼睛下面堆着鼓鼓囊囊的眼袋。鼻梁骨笔直，中间部分微微鼓出，颧骨略高。虽然是挨斗，他还是把脸上的胡子刮得精光，留着青晃晃的胡茬儿。他往台上一站，活像一尊铁塔。
军管会里有个神鬼不怵的小白脸，拿着一副审问犯人的腔调，拍着桌子问他：“老实交代——你是怎么当上抗联团长的？”
老李头子瞪了他一眼，说：“那时候没你，要是有你——这团长就给你当！”
台下爆发出一片笑声。
后来九汀坝农场派人到哈尔滨搞了几次“外调”。军管会那个小白脸又拿着一大沓“材料”审问老李头子，问他为什么不再往前多走二十里路，把鬼子干掉，把赵一曼救出来。老李头子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问题太过愚蠢，根本不值得回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心结。他无法面对一个烈士，拍着自己的胸脯说：这不是我责任。对于这个问题，老李头子是问心无愧的，但是他的心里却是一片苍白。
1969 年，九汀坝农场改制，被判了刑的劳改分子都转移到别处去了,只有一部分“二劳改”，也就是劳改释放人员和下乡知青继续留在场里。老李头子虽然被送过来劳动改造，但他没有被判刑，所以，也就留在农场里，跟二劳改和知青们一起劳动。
1970年秋天，九汀坝农场的一伙二劳改发起了一场武装暴动。二三十个手持凶器的家伙疯狂地冲进场部机关，见人就砍。农场的领导当时都被困在办公室里，慌了手脚，乱了方寸。
值此危难之际，老李头子挺身而出，没用十分钟就把场部外面的阵势布置好了。只见他跳上一辆卡车，站在车头上，一只手举着步枪，一只手操着个喇叭筒子，“啪”的一枪朝天打出去，然后对着里头，用洪钟一般的嗓门喊道：“你们这些狗日的混蛋王八蛋听着——老子我在外头把机枪架好啦！被你们杀了的人算烈士——他们家人都有抚恤金，都由政府养着！而你们呢？你们死了算头猪——猪都不如！你们的家人也要跟着倒霉！倒八辈子血霉！听见了没有？现在，老子我给你们五分钟时间——放下手里的家伙，走出来投降——听候政府处理——老子我说话算数——五分钟一过，我他娘的把你们打成筛子眼儿，叫你们碎尸万段！死了都不能再托生！”
暴动的人果然都给他震住了，乱作一团，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顽抗。为首的两个人自知没有好下场，抡起手里的撬棍，朝自己头上打下去。其余的人纷纷丢盔卸甲地跑出来，抱着脑袋，乖乖地蹲到墙角下。
那场流血冲突中有五名无辜群众被暴徒打死，有十几人受伤。最后，那伙暴徒统统被处决了。
1972 年，老李头子被黑龙江农场局任命为九汀坝农场场长。
那个当年整治过他的那个军管会的小白脸儿退伍后却落在他的手下。那家伙满以为老李头子也会跟其他摘了帽子的“走资派”一样，能够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不计较以前的恩恩怨怨。没想到，就在他嬉皮笑脸地走过去敬酒的当口，老李头子手一扬，“啪”一巴掌打在他那张细皮嫩肉的小白脸上。他往后踉跄了几步，没能站稳，“咣当”一个跟头摔在地上。这家伙从地上爬起来，痛哭流涕，又伸出巴掌抽了自己两个大耳光，惹得周围一片嘲笑。
过大年的时候，王化明司令员派了辆吉普车，把老李头子接回哈尔滨喝酒。老李头子喝着酒，津津有味地讲述他如何整治小白脸儿的事儿，讲得有声有色。讲完了，他问王司令员：“你说我这干法是不是有点儿缺德？”
王化明说：“怎么是缺德呢？疾恶如仇，干得好！痛快！”老李头子说：“不是说君子要‘以德报怨’吗？”王化明说：“你这人呐，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爱读书，读了点书也不求
甚解。‘以德报怨’这句话是人们的误解，是断章取义。孔老夫子的整句话是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意思是说：如果以德报怨，那么拿什么来报德呢？所以呀，应该是以怨报怨，以德报德。”
老李头子说：“啊？那不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王司令员呷了一口酒，说：“差不多吧。”老李头子一拳头砸在桌子上，说：“亮堂！真他娘的亮堂！圣人就
是圣人！一点儿也不虚伪！”
1974 年年底，有个北京知青调到场部机关工作，给老李头子当秘书。这个知青一走到老李头子的身边，就走进了一个关于“小儿岭”的故事。这个知青就是我。
我叫齐宁，齐天大圣的齐，宁静的宁。这种说法自相矛盾，甚至是分裂。其实，人类就是一种自相矛盾，并且具有分裂基因的动物。小儿岭的故事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一个旧的时代终结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新旧时代所碰撞出来的火花，燃烧着正统观念的藩篱。于是，整个社会的精神不可避免地分裂了。
4我刚一到老李头子身边，他就向我交代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帮他给农场局党委写一份报告：建立小儿岭水泥厂。
他的想法是：农场局下属四十个农场，二十多万职工，住的都是土坯房子，冬天冷夏天热，年年盖年年塌，不是个长久之计。为什么农场人不能像城里人那样住上砖瓦房，甚至是楼房呢？农场职工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他们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才会提高。可是，当前的问题是：砖好打，水泥难解决。此外，农场的粮囤是土的，场院也是土的，如果统统换上水泥的，那生产效率不知道要提高多少呢！
老李头子讲着讲着激动起来。我也跟着激动起来。至于建设这个水泥厂是必要的，但为什么一定要建在小儿岭？我当时并没有多想，只是听老李头子说：水泥的原料是石灰石，小儿岭是个盛产石灰石的地方。
一个星期过后，我以老李头子个人的名义写好了报告，呈送到农场局党委。
过了一个月，农场局党委批复道：“请李霄霖同志再写一份组建水泥厂的可行性论证报告。”
老李头子接到这个批复后高兴得像个孩子。他没有把下面的任务交给我，而是写信给他原先的工作单位——哈尔滨市建材局。建材局里有一位精通水泥生产工艺的工程师。老李头子就请他来帮助写这份“可行性论证报告”。
不久，这个人来了。他是个高级工程师，叫王家纯，当时都六十岁了，瘦骨嶙峋的。他不但自己来了，还带了一个人来。这个人是个中年的技术员，长得像个苏联人，高头大马，大家懒得记他的真名实姓，都管他叫“瓦西里”。
老李头子宣布：“小儿岭水泥厂筹建处正式成立！筹建处成员有：我老李头子、王家纯总工程师、瓦西里同志，还有我们场部秘书——齐宁。”
老李头子自然是筹备处的主任，总览大局。那两位哈尔滨来的技术人员是主要角色。我的任务是伺候他们几个人。他们需要我抄抄写写的时候，我就当秘书。他们需要我打饭、烧开水、买东西、收拾屋子的时候，我就当勤务兵。
有一天，瓦西里说厕所臭，臭不可闻。他叫我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解决一下。其实，农场就是农村，尽管是场部，厕所也都是旱厕，大粪池子四敞大开，怎么可能不臭呢？我绞尽脑汁，联系上机关食堂的种菜班，请他们每天清早都要来掏一次大粪。然后，我又找了些白石灰，把厕所里面的墙壁都刷了一遍，又到卫生院讨了消毒水，每天亲自去喷洒两次。
这样的日子过了整整一个月。王工程师和瓦西里技术员洋洋洒洒地写出一份六十万字的可行性报告书，装订成五个分册，齐齐整整，呈送给农场局党委。
文件上交了，王家纯和瓦西里也就没事可干了。老李头子打发他们俩回哈尔滨，宣布筹建处暂时停业。这两个人临走，老李头子从口袋里掏出六十块钱，交给我，叫我把这两位神仙送到鹤岗火车站，再给他们买好火车票，送上车。我说：“火车票连二十块钱都用不了，为什么要带六十块钱？”
老李头子拍了我一巴掌，说：“请人家来干活儿还能不给工钱？”
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我才知道：这两个人完全是老李头子自费聘请的。他们在九汀坝的食宿及一切开销，包括往返路费都是由老李头子个人掏的腰包。
在护送他们到鹤岗的路上，我问他们俩知道不知道这趟公差是老李头子私人出资，王家纯说，知道。瓦西里显得不以为然，说：“小伙子，不仅钱是他私人出的，就连那个‘筹建处’也是他私自开办的呦。哈哈哈——哈哈哈——”
于是我把剩下的四十元钱分成两份，一份三十元，交给王家纯，一份十元，递给瓦西里。
王家纯拿了钱，寻思了半天，对我说：“虽然我家里孩子多，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我也不能要老李头子的钱。他拿私钱干公事，我敬他还敬不过来呢，怎么能要他的钱呢？你把钱拿回去，跟他说，他什么时候需要我，就给我捎个信，我随叫随到。”
说完这话，他把钱塞到我手里。
瓦西里本来已经把钱装进口袋里了，见王家纯退了钱，也从口袋里把钱掏出来，说：“对，对对，不能拿老李头子的钱，怎么能拿他的钱呢？是不是？”
瓦西里虽然这样说，但钱却一直在他手里攥着。我伸手把钱抽了回来，说：“谢谢啦！”
可行性论证报告交上去就石沉大海了。老李头子曾经多次打电话催问，还专程跑到农场局去游说了几次，都没能撼动农场局领导们的寸寸柔肠。
时光飞快，一晃就是一年过去了。老李头子要办水泥厂的心思不但没有消减，反而与日俱增。他甚至跑到小儿岭勘察，一去就是五六天，一年里去了两次，每次回来人都瘦下去一圈。虽然人瘦了，但他精神头却很足。我按照他的指示，先后又给农场局写过六次补充报告。
1976 年的年初，中苏关系有所缓和，国际国内的大形势都发生了些
变化。中央开始考虑撤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把兵团的七十几个
团改建为农场，与原农场局合并，统一成立黑龙江农场总局。这个风一
吹下来，省里就先行一步，换了农场局的领导班子。新到任的总局局长
是个副省级的干部，认得老李头子。于是，老李头子便趁机登门拜访了
这位新局长，苦口婆心地劝他采纳组建小儿岭水泥厂的方案。
摆在新局长面前的是一个拥有一百多个国营农场的现代化农业生产
集团，承担着建设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的重任。他不能不思考这个集
团和基地的系统化架构。经过快速调研，他最终拍了板——启动小儿岭
水泥厂计划。
消息传到九汀坝，老李头子兴奋得彻夜不眠。一大早，他就打电话
给哈尔滨建材局，请那两个神仙再来九汀坝，共商建厂大计。打完了电话，
他跑到场部外面那道十几米高的水坝上，举起两臂，迎着风，喊了一嗓子：“我佛慈悲呀！”
看着他那兴奋劲儿，想起他一年来，为了在小儿岭建厂而呕心沥血的日日夜夜，品味他一个花甲老人所付出的艰辛，我百感交集。但我只能体会出：到了小儿岭，老李头子就离家近了，却无法知道：召唤老李头子的，竟是小儿岭上空的一缕忠魂。
1976 年4 月1 日，农场总局党委正式下达组建小儿岭水泥厂的命令，并任命李霄霖同志为小儿岭水泥厂厂长。
按照总局的部署，老李头子要从九汀坝农场挑选一批建厂人员，于5 月到6 月之间进驻小儿岭。
有谁不愿意跟着老李头子去呢？第一，小儿岭离哈尔滨只有百十里路，一个多钟头的火车。对于哈尔滨知青来说，那不就跟返城了差不多了吗？第二，九汀坝毕竟是农场，农场职工实际上就是挣工资的农民。小儿岭是工厂，到了小儿岭就算是工人，吃商品粮，落城镇户口，对于当时的人来说，那不是政治地位的改变吗？有谁不愿去呢？
因此，报名的人就像一片海洋。老李头子烦了，干脆把选拔工作压到我的头上。
我对这项工作一丝不苟。根据水泥厂的工作性质，岗位需求，一个一个地认真挑选人才。结果，选中了的人并不领情，他们拍着胸脯，觉得当之无愧，非他莫属。没选中的人就站在大街上骂道：“齐宁——我操你八辈祖宗！”
前前后后，我一共挑选了三百多人，都是有用之才。老李头子看了名单后皱起眉头，问：“怎么都是男的？”
我说：“建厂阶段都是些力气活儿，炸石头盖房子什么的，女人派不上用场。”
老李头子说：“哎呀，我的秀才呀，你没读过‘愚公移山’吗？愚公靠什么搬走那两座大山的呢？靠的是子孙后代！儿子生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呐！怎么能生出子孙后代呢？得有女人呐！你想想，一头钻进秃山野岭里，上哪儿找女人去？咱们九汀坝
那么多漂亮姑娘，留着干啥？统统带上走！愚公移山去！”
到了五月底，奔赴小儿岭的一切准备都已经就绪，只等老李头子一声令下。然而，他却拖着，迟迟不肯动身。
他在等待一个日子。
1976年6月30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老李头子带着九汀坝农场的男女老少四百多人，浩浩荡荡开进了小儿岭。
一下火车，老李头子便老泪纵横。他冲着山上，迎着山风，使出浑身的劲儿，喊道：“四十年啦！整整四十年呐！我李霄霖回来啦！”
5小儿岭是一座不太高、不太大、不太陡峭的小山，方圆五六十里。山上也没有很大的树。树都长在半山腰以上的部分，清一色的针叶林。因此，一年四季，山的上半截都是绿色的。山腰以下的部分是缓坡，都种了庄稼，主要是玉米。因此，半年是绿色的，半年是黄色的。这种情形开始于“学大寨”运动。小儿岭人民公社把农民组织起来，开发了山脚下的土地。“文革”期间，农民又把半山腰以下的树统统砍光了，把山腰以上的大树也砍光了，能卖钱的卖钱，能盖房子的盖房子，能打家具的打家具，能当柴火的当柴火。到了“文革”中后期，公社响应“学大寨”的号召，在砍了树的山坡上种起了粮食。结果是：多收了几百担粮食，却毁了几百亩林地。没想到的是：山林生态被破坏以后，小儿岭雨水失调，旱涝不保，连年招灾。尽管种植面积增加了几百亩，但粮食产量却大幅度下降。小儿岭地区农民的日子很不好过。小儿岭变成了穷乡僻壤。
小儿岭山下先后建起了四个工厂，都是“文革”期间搞“小三线”时，从哈尔滨搬迁过来的。一个是钢铁厂，一个是化肥厂，一个是拖拉机配件厂，还有一个是柴油机厂。这些工厂都与小儿岭上的石头无关，但与当时的战略部署有关。
因此，小儿岭的一部分农民都有“上下通吃”的习性。往上“吃”，是吃半山腰以上的林子。树长大一棵就被伐走一棵。往下“吃”，是吃那几个工厂。具体点说，就是偷那几个工厂里的东西卖钱花。小儿岭公社的墙上写满了标语。最醒目的一条就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我们水泥厂建在小儿岭西面山脚下的一片荒地上。为什么会有一片荒地呢？原因是这片地的西侧有座小山包，把这片地夹成了一道山沟。山沟的地势低洼，每逢雨水大的年份，这片地里就收不回什么粮食了，所以，农民不要它，它就成了荒地。
这片荒地也就有一平方公里。它的南端连接着哈尔滨至牡丹江的省级国道——哈牡公路。哈牡公路往西一段，也就是小儿岭到哈尔滨一段，正是四十年前赵一曼走过的那条黄土铺成的小路，于1965年扩建成一条双向车道的柏油马路。
荒地的北面朝着火车站，离火车站只有两公里路，中间隔着小儿岭公社，也就是小儿岭镇。从车站到小儿岭镇有一条坑坑洼洼的沙石小道。从小儿岭镇再到那片荒地便无路可走了。
那一年，老李头子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他自己背着背包，领着我们在齐胸高的草丛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着，走了半个多钟头，总算到了那片荒地。也就是我们未来的厂区。我们未来的厂区实际上是一片荒芜的沼泽。一进入这片沼泽，人们的鞋和裤腿都泡在水里。一个个都皱起了眉头。
只有老李头子的眉头是舒展的。他的眼睛里闪着亮光，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这片荒蛮之地上的新鲜空气。
我们披荆斩棘的日子从此开始了。
就在老李头子带领九汀坝四百多愚公愚娘开进小儿岭，辅好了从小儿岭镇到厂区那一段荒野上的土路之后，陈天放书记带领清水河农场的人也来到小儿岭。
清水河农场一共才来了五六十人，清一色是干部。即便是知青也是提了干的知青。
陈书记是农场总局派遣到小儿岭水泥厂的党委书记。他一到就开始组建厂党委，配置全厂的各级干部。半个月一过，小儿岭水泥厂的组织机构便建立健全，各级主管领导，各级领导班子配备得整整齐齐。
等到水泥厂机构设置和干部任命文件一公布，我突然觉得一片乌云遮在头顶，冷风阵阵，山雨欲来。厂党委、厂部机关、厂部所属单位、各车间主管，差不多全是清水河的人。清水河来的五六十个人成为小儿岭水泥厂的骨架，自下而上，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陈书记是这座金字塔的顶尖，他坐在塔尖上，由他的“四大天王”，“八大金刚”托着，牢牢地控制了水泥厂的神经和躯体。
我把干部任命文件在组织科干事荣博时面前晃了一晃。他不声不响地接过去，慢悠悠地抽着烟，眉头越皱越紧，最后叹了口气，说：“完了完了！陈书记太厉害了，老李头子玩不过他。”
陈书记看上去比老李头子年轻，有五十岁左右，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皮肤白皙，眉清目秀，温文尔雅。他穿了身藏青色咔叽布中山装，一双千层底的黑布鞋，背着手，走路的样子透出无比自信的淡定，让人肃然起敬。
这位风度优雅的书记是个湖北人。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北洋大学念书，读的是建筑专业。1943年，他秘密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抗日斗争。抗战胜利后，他转入北平，从事与国民党政府的地下斗争。北平解放后，他被组织上安排在公安部队里从事政治工作。
1955年，身为营教导员的陈天放，带领一个连队的公安战士押送七百多名被政府判了重刑的劳改犯来到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的边境地带，组建了清水河劳改农场。1964年“四清”运动过后，他便担任了清水河农场的党委书记。
也就是在那一年，他爱人病逝了。一个跟他朝夕相伴，心心相印的同学、战友、爱人离他而去，给他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尽管当上了党委书记，他却无心工作，整日整夜挣扎在悲痛的漩涡里。
这样的日子足足过了两年。这两年里，农场场长兼党委副书记周越山默默地承担起全场的工作，大事小情，风风雨雨，一概替陈书记扛着、挑着、挡着。陈书记呢，他背着手，在清水河边缓缓地走着，时而仰起头，注视着变幻莫测的苍穹，时而低下头，观赏着静静流淌的河水；时而望着远方的原野，高声吟诵几句唐诗宋词，时而盯着眼前的草木，喃喃自语。
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把他从万丈红尘里拖了出来。他被造反派揪到台上，戴上白报纸糊成的高帽子接受批斗。
那些挨斗的日子里，他时时刻刻都要绞尽脑汁地思考“革命群众”揭发出来的那些形形色色的“问题”，把失去爱人的痛苦淡忘了。都是些什么“问题”呢？有的人揭发他是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人揭发他是个“叛徒”、“特务”。其实，他什么都不是。他忠心耿耿地干了二十多年革命。只不过这两年里他懈怠了、沉沦了，他被一种无与伦比的痛苦压在清水河畔的树丛里。他有时恨不得纵身一跃，跳进那条被残阳映红了的河流，随着河水融入浩瀚的海洋，然后融入宇宙之中，在那里找回他的爱人，也找回他自己。
虽然，处境十分艰险，陈天放毕竟是长期地下斗争历练出来的人精。他凭着自己机智的天赋，凭借着他清醒的头脑、缜密的思维、广博的学识和勇敢的心态把那些站出来揭发他种种罪行的人统统变成跳梁小丑。前前后后就那么一年的工夫。
1968年冬天，他被“解放”了，进入“三结合”的场革委会班子，当上场革委会副主任。那一年里，清水河农场迎来了好几千名各大城市的知识青年。不久，陈天放就在全场职工，特别是知青们的心目中脱颖而出，可谓众望所归。
农场革委会主任是个军代表，豪气冲天。他对于陈天放在群众中日益高升的威望一点儿都不嫉妒，反而站在群众之中摇旗呐喊，大树特树陈副主任的绝对权威。他说他自己不过是个“丘八”，陈副主任文韬武略，只有陈副主任才能带领清水河的革命群众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说着说着，他又着手帮助陈天放续弦，在县城里挑选了一位百货公司的售货员，诚心诚意地介绍给老陈。
这位售货员叫姚丽荣，当时只有二十六岁，体态轻盈，人长得也有几分姿色，皮肤白净，眉毛、眼睛、鼻子、嘴都是细长细长的，算得上清秀，是县文工团的业余演员，擅长报幕。
陈书记这几年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当爹又当妈，清欲寡欢，吃了好些苦头，也觉得应该有个正常的家庭了。他跟姚丽荣见了几次面，觉得还可以，不过就是觉得她文化水平太低，没啥品位，要是跟自己的前妻一比，那前者是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后者简直就是个粗枝大叶的使唤丫头。
介绍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嘛，上炕一把剪子，下炕一把铲子，只要伺候好丈夫、孩子就是好样的，要那么多文化水儿有个球用？
陈书记说：“可也是。”
1971年春节，革委会主任——军代表同志调回部队了。陈天放恢复了党委书记的职务，重新回到第一把手的位置上。姚丽荣正式成为他第二任妻子。她的工作关系从县城调到清水河农场，在场部仓库里当出纳员。她除了兢兢业业地干工作，就是全心全意地伺候陈书记和两个孩子，成为陈书记的贤内助。一年后，她为陈天放添了一女。这个女孩儿长得十分俊俏，聪明伶俐，深得陈书记的喜爱，以致爱不释手。一家人其乐融融。
新家、新欢、新爱让过去的日子完全过去了。陈天放对前妻的怀念之情渐渐散去。后来，姚丽荣又入了党，先后成为场部的机要员、组织干事。
1976 年6 月，陈天放奉农场总局党委之命，组建小儿岭水泥厂。他携妻带子，领着他在清水河的得力干将们踌躇满志地来到小儿岭。
他的亲信大将有四员。
第一员大将是周越山。老周是跟他最心贴心的人，当年跟随他一起押解劳改犯从北京来到清水河。周场长不仅在陈书记丧妻的头两年里担起全场的担子，而且在“文革”之初还替陈书记挨了一扁担，伤了肾脏，
落了个半残。有一次造反派开大会批斗陈天放。一个造反派头头宣读了一份揭发他的材料，问他是否属实。他说：“纯属无稽之谈，完全是捏造。”造反派头头说：“捏造？要说捏造出一两句假话也有可能，难道人
家会有鼻子有眼儿地捏造这么多罪行来？”陈天放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造反派说：“好好好，嘴皮子我耍不过你，有理你跟它说去。”他向身后一挥手，台下立刻冲上来三四个操着扁担的武将。周越山
当时也在批斗现场，就站在陈书记身边。他见势不妙，连声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他一边喊，一边用身体护住陈书记。结果，有个造反派“啪”的一扁担打过来，正打在他的后腰上。当时，他只觉得腰杆子像断裂了一样疼痛难忍，豆粒大的汗珠一颗接一颗地从头上滚下来，然后就昏厥过去。在以后很长的日子里，老周总是觉得腰疼，到哈尔滨劳改局医院一检查，发现左肾已经萎缩了，没有功能了……
这一回，陈天放把老周带到小儿岭，安排他当副书记。虽说也是副书记，可人家老周在清水河是一场之长，现在仅仅是个副书记而已，厂长的位子已经被总局指定给了老李头子。陈书记说：“委屈你啦！”
老周说：“委屈啥？我呢，一来不懂专业，二来身体差劲儿，不当厂长是应该的。小儿岭靠着哈尔滨近，要是有个病啥的上医院方便。陈书记你能想着我，带着我，我就心满意足啦！工作上的事情你放心，我能使十分劲不使九分九！”
陈书记拉着他的手，久久不放，眼泪在眼眶里闪着亮晶晶的光芒。第二员大将要算得上黄立仁了。黄立仁是个大学专科毕业生，原先在黑龙江省公安干部学校当教员，后来调到清水农场当教育科科长。这
个人足智多谋，一直是陈书记的高参。
有一年，陈书记碰上个难缠的下放干部。这个人有点资历，还有点背景，装了一脑袋鬼点子，因为犯了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从省劳改局下放到清水河农场。他一来，就跟陈书记找别扭。他听说陈书记夜里睡不好觉，故而有午睡的习惯，缺了午觉整个下午就打不起精神来。于是，他一到午休的时候就去敲陈书记的门，愁眉苦脸地说要跟书记交交心。他说他这颗心呐——已经给蹂躏得细碎细碎的啦！那就谈呗。他东拉西扯，胡言乱语。下午上班的铃声一响，他立马收场，说要工作去了，明天再谈。第二天，这家伙又故技重演一遍。一而再再而三。过了三天，陈书记的血压升到一百八十。
遇到这种滚刀肉咋办呢？黄立仁说：“好办！”
黄立仁找到这块滚刀肉，说：“你呀，人才难得。陈书记还真想跟你好好交交心哩，只是中午时间太短，怕是谈得不深不透。这样吧，明天下班你在家里等着，陈书记去找你谈，具体时间先不定，只要陈书记一有空儿，他就去找你。”
当晚夜里十二点钟，滚刀肉睡得正香正甜，一阵敲门声把他拍起来。他披上衣裳开门一看，来人正是陈书记。陈书记在他屋里坐下，不慌不忙，拿出个小本子，一本正经地请这位干部畅所欲言。滚刀肉恨不能找根火柴棍把眼皮子支起来，那里还有胡扯乱拉的精力？他勉强应付了一阵子，就推脱说今天实在没有思想准备，改个时间再谈。
第二天中午，他想反戈一击，可是陈书记不在家，他扑了个空。午夜一点钟，陈书记又找上门来。如此一连三天，滚刀肉实在顶不住了。
他找到黄立仁，苦苦哀求，说：“您跟陈书记说说，请他大人不记小人过，饶了我这回吧，我他妈的再不敢犯上作乱啦！”
这次小儿岭创业，陈书记对黄立仁委以重任，任命他为党委常委、政治处主任。
第三员大将是孙学民。
这位老孙同志是清水河农场的财务科科长，本事是算账，人称“一笔清”。孙学民对工作尽职尽责，而对陈书记的个人感情一般，算不上陈书记的死党，而且跟任何一位领导都保持等距离，绝对不会有亲有疏。
陈书记呢，偏偏就欣赏他这一点，更是欣赏他的业务能力。水泥厂的财务要比农场复杂得多，有买进有卖出，出出进进，财务上没个责任心强而且业务能力超群的人把着还行？这样，孙学民就成了小儿岭水泥厂主管行政的副厂长兼任财务科科长。
就是第四员大将有点儿麻烦。这个人就是陈书记的继任夫人姚丽荣。
姚丽荣像坐上了一架直升机，“呼”地一下，平地而起，成为厂党委委员，政治处组织科科长。
除了以上这些人，各中层单位的主管一把手几乎都是清水河的人。什么劳资科科长，供销科科长，技术科科长，生产科科长，宣传科科长，医院院长，学校校长，各车间主任等。不过，倒是也给九汀坝农场的人留了几个正职席位，诸如：采石大队大队长及下属爆破连连长，运输连连长；基建大队大队长及下属各工程连连长；附属农场（蔬菜供应基地）主任等。
荣博时的雅号叫荣博士，是1968年下乡的上海知青，原来担任九汀坝农场的团委副书记。团委副书记虽说是一个正科级干部，但因为团委书记是由场党委一名主管知青工作的副书记兼任的，所以，团委副书记是实际主持团委工作的人物，故而进入了场部领导核心。
这次组建，团委副书记一职被清水河人士占据了。荣博士被安排在组织科当干事，具体任务是协助姚丽荣开展工作。不升反降，只见荣博士两道眉毛尖上拧出个疙瘩，一口接着一口地抽烟，一双又鼓又圆的小眼睛在眼镜片后面叽里咕噜地乱转。
说起来，他已经三十岁出头了。下乡前是老高三毕业生，而且是学校里的高才生。他毅然下乡到九汀坝农场，努力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是抱定要在农场扎根的人。他曾经豪迈地写下
“千斤铁锚沉到底，风吹浪打不动摇”的誓言。但是，他在乎“进步”， 在乎“成长”，他要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现在，他如何承受得了非但没“进步”反而“退步”了的事实呢？
至于我，我也搞不清我自己是不是“退步”了。一开始在九汀坝农场当宣传干事，后来当了场部的秘书。这秘书算哪一级的干部呢？我自己也不清楚，反正农场里不管升了什么官儿，工资一律不变，叫作“提职不提薪”。如果官职是些带长的，比如生产队长、分场场长、科长、场长，那就很好确定级别了。但是，秘书是啥级别？谁也说不清，而且，谁都不敢问。我也不敢问，爱是啥是啥，反正工资都一样儿。不过这次奉老李头子之命，主持挑选转调小儿岭水泥厂的人员，可算是正了名分。场部人事科、劳资科的科长统统在一边配合着我，对鄙人我唯命是从。你说，我还能不算个科级干部吗？最差也是副科级吧？
然而，我被分配到宣传科，当一名普通的宣传干事。但是，我不在乎。我不像荣博士那样。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要在农场
“扎根”。我认为农村的天地实在太小了，在那里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我一直在等待上大学的机会，等待着——像大雁一样，朝着浩瀚的天空展翅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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