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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以新中国60多年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立足于第一手资料,以时间发展为脉络,动态的、系统的、实证的阐明1949年至今教科书编辑出版的时代背景、编审制度、主要机构、编撰群体、内容概要、 形式体例等方面发展演变的过程,总结新中国不同历史阶段教科书发展的特点,形成有关教科书研究的科学态度与价值视野,探求中国当代教科书发展的客观规律,增强创建有中国特色教科书制度的自信心。本书是基于作者多年的课程与教学论专业 教学与研究、长期的关于新中国教科书学术思考及系列研究论文、大量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个人收藏的基础上撰写的,既是研究新中国教科书史的系列学术专著,也可用作教育史、学术史、知识史等相关学科的专业教材和高校公共课教材。同时,本 书系对以教科书为中心的各项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奠定了该项研究的文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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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主编石鸥,男,1956年生于湖南新宁,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博士及教育学博士后导师、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级精品课程主持人、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发研究学科方向带头人、全国教育实验研究会副理事长、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研究湖南师范大学中心”主任、湖南省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湖南省首批12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才、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湖南省教学名师、湖南师范大学科研标兵、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持并完成课题20多项,先后获得国家级和省级奖励5项,目前已出版学术专著11本,主编教材20多本(包括国家课程标准教科书8本),其中2本列为教育部全国优秀教师教育教材,在省级及以上刊物发表论文1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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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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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自然常识
概述 2
第一章 从生物界自然常识到无生物界自然
——新中国成立初期17年自然常识教科书的探索(1949—1966) 9
第一节 在过渡统一中“苏化”(1949—1955) 10
一、全国大范围使用的自然常识教科书 10
二、人民教育出版社初步统一教科书 18
三、日益“苏化”的“无生物界自然”课本 23
四、其他自然常识教科书 28
第二节 在模仿探索中本土化(1956—1965) 30
一、《小学自然教学大纲(草案)》及教科书 30
二、各地改编的自然教科书及自编的《农业常识》 34
三、自然教科书的重新统一
40
第二章 从学工学农学军到工农兵常识
——“文革”10年自然常识教科书的混乱(1966—1976 46
第一节 内容混乱的常识教科书(1966—1971) 47
一、以《科学常识》命名的教科书 47
二、以《常识》命名的教科书 55
三、《农业常识课本》与《工农兵常识》 60
第二节 不断修整的常识教科书(1972—1976) 63
一、教育整顿中关注基础知识 63
二、“批林批孔”运动冲击下的教科书 64
三、各地新(改)编《科学常识》及《常识》教科书 65
四、常识课本的变异——《反孔和尊孔斗争的故事》 72
第三章 从知识性读本到科学启蒙教材
——改革开放30年自然常识教科书的繁荣(1976—2011) 74
第一节 知识性的《自然常识》(1976—1980) 75
一、暂时过渡的自然常识教科书 75
二、注重知识的统编《自然常识》 76
第二节 科学启蒙的《自然》(1981—1991) 78
一、科学教育由知识性转向知识性与教育性兼顾 78
二、注重科学启蒙的《自然》 79
三、《全日制小学自然教学大纲》(1986年)及相应自然教科书
82
第三节 多样化探索的《自然》(1992—2000) 85
一、小学一至六年级设置自然课 85
二、“八套半”自然教科书
86
三、各地实验自然教科书及乡土自然教科书 92
第四节 培养科学素养为核心的《科学》(2001—2011) 96
一、从小学到初中开设“科学” 96
二、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科学》 98
三、修订教学大纲自然教科书 112
第二篇 物
理
概述 116
第四章 从“同心圆放大”到“螺旋式上升”
——新中国成立初期17年物理教科书的精简(1949—1966) 123
第一节 频繁修整的物理教科书(1949—1955) 124
一、精简物理教科书的改革
124
二、几种主要物理教科书
125
三、物理教学计划变动及课程标准(草案)颁布 131
四、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物理教科书及其讨论 134
五、《中学物理教学大纲(草案)》颁布及教科书发展 139
六、不断精简的物理教科书
142
第二节 借鉴发展的物理教科书(1956—1966) 144
一、《中学物理教学大纲(修订草案)》颁布及教科书发展 144
二、物理教科书编写权力下放 148
三、学制改革及补充物理教科书 150
四、重新统一的物理教科书
152
第五章 从“学即能用”到“三机一泵”
——“文革”十年物理教科书的颠覆(1966—1976) 160
第一节 支离破碎的物理教科书(1966—1971) 161
一、天津延安中学试用课本《工业基础知识》及四年制《物理》课本 161
二、吉林省梨树县革命委员会参与起草的《农村中、小学教育大纲(草案)》 165
三、上海市中学暂(试)用课本《工农业基础知识》 165
四、其他省市的《工农业基础知识》及《物理》课本 169
五、变异的物理教科书——《生产斗争知识》 180
第二节 开门办学的物理教科书(1972—1976) 180
一、理论与实践的纠葛
180
二、恢复名称的《物理》
181
三、仍以《工业基础知识》命名的物理教科书 189
四、专门性物理技术教科书
190
第六章 从知识型教材到科学探究资源
——改革开放30多年物理教科书的提升(1976—2011) 194
第一节 追赶现代化的物理教科书(1976—1980) 195
一、物理教科书的暂时过渡
195
二、全日制十年制物理教科书 196
第二节 不断调整的物理教科书(1980—1992) 199
一、五年制、六年制初中《物理》 199
二、高中物理教科书甲、乙种本 200
三、物理教学大纲的修订和物理教科书的修订 202
第三节 “一纲多本”时期的物理教科书(1992—2000) 203
一、义务教育八套半之物理教科书 204
二、高中必修与选修物理教科书 208
三、实验型物理教科书
211
第四节 注重科学素质的物理教科书(2001—2011) 213
一、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 213
二、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 221
三、修订教学大纲后的物理教科书 227
四、上海课程改革物理教科书 228
第三篇 化
学
概述 232
第七章 从“描述”到“生产技能”
——新中国成立初期17年化学教科书的求索(1949—1966) 239
第一节 交替变化的化学教科书(1949—1956) 240
一、《中学化学精简纲要(草案)》颁布 240
二、主要化学教科书
241
三、从化学课程标准到化学教学大纲 245
四、逐步统一的化学教科书
247
五、不断精简的化学教科书
251
第二节 联系生产的化学教科书(1956—1966) 253
一、《中学化学教学大纲(修订草案)》颁布及教科书 253
二、重新编译中学化学教科书 255
三、化学教科书编写权利下放 256
四、学制改革化学教科书
257
五、补充化学教科书
258
六、重新统一的化学教科书
260
第八章 从“化工”到“生产引路”
——“文化大革命”时期化学教科书的变异(1966—1976) 264
第一节 打破体系的化学教科书(1966—1971) 265
一、上海市中学暂(试)用《工农业基础知识 化工部分》 265
二、其他省市的《工(农)业基础知识 化工》及《化学》 267
第二节 波折反复的化学教科书(1971—1976) 273
一、恢复名称的《化学》
273
二、其他化学课本 279
第九章 从“物质合成”到“科学实验”
——改革开放30年化学教科书的发展(1976—2011) 281
第一节 强调知识的化学教科书(1976—1981) 282
一、化学教科书的暂时过渡
282
二、全日制十年制化学教科书 284
第二节 不同水平的化学教科书(1982—1991) 288
一、五年制、六年制初中《化学》 288
二、高中化学教科书甲、乙种本 290
三、教科书多样化的制度启动和化学教科书的修订 293
四、地方自编化学教科书
294
第三节 不断繁荣的化学教科书(1992—2000) 296
一、义务教育八套半之化学教科书 296
二、高中必修与选修化学教科书 301
三、地方自编的化学教科书
303
第四节 注重实验探究的化学教科书(2001—2011) 305
一、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 305
二、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 312
三、修订教学大纲化学教科书 320
四、上海课程改革的化学教科书 324
第四篇 生
物 学
概述 328
第十章 从“米丘林学说”到“摩尔根学说”
——新中国成立17年生物教科书的发展(1949—1966) 335
第一节 全面苏化的生物教科书(1949—1955) 336
一、过渡时期的主要生物教科书 336
二、生物课程的改革
340
三、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统一生物教科书 342
第二节 结合国情的生物教科书(1955—1966) 348
一、《中学生物教学大纲(修订草案)》颁布及教科书 348
二、生物课程的再次调整
352
三、各地编写生物教科书
353
四、再次规范的生物教科书
355
五、《农业基础知识》课本
358
第十一章 从“三大作物”到“田间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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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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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的力量
教科书是重要的启蒙文本。“教科书”一词,是19世纪70年代末由基督教传教士首先使用的。一般认为,教科书是根据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订的、系统地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教科书作为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实施的最主要载体,在学生个体成长中扮演了主导启蒙的角色。教育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塑造人,但教科书毫无疑问是主要的塑造力量,这种力量的影响不是突发的过程,而是在教育的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中,缓慢地渗透进受教育者的生命中去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人的回忆中,都明确提及教科书的影响之缘故。如钱学森回忆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指出:“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六年······教几何的傅仲荪老师,自己编几何讲义。”莫言也曾指出:“我幼时失学在家,反复阅读家兄用过的《文学》课本,感到受益很大。我最初的文学兴趣和文学素养,就是那几本《文学》课本培养起来的。”可见,从青少年的成长来看,教科书是他们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重要来源,影响其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及创新能力的发展。在新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史上,教科书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巨大存在,是实现培养目标的最直接的手段,在基础教育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中国教科书作为国家主流价值体系、民族文化、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集中反映,其质量的好坏会影响到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教科书的发展与改革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同时期的教科书承载着不同的启蒙使命,呈现出极为复杂变化的发展态势,但始终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果割断这种历史的联系去孤立地看待和评价某一阶段的教科书改革,必然会使我们的结论失之公允和客观。基于这一认识,对新中国不同学科教科书的发展与改革的过程进行系统的回顾,阐明其“在历史之中”发挥作用,意义和价值都十分重大。
中小学教科书改革是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教科书的独特性决定了教科书改革与建设必须要有专业的学术研究引领编撰出版、实践探索、评价管理。进入21世纪之后,中小学教科书逐渐形成了多样化的格局,以专家学者、专职人员、教师和教研人员结合的教科书建设队伍正在成长,以网站、杂志创办、专题会议举行及专项培训活动开展以及大量的教科书研究的论著的产生为特征的专业引领的系统正在形成。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小学教科书的研究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教科书成为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人们从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出版学等角度关注教科书的历史变迁、多样发展、实验探索、本质特性、价值取向、内容选择、结构设计、体例变化、文化构成、审定管理、质量评价等等,大批的专著与论文不断涌现,形成教科书理论研究的一个小高潮。成绩显著,形势喜人。但中小学教科书建设仍然面临诸多复杂、艰巨的困难和问题,与正处于伟大复兴时期的中华民族对基础教育的需求、与互联网时代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与人才的多元化发展的需求,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一个有效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不同学生发展的系列化、立体化和现代化的教科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多样化格局下的教科书的特色,教科书建设的民族性、本土性、国际性的充分结合也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教科书的精致化还很不够,整体的教科书品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教科书的法制化建设、教科书的选用机制的完善等等都有待加强。为此,研究的任务还非常艰巨。为孩子而研究,为未来而研究,研究今天的教科书,研究明天的教科书,都离不开对教科书的昨天的深入了解。
《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图文史》丛书就是我们了解教科书的昨天的一个重要窗口。该套丛书是石鸥教授教科书研究团队近年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石鸥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搜集散落在民间的一本本教科书,并逐步聚集起一批热心者,组建了教科书研究团队,开始了系统性、专业化的研究。石鸥教授的教科书研究团队最早以教育部湖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为平台,从知识社会学等角度对教科书的意识形态、知识准入、控制与教化、空无内容等理论问题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探索。2005年之后全面展开了百年中国教科书的整体梳理与研究。2010年后,石鸥教授的教科书研究团队移师首都师范大学,目前已有基本研究人员数十名,学术背景涉及教育各领域,成员分别来自北京、香港、湖南、
浙江、江苏、山东、重庆、广东、广西、陕西、辽宁等全国各地。近十年来石鸥教授的教科书研究团队成果丰硕,已经出版学术专著及教科书研究丛书《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等20多本,在《教育研究》、《教科书研究》(台湾)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目前石鸥教授教科书研究团队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家出版基金等二十余项课题,成果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国家及省部级奖项十余次。石鸥教授从2013年开始每年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两岸四地“教科书研究”论坛、出版《教科书评论》等,在海内外引起了较好的反响。
《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图文史》丛书由语文、数学、外语、文科综合、理科综合、音体美组成,丛书作者基于历史经验、现实观照与未来憧憬的学术建构,既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梳理了中小学主要学科教科书60余年来的发展演变过程,更透过不同教科书知识的选择、话语的表达、插图的构成等,让我们感受到新中国不同时期基础教育发展、改革与实验的诉求和启蒙力量。这套丛书体系完整、结构严谨、资料翔实,基于实物的大量的教科书图片,既记录着新中国教科书直接的、鲜活的、详细的发展历程,也展现了丛书作者的严谨的学术态度:研究教科书一定要基于教科书实物,一定要见教科书。读该套丛书,可以对中国基础教育教科书60多年的发展脉络有较完整的理解与把握,可以为教科书的进
一步研究提供重要的学术基础。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丛书关注到少数民族教科书的发展,关注到不同版本包括许多地方教科书,关注到大量实验教科书。它为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和了解新中国教科书奠定了重要的文献基础。这套丛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教科书研究又上了新的台阶,同时也标志着我国课程教学论的探索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平台上。石鸥教授团队的研究开拓已有效地进入到课程教学论的重要领域,而长期以来我们的课程教学论研究对这一领域的关注是不够的。
60多年,在中华民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一瞬。但这60多年中小学教科书对于新中国的基础教育发展来说,又显得非同寻常。作为石鸥教授二十年的老朋友,由衷钦佩他在教科书研究方面取得的卓著成就。作为教科书研究和管理的一员,衷心感谢石鸥教授及其教科书研究团队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他们为中国教科书建设所做出的基础性、创新性的贡献。是为序。
2015年4月15日于北京
(田慧生,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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